浅谈稻作农耕文化的内涵(吴诗池 魏露苓)

妙音

吴诗池          魏露苓

厦门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农业考古     2005/1

  

稻作农耕是稻作农业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一项重大发明。故农业(包括稻作农业、麦作农业、粟作农业、高梁种植业)被视为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吋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稻作农耕的发明或传播，在世界各地虽有早有晚，但自稻作农耕发明以降，遂与稻作农耕区的居民结下不解之缘，迄至今天。随着稻作农耕的不断发展，稻作农耕文化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并可大致分为稻作农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拙文拟就稻作农耕文化内涵中的稻作农具、作物遗存、稻田遗迹、水利工程、仓储遗迹与遗物及稻作农耕民俗和反映稻作农耕的雕塑、绘画作品、诗词、谚语等作一初浅的探讨和介绍。

  

一、稻作农耕文化内涵中的物质文化

  

    考古发现的大量的稻作农耕文化的物质文化遗存，如稻作农具、作物是我们探讨稻作农耕文化内涵的重要实物证据。

    (一)稻作农具

    稻作农具，是稻作农耕技术和稻作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指示器之一。而且稻作农具是随着稻作农耕技术的不断提高和稻作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这己被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稻作农耕工具所证实。

    新石器时代稻作农具一般而言，这一时期系以石农具为主，辅以木、骨、角、蚌农具。但因稻作区不同，也有以骨、木农具为主者，未见金属农具。现以中国的考古发现为例。综观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发现的稻作农具，其产生与发展序列大致是：历经为适应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6000年)刀耕火种之需而发明到大量使用开辟荒地的石斧、石锛等砍伐工具，兼用尖木棒；为适应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6000—前3500年)的锄耕或称耜耕稻作农业之需而除沿用石斧、石锛开辟荒地外，又新发明至大量使用专门用于翻土垦耕的石耜、石铲、石锄或骨耜、木耜(如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骨耜、木耜)、蚌铲(如江西万年仙人洞、福建昙石山下文化层均有出土)等农具。此类新农具的出现，不仅表明稻作农耕技术的进步，也表明稻作农业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产业部门的地位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已确立。尔后，随着稻作农业生产的发展，约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500—前2000年)，有些考古学文化创造者的稻作农民为适应犁耕之需，除沿用石斧、石锛等砍伐工具及石耜、石锄、石铲、骨耜(2)等翻地垦耕工具外，又新发明了石犁。如良渚文化的农业工具，不仅品种多样，而且可以基本配套使用于稻作的各个生产环节。依器类可分石犁、石斧、石钱、石锛、石锄、石铲、石褥(耘田器)、石镰、半月形石刀(石铚)等，此外，还有鹿角鹤嘴锄等。另据相当于崧泽文化时期的浙江宁波慈湖遗址出土有木锄、木锛柄、木耙、点种木棒推断，良渚文化时期亦当有木制农具。这里最值一提的是石犁的改进与推广。考古资料表明，梨具的发展轨迹大致是，从犁的质地看，系由石犁——铜犁——铁犁；从构造看，器体系由小——大，构造系由简单——复杂：以拉犁对象看，系由人力——畜力。考古资料又表明，中国最早的石犁系创制于崧泽文化晚期(公元前3500年)，于湖州邱城4号墓、吴江梅堰、上海汤届村 M1出土崧泽文化石犁就是明证。至良渚文化时期己得以改进和推广。如太湖流域出土的石犁，多以片状页岩制成，犁面仍保留自然面。体呈扁平，平面多呈等腰三角形，前锋尖锐。早期(崧泽文化晚期)犁头部夹角大，至良渚时夹角较小。正面腰部两侧边磨制成单面斜杀刃，后端底边微弧，有的稍薄，晚期中部见有内凹。良渚文化的石犁，一般长20—50厘米，最长者达64厘米，厚为1．3—2．5厘米。犁面上有1—3(偶见4—5)个圆孔，呈一字形或三角形排列。有的背面(底)尚存有5—8厘米宽的木质遗痕，它与后端中部内凹及圆孔同是安装固定在木犁床上而留下的遗痕。从杭州水田贩、湖州钱山漾、海宁荷叶地、上海金山亭林等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石犁，尤其是海宁市荷叶地的良渚文化墓随葬石犁，表明良渚先民已较普遍地使用了石犁，而且当时的犁耕稻作农业已步入较成熟阶段。尔后，石犁一致沿用到西周晚期方逐步为铜犁所取代。(3)不过，尽管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都表明史前稻作农业同粟作农业、麦作农业一样，都历经火耕(有的学者提出斧耕)——锄耕(耜耕)——犁耕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但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不同，其产生时间早晚和发展水平却有明显差异。至于犁耕，人力犁耕在史前尚不普遍，且只见石犁，而金属犁牛力犁耕则尚未出现。更有趣的是，无论是稻作农业、粟作农业，乃至国外的麦作农业，不仅历经相同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而且所用农具也有相同之处。如石斧、石锛、石铲、石锄、石刀、石镰及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等。(4)这也表明新石器时代稻作农民与粟作农民、麦作农民所创造的农耕文化，除种植对象和个别农具(因水田和田间管理有别于旱地旱作)不同外，存有许多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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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时代，上承新石器时代，下启铁器时代。因之稻作农具同粟作农具、麦作农具一样属古代农业工具发展和演进链条中的中间环节。考古资料表明青铜时代的突出成就虽是青铜农具的发明与使用，但仍以石、骨、木农具为主。中国青铜时代始出现于公元前21世纪前后，约结束于公元前5世纪。(5)稻作农业区夏代遗址尚未发现青铜农具，至商周时期，青铜农具也不多见，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长江中游的考古发现充分表明这一点。如于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商代铜斧1件。又于盘龙城李家湾二号墓出土一件铜锸。另于沂春毛家咀出土西周早期的铜锛、铜锸各1件；又如于湖南宁乡县黄材乡的窖藏出土过商代铜斧。另于益阳县、华容县也分别出过一件商代铜斧；于湘潭、岳阳出土过西周青铜农具4件。又于浏阳、茶陵、湘乡、常德出土过5件西周青铜钁及于孝感县自古墩等地也出土过青铜钁等。另外还收集到西周青铜锸、钁、铲、鎒共计40件；再如于江西南昌市李家庄仓库的废铜中拣选一件商代青铜锸。另于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墓出土一批青铜农具，器形有钁、犁铧、铲、镰等。西周的青铜农具，于奉新出土过1件铜锸。另于萍乡福田、南昌市郊各出土过l件铜铲。此外，于位于长江下游的浙江玉环县三合潭等地出土过西周青铜铲。于江苏仪征县破山出土过西周青铜镰，另位于淮河下游的江苏连云港华盖山出土过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镰。上述表明商周时期的稻作使用青铜农具实不普遍。而至春秋时期，已是我国青铜时代由繁荣走向衰弱时期。虽铁农具已经出现，但仍足以非金属农具和青铜农具为主。其器类构成也是与商周相似。即砍伐工具有斧、锛；土作工具有铲、锸、钁、锄、犁等；收割工具有铚、镰等。(6)不过，这一时期的青铜农具，出土地点较为广泛，数量增多，器类趋于多样化，山此可窥见春秋时期稻作农具较前发展之一斑。至于铁农具，始出现于西周晚期，但至春秋时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考古发现属这一时期的铁农具尚较少就是明证。(7)已知湖南长沙识字岭出土铁锸1件，长沙一期楚墓出土铁铲1件，长沙丝茅冲出土铁口锄1件：湖北宜昌市白庙子出土东周铁锸1件，宜昌市上磨齿出土春秋铁锸多件，宜城县郭家岗出土春秋铁锸4件等。(8)春秋时期新见的铁锸一样，其形制系承袭西周的“凹”字形  。

    铁器时代，中国战国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农具开始大量出现，并逐步普及推广，最终取代了非金属和青铜农具。据《农业考古》刊陈文华先生在《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中辑录的相关资料。可知当时的主要铁农具有铧、钁、锸、铲、锄、镰等，且分布地域广。据禺斤先生统计，铁农具的出土相对集中在北自黑龙江、南至两广、东达鲁江浙、西及川滇的21个省、自治区，其中以包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在内的黄河流域分布最密集，作为其南、北毗连地区的东北、内蒙古地区和长江流域次之，而西南和东南地区相对较少。充分反映了在历史上不同地区的铁农具在普及和推广程度上的差异。(9)东南、西南地区出土铁农具较少，这同当时东南、西南地区从事稻作农业相对落后于其它地区当有密切关系。

  综观中国传统农具，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制造农具，广泛利用竹、木、石等材料，尽量节省金属材料。如桔槔、水车、水碓、风扇车、耧车等。因而取材方便，造价低廉。特别适合小农经济的经济条件，可据自己的习惯和所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制造和使用。

    其次，农具的结构简单、轻巧灵便，又合乎力学原理，能经济利用动力。这非常适宜以人畜水为动力的中国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技术要求。

    再次，农具的通用性广、适用性强。如同样一把锄头，可用于翻地、开沟、起垄、中耕，也可用于收获(如掘收甘薯、木薯、马铃薯、芋头、花生等)。同样一把镰刀可用于收割各种禾类作物，还可用以割杂草。又如北方同一部耧车可用于播种芝麻、粟、小麦、高梁、玉米、大豆等大小悬殊的不同种子。而南方的耕犁则既可用耕水田，也可用于耕山坡上的梯田。由于通用性广，一个地区的农具种类虽不多，却可以完成各种作物的多种作业(参见陶鼎来：《珍惜我国农具遗产》，《中国农业科学》1961年3期第48页)。中国已故的农学家王毓瑚曾把它概括为：“一器多用，简而不陋。”这样的农具经济且实用，所以迄今仍富有魅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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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稻田遗迹与稻作遗存

    农业发明以后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在住地附近栽培作物，即人们是从事原始的园艺耕作。但这一阶段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农田耕作的先驱”(11)。但何时开始出现农田耕作?迄今尚不得而知。在中国湖南道县王蟾岩洞穴遗址出土距今120000—10000年的原始栽培稻，是迄今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原始稻作遗存。而于近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和湖北省城头山遗址发现两处距今6000多年的农田遗迹。是已知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水稻田遗迹。钱山漾遗址发现的水田位于居住处外围的低洼地带，分东西两片，由44块形状不规则的小田块组成3条带状稻田，最长的两条长达超过25米，最多的一条由25个单元的田块串连在一起。田块面积一般为3—5平方米，最大者达12．5平方米。田块与田块间设通水口与水沟相连，并有lO座水井、6条水沟和2个水塘等设施共同组成农田灌系统。”(12)同时在稻田里发现水稻植硅石和炭化稻米，可证这些遗迹属水稻田无疑。而在城头山遗址发现汤家岗类型时期的水稻田遗迹，还发现人工堆筑的田埂，田里还出土稻谷、稻茎叶和根基，所含水稻硅质体的数量与现代水田所含的数量十分接近，田间还有人工挖掘的圆形水坑及多条小水沟等灌溉设施”(13)。据这两处农田遗迹的规模，特别是设施(有田埂、人为灌溉系统)已与今天的水稻田很相似推断，农田耕作出现的年代当更早。我们相信今后会发现年代更早的农田遗迹。

    在日本，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发现了弥生时代的农田遗迹，于70年代、80年代又发现多处农田遗迹及水利设施。这些发现为探讨日本弥生时代农业的发展和日本稻作的渊源提供了可靠的形象资料(14)。

    稻田遗迹，迄今发现尚少。但水稻遗存的考古发现则日渐增多。如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2000—8000年)，除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发现稻壳外，于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发现了距今9000年的稻谷、稻壳遗存(15)。又于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距今8810—7868年的炭化稻米(于8000年以后属新石器时代中期)(16)。至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8000—5500年)，发现稻作遗存的遗址增多，分布地域也较广。如于陕西西乡县李家村遗址、何家村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的稻壳印痕；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6000多年前的稻壳印痕。又如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左右的大量炭化稻谷。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在发掘40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和稻杆、稻叶，有的地方堆积厚达20—50厘米。(17)再如于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距今7000—5500年的炭化稻米，仅于T3830属新石器时代的5个文化层中，有4个文层水选出的炭化稻米就多达5000余粒。(18)复如湖北城背溪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的稻壳遗存等。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500—4000年)，发现的稻作遗存更多，分布地域更广。南方稻作区几乎都已发现稻作遗存，长江中、下游发现尤多，而且已向北扩展到黄河流域下游，于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出土稻壳和稻壳印痕就是明证。其他史前及历史时期发现的稻作遗存恕不一一列举，历史时期的稻作遗存也有所发现，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稻米(19)。可参见《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刊载陈文华、张忠宽编《中国右代农业考古资纠索料索引(十二)第一编农作物(八)稻》中所收录的稻的出土情况及《农业考古》所刊其他相关文章。

    (三)稻谷仓与遗物

    民以食为天，为稳定社会，为防不测和解决军粮供应及青黄不接的粮食供应问题。粮食储备很有必要。考古资料表明，史前主要川窖穴或陶缸、陶罐等储藏粮食，进入历史时期以后，主要是用仓困储藏粮食，稻作区的粮食储备主要是稻谷。

    稻谷仓储遗迹，迄今考古发现尚少。已发现的稻谷仓储遗迹，系以江西新干县界埠村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粮仓较为重要。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于赣江岸边的战国城址附近发现的4座大型粮仓遗迹。每座粮仓面积达600平方米左右，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最大的粮仓。在仓内还发现大量的炭化粳米，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590年。这一发现，表明当时赣江流域稻作农业已很发达，且粳米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食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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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反映稻谷仓储的，主要是陶瓷塑仓模型。此外，还有铜铸、石雕仓模模型及砖画仓等，并以汉代发现最多。其代表作有：

    杆栏式陶仓  较多见。如于安徽芜湖贺家园一号西汉墓出土两件长方体杆栏式釉陶仓，悬山顶，屋顶铺板瓦，有屋脊，施饰黄绿釉，仓体正面开方形仓门，仓底前设有廊，仓底下有四根立足。又如于湖南资兴东汉墓出土3件杆栏式陶仓，仓底向前伸出阶沿，有门，仓壁用阴刻线刻划出柱、楔、叉手等结构，硬山顶，脊上塑两只小鸟，另于广西梧州大塘一号汉墓还出土一件铜铸而成的铜仓，歇山顶，仓底附有四柱状柱。出土时仓内尚存有谷物。(21)

    陶困  多见。亦主要发现于汉代。依形体结构可分杆栏式、台基式、圈足缺口式陶囷三类。如广西昭平风清七号东汉墓出土一件描绘农家出仓情景的陶困模型。身呈短筒形，正侧设竖长方形仓门，建于棱形台基上，台基边沿上翘，顶有呈覆盘式出檐圆形仓盖，盖顶平、盖顶中部设一乳头状纽，盖面刻划几何形纹、茅草纹。困身外壁饰阴线刻划两道弦纹，其间缀饰刻划双线构成的方格纹。位于仓门右侧塑陶俑，俑之左手扶门下方的栏板，右手向仓内掏稻谷。于仓门前的台基上塑有两堆谷穗，两只小鸡拍翅前来捕食，旁边又有一只小鸡也赶来争食。该作品再现出场情景且描绘得十分生动有趣。又如于湖北宜昌前坪西汉墓曾出土一件圆形四阿式顶平底下附四足的杆栏式陶困。再如于湖北江陵凤凰山16号汉墓出土1件圈足缺口式陶囷。微敛口，长圆腹，腹最大径在中部，平底下附带缺口的圈足，上附出檐伞状顶盖，盖面明显有瓦垄，盖顶中部饰一圆雕立鸟，腹一侧于上腹部设一长方形仓窗。此类出现时间较早，沿用时间最长，迄今尚可见其倩影。(22)

    陶塑圆形杆栏式囷  多见。有三足、四足之别。于广东广州南郊南石头西汉墓出土两件四足囷，其中l件仓房为上宽下稍窄，斜直壁内收为平底，下附四足，伞状顶盖，周边设廊。另于湖南常德南坪东汉“西阳长”墓出土一件圆体三足囷，腹部设有仓窗，设窗一侧塑有阶梯通向仓窗。考古资料表明，圆形三足囷较常见于汉代。

    石雕粮仓  罕见。于四川乐山市沧沟嘴一东汉崖墓出土一件杆栏式石雕粮仓模型。用整石雕成，仓房呈长方体，下呈悬空式，庑殿式仓顶，四角起翘，四周有十二个瓦当。仓房四壁有长方形窗格6个，正面中央用阴线刻出竖长方形双门。

    陶塑塔式储粮仓  罕见。1990年于福建松溪县潘墩村宋代墓出土一件陶塔式仓模型。假圈足，最大径在垂腹处，通体共分8层，第一层向上，逐层内收，每层间隔11—8厘米。仓身每层间隔处堆塑出单檐和瓦当，瓦当均出檐5—3厘米，最底层瓦当多达49枚，最顶仅7枚。各瓦当下嵌有滴水瓦檐一片，内堆饰圆圈纹。仓顶呈塔刹状。该仓造型别具一格，具有仿塔如塔，形似神似的逼真作风。

    瓷塑谷仓  少见。一件出土于浙江温州殴窑遗址，三国·吴作品。此青瓷谷仓除仓饰神态各异的高浮雕人物外，在仓顶还圆雕两只呈吠叫状的狗，这表明当时已养犬护仓。另一件出土于江苏金谭三国·吴墓。此青瓷谷仓呈罐形，平底，器外壁及仓顶饰浮雕、圆雕人物、飞鸟、走兽、亭窗、佛像等。此外，于江西元代凌瓦墓出土一件瓷塑施饰青花釉里红的楼阁式谷仓，分两节烧成。楼上楼下均塑人物，从仓后附墓志铭可知此仓烧造于公元一三三八年。此仓造型独具匠心，所塑人物，形神兼备，生动有趣。(23)

    总之，粮仓模型考古发现较多，在此仅举几例。其他仓模型恕不一一列举。

画像砖上的粮仓图，汉代画像砖上模印粮仓图，多见描绘长方形台基式粮仓。如于四川德阳黄浒镇蒋家坪一汉墓出土的“乞贷”画像砖上印有一座长方形台基式粮仓图，仓房呈长方体，两面坡瓦顶，顶中部设有两个天窗，天窗上设亭式盖；又如四川成都杨子山发现的汉画像砖上也印有长方形台基式粮仓图，仓房呈梯形体，上体稍窄，下体略宽，台基较高，门前台基下设台阶，仓顶亦设两个亭式盖天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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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文士丹：《长江中游的先秦农具》，《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

    (3)林华东：《良诸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4)土星光：《工具与小国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李连等：《世界考古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5)(7)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6)(8)陈文华：《关于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农具问题》，《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9)禺斤：《流布与组合—对建国以来所见古代金属农具的一个初步考察》，《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10)陈文华：《试沦我国传统农业工具的历史地位》，《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2)谷建样：《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洪文化时期稻作农具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13)吴耀利：《中国史前农业在世界史前农业中的地位》，《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14)白云翔：《日本古代水田址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1991午第3期，

    (15)张佩琪：《彭头山遗址与九黎祝融氏》，《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

    (16)陈极章：《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碳化稻米与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

    (17)(19)(20)陈文华：《漫谈山土文物中的古代农作物》，《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18)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22)徐锦霞：《从中国雕塑、绘画艺术探索古代粮食储备》，(香港)《中国文物世界》总118期。

    (23)吴讣池、邱志强：《文物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山版杜2003年。

    (24)李衍垣：《贵州农业考古慨述》，《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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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稻作农耕文化内涵中的精神文化

  

稻作农耕文化内涵中的精神文化，主要表现在考古发现和传世品中的稻作农耕文化内涵中的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及稻作农耕文学、民俗中。其中包括反映稻作农耕的雕塑、绘画、诗歌、谚语及稻作农耕民俗中的农事节日、宗教礼仪等。现分别简要介绍于下：

(一)稻作农事雕塑

反映稻作农事的雕塑作品，考古发现较多，较常见的有雕塑水田模型，农耕模型及囷模型等。其代表作有：

l、陶塑水田模型

农业生产自发明以降，一直取得不断发展，尤其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役使畜力的犁耕农业的普及，耕作技术的提高，先进的汲水机械(滑轮提水、轳辘、桔槔取水等)的发明和灌溉设施(水渠、塘、水井)形成系统，更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中国汉代的农业连边远地区都得以长足发展。如地处云贵高原的云南、贵州不仅出土大量铁农具(锸、锄、铲)，而且于贵州西南兴义万屯、兴仁复乐发掘的十二座汉墓中的兴M8，还出土l件陶塑水田池塘模型。该模型塑一圆盘状，盘中用泥条(直径)把它分隔成两个半圆，一边为稻田，一边为水塘，泥条表示堤坝，堤坝中间设有一呈拱形顶闸门，闸门上方，塑一立鸟，闸门一开，田可灌溉。象征稻田的半圆，以三道竖、曲的田埂，以表示是丘水田，田中的秧苗正在茁壮成长。另一半圆象征水塘，在水塘中塑造多种动、植物，计有一条大鱼，还有泥鳅、田螺、菱角、荷叶、莲办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更值得一提的是，于塘边、田旁均刻画出参天的树木，以表示对绿化环境的重视，令人观之，有黔西南南盘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伴随着渔业、林业发展景况尽收眼底之感，也是该地区在东汉时期的水稻种植业、渔业、林业十分发达的表现(25)。其他地区汉墓也常出土陶塑水田模型，如山西勉县汉墓也出土汉代陶水田模型，并伴出塘库、陂池模型。

2、陶塑农耕模型

铁农具发展以后，遂显示其生命力，得以逐渐广泛使用，使田野耕作面积的扩大，开垦森林地域变成现实。位于中国南方的广东，汉代的劳动人民掌握了铁农具这个强有力的武器，为改造大自然，发展农业生产，牛耕也得到推广。于广东佛山澜石一东汉墓出土1件陶塑水田模型附小船模型。该水田模型呈方形浅盘状，内由田埂分隔成六块田地、其中有两个农人陶俑分别在两块水田中犁田，农人陶俑前面塑有犁头，农人陶俑一手作扶犁状，一手作赶牛的样子。犁头的形制与山西平陆县汉墓壁画及江苏睢宁双沟汉画像石中的犁头极为相似。形制除塑出呈“V”字形铁犁铧外，还把中间部分也塑出，使之成为等边锐角三角形，中间高起，横削面呈“△”形，纵剖面呈“V”形，这种形制的犁铧，不仅能破土划沟，而且可以向两边翻土，在犁铧的发展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四块田地中也都塑有正在劳作的农人陶俑。于内地四川绵阳东汉墓也出土附小船的陶水田，每块田地均有农人忙干活。伴出圆雕黄牛(26)。其他地区汉墓也出土过陶塑农耕模型，表现当时的耕作情景，也是当时人们重视农业生产的表现。此外，在广东连县一座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墓还出土1件陶塑牛耙田模型。水田为两丘，分别在田内塑一农人赶牛耙田，形象逼真(27)。

(二)绘画稻作农事图

反映稻作农事的绘画作品，依载体和表现手法不同，可分岩壁画、画像砖画、中国画的稻作农事图。其代表作有：

岩壁画《禾苗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是水稻生长所不可缺少的。这一点新石器时代农人已有所认识，前述农田遗迹已初具灌溉系统，而河姆渡人还发明了用井水灌溉就是明证。这以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壁画第三组画面描绘了禾苗生长靠水和阳光可作佐证。该组画面系由禾苗、水、太阳构成，阴线刻成。线条流畅，构图古拙、朴实。

画像砖刻画《蒋秧耕作衅》 在四川新都一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中，有一块刻画游鱼耕作的画面上描绘左右并排两丘水田，右边两农人双手举锄在水田锄地，田中小还有游鱼；左边两农人正双手持蒸秧器在蒸田，田中系用游鱼表示水田。可能也表示水田兼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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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牛踩田播种图 明代女画家邓姬所绘《海南黎族民俗画册》中绘有一幅《牛踩田播种图》，画面描绘一赤膊农人双手扬鞭驱赶二水牛、一黄牛踩踏水田，另两赤膊农人，一人手持、一人肩扛盛满谷种筐正在撒播种子。并配对题诗云：“不稼不墙胡取禾，生黎悬拙逢年多，近来颇瑷思文教，学入康衙鼓腹歌。”

(三)颂农事诗

稻作农事，系与稻作区居民的生活、繁衍息息相关，故山是诗歌的重要创作题材。农人何时播秧为宜，农人的辛勤耕作，田间管理……无不入诗。如：

1、诗咏抢耕忙

种植作物，不误农时，需抢耕抢种。唐代崔道融在《田上》诗中云：“雨足高天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该诗形象而生动地描绘披蓑衣农人冒雨半夜即下田耕作的抢耕抢种的繁忙景象。

2、咏诗话插秧

咏诗话插秧，较多见，内容涉及面也广。有咏插秧与丰收关系密切的，如宋人范成大咏《插秧诗吟》：“种密移疏绿毯平，行间清浅谷纹生。谁知细细青青昔，中有丰年击嚷声。”诗中指出插秧疏密有度(密者移到疏处)，方能获得丰收。有咏插秧需赶季节的，如南宋真德秀在《长沙劝农诗》吟：“插秧更要当时节，趁取阳和三月春。”有咏插秧季节的忙碌景象的。如元代刘洗在《秧老歌》中曾咏道：“三月四月江南村，村村插秧无朝错。红妆少妇荷饭出，白头老人驱犊奔。”寥寥四句，把江南插秧季节男女老少齐上阵，从早晨到黄昏的繁忙景象，形象而生动地再现在我们面前。有咏一家人插秧忙的，如宋人邵定翁所写的《插田》诗云：“明日早早起插田，东方未明云漫漫。阿婆拊床呼阿三：阿三莫学阿五眠，汝起点火烧破铛(锅)。麦饭杂菽(豆)炮鲞羹(干鱼羹)，阿嫂拔秧哥云耕。田家何待春禽(催耕的布谷鸟)劝，一朝早起一年饭。饭萝空，愁杀我(我，指阿婆)。”诗中描绘了一个当家的阿婆，于天未亮就催唤孩子们起床烧火煮饭，赶早下田栽秧，早插秧可获一年粮，否则就不会有好收成，乃至颗粒无收(饭萝空空)，由于阿三还在睡懒觉，所以阿婆“拊床”催唤，并说教一番。该诗语言简洁，自然亲切，颇富乡土气息，也具有勤劳治家的教育意义。还有颂农人插秧水平高和新插秧后应防鹅鸭入田，如宋人杨万里在《暮行田间》吟颂：“新秧乱插成井字，却道山农不解书。”诗句描绘了插秧插得横直成行，呈“井”字形，比喻插秧如书法，故诗后句曰：谁说农民不懂书法，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农人的插秧质量。他还在《插秧歌》中劝诫道：“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鸭入田遭踏新插的秧苗。”

3、咏田间管理

水稻田插秧后，田间管理要跟上。首先要管理好水，即做到浅灌勤灌。故清人唐鉴在《训俗理歌》中告诫道：“欲养禾，要看水，大雨来时半夜起；水多坏禾苗，水少竭土膏。”又清人陈文述在《插秧女》吟道：“种秧一亩宽，插秧十余亩。水浅愁秧枯，水深怕秧腐。”说的是，插秧要疏密有致(约育一亩地的秧苗，可插秧十多亩地)，水稻田要灌溉时，水的深浅要有度，太浅会导致秧枯，太深会导致秧腐。其次，稻田作埂是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田埂有多种作用，除作为稻田分坂且起防止稻田漏水、漏肥等作用外，田埂也是田间管理的通道，同时，亦是稻田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故农事诗中也有不少咏田埂。如古农书《致富奇书广集》中的《作埂歌》云：“田家作埂用辛勤，泥复高堆渐渐成。作得埂头平似抵，任他风雨不能侵。”又如明代唐鉴在《训俗理歌》也吟道：“去旧土，培新埂，一人按板一举绳；要得水不漏，田埂宜光厚。”而充分利用在田埂上种植瓜豆，至晚在春秋时期已流行。于《诗经·信南山》中有“疆场翼翼，黍翟或或”，“中田有庐。疆场有瓜”诗句可作佐证。诗句的大意是：田埂上呀多整齐，黍米高梁长满地，田地里有萝卜，田埂上有菜瓜。清代清官大书法家郑板桥在《田家词》中山云：“青秧络络，埂岸上撒麻种豆。”说的是在田埂上播种芝麻与黄豆。可见历代都有利用田埂种瓜豆的惯习。据统计，中国有近四亿亩稻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若按占田地面积的百分之一汁算，田埂的面积可达三四百万亩之多，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充分利用这块水旱无忧的“宝地”，迄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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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稻作农谚  

稻作农谚，系指有关稻作农业生产的谚语。稻作农谚在从事稻作农业生产上起了积极作用。如有选用良种的农谚：“种奸稻好，娘好固好”等；有培育壮秧的农谚：“秧好半年稻”；有关于插秧技术要求的农谚：“会插不会插，看你两只脚”，“早稻水上飘，晚稻插齐腰”等；有关于施肥技术要求的农谚：“早稻泥下送，晚稻三遍奎”，“中间轼，两头重”等；有关于田间管理的农谚：“处暑根头摸，一把烂泥一把谷”等，强调中耕的季节及重要性。农民掌握这些农谚(不识字者)，同现在出版的农业技术指导手册相比，堪称是异曲同工。

(五)稻作农事民俗

稻作农事民俗有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稻作农事信仰和农事节日两方面。

l、稻作农事信仰

稻作农事信仰，主要表现在农人对人们创造有关农事诸神的崇拜。关于人造神，恩格斯曾精辟指出：“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28)稻作农人与麦作、粟作农人一样，既有共同奉祀农事神，也有各自奉祀的农事神。就中国而言，共同奉祀的农事神有水神、日神、雷神、雨神等。即农人们在从事种植业生产过程叫，遇到风调雨顺时，获得大丰收，遇到自然灾害时，就欠收乃至颗粒无收，便对某些自然力产生感恩和畏惧，而对大自然中的太阳、雷、风、雨、水予以人格化加以崇拜。太阳、水都是农作物尤其是水稻生长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新石器时代居民即已开始对太阳、水的崇拜。这在前面提及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壁画内容中有反映，这是农耕部落崇拜太阳与水在原始艺术中的反映。

水，是农耕尤其是稻作农耕的命脉。当农人农耕、作物生长所需水主要靠雨水时，为能旱涝保丰收，遇旱情，人们祈雨，而遇涝时，人们又欲止雨，于是，雨神应运而生。其中祈雨礼仪形式可分力敬神类、娱神类、诱惑类、驱使类等类型。如：

祈雨习俗

敬神类祈雨 系指以崇拜的心态祭祀雨神祈雨。其信仰基础是对雨神的虔诚。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并构成重要的原始宗教活动之一。进入历史时期，此类祈雨仪式又融进了人为宗教的因素，其敬祭对象包括人神化的人物雨神、人格化的自然神(云、风、雷、雨等)。

娱神类 祈雨系指以娱乐形式取悦雨神的祈雨方式。此类祈雨方式融宗教性与娱乐性于一体。如舞龙灯祈雨，在《吴友如画宝》中的“龙灯祈雨”生动地再现了晚清上海“新闸迤西”农民在祈雨时“九成龙灯四十余架”，并抬神出游，在舞龙灯祈雨的队伍中，还有装扮法海、虾兵、蟹将的祈雨者，为祈雨盛会增添了戏剧性、增强了娱乐性。此类祈雨方式是由敬神类祈雨方式演化而来的，也体现了由宗教向风俗的转化。

诱惑类祈雨 系指以男女欢合或以水诱水的方式祈雨。这类方式渊源于交感巫术，尚具有浓厚的巫风气息。男女欢合祈雨，即由男女野合以祈雨，或由巫师做出各种猥亵的动作以请雨，如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请雨止雨篇》中载道：“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礼，丈夫欲减，女子欲和而乐神。”此方式于汉代已盛行之，至后世，还有女巫跳裸体舞、男巫跳喷水舞、“七个大姐扒阴沟”等祈雨方式，皆系以象征性的动作所施行的交感巫术。迄至晚清仍以“阴阳交接”诠释“雨兆”。如桂馥《札朴》所云：“……阴阳交接，故雨。”而以水诱水方式祈雨。抑或用浴佛水感应降雨。如宋人张来在《叙雨》诗小引中云：“福昌之民，有祷旱于西山者，取山泉之一久祠之，不数日而雨。邑民言：‘旱岁取水以祠，辄应’，且其取之者，非特福昌也。”

驱使类祈雨 系指以胁迫性的行为或言辞促雨神降雨的方式。这是农业部族、农业民族对雨神的崇拜、虔诚转化为怨恨的复杂心态的表现，而采取激将法祈雨。如《神农求雨书》所记：舞而不雨，”潜处，阖南门，置水其外；开北门，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积薪，击鼓而焚之。”即人们怀着崇拜和虔诚的心情舞而求雨，却不降雨，出于无奈，选择最后的也是最严重的步骤——烧山祈雨。有关烧山祈雨之俗，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有记述：“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这是迂回战术祈雨。又如在苏北农村中流传着“伏天三日不雨小旱，五天不雨大旱”的农谚，如若二十天不雨，农人们便祈雨神降雨。他们用两张八仙桌叠起来，设供燃香，敲锣打鼓，供上王灵官的神像，并叩头祷告。待香火燃尽，由四个壮汉用两根粗毛竹抬着八仙桌往河边跑，一到河边，忙把王灵官放入河中，乡民们在岸上念咒语：“如若三天下大雨，脱下龙袍重装金；如若天不下雨，抠你眉毛扒眼睛。”这也表现出人对神先礼后兵，即在恭敬无法达到目的时，就对之傲慢无礼，乃至给金身破像。这亦反映了祈雨的功利高于宗教信仰，其宗教性质已开始向俗信化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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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雨习俗

久旱不雨祈雨，然而久雨不晴则涝，同样是农家企盼攘除的灾害。故农人们总是祈雨与止雨相提并论，且表现为同一信仰观念的不同目标。从《汉书·董仲舒传》所云：“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可知止雨亦是以阴阳说诠释之，并可采用闭诸阴而纵诸阳以止雨。又由于有“丙丁为火在南，壬癸为水在北”之说，故止雨要开城邑之南门，闭城邑之北门，以迎火驱水，乃所谓“壮阳制阴”以止雨。

止雨方式，除上述外，还有多种多样。如据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所载：“吴县如遇久雨，则用纸剪为女子之状，名曰扫晴娘，手执扫帚。纸人须颠倒，足朝天，头朝地，其意盖谓足朝天可扫去雨点也。用线穿之，挂于廊下或檐上，侯天已晴，然后将扫晴娘焚去。”可知以扫晴娘止雨方式。也表明这种方式具有以纸人(扫晴娘)代巫的性质，从而展示了巫风向民俗的蜕变。

总之，祈雨、止雨，都是农事祈攘中的要项，人们往往以象征性的事物或行为去追求祈攘目的。(29)

2、稻作农事节日

稻作农事节日，系指与稻作农耕相关的节日。

农事节日，是农事信仰的产物，并往往与关键性的岁时节令紧密联系，反映着农业生产各个重要阶段人们的迫切愿望和习惯。然由于人们所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生产方式、种植作物、文化传统有所不同，其节日内涵也有所差异。农事节日多，且具有潜移默化特点，时代越早，其共性越多，所具宗教、巫术色彩越浓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业水平的提高，有些农事节日山随之不断演变发展，有的节日已仅存形式或象征性内容，原有的祈神、娱神主旨已大都被较为单纯的有趣的娱乐等内容所替代。

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农业历史悠久，故各农业民族都保留一些流传已久的农事节日。这些农事节日多种多样，包括了备耕、播种、成长、收成、仓贮等农事的每个重要环节。现仅选中国稻作区部分农事节日略作介绍。如：

踩秧堂 苗族传统的农祀节日。多在农历正月或二月的甲申日举行，节期一般三至五天。所谓秧堂，实系村中央的一块空地。俗谓不踩秧堂，不能播种，否则歉收。踩秧堂的前一天，要举行播种仪式，由“活路头”(村寨中主管农事者)宰鸭、备酒、饭、茶等供品，摆在火坑边敬祖先，尔后带谷种、肥料、锄头、火把以在天亮前列专门的祭田里，略挖几锄，将谷种撒下，盖上肥料，再把芭茅草扎成三个草枪插上，表示谷种已播，春耕可以开始。天亮后，其他人纷纷在自己的田中效法。中午，男女老幼着新衣，集中于村中的一块空地上，跳芦笙舞、踩鼓舞。踩秧堂后，遂不准吹芦笙，不准烧瓦，不准烧死者遗骨。此乃认为芦竹会影响青年人专心干活，还会影响谷子的魂安心坐稳。烧砖瓦和尸骨则会污染空气，影响谷物生长。这除了把谷子人格化视谷子也有灵魂尚存迷信色彩外，均颇富科学道理，干农事同样要专心致志，更可贵的是，当时的农人即已富有环保意识，重视了谷物生长环境，迄今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禾魂节 瑶族的传统农祀节日。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万大山一带瑶族支系山子瑶。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举行。节日当天，全村各户人家派出一人，带着香、米、纸、肉等往村中社坛祭祀社王、盘王，以求他的保佑，招来禾魂，五谷丰登。如若此时田中禾苗长势不好，还要列田头去祭祀土地公与禾神。是日，家家做糍耙吃。

供田节 瑶族支系红瑶的农祀节日。流行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举行。亦称“半年节”。过去当地瑶族开垦新田，每处都选一块较大的田为“田娘”，即众田之母，这当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因农耕是妇女的发明，又当时主要是妇女从事农耕，故有“田娘”说。在红瑶中，凡种有田娘的人家，在六月初六节日里，要杀一只鸭子，祭供田娘，祈求保佑，五谷丰登。是日清早，主人家就把鸭子杀了，煮熟装在蓝子里，然后再带上一壶酒，三个酒杯、三支香、叠纸钱、一根扎有纸花的芦竹，为“田娘”献酒，焚香烧纸钱祭拜。去供田娘的人，忌违与他人讲话，约定俗成，供田娘人手里拿一草标，以示不能与其他任何人讲话。供田娘的鸭子不给外人吃，吃鸭子时，家门插草标，表示正在吃鸭子，来人看了草标，是不能撞入屋内的。其他人家也在此日祭地头神、天公、地母。是日，田里插彩旗，以祈免遭灾害，以求庄稼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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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田节 苗族的传统农祀节日。流行于云南金平、麻栗坡等地区。节期多在农历六月初六，也有在六月初二或二十日的。此节日也叫“祭田公地母”。此间正处农作物抽鎔之时，祭田意在祈求田公地母保佑农作物长势好，穗大粒饱。祭田时，在田边地头用四根木棒搭一个小祭坛，上供牲畜(猪肉、鸡……)，人们还用鸡毛蘸血滴在打苞的玉米穗上。此系血祭遗风。

禾兜节 苗族的传统农祀节。流行于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节期是农历六月初六。是日，人们要杀鸭子敬五谷大神，并备足酒肉，邀亲朋好友聚会。饭前，主人要戴上斗笠到田头给五谷大神挂青(插上纸钱。关于挂青，我家乡也有此俗，我小时候，我父亲也曾在稻田中插纸钱)，并设酒祭奠。来去路遇到任何人都不能对话，彼此掩面而过，以示对五谷大神的虔诚。传说五谷大神为了救活饥饿的人类，曾将自己的乳汁挤出来施舍，每一滴乳汁便凝结成一粒白米。后来，奶子挤出血来，变成了红米。当乳汁挤尽时，五谷大神也死了。人们为了报答五谷大神的恩情，所以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日禾苗抽穗时，便来到田头为五谷大神挂青，以示怀念，亦祈求保丰产。

车实扎 哈尼族的传统农祀节日。又称“合夕杂”、“约普墨切”(哈尼语音译，“新米节”之意)。流行于滇南部分地区。多于每年农历八月属龙日举行，而在勋海县则是选九月内某一日，即谷子基本成熟举行。节日里，要杀鸡宰猪宴请亲朋，并举行祭祀礼。是日，天未亮时，各家主妇到田里连根拔回一蓬谷穗，栽于自家水井旁或菜地边，以象征地神。天亮后，妇女们将谷子穗背回家中，舂成新米，将一部分新米煮成米饭，一部分炸成米花。傍晚，吃新米饭前，先用米花喂狗，再祭祀神祖后，家人方开始吃饭。节日前后，各家常邀请四方亲友到家中作客，共同欢庆一年丰收。有的地区，在吃新米前，择定吉日，天未亮时，由男家长率家人到地里摘谷穗。除将摘来的谷穗取三穗挂在祖先像前供奉祭祀外，其余的烘干或炒干后舂成米煮饭吃。吃新米当天，同时将地里所栽种的各种作物采集回家，每种制作一碗，祭祀祖先，祈愿来年仍是丰收年。关于哈尼族吃新米要先喂狗，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据传很久以前，哈尼人不会种田，山五谷种。天神之女俄玛看到哈尼人没有粮食，只得以野果充饥，便恳求天神摩眯将天界的谷种送些给哈尼人播种，摩眯不允。俄玛就偷出一袋谷种送到人间，并教会人们耕种方法。摩眯得知，恼羞成怒，将俄玛关起来。后俄玛又悄悄逃出天牢，并偷取天上七十七种稻谷带到人间。当摩眯发现她再次违反其旨意后，盛怒之下将她变成一只母狗贬发人间。哈尼人感念俄玛的恩德，故哈尼人吃新米先喂狗相沿成习而形成“新米节”。

填仓节 民间有关农事的传统节日。于每年农历正月下旬，或二十日、或二十五日，全家饱餐，或以灰打囤(以白石灰或灶灰印于室内、庭院乃至通往居住的小路，灰印散布成不规则点阵，谓之(“粮囤”)，抑或以米面杂粮置于囤中，用以祈年，称”填仓”、也称“天仓”、亦称“添仓”。在传说中，填仓节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至宋代已有填仓节庙会的记载。此节南北方皆流行，但各地稍有不同。如《酌中志》卷二十记：“二十五日曰‘填仓’，亦醉饱酒肉之期也。”又如《郎潜纪闻》记：“大小之家，俱治具饱食。”再如《大兴县志》(传抄本)记：“二十五日，大吠馅饼，曰‘填仓’。”复如清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记：“念五日为填仓节。人家市牛羊泵肉，态占竟日，客至苦留，必尽饱而去，名曰‘填仓’。惟是京师居民不事耕凿，素少盖藏，日用之需，恒出市易。当此新正节过，仓凛为虚，应复置而实之，古名其日曰‘填仓’。”……尽管各地的节日活动略有不同，但都同以象征和联想的手法表示意愿，即以人饱寓仓满，以打囤祈岁丰产，而表现其共性。

开禾仓 苗族的传统农事节日。流行于贵州从江县加勉地区。每年秋收结束后择卯日举行。当地在谷物晒干入仓后首次开仓取新谷时，必须举行开禾仓仪式。即把一块在大路上挖回的黄土、一包草灰、三枝杨悔放在禾仓顶上，将一个鸭蛋、半碗糯米饭放入仓内，再将三粒米放入饭中，仪式即告罄。尔后把饭、蛋带回家，由主持开仓仪式的人吃掉，以后遂可随时开仓取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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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工具节 彝族支系密且人的农祀节日。流行于云南省富民、武定等县。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晚举行。密且人认为各种家用农具一年到头为人们服役，十分辛苦，就家人需要休息一样，也该给各种农具安排休息的日子。春节期间，人们都不劳作，农具也应轻松几天，所以在除夕夜，各家各户都用红符封贴锄头、镰刀、犁、砍刀、耙、磨、箱、柜、仓、囤、箩、簸、斗、秤等用具上，未列开封之际不能动用。直到正月初五日，人们开始生产活动时，工具方可启封动用。

洗牛节 侗族的传统农事节日。流行于贵州省榕江县车江寨一带侗族地区。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日举行。传说很久以前，玉皇大帝见人间的百姓终年劳作，仍不得温饱，便派牛魔王传旨，牛魔王一时疏忽，将玉皇圣旨错传成一天吃三顿饭，肚子还不饱。于是，人间天天为吃饭发愁，日子反而更苦了。牛魔王感到内疚，就请求玉皇把它贬下人间替百姓出力气干活赎罪(这里讲的牛主动请求玉皇大帝把它贬下人间，而汉人传说则是被玉皇大帝贬下人间的，我儿时听我母亲讲“牛是被玉皇大帝贬到人间干农活的，它的叫声就是喊‘不”，实是牛的叫声，同闽南族“不”谐音之故)，六月六日，牛魔王下到人间，一年到头勤勤恳恳为人类拉犁、拉耙、埋头苦干。自此以后，百姓生活好转。为感激牛的恩德，侗家人定每年农历六月六日为牛洗身，给牛添上好饲料，让辛苦了一年的耕牛干干净净，静心休息，养精蓄锐，来年耕地更有力，由此沿袭成习。节日当天，人们把牛牵到河边，洗去牛身上的泥垢。家家产户杀鸡宰鹅，若不牵牛下河洗刷，便从宰杀了的鸡鸭身上拔几根翅膀毛插在牛栏旁，以示为牛洗尘，祈祷耕牛平安健壮，来年耕作时出更大力气。(30)

上述仅举数例农事节日，已足以表明从选种、播种、生长、收成、贮藏等主要农事都有节日，连畜力牛及农用工具都有节日，由此可窥见农人们对农事重视、虔诚之一班。而这些又大多在少数民族中传承之，而在汉族中反而少见。这又表明农业越发达，农祀活动越演化，乃至以娱乐活动取代农祀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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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徐恒彬：《汉代广东农业生产初探》，《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26)徐恒彬：《简淡广东连县山土的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

(27)沈仲常：《东汉石刻水地水田图像略说》，《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2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

(29)李锦山：《考古资料反映的农业气象及雷雨诸神崇拜 兼论占代的祈雨巫术》；陶思炎：(祈雨扫晴掂谈)；《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

(30)乔继堂、朱瑞禾：《中国岁吋节令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