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具的分化与文明的起源(王根富)

妙音

王根富

南京师范大学

  

《农业考古》2005/1


  

  

    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1)

    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创造和供给生活资料。在早期人类社会的阶段，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是依赖于自然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通过劳动而创造的生活资料份额逐渐加大，而且这一加大的趋势日益增强，并使人类逐步摆脱了自然界的束缚。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类的劳动，人类劳动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促进人类自身体质的进化，而劳动的实施中离不开劳动工具。人类社会最初使用的工具往往是些便于获取、制作简单的树枝木棍或石块。由于受到客观保存条件的制约，我们现今所见的大多是些石质工具。

    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各类生产工具，最初是不受质料、形制的限制，主要在于实用，故实用性占有重要地位。就考古发现的早期工具观察，该类工具的加工部位集中在刃部和柄把部，随着生产的发展及加工技术的成熟，工具制作在注重实用的同时开始逐渐注意形式美，使实用与美观相统一。如旧石器时代多打制工具，而新石器时代工具则多采用磨制技术，使石器不但实用而且也很美观；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一些类型的工具已经基本定型化，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制作技术方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得以完善和推广。

    劳动工具的定型化与广泛使用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所有的工具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些工具起主导或重要作用，有些则起辅助性作用，这样工具从它的开始产生时就存在分化条件。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工具逐渐从中分化出来，以致形成区别于其它类工具的特殊性质，或者当时人们赋予它一些特殊的含义，有些甚至具备工具本身以外的特殊用途，这就形成工具的最初分化。

    工具的分化与人类社会、文化、经济等的发展相适应。当人类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时，人们自然地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统一或规范日常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中之一的可能往往就是选择一些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并同时广为使用的劳动工具，这就为在工具中分化出一些特殊的门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因此，对生产工具的分析研究在研究人类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期文明的起源或产生都可以通过对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合理阐述，在目前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时，以农业生产工具的分化为切入点，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和研究知：中国农具的分化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所讲的“分化”是指从实用性工具中分化出非实用、礼仪性的器物，虽然是工具的造型，但已脱离了工具的基本功能或基本用途。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该时期电正是探讨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

作为农具的分化必须有内在的原因和外在条件。其内因是，分化的工具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生产中的主要工具类型并广为人们所使用和接受，使用者在当时的生产中应具有主导地位。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故农业生产工具是生产的主要工具门类，而其使用者多为男性，我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状况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特点；由于农具在生产活动中的特殊性和地位。其制作和加工技艺也较为完善，能够制作出形制规整、工艺精良的器具，从某种意义上讲，该类(件)工具已有一定的美感信息。作为工具分化的外部条件，是当时经济、文化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生活资料也很丰富，已有剩余产品的可能，已有少量可以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员存在，已有小规模的团体组织等等。为了统一并规范人们的活动，似乎此时不得不产生一种大家认可的“标志物”来承担这一重任，而能担此重任的只有广为人们接受、使用的某种劳动工具，这就是促使劳动工具首先分化的外在客观条件。考古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最为广泛的农业生产工具便是石斧，全国各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一般是最先是从石斧中分化出石钺，继而发展成玉钺，到商周时期则演变为青铜钺，钺是拥有者权力、地位、身份的象征，起着规范、统一人们意识的作用，是最早出现的礼器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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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时代石制生产工具中的石斧(也有称之为石铲)，具有使用广、制作精、形制简单而稳定的特点。基本形制是扁平长方形，双面刃呈直、弧线形，通体磨光。斧体有从厚向薄变化的趋势，出土时在斧头顶部常见到凹槽、横脊、段、肩、孔这些特征，全都是为了安装把柄而设置的。石器装柄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创造，但人类取得这项创造并不简单。前苏联社会学家普列汉诺夫指出“石斧最初是没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学很确凿地证明。斧柄对原始人类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2)。

    早期考古学对斧柄的考察较为欠缺，更多的是关注石斧本身。在有些墓的随葬品出土时，位于石斧附近同一平面往往发现“骨雕筒”门(3)、“骨套”(4)、“玉柄饰”(5)、“玉格饰”(6)等等，这是根据出土器物本身形状、质料而命名的，其实它们是斧(钺)的一部分，两者联系的木柄部分因朽烂而不易被发现。考古发的现带柄石斧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1974年江苏吴县澄湖一口良渚文化土井中出土了一件带木柄石斧(图一)，形制结构保存较为完整，应是一件实用器物，木柄长74厘米，是用直径约8厘米的树枝修砍而成，柄一端有贯通的扁圆形卯眼便于安装石斧(7)。1979年在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中文化层出土了一件有柄穿孔陶斧(图二)，长18．2厘米，泥质红陶，有柄和穿孔斧两部分组成，柄的前端翘起似为斧饰，后端呈半球形似为端饰，应是按实物仿制的模型，只是形体较小(8)。这两件带柄斧的发现为认识石斧整体结构及其装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1986年发掘的反山、1987年发掘的瑶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并复原了最早的完整玉钺(图三、四)，玉钺由钺身、冠状饰、端饰及木柄等部分组成(9)。此后有同志对玉钺的特征、结构、用途等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明确了钺在良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10)。

    反山共汁发现玉钺5组，一墓出1组，均出于墓主一侧，大致认定钺的柄端握于死者左手，钺身在左肩，通长约70—80厘米。出土玉钺的都是大型墓葬，随葬品丰富，以琮、壁、钺等玉制礼仪用器最具特色，象征的墓主人拥有神权、财富和军事统率权，足以说明墓主是一批部族显贵。其中M12出土的玉钺最为精致(图三)，通体呈“风”字形，器身扁薄、精磨抛光，双面弧刃且保存刃口完好，双面均有一浅浮雕“神徽”和“神鸟”。钺身高17．9、宽14．4—16．8、厚0．8厘米(11)。

    瑶山共有玉钺6件，出土于6座墓中，每墓仅出一件，也是大型墓，形制特点与反山玉钺相同，从M7中出土的玉钺复原看，柄通长80厘米(12)(图四)。

    寺墩M3出土可复原完整玉钺l套，位于墓主上半身左侧，由钺身、冠饰、端饰及木柄(?)等部分组成，通长68厘米(图五)，钺身为狭长梯形，弧形顶，侧边平直，双面弧刃，近顶部有一穿孔，通体精磨抛光，长19．5、宽13、厚O．6厘米。M3墓主是一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出土随葬品124件，以玉琮、璧、钺等最具特色，另外有少量的石质生产工具和陶器(13)。

    福泉山共出土玉钺14件，出于7座墓中，其中1件3座、2件2座、3件l座、4件l座；钺位于墓主右侧，各墓的随葬品较为丰富。其中具备钺身、冠饰、端饰的有3套。钺身呈扁薄长方梯形，双面弧刃，刃口完好。近顶中部有穿孔便于装柄固定，通体精磨抛光。M65为复原的一套玉钺，通长75厘米，钺身长15．9、厚0．5厘米(14)(图六)。     

    大汶口出土玉钺(原报告称为玉铲)2套，分出两座墓葬中，有钺和骨雕筒组成，木柄残缺，通长约60厘米。钺身为扁平长方形，三面刃，刃口完好，通体精磨抛光，近顶中部有一穿孔便于装柄，厚0．7厘米。骨雕筒即为柄端饰，利用动物骨骼制成，外表磨光并雕刻有花纹(15)(图七、八)。1974、1978年再次发掘的大汶口遗址墓葬中出土了两件石钺，但未见端饰。钺位于墓主左胸，钺身呈梯形，双面弧刃外鼓、侧边外张，近顶中部有穿孔，高14．8、宽10、厚1．7厘米(16)(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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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梅陆墩出土并复原石钺2套，出于两座二次葬墓，一为中年男性，一性别不明，每座墓的随葬品有十余件。其中石钺由钺身和骨端饰组成，没有发现钺冠状饰，钺身高17．9、宽13．6、厚0．9厘米，复原的全长约66厘米(17)(图九)。

    澄湖古井带柄石斧、青墩带柄陶斧的出土首先解决了石斧的结构和装柄问题，良渚文化玉钺的出土与复原进一步明确了钺的一般结构，为探讨玉钺的功能提供了依据。随着玉钺的大量发现及研究的深入，玉钺的渊源问题引起关注，就外形分析观察钺是起源于石斧，从石斧逐渐演化而来，但一直缺少这方面的实物资料，往往是就石斧头造型特点分析论述。1993—1998年在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出土了两套结构复杂、造型基本相同的石钺，第一次明确、可靠地证实玉钺应源于石钺(18)金坛石钺分别出于两座墓葬中(M38、M531)，需要说明的是在该遗址发掘的千余座墓葬中，出土如此精美石钺的墓并不是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似说明有其特殊的意义。M38是一中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随葬品有石钺l套3件、陶尊l、陶罐l、陶鼎 l、砺石1、骨器2、鱼骨等。其中石钺位于墓主左下腹，由石钺身、骨质帽饰、牙质镦及木质柄(残缺)组成，钺身平放在上部，刃口朝外，墓主手握柄部中段，镦在下部，全长53厘米(图十)。M531是一青年男性，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随葬品有石钺l套3件、陶鼎l、玉块l套2件。石钺的组合结构和出土位置与M38相同，全长45厘米(图十一)。钺身呈环刃舌形，顶部弧平，中上部有双面钻孔眼，通体磨光，刃口多完好未见使用痕迹。 M38钺身稍显粗糙，高12．4、宽9．4、厚1．9厘米；钺帽饰保存完整，侧面观呈鳄鱼首形，体扁薄，前部低矮，后部呈弧状凸起，后部偏上有一圆形大孔，器形前后端斜直，底边平直，在底边中部等距离分布四个半月形穿孔，器体两面纹饰对称分布，分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斜向分布三组圆圈纹，每组由三小排构成，排列规整，后半部有弧形凹纹，长10．5、高5、厚0．75厘米；象牙质镦(柄端饰)，雕刻线条流畅、制作精良别致，通体呈鼓状，上下端平整，侧面外鼓，纹饰分四组，前后左右对称分布，前后是巨目枭首正面纹，左右为喙部外凸的立体鸟首纹，尤以眼部传神逼真，上端中部有一圆形凹坑便于容纳木柄并有一小圆形销孔贯通前后，器表磨光，高3、宽5．2厘米(图十)。M531结构与M38出土的套装石钺完全一致，帽饰、镦的纹饰稍简单，钺身为扁薄环刃舌形，器表精磨并抛光，高14．8、宽12．7、厚1．25厘米；骨质钺帽饰的形状特点及纹饰与M38钺帽饰基本一致，长12．3、高4．6、厚0．5—0．4厘米；骨质镦呈贯通的圆管状，两端乎整，骨壁较厚，内外壁均经加工并磨光，外壁上部刻有六道等距凹槽纹，下部刻有相对应的半月形纹一组，通体经抛光，高3．3、直径3．5—3．9厘米(19)(图十一)。

    三星村所出两套有完整组合关系的石钺，其结构复杂、造型优美、特点完全相同，更与良渚文化玉钺相似，说明此种石钺早在玉钺之前已成定制，从生产工具类的穿孔石斧首先明确分化出这种具有礼仪性的石钺，这应是一个质的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钺、商周时期的青铜钺，这一前后递变的渊源关系十分清晰，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钺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地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星村石钺的结构复杂，帽饰、镦饰雕刻的纹饰十分形象生动，再据其保存完好的刃部分析，无疑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器物，绝非实用性生产工具，而应是一件代表墓主人生前所拥有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标志物，是一件礼器。斧是钺的前身，石钺应是玉钺的直接前身。《说文》“戊(钺)，大斧也。”钺在中国古代是王权的象征，王权有来源军事酋长统帅之权的一面，因此钺是原始部落中酋长或首领权力的标志物。鳄鱼和枭(猫头鹰)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常见的两种凶猛动物，郭沫若先生早就提出铜器铭文中“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古代民族之图腾或其孑遗”(20)。据此我们可以将三星村石钺上的鳄鱼、枭理解为原始部落群中部落神，或是两部落的联盟而结成的部落联盟之神器——石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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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村所出土的两套可靠的石钺，我们进一步对钺身观察分析发现：一件稍显粗糙而且质料一般，一件精美质料上乘。如没有其它配件与其伴出，很难将粗糙的那件定为钺，但它又确实是石钺。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推论在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中一定混入了石钺，只是我们在工作时没有注意或发现而已。石斧就是石斧，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石钺。石斧是劳动的工具，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才成为具有礼器性质的石钺。这种关系、条件必须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和分析来认识，这种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相互关系，这种条件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与水平。因此对新石器时代石制工具的深入分析研究很有必要，可以探明农业工具所包含的一些深层次的信息。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基础，人类首先要解决生活资料的生产，早期阶段尤为重要，可以说此时的一切活动都将围绕生产展开，而在所有的生产活动中又以农业生产的地位最为重要，发达、稳定的原始农业可以为人们提供可靠的生活来源，农业的水平还决定着社会群体的规模，不难想象在生活没有基本保证的情况下社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原始农业的发展除受环境、气候等自然因素制约外，劳动工具的发展水平在这一过程中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一再向我们展示出这样的信息：文化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工具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早向晚期发展这一现象日趋明显，在早期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上可以看出，除生活用具(陶器)外，常伴有生产工具(农业、手工业)出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随葬劳动工具的情况尤其显著，并分化出礼器性质的农具，说明原始农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例如：1993年4月中旬，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在横山清理的两座良渚文化墓葬(MI、M2)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石钺和少量玉钺(图十二)。一号墓，残；出土石钺23件、玉钺l件及玉琮、玉璧、小型玉饰等共107件。二号墓，保存完整；出土陶器1件、石钺132件、玉钺l件及小型玉饰等共284件。两墓都有很多的石钺出土，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石钺最多的，“这些石钺在制作上均未开刃，亦略显粗糙，显非实用器”(22)，无疑是具有礼器性质的器物。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仅仅是考古、历史学界的研究课题，更是一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从农业工具的“分化”角度来探讨文明起源是一新的尝试，希望通过分析发现一些起源的新线索、信息。纵观中国早期历史的发展，农业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发达的原始农业是古代文明起源的坚实基础，而标志或代表农业发展水平的则是当时广泛使用的生产工具。我们通过生产工具的分析可以探明工具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并解读工具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故此不失是一个探讨文明起源的新途径。

在研究文明起源的课题时，我们从农具分化的角度人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的生活首先要有足够食物，而食物的可靠来源则非农业莫属，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则是农业工具，就此而论农具与生活密切相关。由于农具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最先可能从农具中分化出具有礼仪(器)性质的石钺，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礼器就是石钺，自石钺而后，随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需要，礼器的种类逐渐扩大丰富、完善，因此对农具分化问题的探讨在研究文明起源课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第5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普列汉诺夫著：《论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出版。

    (3)《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12月。

    (4)《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1年第6期。

    (5)《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6月。

    (6)《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7)《南京博物院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2年8月。

    (8)《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9)《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0)《良渚玉戚研究》，《考古》1989年第7期。

    (11)《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2)《良渚遗址考古报告之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13)《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14)《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10月。

    (15)《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12月。

    (16)《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

    (17)《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1年第6期。

    (18)江苏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19)南京师范大学  金坛市博物馆编：《金坛三星村》，南京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20)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

    (21)《金坛三星村遗址的发掘与思考》，《中国文物报》1996年9月22日第三版。

    (22)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