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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丘陵农业(2) 张泽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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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4 08:51: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张泽咸 

  
     
(三)隋唐时期  

隋灭陈,“金陵王气黯然收”。《隋书》卷3l《丹阳郡》称:“诏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建康不再具有六朝时那样的特殊地位。隋大业时,丹阳郡辖地包括了当涂、江宁、溧水三县。唐初,以延陵、句容、白下(金陵)三县属润州;丹阳、溧阳、溧水三县属宣州。《旧唐书》卷40记“至德二年(757年)二月,置江宁郡。乾元元年(758年),于江宁置升州”.三年后废罢,故《元和郡县志》无升州名。唐末,徐温掌握扬吴实权,派遣养子知诰经营升州。《通鉴》卷269贞明三年(917年)“五月,徐温行部至升州,爱其繁富”,于是移驻其地。南唐建国,又定都于金陵。宋灭南唐,再置升州,《太平寰宇记》卷90,记升州辖八县(江宁、上元、溧阳、溧水、句容、当涂、芜湖、繁昌)。自是宋初社会现实状况。

《新唐书·地理志》记升州勾容有绛岩湖,宣城有德政陂,南陵有大农陂、永丰陂。这些陂湖水利,如绛岩湖虽创修于六朝,但真正发挥重大农田水利作用是在唐中叶以后。唐人樊询《绛岩湖记》说:湖塘“开田万顷,赡户九乡”,盛产鱼、稻[1]。《元和郡县志》卷28,溧水县南百里有固城湖,“周回九十里。多蒲鱼之利”。《全唐诗》卷189韦应物《送唐明府赴溧水》称:“鱼盐滨海利,姜蔗傍湖田。”是知唐代溧水一带,不仅耕垦湖田,田傍且植姜、蔗,又多鱼、盐之利,农副业相当发达。

宣州南陵县之大农陂,唐人韦瓘说,“斩莽辟芜,拨腐曝淤,……辟荒梗数万亩”,陂水溉田千顷[2]。权德舆说,代宗大历时,李条为宣城令,“县鄙之南,水泉委汇,每暑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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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唐文》卷445《绛岩湖记》,4540页.参《新唐书》卷4l《地理志》,1057页。
[2] 《全唐文》卷695《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7140页

潦,辄伤大田,公乃峻为之防,……稼皆登成”[1],此皆地方性的农田水利。宣州地处江南,气候温暖,宜农日较华北多。李频说:“万家闾井俱家寝,千里农桑兢起耕。”农村趁早耕作,粮桑并重。在泾县,“绕郭看秧稻,寻街听茧缫”。许浑说,冬日宣城,“露茗山厨焙,霜炕野碓舂”[2]。春初开耕种桑,随后稻苗分秧,蚕缫丝,以至焙茶舂稻,年年农事繁忙。《太平寰宇记》卷103《宣州·旌德县》,“山谷深邃,舟车莫通”。宪宗元和初,宣歙观察使卢坦已注意开垦河渚间小块渚田,发展生产。旱年粮贵,重视商货流通,反对片面压低粮价。理由是“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3]。实施他的主张,商旅来者增多,粮价迅速下跌,人们较易渡过了难关。

歙州初置于隋,所在山多水急,交通不便。例如《太平寰宇记》卷104歙县苦溪,“乱石厂磺残,洪港斗折,淙流腾激,其急如箭”。祁门县阊门滩,“怪石丛峙,迅川奔注,溪险石蹙,跳彼激射,摧舻碎舳,商旅经此,十败七八”。唐元和时,歙州“民山处,输租者苦之,下令许计斛输钱,民赖其利”。歙州刺史崔玄亮为免农民长途跋涉运输,下令允许编户交钱代粮。歙民所养马、牛等所生子畜,以往都由官府设籍登记,吏员藉此舞弊害民,玄亮于是焚毁官籍,以利民众安心生产,发展饲养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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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502权德舆《李公墓志铭》,5113页.
[2]《全唐诗》卷587李频《宣州献从叔大夫》。6811页;又卷588《送许棠归泾县作尉》,6823页;又卷537许浑《冬日宣城开元寺赠元孚上人》,6129页.
[3]《通鉴》卷237元和三年(808》七月,7653页。《全唐文》卷497权德舆《卢公神道碑铭》,5068页;又卷640李翱《东川节度使卢公传》,6462—6465页。
[4]《白居易集》卷70《崔玄亮墓志铭》。1470页。《新唐书》卷164《崔玄亮传》,5051页。


歙州地处山谷间,吕温说它“地杂瓯骆,号为难理”。李翱指出,歙州“富豪并贫民之产而不税”[1],社会现象,复杂万分,包括居民族姓有不同,以及贫富阶级的差异与对立。唐初,汪华据歙地称吴王。中唐时,歙人杀刺史,方清保据歙州等地山险经年,战斗都相当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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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63l吕温《崔公(浞)行状》,6367页;又卷639李翱《李府君(则)墓志铭》.6455页。


歙州种植业,水田多种秈稻,不甚宜秔。山地产粟、麦。《全唐诗》卷690,记歙人汪极欢呼家乡种麦,“塍畦交茂绿,苗实际清和”。宋人罗愿《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云,“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于江西,仰其米自给”,所言自是赵宋情况.同书卷2《叙贡赋》,谈到歙地租挈重,并非宋代首创,“特起于唐末伪刺史陶雅之所增异”。歙地山多梯田,“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刀耕而火种之”。耕种梯田,史书未见有任何农田水利工程。《新安志》所说,“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坏与禾荡然一空”。当然,这也不是宋代所特有的,上述卢坦在歙州发展商运,吸引外地粮食运进,即是良好旁证。

池州(贵池市)位于长江南岸和九华山以北,唐初置州。贞观时废归宣州,代宗时复置,所辖四县,其中三县分别为玄、肃、代三朝所置。表明唐代中叶,该州正处在迅速开拓中。

九华山原名九子山,李白以有九峰如莲花削成,改称九华山。山地多旱作,如德宗贞元时,释普愿于山上建寺,“斫山畲田,种食以饶”,由是三十年也不下山。元和进士池州人费冠卿说,隐居九华山,“外户凭云掩,中厨课水舂,……畲田一片净,谷树万株浓”。长庆进士茅山隐士顾非熊寄诗费冠卿,“石室和云住,山田引烧开”。[1]可证九华山多旱作畲田、山田。赵璘《因话录》卷4《角部》记代宗、德宗时,刘彦范的朋友在九华山,“种田数亩给衣食,或遇丰岁多麦,傍有滞穗,……拾之以归”。显示九华山田已多种麦。《全唐诗》卷656罗隐《别池阳所居》云:“黄尘初起此留连,火耨刀耕六七年,……却是九华山有意,列行相送到江边。”池州人杜荀鹤有诗数首谈及九华山,如卷692《献池州牧诗》云:“分开野色收新麦,惊断莺声摘嫩桑.”池州产麦多和畲田密切关联。同卷《又自江西归九华》云:“他乡终日忆吾乡,乃到吾乡值乱荒,……无衣织女桑犹小,缺食农夫麦未黄。”可见社会动乱对农作与百姓生活影响至深且大。罗隐所说“火耨刀耕”,即是普愿和尚的“斫山畲田”。唐以前皖南山地早已存在水、旱种植,但很难见到具体记录。陶渊明《和刘柴桑诗》称,“新畴变应畲”,畲是动词,似难与畲田等同。前引《盐铁论·通有》记汉文学言:“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也就是“火耨刀耕”。它和“砍山畲田”一样,都要使用工具。历史上刀耕火种为时已久,各有其时代特色,唐朝情况与汉代“文学”所言不能完全等同。《全唐诗》卷429白居易《归田诗》:“迎春治耒耜,候雨辟苗畲,策杖田头立,躬亲课仆夫。”明确说是春日修整好农具,等到有下雨迹象时,亲自督率耕夫,大力进行垦荒耕耘.畲田是旱田、山田,原则上不种水稻。通过畲田方式,皖南山地正在迅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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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高僧传》卷11《唐池州南泉院普愿传》,25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全唐诗》卷495。费冠卿《答萧建问九华山》,5612—5613页;按,“谷树万株浓”之“谷”疑为“榖”,“谷”、“榖”形近而误,“谷”简作谷;“榖”,落叶乔木,又名构树或楮树,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又卷509,顾非熊《寄九华山费拾溃》.5783页。


另一方面,九华山地区确实种有水稻。《全唐诗》卷707殷文圭《九华贺雨吟》云:“万畦香稻蓬葱绿,九朵奇峰扑亚青.”池州人喜逢及时雨,欢呼它对稻田耕作有重要作用。《宋人集·丙编》收录宋、元之际九华山人陈岩撰《九华诗集·化城寺诗》,自注云:“寺起于齐、梁,逮唐建中中,金地藏依止禅众,有平田数千亩,种黄粒稻.……结实香美。皆自新罗移植。”《黄粒稻诗》云:“紫芒金粒动秋风,三月腰镰卷地空,农事倦时天与力,机舂相继便论功。”注:“寺前有碓。”诗下原注:“稻出九华山。相传金地藏自新罗携种至此种之,其芒颖,其粒肥。其色殷,其味香软。与凡稻异。”[1]如果宋人所记无误,九华山稻种是中唐时自新罗传人,经唐至宋,种植几百年而未衰。可惜唐代九华山的具体种稻方式,今已不明。但却证明当地已不是采用火耕水耨方式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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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赞宁《宋高僧传》卷20《唐池州九华山化城寺地藏传》,地藏姓金氏,新罗国王支属,“振锡允方,遐逅至池阳,堵九子山焉。……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其土黑壤,其泉清甘,岩栖耕汲,趣尔度日.……其山多冒云雾,罕曾露顶欤”。515页。本传记地藏死于贞元十九年.九十九岁。


皖南山地宜茶,歙州祁门县所产尤有名。《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称,该县五千四百户,“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置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茶“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年春季吸引大量外地茶商来此购买。此外,宣州宁国、太平、广德诸县,亦以产茶著名。

皖南诸地盛产麻与绢,名闻全国.《唐六典》卷20记宣州产火麻布,质量为全国第一等。《元和郡县志》卷28记宣州、歙州,均以麻布为贡品。白居易《红线毯》称:“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这是说,德宗贞元中,宣州进贡宽阔质量高的加丝毯。《册府元龟》卷485《济军》,记长庆元年 (821年),宣州观察使元锡一次“进助军绢绫一万匹”,足见当地丝织业已是相当发达。

皖南水面多,盛产水物。当涂、芜湖等地的鲥鱼,泾县鲤鱼,均很著名。顾野王《舆地志》记梁昭明太子以池阳水出鱼美,因改其地名贵池。

《全唐文》卷872薛文美《泾县小厅记》载南唐保大时,泾县厅柱颓毁,风雨不散。拟兴工采木重修,“洪水漂出巨材,久在溪燸”。取而用之,栋梁宏壮。“复于厅后盖廊屋三间,重梁续柱,架险飞空。”山洪暴发,冲出如许巨木,足见宋代《新安志》所说外运木材以换粮之事诚为不虚,是为时久矣。

综上所述,清晰地看出唐代皖南山地获得了重大发展。其行政建制,歙州属江南东道,宣州属江南西道。中唐后,往往宣、歙并称。《旧唐书》卷162,记元和时,王遂为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云:陆惨出刺歙州,“歙,大州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杜牧《吕温墓志铭》记武宗时,温“复以御史大夫出为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赋多口众,最于江南。公急恶宽穷,……自至大治”。杜牧撰《李君(景业)墓志铭》记文宗时,池州刺史李景业,创造新的籍簿,按品级高低,分别不同等次征发徭役,在税收上也设法减轻贫弱民户的征税,“凡裁减蠹民者十余事”。由此可见,囊括宣、歙、池三州的皖南地区社会面貌,确是比两汉、六朝时大为改观了。

皖南“赋多口众,最于江南”,言之凿凿。今开列宣、歙、池三州户口,制表见下页。

依表所记,宣州天宝时十二万户,八十八万余人。户口数在同一时期江南东、西二道总共三十多州中居第一位。宣、歙、池二州,以宣州为重。它是宣歙观察使的治所;所在经济也最发达,人多赋多。代、德以后,不少宣州刺史即担任宣歙池观察使。代



| 贞观中 | 开元 | 天 宝 | 中唐后 |元 和
| 户 | 口 | 户 | 户 | 口 | 户 | 口 | 户
宣州|22537|95753| 87231①|
109790②|121204|884985|———|———|57350
歙州| 6021|26617| 31961①
38320②| 38320|269109|———|———|16754
池州|—— |—— | 24600②|———|———| 19000| 87967|17591


①代表《元和郡县志》所记开元户口数.
②代表《太平寰宇记》所记开元户口数。但《太平寰宇记》所记开元户数,与《元和郡县志》所记,差异甚大,不知何故?《元和郡县志》卷28记宣、歙、池三州都管户91706户,681页.宣、歙二州所列户已达119192户,已超越所记三州总户数,未知何故。《太平寰宇记》卷105记有池州开元户数,9页下。但当时并无池州,户数依据不明.池州中唐后的户口,据《旧唐书》卷40,其年代不明。1603页.宗永泰二年(766年)九月,宣州刺史李佚坐赃二十四万贯,被朝廷处决,并籍设其家。宪宗为了征讨叛藩,所需费用多.元和十一年(816年),以司农卿王遂为宣州宣歙池观察使。十三年七月,再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新唐书》卷52称为“予之富饶之地,以办财赋”。很可以看出宣歙地区在唐后期财政上所占重要地位。韩愈说,江南赋出,居全国十分之九,首先是从宣歙地区情况发出议论的。说江南经济发展,是不宜只强调吴越太湖地区,而忽视皖南宣歙地区。宋代于宣歙池地区置江南东路,也是与两浙路并驾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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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区在隋唐时获得了重大发展。那时,于其地分置江、洪、饶、抚、吉、袁、虔等州。《隋书》卷31《地理志》概述江西诸地情况云:“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小人勤耕稼,……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它说明江西全境习俗重农,纺织业也有重要成就.《白居易集》卷55

《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云:“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约略概述唐代江西地区的经济地位有了重要变化,今择要稍作介绍如次.

江州位于赣北彭蠡湖入江口,地居交通要冲。唐代江州辖地远比东晋南朝时缩小。《新唐书·地理志》记州辖三县,有水利工程四处。一在都昌县,三处在浔阳县,彭泽县没有水利记事。武周天授时,彭泽县令狄仁杰疏称:“彭泽七县,百姓齐营水田。臣方到县,已是秋月。百姓嚣嚣,……皆云春夏以来,并无霖雨。营佃失时,今已不可改种。……窃见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今总不收,将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莩亡者。”[1]靠天吃饭,天不雨便要失收,虽居长江滨,亦无助于农业创收。

《旧唐书》卷171《李渤传》记长庆元年(822年)李渤任江州刺史时上疏,该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当年大旱,一千九百顷失收。按《元和郡县志》卷28记江州开元时二万一千八百六十五户,元和时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五户。准此计算。开元时户均垦田十亩半,元和时为十二亩半。可知江州户均垦田数,与州内山峻少田的彭泽县相若,显示州内可垦田地不够多。当然,平均数并不等于现实均平。《全唐文》卷799皮日休《惑雷刑》记:“彭泽县乡日黄花,有农户曰逢氏,田甚广。已牛不能备耕,尝僦他牛以兼其力,……得他牛,则昼役夕归,箠耕于烈景,笞耨于晦冥,未尝一夕容其殆忽。”这位逢氏拥有的田地,决不止是八亩、十亩。租牛耕地,役使极重。自是阶级对抗社会侧面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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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169狄仁杰《乞免民租疏》,1728页。《新唐书》卷115《狄仁杰传》,记“邑人为置生祠”。4210页。


9世纪前期,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他在那里写了不少诗篇,记述了当地水、旱农作和社会习俗。《全唐诗》卷433《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云:“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种畲田粟,已讶殊岁时,仍嗟异风俗。”江南水乡潮湿炎热,初夏农忙季节,水田种稻,旱田种粟。另一首《游湓水诗》云:“四月未全熟,麦凉江风秋。”夏历四月,江州湓水地区小麦正是日趋成熟。《赠友诗》描写荆江地产金银,不少人弃农事,披沙凿石,“畲田既慵斫,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由于利益驱使,他们离开了农作,受当时社会条件制约,未能形成新的独立社会力量,最终仍要反归从事农作。

白居易《湓浦竹诗》云:“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温燠,……草木冬犹绿。”江州初冬到了,农忙高峰期已过,人们利用空隙,持刀斫竹,“家家盖墙屋”。《食笋诗》说:“此州乃竹多,春笋满山谷。”不少人人山拔笋,在早市出售,“物以多为贱,双钱易一束”’价贱而又美食。嫩笋充食,伐竹盖房,自是江南村野特色。

江西不少地方产茶,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下设置草堂,《全唐诗》卷430,说“架岩结茅宇,靳壑开茶园”,即是自置茶园,还开塘喂养红鲤、白连等鱼,一派怡然自得农家乐风光。

唐末十国时,吴与南唐在江州析置德安县与湖口县,大力拓植水田,发展早、晚稻生产。

洪州位于江州以南,州辖七县,《新唐书·地理志》记南昌县有韦丹所开陂塘,建昌(永修)县有武宗和懿宗时所修水利工程各一处。洪州是江南西道观察使治所.宪宗时,韦丹任江南西道观察使,《白居易集》卷57《与韦丹诏》称:“又奏修造陂堰,并劝课种莳粟、麦等事宜,具悉。……抑末业而移风,务兹菽、麦,防旱年而歉雨,修利陂塘,皆合时宜,并依所奏。”可知地方官在辖区内推行旱作(粟、麦、菽等)和兴修水利,都要报请朝廷核准。《韩昌黎集》卷25《韦公墓志铭》云:“筑堤扦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1]很可以看出洪州是以稻作为重。长庆三年(824年)秋,洪州旱,螟、蝗害稼八万顷,自是指稻谷。《全唐诗》卷642,豫章人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糖庄》云:“雨余田水落方塘,……满耳在的逼真景象。《全唐诗》卷160,记孟浩然说,豫章是“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那里除水稻外,也有旱作。《太平广记》卷374引《录异记》载洪州胡某,有五子,务农致富,“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出售,显示洪州种麦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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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洪州的行政建制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太平寰宇记》卷106记贞元时,析置分宁县。南唐升元时,靖安镇升格置县,又从南昌县析置奉新县。并在汉代建城县(高安市)基点上建置筠州,辖高安、万载、上高、清江四县,后面二县是南唐时新置。北宋初,再从高安析置新昌县。凡此等等,充分说明襟江带湖的豫章地区是在迅速发展中。

豫章据有“连巴控越”的地理优势,杜牧说是“控压平江十万家”。所在森林丰富,采伐和外运较易,隋唐时出产木材很有名。唐人张玄素说,隋修建洛阳乾元殿,“楹栋宏壮大木,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2]。唐太宗准备征辽,匠作大师阎立德“即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3],就地取材,制造大船.《太平广记》卷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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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樊川文集》卷7《韦公遗爱碑》云:“筑堤三尺,长十二里,……凿六百陂塘,灌田一万顷,益劝桑苎,机织广狭,俗所未习,教劝成之。”113页.《文苑英华》卷870,4589—4590页。
[2]《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2640页。《贞观政要》卷2《纳谏》,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新唐书》卷100《阎立德传》,3941页。

引《纪闻》云:“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归至广陵,利则数倍。天宝五载(746年),有杨溥者与数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飞,山深寄宿无处。有大木横卧,其中空焉,可容数人,乃入中同宿。”所言固然夸大,亦可见巨木大得惊人。元和时,关中旱饥,“以豫章、江夏、长沙诸郡,地产瓌材,且凭江湖,将刳木为舟,以漕国储”[1]。如此等等,反映江南豫章等地森林丰富,为建筑与造船提供了良木。《稽神录》记“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又记“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油口场。……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至吴,当获善价”。[2]江西众多林木的逐步采伐,为商贸提供了廉价的木料,也为农作垦殖开辟了大批良田。

饶州位于鄱阳以东。《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饶州》引徐湛《鄱阳记》云:“北有尧山,尝以尧为号,又以地饶衍,遂加食为饶。”“《图经》云:以山川蕴物珍奇,故名为饶。”《新唐书·地理志》记州辖四县,有堤塘水利工程四处,均在鄱阳县境内。《全唐诗》卷496姚合《送饶州张使君》云:“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元和郡县志》卷28记饶州开元贡秔米、贮布.显示饶州所产秔稻质地好,故列为贡品。《全唐文》卷492权德舆说,鄱阳是汉代“番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它邻近鄱阳湖,洪迈《容斋五笔》卷6《鄱阳七谈》记北宋余干进士都颉言,鄱阳“膏腴七万顷”,鱼、林、蔬、果、桑、蚕极为丰富.《太平寰宇记》卷107,记饶州余干县之余干水,“居人赖其膏泽之利,溉田一百二十顷”。这些事例说明,饶州境内稻田众多,它与洪州共同构筑了鄱阳平原的良田丰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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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690符载《钟陵夏中送裴判官归浙西序》,7073页。
[2]《太平广记》卷47l《宋氏》引《稽神录》,3878页;又卷354《徐彦成》引《稽神录》。2806—2807页。


饶州是茶叶著名产地。《元和郡县志》卷28记饶州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每驮茶的计量,今已难明,从当地茶税收入在全国占居很大比重,可推测产茶量很不少。《全唐诗》卷506记章孝标说:“饶州因富得州名,不独农桑别有营,日暖提筐依茗树,天阴把酒入银坑。”白居易《琵琶行》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盛产茶,吸引了不少外地茶商来买。鄱阳安仁里细民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这是饶州本地人专营茶叶买卖。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刘津说:“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1]四县除祁门在皖南外,其余三县均在饶州境内,是江西境内名茶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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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是唐肃宗时,析饶州南部上饶等地建置。辖五县。除弋阳县置于汉代外,其余四县上饶、玉山、永丰、贵溪,均为唐置。(其中永丰县,至元和六年,废并入上饶。南唐时,且从上饶析出铅山县)。《元和郡县志》卷28记信州元和户28711户,但《太平寰宇记》卷107引《唐元和十道要略》记信州2350户,此必有误。《文苑英华》卷895权德舆《裴倩神道碑》记大历中,倩为信州刺史,“复其庸亡五千室,辟其农耕二万亩”。代宗时,信州逃户归来的便有五千户。不可能在三十余年后,全州仅有二千余户,新增了垦田,受到朝廷嘉奖。《樊川文集》卷18,记唐宣宗敕称,信州“号为沃野,有厚赋”,厚赋的源泉是所在产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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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夷87l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9116页。按,乐乎县有银山。产银铜,唐置场监收税。至南唐时,始升监置德兴县。参《太平寰宇记》卷107《饶州》,13页下。


信州地区的具体农作状况,笔者所知甚少。《太平寰宇记》卷107载上饶县覆船山,“上有泉眼八十四,冬夏不竭,溉田万亩”.贵溪具“贵源山,广七十余里,内多良田,物产蕃庶”。唐人李郢说,信州初夏,“田苗映林合,牛犊傍村闲”。卢纶说,信州原野:“烹鱼绿岸烟浮草,摘桔青溪露湿衣。”[1]揭示信州田野不同季节里稻苗密布,烹鱼摘桔,呈现了一派农村兴旺景象。

抚州临川郡,辖四县,二万四千户。史志不记有水利工程。《新唐书》卷145,记贞元时,戴叔伦任抚州刺史,“民岁争灌溉,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饷岁广,狱无系囚”。民间争水溉田,表明所在小型陂塘之类自是不少。地方长官按照中央制定水利法规精神,创建符合本地实情的均平节水之法,促使民心安定,田壤耕辟。另据懿宗时田户邹稜说,自唐肃宗、代宗以来,在抚州先后修有华陂、土塍陂,“寻亦废塞”。“贞元中,有若戴公,置冷泉陂,其迹荒”,戴叔伦在抚州工作三年(785—787年),修建了冷泉陂,不久便荒废了。文宗时,刺史杜某修陂未成。懿宗咸通时,刺史皇甫氏、钟离氏先后设想修水利。咸通九年(868年)八月,新任抚州刺史李某亲自外出调查,很有感概地说:“焉有沃壤如此’而不富于民邪”。于是在冷泉陂故地兴工,置干金陂,《全唐文》卷805柏虔冉《新创千金陂记》称:千金陂,“灌注原田新旧共百有余顷,自兹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先是荒废陂水不入,仰天雨积潦而溉之,苟旱叹不雨,苗则尽槁,是临汝、长宁、长乐三乡之民固无望秋成,而输王之税,不减他户,穷民焦号’无所控诉,至有鬻妻佣女,其苦甚矣”。此渠建成于咸通十年(869年)夏。翌年六月,抚州兵曹参军柏虔冉记其事。它典型地揭示了丘陵山地靠天种地是不可能获得好收成的,必须因地制宜,兴修各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以利及时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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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唐书》卷108《裴倩传》,4091页。《全唐文》卷500权载之《裴倩神道碑》,5090页.《樊川文集》卷18《陆绍除信州刺史制》,276页.《全唐诗》卷590李郢《夏日登信州北楼》,6847页,又卷280卢纶《送内弟韦宗仁归信州觐省》,3182—3183百

抚州位于抚河旁,西汉置县,孙吴立郡。唐人赞誉它:“人繁土沃,桑耕有秋。”“临川古为奥壤,……翳野农桑。”[1]所在粮食种植和桑树栽培都大有成效。地处旰江上流的南丰县,初置于孙吴时,隋、唐交替,屡有废兴。《太平寰宇记》卷110,记“开元七年(719年),抚州刺史卢元敏奏:田地丰饶,川谷重深,时多剽劫,乃复置南丰县”。南丰县废而复置,是因所在田地丰饶,人口较多.唐开元时仅有二万户,宋初主、客户合计共达八万余户,可见唐、宋之际抚州是有较大发展。

袁州(宜春)以所在有袁山、袁水而得名。始置于隋,唐辖三县宜春、新喻、萍乡,山多田少。《全唐诗》卷600袁皓《重访宜春》称:“有村皆绩纺,无地不耕犁。”《全唐诗》卷276卢纶说到萍乡:“桔树当家僮,……田开野荻中。”耕地多是开山荒而成。南宋范成大在袁州仰山,看到层层而上的禾田,始称之为“梯田”。南宋初,知袁州张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岗,上资水利,以为灌溉,而罕作池塘,以备旱叹。”他建议江西各地守令,在农闲时,组织劳力,“讲究池塘灌溉之利,以为耕种无穷之资”。[2]山区若不讲究水利,农作自必备受灾歉之苦。


2006-11-8 16:37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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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819刁尚能《唐南康太守汝南公新创抚州南城县罗城记》,8623页;又张保和《唐抚州罗城记》,8626页。
[2]《宋会要·食货》七之四十六至四十七《水利》,4928—4929页。参《宋史》卷414《叶梦鼎传》,12433页。“袁山多而田少”。《全唐文》卷802刘骧《袁州城隍庙记》,咸通三年(862年)作,8427页。


袁州虽是山区,赋役也很繁重。《封氏闻见记》卷9记代宗时,阎伯璵先后任袁州、抚州刺史,“专以惠化招抚,逃户皆复。邻境慕德,襁负而来,数年之间,州境大理”。逃往邻境的贫民自然仍以垦作为生,地方长吏招抚得宜,吸引了流民归复,很有助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山区内也同样存在巨富。《太平广记》卷401引王仁裕《玉堂闲话》记“宜春郡民章乙,数世不分异,……其家至今巨富,群从子弟妇女共五百余口,……江西郡内,富盛无比”。众多编户中,富户为数极少。南唐袁州刺史刘茂忠面对国都金陵失守,在决心降宋前,将州军的科敛文簿全部焚烧,只保留田税簿,以此颇受袁人怀念。由此可知,当时法外加税很重。南唐政府将万载场升格为县,又以高安县为基础建置筠州[1]。实可推知,袁州地区在矛盾运动中仍是继续获得发展。

吉州是汉末庐陵郡地,隋置州。位于著名吉太盆地中心。所属庐陵县,东通大山,“土地多稼,散粒荆杨”。“自江以南,吉为富州”[2]。新干县“地宜谷稻,肥美”,赣水两岸农作兴旺。《元和郡县志》卷28,吉州在开元时三万四千户,元和时,增至四万一千户。文宗大和中,江西道观察使裴谊奏,“破赤石、徐庄等洞贼,戮杀擒获共二百三十六人,收贼栅七所,器械三千二百三十事,水、陆田四百顷,牛、马等四百七十余头”[3]。被称为“洞贼”、“洞蛮”的人们是逃窜在吉州山丘间,从事水田、旱地种植。显示境内仍有不少隐匿户口,正积极努力拓荒为生。

南唐元宗时,在吉州太和县龙泉乡置场,“采择材木”,大量砍伐原始森林。十七年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升场为县,开拓了不少农田。唐后主时,康仁杰知吉州,“抚量屯田”,稽查核实,按肥瘠区分高下[4]。减少了强迫命令的弊病,民多服其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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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袁州》,l0页下.《十国春秋》卷27《刘茂忠传》,393—394页。
[2]《全唐文》卷686皇甫湜《吉州刺史厅壁记》,7028页;又《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7027页。
[3]《册府元龟》卷694《牧守部·武功》,8283页。参《通鉴》卷265天佑三年末,8665页。《太平寰宇记》卷109《吉州》,12页,记彭矸为赤石洞蛮事.
[4] 马令《南唐书》卷14《康仁杰传》,四部丛刊本,5页上。参《十国春秋》卷31《康仁杰传》.448页.

虔州位于大庾岭以北赣南地区。孙吴时,为庐陵南部都尉所在。白居易说虔州,“南迁更何处,此地已天涯”.贾岛说,南康地区,“版籍多迁客,封疆接洞田”[1].居民少土著,多来自外地,耕地是开发山洞而成。州辖七县,未见有水利设施。《旧唐书》卷37,记元和七年(812年)五月,饶、信、抚、吉、虔五州大水,坏庐舍。虔州尤甚,水深四丈余,危害生命生产极大。

虔州位于赣水上流,西晋置南康郡,隋唐置虔州.自汉代以来即是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通道,水中多石不利通航。唐德宗贞元时,路应任刺史,“凿赣石梗险,以通舟道”[2],克服了以往船多败没的严重损失。僖宗时,岭南用兵,郑畋建议于岭南煮海为盐,“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等漕役,军食遂饶”[3]。显而易见,唐末赣南地区已有粮食就近外运,反映当地生产有了初步发展。

虔州七县中,大庾、信丰二县是唐代新置。南唐时再增置瑞金、石城、上游,龙南四县;宋初,复增置兴国、会昌二县’充分显示唐、宋之际,虔州地区的开拓有了新进展。

虔州境内森林繁富,自六朝以至唐代都是如此.《太平寰宇记》卷108记赣县的“竹管峒,丛篁万顷,三十余里无杂殖”。“空山,多材木果实,……所出物,百倍于他山”。安远县的归美山,“山顶有杉枋数百片”。欣山多桔树异竹。于都县梓潭山,樟树众多,“宵山多杉松,下有莞笋”。大有开拓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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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诗》卷440白居易《清明日送韦侍郎贬虔州》,4897页;又卷572贾岛《送南康姚明府》,6643页。
[2]《韩昌黎集》卷26《路公(应)神道碑》:“选刺虔州……凿启滩石,以平赣梗。。(六)5页,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新唐书》卷138《路应传》,4624页.
[3]《新唐书》卷185《郑畋传》,5402页。


总之,江西全境在唐代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位于鄱阳平原的洪州、饶州和吉太盆地所在吉州,种植业尤为兴旺。将史志所载江西诸州在唐贞观、开元、天宝以至元和时的在籍户口数字作一综合比较,亦可恰当地得出如上结论。抚州、江州、袁州次之,虔州位居最末。粮食作物以稻谷最为突出。《陆宣公集》卷18记德宗贞元时,陆贽奏称,每年从江西、湖南、浙西等地运米至河阴。文宗大和时,派人巡察各地粮价,明确提到江西,湖南产粮众多。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唐宋运漕米数》称:“本朝(宋)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该书撰于绍兴年间,作者是江西临川人。其时,唐代的饶、信州地,宋代划入江南东路。宋代,江、抚、袁、筠、临江军诸地生产有新的发展,它大致与唐代江、洪、吉、抚诸州相埒。漕米数大增,即可概见江西地区在唐与南唐之后,生产上是迅速有新发展的。

粮食而外,江西各地在唐代还大量种茶,植麻,种葛,果类以柑橘为名产。桑蚕业虽然早已存在,《隋书·地理志》记豫章“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从总体来说,生产不够突出,虔州民甚且不识桑蚕[1],亦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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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韩昌黎集》卷30《故河令张君(署)墓志铭》,(六)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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