々历史地理系列

文潮

佚名

纪念石泉先生

  

[编者按] 石泉先生，1918年1月生于北京，安徽贵池人。他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他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近几十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5月4日，石泉先生在武汉逝世。本刊约请国内历史地理同行撰文，表示对石泉先生的纪念。

  

真正的学者

  

葛剑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3月初在武汉大学作学术讲座时，得知石泉先生病情加重。当时我的日程很紧，在武大只停留半天，也怕干扰他正常的治疗和休息，只能遥祝他能安度难关。岂料到五一长假期间就听到石泉先生离去的消息，深以未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为憾。

石先生对我虽无师承关系，但我一直视为老师。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我二十多岁，是历史地理学界的老前辈，而且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石先生以治荆楚地理知名，但曲高和寡，赞成他的具体结论的人不多。由于石先生的论证结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定的并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地名体系，所以旁人无法在两者间调和或兼顾，只能作非此即彼的选择。1989年8月，石先生将他的论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赐我，我认真地读了他长达56页的《自序》，他数十年来孜孜不倦的探索过程和严谨的治学方法使我深受感动。但在读了几篇论文后，对他的立论仍未理解。后来见到石先生时，他问我对他的书有何看法。面对这样一位真诚的长者，我不敢隐瞒自己的观点，只能回答说，我还没有看懂。他淡然一笑：“我知道，连我的学生也不同意我的观点。”石先生继续坚持他的探索，这也没有影响他对我的厚爱。几年前，我到武汉大学作讲座，将开始时石先生出现在座位上。这给了我意外的惊喜，也使我深感不安，因为我知道他一般已不参加这类活动，而且我讲的内容完全不值得他亲自来听。

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平和淡泊，与世无争。但他对学术的不正之风却深恶痛绝。1982年春，以某人自吹自擂为依据的一篇报道在国内主要媒体上发表，8月初他来上海开会时，就要我转告先师谭其骧先生，建议对此人的行为应予揭露批评。他告诉我，报道中提到的那次楚史讨论会他正好在场，到会的美国学者并没有对此人作什么赞扬。此后的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某位学者近年的学风也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某某是应该给你们年轻人作出样子的，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他现在写的东西太随意，重复也太多。”

先生长期担任民进湖北省负责人和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完全可以享受副省级待遇，但他在参加学术活动时，始终只愿接受普通学者的身分。有一次他到上海来开会，由于旅客多，站台上太挤，他在学生们的帮助下才从窗口登车。在学术会议期间，他从不接受高于其他教授的照顾，也不愿在主席台就坐，对先师和侯仁之、史念海等先生十分尊重，遇同辈人也总是谦让在后。有一次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遵骝先生闲谈，才知道石先生是他表弟，原名刘适，1949年前曾为革命作过贡献。但从未听石先生谈及，连他的学生也不知道。

古人所谓“立功，立言，立德”，石先生可以当之无愧。武汉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首批评选资深教授，石先生名列其中，实至名归。无论石先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结论今后是否能为学术界所接受，他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和对荆楚历史地理的开创之功永不可没。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他铭记在我们后学的心中。  

  

  

人格的诠释——追记石泉先生的青年时代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石泉先生有几件事在我们的印象中很深。石泉先生与侯仁之先生有深交，这是他后半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原因之一。石先生是陈寅恪人室弟子，撰有学位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此文于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书名为《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出版后，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的作者)评价甚高，称其为“一本不寻常的旧稿新书”。石先生于学术研究中，不惮孤立，敢为人先，开创出荆楚历史地理研究的繁荣局面。石先生英语流利，语出惊人，但寻常不露。石先生风度翩翩，为人和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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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追思之际，最萦怀不去的还是石泉先生的人格。而最能够注解石先生品格的，还要说是另一类历练，由以产生的人格风范，是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也学不成、得不到的，那是已经逝去的伟大时代在石先生身世中留下的英雄故事。

石先生原名刘适，1938年由育英中学保送人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曾组织抗日社团(“星期六团”)。1941年在成都复学期间筹建“创社”，此社团后来发展为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协”。1945年燕大复校于北平，民协与其他组织合并为民主青年联盟，石先生是负责人之一。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石先生为重点对象。在燕大进步师生的帮助下，石先生突破封锁检查，最终奔赴解放区。

我曾问过石泉先生、张玮瑛先生关于“八一九”大逮捕的经历。

1948年北平国民党政府危在旦夕，故加紧对进步学生运动的镇压。8月19日在报上公布“匪谍”名单，“刘适”(石泉先生原名)名列其中。石先生家住成府镇蒋家胡同，一早骑车进学校办事，知报上正在通缉自己。但此刻燕大校门已被军警把守，出入检查证件，出校已不可能。石先生夫人李涵(当时名缪希相)在家中见报上名单，欲进校告诉石先生不要急于回家，但经校门时被扣留，带到海淀分局第六派出所，追问“刘适到哪里去了?”

燕大校园内共有八位通缉学生逗留，军警包围学校，校长及夏仁德(美国人)等教授设法阻止军警搜查。阻拦了两天，已再难继续，于是八位学生与陆志韦校长等聚集在夏仁德教授家，商议离开学校的办法。夏教授家住燕南园60号，在校园南部边缘，后窗外是一条僻静大车道。大家决定夜间用绳子缒墙而出，然后乘夜赶路，上火车去天津，再转入华北解放区。

不巧，石先生正患肺病，不能走长路，只得暂时留下来。夏仁德把石泉先生隐藏在学校西墙内一块人迹罕至的荒草地里(属勺园废墟)，带上食物、雨布、毛毯。荒地寂静，但不远处即可见搜捕的军警。石先生一连藏了三天。只是在深夜一、两点时，石先生才得潜出草地，到附近张玮瑛先生家，与李涵先生会面，作些修整，并打听消息。

张玮瑛即侯仁之先生夫人，此时侯先生远在英国，张先生带两个儿女住在校园内佟府甲三号。“八一九”那天，李涵先生被扣押了几个小时后被校方保释出来，不敢回家，便投住张玮瑛先生那里。张先生毫无犹豫，安排李先生住下，并担起打听消息、联络工作的事务。这几日大逮捕期间，石先生躲在荒草丛中，李涵先生在张玮瑛先生家中，只有深夜会面。会面时，张玮瑛先生在门外放哨。

8月23日晚，夏仁德夫人来张玮瑛先生家，说学校岗哨已撤，他们已安排好一位美国青年教师，护送石泉先生离开学校，进城转移。张玮瑛先生冒险到成府石先生家中，取来必要之物。24日一早，石先生到张先生家，有人送来自行车，美国教师亦到。石泉先生身着一套白色西装，骑车，与美国教师上路。

骑至北平北面的德胜门，见有军警所设哨卡，盘查证件。石先生与美国青年教师以眼色会意，并排骑行，不下车，不理睬，故意用英语谈笑风生。军警未敢阻拦这位身着白西装，满口流利英语，又有老美陪伴的神采洋溢的中国青年。石先生顺利闯入北平城。下午，李涵先生随后赶到。两人找到去解放区的关系，于是经天津到陈官屯，再到唐官屯，后摆渡过河，通过国民党闸口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到解放区后，为不致给他人带来麻烦，两人更改了姓名，刘适改为石泉，缪希相改为李涵。

石泉先生的这一番经历，听了便不会再忘记。那个穿着白色西装以英语谈笑的青年形象，跃然眼前。

石泉先生辞世是在5月4日，想到这个日子，在伤悼之中却感到了几分安慰。听说过黎澍先生晚年神志昏迷，长期不醒，其夫人毅然选在12月9日结束昏沌。黎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夫人选择12月9日为祭，意义十分明白。石泉先生5月4日辞世，意义可以比同。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青春意气，激昂奋进的象征。石泉先生于“五四”运动前夜(1918年)出生，青年时代必受“五四”精神熏陶，意气风发，投身社会进步事业。这一轮时代光环将与石泉先生的声名永远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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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治学精神从何处来?

  

侯甬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1982年1月，我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级学生中的一员，从学校毕业了。毕业前我收到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通知我被录取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学位，指导教师是石泉教授，研究方向是古代荆楚地理。2月10日，到了学校报到，同级张国雄同学(武汉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我们一起入学)带我去石泉先生府上，拜见了石泉先生和师母李涵先生。那时考研究生，并无面试的程序，及至到学校报到，外地的学生才第一次见到老师，老师也是第一次看见学生。我当时很没有经验，一定是一副腼腆的样子，只是回答了老师的一些询问，而没有主动问问题。第一次接触老师的印象是石泉先生、李涵师母待人十分亲切，没有一点名教授的架子。当然，我对石泉先生的教学方法和治学精义是在以后逐步加深了解的。

我们读大学课程的时间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论从史出”、“以论带史”的观点都对我们有影响，对于如何做学问的问题，石泉先生早已想好了。在理论方面，他指导张国雄同学、徐少华同学和我找相关书籍阅读、抄录，整理了一份《经典著作论历史地理》；在古籍校对方面，安排我们从传世著作中摘取有关楚史的资料，定下的书籍是《韩非子》(以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为底本)，对几种版本进行互校、勘误、摘录。在古代荆楚地理研究方面，我们主要学习石泉先生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如《楚都丹阳地望新探》等。对于石泉先生撰写的论文，尤其是论文中非常精深的考证方法和思路，我自己并不能深切领会，完全读懂。记得当时我对地理学理论很感兴趣，但在如何考证史实方面却未能下太大的工夫。石泉先生从来没有说我喜欢地理学理论有什么不好，他也完全知道我缺乏哪一个方面的训练。及到1997年，我从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访问研究归来，送给先生一篇仅二三千字的《西汉梁国己氏县名校正》短文(发表在台湾《大陆杂志》第94卷第2期，1997年2月)，先生看了，高兴极了，认为访日成了我转变“学风”的一个契机。在一次通信中(2001年4月2日)，先生更明确地告诉我，“你从日本回来后(记得那年在上海看到你)，就使我感到你的学风颇有变化，笃实多了，使我放心不少；但也希望你不要放弃原来的优点——大处着眼，宏观上看问题”。我知道，这是石泉先生对我期待已久的一个要求和愿望，也知道，先生对我所说的这一番话语里，所包含的是什么期望。

石泉先生专攻古代荆楚地理的问题，若从1944年春季撰写《春秋吴楚战地考实》大学毕业论文算起，那就有60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中间无论如何也要刨去“反右”、“文革”那不能做学术研究的近20年光阴。如果要真正了解石泉先生研究古代荆楚地理问题的难度，仅仅知道其研究对象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阅读石泉先生的论文，及其国内外的相关图书资料。我们深知：先生的研究工作是严谨而持久的，面对记载口径复杂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学术界不一样的看法，新的探索展开的同时也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初学古代荆楚地理的我，在校时已经感觉到这一课题的研究难度了。对此，我曾小心翼翼地向先生询问：如果最后的事实不能说明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对的，那该怎么办?先生听了，就像一位为科学英勇献身的斗士一样，坚定地回答我：如果真是那样，也就给后人说明了这一条路不可行。

先生选择的是一条怎样的艰辛探索之路呢?它需要先生如此殚精竭虑、皓首穷经地去完成?我们且看一看先生的研究对象及相关的研究史。以楚国都城位置为中心的古代荆楚地理问题，清儒宋翔凤撰有《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近代学者童书业撰有《春秋楚郢都辨疑》一文，《春秋左传研究》中还有春秋楚国都城的一组考证文字，都曾为石泉先生所参考、依据、深究。据石泉先生自述，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读中学时，就受到顾颉刚先生主编《禹贡》杂志的影响。1938年进人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又得到时为研究生的侯仁之先生的学术介绍和引导。1942年9月回到流亡于成都的母校燕京大学复读后，在郑德坤先生指导下，修完了“高级史学方法”实习课。1944年春，在徐中舒先生指导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春秋吴楚战地考实》(发表时改题为《从春秋吴师人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在地名定位方面，得出了跟旧说完全不同的一套新解。1944—1948年，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选择中国近代史研究题目《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作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论文。1954年2月，先生从北京高教部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课之余撰写了《古郢都、江陵故址考》、《绿林故址考》、《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等文，开始了第二轮研究工作。到“文革”前后，研究工作停顿了十余年。1978年后，先生又重操旧业，开始了第三轮古代荆楚地理研究工作。这第三轮研究工作，比第二轮研究更系统、更深入、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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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是面对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资料本身所包含的学说体系展开研究，所以研究难度格外地大。对先生的新说，人们不停地提问、谈看法、展开讨论，先生就不断地准备资料、清理思路。在研究工作进展最快的八九十年代，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一天，先生不会碰到需要去解答、去辩驳的大小质疑问题。对此，先生为1988年出版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写有一篇详细的“自序”，序中先生明确表达，希望读者尤其是同行们能从下列三个层次，对自己的著作予以严格的审查：(1)书中所依据的关键性材料是否有不可信靠的?如有，请批驳；(2)如果所引据的材料可靠，那么，书中对材料的理解是否有误?如有，请予指出，并告知正确的理解应是什么?(3)如果书中对材料的理解也不误，那么，是否在运用方面有问题?如然，正确地运用这条材料，应是怎样?他紧接着说：“在这三个层次中，无论哪一方面是我错了，都应认真改正。但是，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这样将可促进这项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更加充实，并更增活力”。整篇序言，共56页，4万多字，细述先生个人的治学和探索过程，尤其是思路的介绍，如上所引，可谓字里行间见精神。

1985年春季，我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回到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对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以得到宽慰的是，利用历史地理学界的年会等机会，每过二三年都能够在会议或相关活动中拜见先生，并向先生当面请教。1988年，我收到先生亲笔题签的赠书《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2004年，我又获得先生亲笔题签的赠书《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其间，还收到先生和蔡述明先生合著的《古云梦泽研究》一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手捧先生赠书，我知道先生的学术探索工作一直没有停顿，仍然还在继续，还在向着预定的研究目标靠近、合围。

石泉先生对艰深学术问题的探索为什么这样强烈、持久，表现出了一种世所罕见的韧性和精神，达到了一种超人的境界，我自忖自己不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的人选。每当想到这一点时，总有一个细节在我脑际出现。即1982—1985年我在武汉大学求学时，在石泉先生家里曾见到一个长方形、沉甸甸的工具箱，里面钳子、榔头、锯子、钉子等工具一应俱全。当时，我就好奇地向先生询问，先生家里如何有这样齐全的工具箱?先生答曰：“文革”中在沙洋分校时备下的，那时已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了。——这不能回来的地方不是它处，而是先生长期供职、生活的武汉大学校园。……念及于此，试想一下，似先生的人生，经历过那样厉害的打击，那样多让今人不能想象的磨难，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克服呢?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先生能够从事自己最热爱、最喜欢的科研、教学工作，更让他感到兴奋和意志坚定地工作于其中呢?我以为，这里面就有若干解答。

谨以此文追念先生的治学精神和育人理念，对先生离我们大家而去表示沉痛的哀悼。

  

2005年5月8日晚作于武昌珞珈山麓，6月19日改于陕西师大雁塔校园

  

  

怀念恩师石泉先生

  

徐少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2)

  

  

2005年5月4日晚11时10分，我们敬爱的老师石泉先生在与疾病顽强抗争了半年多之后，未能像往常那样再次战胜病魔回到我们中间，悄然辞世，驾鹤西去，离开了他心爱的家人，离开了他多年倾心培育的学生，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地理学这个神圣的事业。老师他太累了，他为我们、为学术事业、为服务社会操碎了心!

跟石师做学生，应是从1978年秋初人大学就开始了。我本科读的是考古，那时石师是考古专业的主任，在进校伊始专业师生的见面会上，石师就勉励我们端正专业思想，学好专业知识，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当时刚进校门，除了几分新奇之外，在专业知识与学术研究方面一无所知，因而对石师的那番话语除了面上的理解之外，并没有太多的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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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石师的教泽，并直接感受先生渊博的学识与认真敬业的精神，还是在几年以后听他的课时。记得是在1981年春天，石师给我们历史系七七、七八两个年级的同学讲“历史地理专题”课，加之还有一些外系的学生前来旁听，使得“教二楼”二楼的大教室异常“爆满”，同学之间还要轮流提前去“占位子”。因是“文革”之后第一次重开此课，十多年前的讲稿难以适应新的教学需要，必须全面调整、修改，甚至完全重写，于是石师一边整理材料，一边编讲义，一边找人刻蜡纸，一边油印，其中有几部分因来不及找人，都是老师自己“赶急”刻印的。每到上课之前，才把一章一节的讲义和参考材料发给大家。所以直到一学期的课快结束时，全部讲义才分发完毕，最后大家各自想办法将它们装订成册。后来读研究生时听师母李涵老师说，当时为了编写、刻印那本讲义，石师总是“开通宵”，天亮后简单洗漱，吃过早餐，在座椅上“靠”一会，即拎着“大包小捆”地赶往教室上课。石师讲课条理清晰，材料娴熟，旁征博引，逻辑严密，不管是谈历史地理的理论问题，还是有关专题，都是史论结合，融会贯通，深入浅出，令人信服，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与敬佩。

石师在课堂讲授的同时，还经常布置一些作业，并对每一份作业认真批改，加以启发引导。有一次石师发给每人几张油印的地图，要求大家标出中世纪我国西北地区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域，我想当时的分布地域并没有太明确的范围，就没有按常理用闭合的线圈标出，而是用铅笔画的平行虚线示意，石师在批改时表示赞许，在旁边加了“设计较好，较科学”的批语，并在下次课前讲评时以予鼓励．石师的这门课，使我深受启发与教益，以至二十四年前那本刻印、后用回形针装订而不甚整齐，外面用牛皮纸作封面的讲义，连同当时的听课笔记与作业，至今一直保存在我书架最顺手的地方。也正是石师的学识与人格魅力，使我作出此后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的选择。

在学问上真正入门，还是在跟老师读研究生以后。我进师门时，已有国雄、甬坚两位师兄早我半年，捷足先登，除了公共课、基础课外，几门“专业课”都是石师在他书房里给我们三人一起讲授、讨论的。老师曾对我们说：指导研究生我没什么经验，就按当年陈寅恪先生指导我的方法来指导你们，边摸索边改进。同时教导我们：作学问首先要有扎实的基础，同时要有开阔的眼界，否则成不了大器。所以他给我们首先开的两门课一门是“历史地理理论”讨论，一门是“历史地理史料学”。在老师书房里上课，虽然地方比较狭窄，作笔记不太方便，但也有几点好处，一是资料“现存”，可以边讲，边讨论，边实习，需要什么资料就取什么，当堂解决问题，印象特别深刻；再就是中间休息时，师母常给我们送些茶水、水果或点心之类的“犒劳”，有时因某个问题“拖堂”，下课晚了，老师担心我们回去后食堂没菜吃，就要师母加两个菜，留我们在他家“蹭”一顿，若逢节日，这顿饭必吃无疑，时间一久，老师家上课那天的晚餐，几成了当天课堂的必然内容。

我本科学考古，在实物资料和田野方面有点基础，对商周文明与楚文化有一些兴趣，而文献方面的底子薄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缺乏系统的训练。针对这一具体情况，我刚入门，石师就对我说：你学考古出身，这是你的优势，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加强，力求做到准确认识、科学运用考古材料，而不是简单下结论；同时要在历史地理与文献方面下功夫，从原始材料人手，在鉴别、理解与运用文献资料上花气力，决不要随手拣来就用，这方面我能帮你。老师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不错，一定要抓紧时间。希望你今后能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在先秦历史地理与文化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我不懂的，可以请其他老师来帮你。如果说四年前老师的那番话我只是礼貌的听听而已，四年后的这番话，我是深深领会到其中的份量与期望的，同时也感到无形的压力与责任。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学习的动力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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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师的安排下，读硕的前两年，徐德宽老师给我补了一学期的自然地理，蔡述明老师教了一学期的历史自然地理专题，王克陵老师讲了一学期的地图学。同时，老师还安排我补修夏渌老师的古文字学，周大璞、钟福邦老师的音韵训诂学课，并特地给几位老师打招呼，要他们多给我指导。在考古方面，老师还安排萧亢达、王光镐等老师专门辅导，定期请益。三年的硕士生活虽然过得非常紧张，甚至是近乎“严酷”，但也正是这三年，使我们在学术上受到了严格、系统的训练，为以后的学习与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回想起来，可见石师的用心良苦和因材施教。

先生做事极其认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告诫我们：做学问要先学做人。做人贵在诚信，做事务在认真，做学问定要求真，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对我们的课程作业和学位论文，他总是严格把关，一丝不苟。在几十年对古代荆楚地理的研究与探索中，石师对今本《水经注》中有关长江中游的《江水》、《沔水》诸篇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在讲“历史地理史料学”时，他通过大量史例教育我们：现存诸版本的《水经注》已非本来面目，在先已散乱残佚后，虽经历代学者加工整理及订补，至今内容紊乱费解以至有明显错误之处仍屡见不鲜，不能笼统凭信。并告诫我们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对《水经注》的有关记载要作细致剖析，力求返本探源，尽可能恢复《水经注》的本来面目。后来做课程论文时，我拟根据《水经注》卷20《丹水篇》的记载对其中下游的山川、城邑作了一番“梳理”，在收集、分析材料时，我意识到今本《丹水篇》确实有很多问题，如与卷29《均水篇》的分割，析水、黄水、均水诸水的位置，古析县、丹水县、南乡县诸城邑的关系与地望等，颇有疑点，因囿于汪士铎、杨守敬等前代大师们的成说，加之当时自己的学识浅薄，又不愿在这上面下“死”功夫，觉得没法理清这些疑难，便回避矛盾，在汪、杨等学者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考古材料，仅对古析县、丹水县的地望作了简单的分析和推论，其实根本没有找到问题的原由，更谈不上解决矛盾，只是“和”了一团稀泥而已。作业交给石师后，没过几天，老师把我叫去，拿出我的“论文”，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满是批语和补充材料。老师对我说，你没把问题弄清楚，只作了些面上的工作，关键是没有吃透材料，没有深入进去。然后老师打开《水经注·丹水篇》与《均水篇》，又翻出《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和有关《地图册》等，与我一边查阅文献，一边教我认真对照、分析，寻找问题的根源，同时教导说：作学问就要舍得花“笨”功夫，脚踏实地，决不能投机取巧，避重就轻，否则出不了成果，更谈不上创见。老师的话语虽然不重，但的确令我感到万分羞愧而无地自容。那天晚上老师在他书房里手把手的教，面对面的讲，条分缕析，返本探源，使我基本上弄清了问题的结症所在，明确了下一步收集材料的范围，探索的目标与方法(该文后经全面改写，又得到辛德勇先生的指正，在《论丛》发表)。从老师家出来已是夜深人静了，当时的心情是既有苦辣也有甘甜，既有悔恨也有收获。这是我初识石师严格、认真之“真格”，也是我学作论文、步入学术之起步，令我永志难忘。

记得在作硕士论文时，涉及先秦古申国、楚宛县与汉晋南阳郡治宛城的地望。据《汉志》、《水经注》及《寰宇记》，古申国、楚宛县与汉晋南阳郡治并在一地，考古材料也比较明确。然唐初的《括地志》却说“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县北三十里”(《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清代地理名著《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皆依此而定古申国、楚宛县于汉晋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市)以北二三十里处，近世出版的各类历史地图集亦以此为据。我在整理材料时虽看到了此间的矛盾，然在一番“分析”之后没有弄清原由，就对传统说法作了认定，并以考古材料加以“印证”。初稿交老师后，过了些时我去面谈，老师拿出这部分稿子，指着用铅笔加在上面的材料说：你注意到没有，《括地志》在讲“故申城”在当时南阳县北三十里的同时，还有一条相关记载“南阳县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 (《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这里提到“南阳县故城”在“宛大城”的西南部，说明在唐初《括地志》成书时，南阳县已有迁动，故城为古宛城，是申国故都所在，而当时的南阳县治则在古城南三十里。《括地志》与汉晋记载并不矛盾，问题出在清人对《括地志》的理解有误，以至影响至今。其实这几条材料我都“认真”比较过，但没有看出什么道道，经老师这么一分析、点拨，使我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在深感愧疚的同时，由衷地敬佩老师敏锐的学术眼光与深邃的洞察力。问题基本明朗后，老师还提示我要结合《隋志》等弄清唐初前后南阳县的沿革变化，尽可能完满解决这一疑难．临离开时，老师开导我说：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要充分理解原始材料，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陈寅恪先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往往从常见史料中分析出使人意外而又理所当然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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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正是老师这一次又一次的严格和认真，一次又一次的启发和引导，才使我们慢慢开窍，逐渐领悟到学术探索与追求真理的价值，认识到老师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教书育人的良苦用心，这是老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老师走了，留给我们无限的悲痛与思念。二十多年来恩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授业解惑和极大关爱，二十多年来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与师德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教学领域努力奋斗，不断进取。

  

  

风范垂后世 学脉有传人

  

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今年“五一”长假最后一天的清晨，侯甬坚教授给我打来电话，沉痛告知他的硕士导师，也是我最为尊敬的同行前辈师长，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石泉先生已于3天前，即5月4日深夜11时辞世。武汉大学定于5月10日上午举行追悼会。他将于当天下午赴汉，问我去不去。我当时尽管手头工作正多，有好几部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需阅读，仍明确表示一定去!并很快买到8日赴武昌的火车票，作好行前的必要安排。自那时起，我即沉浸在悲痛之中，稍有余暇，脑海中就象俗话说的“过电影”那样，一幕一幕地闪现出与石泉先生30余年交往中的一些难忘的情景以及他给予我的诸多深刻印象，……

我与石泉先生的初次会面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4年盛夏。当时水利电力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武汉市汉口长江饭店举行关于长江流域水利史的会议，我供职的陕西省水土保持局派我参加。在会上聆听了石泉先生所作的关于江汉平原水利史的学术报告，我携至会上的习作《古代长江流域的梯田》，也受到石泉先生的好评(后该文刊登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政治部宣传处于1976年3月编印的《长江水利发展史》资料选集第四集上)。会后还联袂参加了赴江陵、宜昌的考察活动。这次相识彼此都留下了好的印象，而他的儒雅谦逊、博学多识，使我对他更为敬重。过了两年，到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个政治小丑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因而收场。该年冬，侯仁之师来西安，参加由郭敬辉先生、谭其骧先生、史念海先生主持召开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之审稿会。我经仁之师推荐也有幸与会。会间仁之师与李宝田学兄还到城内西一路省水土保持局家属院看望了我的妻子与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立巍。当他得知我在文革后萌生了“专业归队”的强烈愿望，并了解我们都想回家乡武汉工作后，经考虑决定请他的燕京大学校友石泉教授设法帮我解决调往武汉工作问题。很快石泉先生就开始进行运作，我也开始与他有了书信联系。到翌年年底，石泉先生给我来信，述及经他提出报告，武汉大学党委与人事部门已开会决定接纳我去他主持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工作。在信的最后他满怀喜悦地写道：武汉大学的大门已向你敞开，欢迎你尽快前来工作!然而当我与家人为这一喜讯还没高兴几天，就得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党委拒不批准我的请调报告。就这样调至我少年时期就很憧憬的武汉大学工作的愿望未能实现，石泉先生也深表遗憾。当1979年夏季仁之师再次来西安丈八沟宾馆主持召开全国首次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得知这一情况后，即转请史念海先生帮忙解决。史先生经向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写信，马书记批示省人事厅办理，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于1981年年中接调令后，又拖了半年，1982年1月我始调来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尽管未能调往武汉大学工作，但我对石泉先生曾经给予过的热诚帮助是永志不忘的。

自我调入陕西师大历史地理所后，因与石泉先生从事同一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所以除我不时回汉探亲前往他府上拜望外，还通过参加专业学术会议与研究生答辩等活动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特别是自1996年起，我多次被聘赴武汉大学主持石泉先生与蔡述明教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前后计有晏昌贵、李步嘉、傅云新、赵艳、王红星、吴宜进、杜耘、何报寅、黄进良、曾艳红等十余名。他们从多方面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问题进行研究，已蔚为大观。通过上述活动使我对石泉先生及经他培养、凝聚形成的学术团队之治学理念与方法以及学术贡献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2006-11-20 03:47 回复  

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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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石泉先生治学一向以执着、严谨著称于世。一次他对我笑谈到，学术界曾有同行朋友认为他研究先秦至六朝时期荆楚地区的历史地理问题是搞地名大搬家，实际上他每一新的论点都是从原始材料人手，直探本源，力求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的学术论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与《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即收进了石泉先生在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也集中突出地反映了他的这一治学思想与特色。一些学界同仁，尽管不同意他的某些研究结论，但当得知他是20世纪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弟子，又仔细阅读了他学术论著后，也会十分感佩石泉先生长期潜心治学，不囿成说，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思路与学术观点，自成一家之说，且多年来，执着追求，倾心投入，孜孜不倦，老而弥坚的科学探索精神。石泉先生之所以能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成果抱有坚定的信心，显然是与他扎实的学问功底与严谨的治学作风有关。

石泉先生另一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谦逊待人，严格律己。每次我拜见他，都是执弟子礼，但他每每亲切地对我说：“我也是仁之先生的学生，是他引导我走上历史地理学治学之路”。因此，每次交谈都十分融洽亲和。在对待后学晚辈极为谦和的同时，石泉先生又律己非常严格。记得是1993年夏在长沙举行全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时，会议安排石泉先生作大会学术报告。但当大会主席对石泉先生指出按规定他报告时间已到时，他既没有不加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地讲下去，也没有向大会主席提出延长时间的请求，而是立即拿起讲稿，向大会主席与台下听众鞠躬如仪，很快离开讲台。充分体现了他对大会主席与听众的尊重，也充分体现了他遵守社会公共活动纪律与规则的高尚精神。他的这一举动赢得满堂掌声，更使我十分感动!我还经常以之作例，希望我身边的青年学子，在讲课或讲演时，或者像侯仁之先生那样，将时间与内容把握得恰到好处，或者像石泉先生那样，一旦到了规定时间，立即嘎然而止，不至因自己多占用时间影响整个活动进程。

石泉先生精湛的学术造诣与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对社会与国家多方面的贡献，他的种种嘉德懿行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道来。在5月8日驶往江城武汉的列车上，我思绪连翩，几经构思，竟得两幅挽联。一为：严谨治学，风范垂后世；精心育才，学脉有传人。二为：竭毕生心血研治荆楚史地，硕果累累传后代；施浑身长技培养后学弟子，人才济济续新篇。挽联虽然很一般，但既寄托了我对石泉先生不尽的感念，也饱含有对经石泉先生施以言传身教亲手培养团聚形成的武汉大学历史地理专业队伍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多更大成绩的期盼。事实上我对此也是深具信心的。因为近多年来，在石泉先生直接努力下，加之与蔡述明教授以及石泉先生高足陈伟、徐少华、杨果、鲁西奇诸教授之无间协作默契配合，已培养出并形成了一支很具实力的历史地理研究队伍，在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成果尤为突出。因此我深信，他们一定会秉承石泉先生遗志，继续开拓，不断创新，推进荆楚历史地理研究更上一层楼，从而也推进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全面持续发展，以之作为对石泉先生的最好纪念!

  

2005年6月4日晨写成于陕西师大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