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流变

花雨

佚名


这是一篇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做简单回顾的文章，笔者试图超越左右两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的视野，着眼于人本身，对比西方背景，来看待中华文化的过去和未来。
      
   中华文化的产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既与地理状况匹配，也与人们的主动选择相关。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来自人人平等的时代，具有天然的平民主义特色和反对精英主义的内在根据，所以至今仍然为大陆精英主义者所憎恶，有人宣称“批判中华文化仍然是当务之急”。中华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底定全部轮廓，后世甚少革命性的扩充和创新，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曾经发生非常大幅度的流变。
      
   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在世界历史中独树一帜。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正是在道德主义黄金时代“由正而反”过程的基础之上，对人类未来“由反而正”的道路做了通盘思考，其内核精神涉及到全人类的未来和全人类的历史命运，所以中华文化的精神必将烛照人类的未来。
     
                               中华文化的产生和确立
      
   中华文化的产生过程非常久远，而中华文化确立的时代则相对晚近，大致是周代。春秋战国时期则是中华文化的定型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些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明显对中华文化的特色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1、地域广袤与心胸开阔
      
    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的汾河谷地，渭河平原和黄淮海大平原，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公里。在古代由于人口稀少，所以土地非常宽裕，在农耕时代人地矛盾不突出，无疑为人们和谐相处、互谅互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其他主要文明发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埃及和巴比伦是狭小的绿洲地域，而希腊则是多山少地的半岛。虽然不能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援用“地理决定论”，但是在人类的童年，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和被动适应程度，要远远高于今日。同时每个文明的先民的活动地域又确实非常有限，在技术上几乎没有逃避和克服地域影响的可能，相应地自然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烙印也非常深刻。
      
    由于当时处在农耕社会中，而土地又几乎无限，所以作为劳动力的个人无疑就是第一位的财富，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色。孔子希望通过为政以德，以达到“四方之民负襁褓而至”的效果，所以实际上“仁义道德”还是有现实利害基础的，并非一相情愿的空想。即使是兵家也以“怀敌附远”为最高境界，实际上也是大政治家的套路。
     
    2、道德选择产生的良性循环
      
    为中华文化形成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周人是主动选择道德主义的。据史书记载，周人居于渭河平原时期，就已经是“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走路的人相互让个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让畔意义十分重大。“让畔”意即种地到地头边界处就不种庄稼了，让给邻人种，邻人也照此办理，所以形成了“畔”---空地，这样的空地自然就是一条天然的利益分界线。
      
    正是这样一条分界线，使得在古代农耕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最主要的利益就清楚地划分出来了，减少了许多无谓的争执，使得道德主义的文化遗产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所传播，这大概也是孔孟之道，能够中国农耕社会中流传二千多年的主要原因。而在游牧社会和商业社会中，就没有这样一条明确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基于生存的利益争执太多，而且利益之间还普遍存在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所以道德主义的社会风尚无法维持，丛林法则却不可能不因此发挥主导作用。
      
    周人热中于道德主义的观念，也为他们受益于“仁无敌、德有邻”的历史过程所强化。《诗经-商颂》里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即从我们这里延伸出去的地盘无边无际，哪里的民众认同我们，我们的疆域就延伸到哪里。据说后来的周文王干戈未动，就已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武王伐纣也是水到渠成，牧野之战纣王部下倒戈以战，武王不费吹灰之力便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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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同感的产生，主要就是依靠“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这样的道德主义和平等待人的“王道”手段。后来周人意识到这种制造认同感的招法威力无比，比武力还要管用，还产生了极度的乐观主义，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是行王道，所有的人都会最终认同他们。
     
3、道德充分发育而制度化---周礼
      
    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居住在汾渭谷地和黄淮海平原上，黄土覆盖层非常深厚。据科学家钻探结果，仅第四纪黄土沉积厚度，汾渭谷地就超过了1000米，而黄淮海平原也达到300-500米，所以铁矿不容易找到，铁器在中国非常非常晚出。铁器对农业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农业生产单位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是决定私有制充分发展的主要技术因素，所以卢梭说“在诗人看来，使人们进于文明同时也毁了人类的是黄金和白银，在哲学家看来，却是铁和谷物。”
      
    铁器晚出导致中华的先民，在氏族公社中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极大地延缓了氏族社会的解体。由于人口的增加，氏族公社的规模往往达到非常惊人的规模，如诗经里就有“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句子。因为铁器是农业劳动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没有铁器中华先民只好继续实施“共耕制”或称“耦耕制”，氏族公社规模越庞大，集体劳动就越需要进行组织和约束的制度。
      
    道德发生作用的理想状态是团体中个体数目要少，由于中华先民的氏族公社后来的规模很大，仅仅在田里一齐劳动的人就成千上万，道德主义制度化就非常必须，否则无法在这样大的团体里维持必要的秩序和纪律。道德主义制度化就产生了---周礼。后来的周公作周礼，应该是把周礼进行推广，推广到殷的遗民中去才比较符合逻辑。而且在古代要进行这样的创制性工作，大非易事，这个过程估计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有许多人参与并接受了很多前人的经验。儒家学者的一贯说法是尧舜禹汤传之文武，文武传之周公，这样的说法比较可信。周公应该是接受前人的许多经验积累，孔子也说“殷因于夏礼”，但是到了周代初期周公的手上就比较完善了，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4、王道的衰微与霸道的兴起
      
    周代实现分封制度，国人成群接队离开邦畿地区扩散到中原大地，筑城与野人比邻而居，并与野人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最终在战国时代完全实现了国人与野人的融合，国人和野人的界限趋于消失。疆域的过分扩大已经埋下道德主义黄金时代崩溃的种子，因为道德发生作用的条件极为苛刻。
      
    道德主义要在社会上发挥主导作用，需要个体的深刻自觉，而个体的自觉在丛林群居时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个体离开群体是无法单独应付猛兽的威胁而生存下去的，所以个体高度依存于群体，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高度一致。在农业氏族公社阶段，道德发挥作用也还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因为个人缺乏铁制工具，无法进行有成效的劳动，所以有共耕制的经济合理性在起作用，此时道德的作用已经需要借助外在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周礼的产生就是道德自觉程度下降的标志。
      
    正如老子所言“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周礼已经是道德发生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幸的是由于分封制度带来的社区范围的空前扩大，所以利益关联已经大大脱离可以监督的社区范围；由于分工带来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脱离舆论常识范围；最重要的是工具进步铁器出现，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依存关系根本丧失，所以道德自觉无法维持；由于以上三个主要原因，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天下为公”就无可奈何地演变成让孔子感到悲哀的“天下为家”。
     
    5、占主导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的思想烙印
      
    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在为农业劳动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适应于农耕社会的思想意识不可能不给中华文化以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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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困难，所以农民形成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运营方式下，所有的开支必须尽量节约，所有的风险必须绝对避免，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低成本运营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大陆农村社会流传，如老人普遍仍然把病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作为一种道德性的习惯，实际上如果农民家有10万人民币存款，恐怕就不见得会拒绝死在医院的病房里了。
      
    “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与产生力水平相适应的审慎经济决策方式，是保证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所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是直到今天中华文化被批评为“保守、缺乏进取精神”，拒绝革新的主要依据。
      
    同时低成本运营方式与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互为表里。没有低成本运营方式，道德主义在社会上就会缺乏普遍意义和被广泛援引；在当时如果没有道德主义，低成本运营方式就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登上大雅之堂，农家和墨子思想就难以附骥流传下来。
      
    此外，农业社会的收获量受自然的制约很大，水旱虫等灾害对庄稼收成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是当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限，能够动用的技术手段欠缺，无法有效抵御和法制防治之。所以产生和信奉一些超自然的主宰力量，并进而把它和人为的德行联系起来的观念，容易产生和流传。其中既有自然知识欠缺的原因，也寄托了人们的一些现实期待，天人感应并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而且是道德主义者在泛神论上寄托的理想，而且主要不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和欺骗人民的手段，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人生态度体现：一种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从周易到阴阳五行，从祭祀祖先和礼乐仪式，都有淡淡的宗教情感主义因素在起作用，一分淡淡的对把握自然力量的期待，一分淡淡的无奈，一分淡淡的道德主义情怀。
     
6、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
      
    正是道德主义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丧失，社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是客观上产生了诸子蜂起的时代要求。根据《易经》的说法，诸子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社会问题，即如何用新的管理手段去填补，在道德自觉丧失之前的道德所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所以先秦诸子的思想，没有一个不是集中在安邦治国方面。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1）诸子的思想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包括四个方面，分别由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所系统表述。
      
    道家不相信有能够取代道德整合作用的手段，所以对社会出现比较悲观有强烈的思古情调。所以主张“贵柔”“守雌”，主张相互让步甚至是单方面让步，所以“弱者道之用”“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代由于利益关系简单，所以 “结绳记事” 的方式就管用，后来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圣人只好“易之以书契”。正是因为这样埋下了道德主义崩溃的种子。
      
    儒家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仁义礼智”力主在社会上推广道德教化，大同不可能就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孔子要恢复周礼，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推崇它，而是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挥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说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想开历史倒车更是想当然，据史书记载，孔子的先人是宋国的贵族（宋是殷代遗民微子的封国），那么孔子应该是殷的遗民，他的天堂无论如何不会是周公时代，而应该是纣王以前的时代。
      
    法家痛感社会管理需要强制手段，以弥补社会上个体道德自觉丧失后的种种不足。从管仲经由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国家管理，而是希望实现国家战备动员，以应付在强秦的侵削下韩国覆亡的危险。所以韩非不仅希望在现实中走极端，“去五蠹之民、养耕战之士”，而且在理论也是走极端，以批驳儒家主张立论，彻底否定道德自觉和个人主动认同的社会作用，希望“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际上极端化的法家主张必定在道德极端化，和营造全面目标认同的基础才能实现，否则即使能够成功管理的成本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西方民族融合的反复失败和社会长期存在的激烈阶级斗争，秦王朝的迅速垮台就是极为重要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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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家除了在道德上继承氏族社会的遗产之外，还很好地表述了在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必须适应自然的思想，很好地总结了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
     
    2）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
      
    诸子不仅目标一致，而且其思想实质也高度关联。道家的核心思想与儒家的核心观念“仁”相通，“仁”从人从二，是人与人关系应该把握的尺度。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按照周礼行事才是仁，“仁者爱人”---能够真诚地为别人利益着想才是“仁”，仁的核心内涵包括克制自己和为他人着想两个方面；而道家则是主张以退为进的处世处事方法，最后成为“君人南面之术”和“哀兵而胜”的治国治兵之道。与儒家所不同的是道家是单纯方法论的平铺直叙，而儒家则从道德关爱的普世情怀出发论证仁的合理性，最后也可以归结到最高利益层面---“仁者无敌”。极端的法家主张必须以极端化的道德主义做基础才能实现，虽然真儒家不见得欣赏法家思想，但是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而根据唐代以“卫道者”自居的韩愈的说法“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认定儒家学者讽刺墨家，乃是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诸子思想有这样的渊源关系其实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处在同一个氏族解体的时代，所以学者的经历和出发点都没有根本不同，在核心源流上都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至上的精神，所不同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和所关注的重点。由于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化并不特别深，所以道德主义的理想对他们而言，也不算是特别遥远，不是如今天的人们所持的基本态度那样，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空想和虚伪的说教。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而是应该对诸子的真诚努力保有合理的评价。考虑后来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轨迹，那就更加不能说先秦诸子的努力是白费了。
      
    在中华文化中，道家具有提纲挈领的高度，可以用来参照理解其他诸子的思想。儒家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兵家较好地结合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法家关注的是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制度措施的建立，极端化的法家思想如韩非则必须以儒家的道德教化为基础。墨子在留意道德主义之外，则更多更集中地表述了“低成本运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