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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演进(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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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2 14:23: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杨 军   
  
         
     东北亚地区作为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所涵盖的重要区域之一,不仅在体系框架内发展,而且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与区域特点,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发展规律与特点既相联系,又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演进过程及特点,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东北亚古代国际关系的理解,并立足于历史的基础之上来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的现实,也有助于深化对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研究。在五方六国加强合作,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腾飞的今天,这种历史的回溯显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分期  
    虽然我们不能认同国家是唯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观点,但是,在古代,与部落、聚落、聚落复合体甚至部族等前国家形态下的政治组织相比,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单位,其影响力显然是其他类型的单位所无法相比的。不可否认,国家的出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远在东北亚地区出现次生形态的国家以前,东北亚的部分地区已成为中国这一原生形态的国家的组成部分,因此,仅仅从国家的形成来进行考察,东北亚的历史就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第一次是中国的出现,第二次是东北亚内部次生形态的国家的出现。以此两次转折为界,我们可以将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演进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较多,除传统说法,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于夏代之外,上个世纪50-60年代还有认为中国国家形成于商汤时期、盘庚时期、商末周初等种种不同的说法。 大体说来,主要的分歧在于中国国家起源于夏代还是起源于商代。像郭沫若那样,把商代称为“氏族社会的末期”, 暗示中国国家起源于西周的学者毕竟是极为罕见的。国外学者多持商代说,比如,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其名著《商代文明》一书中开篇就说:“商代标志着中国史前的结束和文明社会的开端” ;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也认为:“在现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是否确实时,有甲骨文和殷墟遗址佐证的商朝,便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 这种观点在国内也有一定影响,高光晶的《中国国家起源及形成》就是持这种观点。 但是,截止到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似乎出现了向传统观点的回归。以研究中国国家起源为主题的两部比较有影响的专著,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和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都将夏代作为中国国家的起源。因此,本文仍旧采用传统的观点,也以夏代的出现作为中国国家的起点。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家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组织方式,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形成,也许,像金景芳一样,把夏代看成是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 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因此,虽然我们的论述把夏代放在中国国家形成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但该时期的有关特点在夏代却未必有明显的体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我们将夏代的起始时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测定在公元前2070年, 则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发生于公元前21世纪。  
    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认为,与中国的尧同时代的檀君建立了古朝鲜, 这种观点中国学术界早已有详尽的批判,此不多述。该书还认为,夫余建国于公元前59年, 但中国史书《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记载,“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这种风俗说明,就在陈寿作史前不久,夫余人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夫余人国家的形成不会是《三国史记》所说的公元前1世纪,而应该是公元3世纪。同样,我们有理由认为,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有关新罗立国于公元前57年、高句丽立国于公元前37年、百济立国于公元前18年的记载也不可靠,黄枝连将百济建国推定于公元4世纪,将新罗建国推定于公元5世纪还是有道理的。 高句丽的建国时间虽然比二者要早,但其成熟的国家形态的出现也不会早于公元3世纪。在此之前,见于中国史书记载的还有卫氏朝鲜、秽国、辰国等古国,但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日本学者武田幸男的《朝鲜各古代国家的形成》一文,就是从论述新罗、百济、高句丽开始的。 因此,朝鲜半岛国家的出现不会早于公元3世纪。日本列岛最早出现的国家学术界公认是邪马台国,对于其出现的时间,虽然有1-2世纪、2-3世纪两种不同的说法, 但正如日本学者井上光贞早已指出的,邪马台国恐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一个部落联合体。 因此,日本列岛国家的出现也不会早于公元3世纪。此外,鲜卑人建立的前燕可以上溯至3世纪末。综上,我们发现,公元3世纪,东北亚先后出现了夫余、高句丽、邪马台、前燕等国家,此后不久,又出现百济与新罗。我们可以断定,东北亚第二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发生于公元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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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1世纪以前,东北亚地区不存在国家,处于前国际体系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我们称之为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前期。在此时期里,中国是与东北亚地区相关的唯一国家。中国试图将东北亚全部纳入中国的统治,但由于中国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化,中国将东北亚纳入一体统治的方法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以此为标志,我们可以将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前期再细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构成中国的单位经历着方国-诸侯国-战国的演变过程,还不存在完善的地方管理体制,地方组织自治性还相当强。东北亚大陆部分的方国、部族、聚落多数至少在名义上是属于中国的。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方国阶段,并因此将这一阶段里具有特色的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称之为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方国模式,也简称方国体系。第二阶段,郡县制出现并逐渐推广。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郡县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里,中国试图将东北亚全部纳入郡县体制的管理之下,这对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演进形成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把这一阶段的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称为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郡县模式,也简称郡县体系。  
    正如史学界通常认为的,郡县制的出现是一个过程,是无法给出十分具体的时间的。 但是,东北亚地区最早的郡辽东郡的设立,是在秦开击东胡之后,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是公元前300年, 或此后的数年间。 郡县作为一种地方管理体制,对东北亚发生影响显然是在此之后。因此,我们把辽东郡设立的时间作为区分上述两个阶段的标志,也就是说,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前期的方国阶段;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是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前期的郡县阶段。  
    公元3世纪至19世纪,我们称之为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后期,也可以分成两个发展阶段。自公元3世纪至668年,东北亚地区除中国外,还存在高句丽、百济、新罗、前燕、后燕、北燕、夫余、日本的大和国等国家。而中国方面,自3世纪进入三国鼎立时代之后,虽然经历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但很快又步入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至到589年隋灭陈,才再度统一。如果我们从220年曹丕称帝作为三国时期的开始,到668年共计448年。其中仅280年西晋灭吴至316年西晋灭亡、589年隋灭陈至668年,总计115年中国处于统一状态,其中还包括隋唐之间的更替。 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后期的列国阶段,也简称列国体系。在此阶段,中国不再试图向东北亚推行郡县制,而是确立一种新的对东北亚的管理体制-羁縻制,并试图在羁縻体制之下将东北亚全部纳入中国的统治。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后期的列国阶段称之为羁縻统治阶段,或简称羁縻体系。  
    在公元668年高句丽政权灭亡以后,不仅中国实现了统一,东北亚也仅存在依附于中国的新罗、渤海两个地方政权,以及日本的大和国。中国与前两者之间逐渐确立起宗藩朝贡关系。在渤海国灭亡后,东北亚仅存中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与日本三个国家,并进入宗藩朝贡关系的典型阶段,因此,我们称这一阶段为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中的宗藩阶段,也简称宗藩体系。学术界通常认为,宗藩朝贡制度的瓦解是在清末。“1894年甲午战败,中国丧失对朝鲜的宗主权,是宗藩政治彻底瓦解的标志。” 因此,1894年不仅是宗藩体系的下限,也是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后期的下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分期列表如下:  
时期 阶段 开始时间 终止时间 延续时间  
前国际体系时期 公元前21世纪   
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前期 方国阶段 公元前21世纪 公元前3世纪 1800年左右  
郡县阶段 公元前3世纪 3世纪 500多年  
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后期 羁縻阶段 3世纪 668年 近500年  
宗藩阶段 668年 1894年 1226年  

               二、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类型与特点  
    通过考察东北亚国际体系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发展经历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共经历方国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与宗藩体系四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构成独特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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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国体系  
    方国体系是从前国家形态向成熟国家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国际体系。中国是与东北亚相关的唯一国家,国际体系的单位除中国这一国家之外,主要是大量存在的方国、部族、聚落。该体系的特点是:  
    1.东北亚受到来自黄河流域与蒙古草原两个方面的影响。因此,南部地区逐渐由渔猎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而北部则渐由渔猎采集经济转为农、牧、渔猎采集并举,后一种形态在东北亚存在时间相当长,以至唐以前东北亚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是农、牧、渔猎采集并举的。   
    2.东北亚区域内的互动及其与区域之外的互动,主要表现为文化互动。“在我国商周时期,辽东半岛的考古学文化曾经给予朝鲜西部的考古学文化以较为强烈的影响”。 西周以后,还有“中国东北系铜剑” 的传播。虽然朝鲜学者多认为,这种青铜短剑起源于朝鲜半岛西北部,是自东向西传播的。 而中国学者有的认为,这种青铜短剑起源于以“清原、西丰、辽阳等地为中心的辽东地区”, 由此向外传播。不论谁是谁非,努鲁儿虎山以东地区的青铜短剑分布足以说明,朝鲜半岛与辽东半岛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传播与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也体现在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关系之中,因而形成了环渤海地区考古学文化上的共性。考古学研究也证明,东北亚西南部的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   
    3.方国、部族、聚落都按血缘、地域、族属、结盟等多种关系构成集团。方国、部族、聚落集团的分合与不同集团之间的竞争、对抗,是这一时期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箕子的“八条之教”就是为平息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的部族、聚落之间的斗争而制定的部族、聚落间交往的准则。   
    4.集团性移民,无论是来自黄河流域还是来自蒙古草原,都会在短时间内对东北亚区域格局造成冲击,前者如箕子东迁, 后者如貉系部族的东迁, 但这毕竟是罕见的现象。  
    5.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东北亚部分地区属“五服”中隶属关系最弱的“荒服”,另外地区则属于未知世界。但是,周人是将东北亚的已知部分都视为自己的领土的,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周人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二)郡县体系  
    郡县体系是在视东亚为一体的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国际体系之一。在此体系中,中国用处理国内问题的方法来处理东亚事务,试图将东北亚各国、各族都纳入郡县制的管理之下,不能容忍与中国地位对等的国家的存在。该体系的特点是:  
    1.中原移民大量进入东北亚南部各地,促进当地农耕经济的发展。最早是战国时期燕在东北设郡管理之后,燕人向东北的移民。辽东地区,在燕灭亡前,有“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 辽西地区,在汉末,三郡乌桓“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 朝鲜半岛北部,在秦汉之际,有“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 朝鲜半岛南部,三韩中的辰韩与弁韩,包括大量秦末避乱的中原移民的后裔。 徐福东渡日本,说明也有中原移民进入日本列岛。   
    2.中国以郡县制管理东北亚各民族,但也尝试建立另一种地方管理体制。燕、秦的辽东郡东界都达到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汉武帝灭卫氏朝鲜所设四郡,南达朝鲜半岛中部,最北的真番郡达“今吉林以东,至宁安以东直到海这一范围”。 不仅在郡县区内居住着高句丽、秽、貉、沃沮、朝鲜蛮夷等诸多民族,乐浪郡还负责管理郡县区之外的马韩、辰国及倭人。 夫余人则是隶属于辽东郡的。 与此同时,汉代也创设了不同于郡县的管理体制,如护乌桓校尉。  
    3.中国向东北亚推广郡县制诱发各地、各族向国家形态过渡。高句丽的部长称主簿, 沃沮人的渠帅自称三老,都是汉代在新征服地区建立县、乡等基层组织的证据。这对当地向国家形态演进起到推动作用。建立朝鲜半岛第一个国家的高句丽人曾隶属于汉玄菟郡的高句丽县,以至在其早期中央官制中还保留着汉县级官称。 而且,“日本古代国家就是在这种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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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国对东北亚各民族首领的封号一般是侯王君长,这种加封直到基层。汉代曾授予日本“汉委奴国王”印。《三国志》还记载,魏封邪马台国使臣“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 《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记载中央加封三韩首领的官职有“伯长”,现已发现“魏乌丸率善仟长”、“魏乌丸率善佰长”、“魏乌丸率善邑长”等印章,都可以证明这种加封一直贯彻到基层。  
    5.东北亚与其他区域间出现经济互动。早在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人们就已经把朝鲜半岛所产的“文皮”作为珍贵货物。 上谷至辽东地区也与朝鲜半岛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四郡设立后,“内郡贾人”的到来,甚至引起朝鲜半岛风俗的变化, 可见,长期在朝鲜地区经营贸易的内地商人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汉武帝伐朝鲜,这种大规模战争的存在,也证明东北亚与区域外的互动能力上升到较高水平。  
    另外,作为中国政治组织先进的标志之一,这一时期出现中国流人成为东北亚民族统治者的现象。较典型的有取代箕氏朝鲜的卫满、“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丸元帅”的张纯, 有的学者认为,夫余开国始祖解慕漱就是中原流人瑕丘仲。   
   (三)羁縻体系  
    羁縻体系也是在视东亚为一体的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国际体系之一,在此体系下,中国试图以特殊的郡县制即羁縻府州控制东北亚各地,不能容忍不接受羁縻统治的地区存在。该体系的特点是:  
    1.公元3世纪始,当中国对东北亚的控制力削弱时,东北亚出现几个地方政权。国家间关系渐成为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主流。  
    2.东亚文化圈形成,将东北亚各国纳入一体的方法不仅依靠战争,更主要地是依靠文化。从秦汉时期开始,朝鲜半岛各国与日本就接受汉字为书写系统,接受儒学、汉语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吸纳中国文化。至隋唐以后,日本、高丽“文物礼乐,悉遵唐制”,东亚文化圈逐渐形成。  
    3.在中国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东北亚各国逐渐确立自己的大一统观念。早在南北朝时代,倭王武在致宋顺帝的表文中写道:“西服众夷六十六国”, 已将其他民族称为“夷”。日本史书将散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的一支称为“刀伊”,“刀伊”是朝鲜语“外蕃”的意思, 说明朝鲜、日本都把女真人看成“外蕃”。新罗人崔致远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称渤海人为“小蕃”。这些都证明,日本、新罗等东亚国家,由于文化的发展和受中国华夷观的影响,也逐渐形成自视为文明国家而把文化低于自己的周边民族视为夷狄的观念。  
    4.中国对东北亚民族、国家的加封基本局限于最高首领,封号多带有地方行政官称。最典型的是自663年起直到新罗灭亡,历代新罗国王都从中原接受鸡林州都督的称号。  
    5.中国将东北亚纳入一体统治的努力受到其他政权的抵制。最典型的是隋唐两代与高句丽的战争。  
    (四)宗藩体系  
    宗藩体系,也称封贡体系、藩属关系、朝贡关系、天朝礼治体系。这是一种儒学思想约束下的礼仪性的等级制国际体系,是儒家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的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政治联盟关系。宗藩体系中,国际体系的单位是国家。该体系的特点是:  
    1.中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国内的统治与整合,在东北亚国际体系中处内敛态势。朱元璋的《祖训》在规定对东方与东南方各国“不征”后,紧接着说:“唯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 非常明确,王朝将注意力集中在蒙古草原与西北地区。清王朝也一直重视对西北地区的用兵,平定准噶尔部、大小和卓、张格尔等叛乱,而不大注意东北亚各国的事务。  
    2.宗藩体系作为一种东北亚国际体系的类型,主要内涵是礼仪性的,通常通过朝贡制度来体现。朝贡既是一种外交礼仪制度,也是一种通商贸易制度。朝贡有时间、路线、人员数量等具体的限制和规定。   
    3.东北亚各国文化自树意识加强,使中国将之纳入一体统治成为不可能。唐以后,东北亚各民族自树意识普遍增强。入主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走的都是借鉴汉文化发展本族文化的路子,再也没有出现过北魏孝文帝那样的全盘汉化政策。中华是多元的中华,而不再是汉族一族的中华。与此同时,东北亚各国的文化自树意识也在增强,最明显的标志是日本、朝鲜都参照汉字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东北亚是多元的东北亚,也不再是中国一国的东北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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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维持宗藩体系不仅靠国家的实力,而且越来越依赖于贸易。随着东北亚各国文化自树意识增强,明清两代对各国的文化影响明显弱于汉唐,但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贸易越来越成为联系各国的纽带。虽然朝贡关系中的“贡”与“赐”经济意义不大, 但“官给钞买”各种附赐物实际上购成中国与朝贡国之间的官方专营贸易关系,双方均获利甚丰。 当明朝在援朝战争中战事不利时,曾以答应日本进行朝贡贸易为诱饵,意图与日本和谈。   
    另外,宗藩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疆界才逐渐明确起来。  

               三、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结构  
    在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演进的四个阶段中,也就是东北亚古代国际体系的四个类型中,体系的内在结构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存在差异。所谓结构,就是不同性质的单位结合为体系的方式与原则,它决定各单位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东北亚内部单位的性质的变化引发结构的变化。因为中国不仅是东亚最早出现的国家,也一直是东亚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其对东北亚的政策也是促使东北亚体系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  
    (一)方国体系的结构  
    《左传》昭公九年所载周人对疆域的认识是:“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除周人发源地西方以外,东土的蒲姑、商、奄与南土的巴、濮、楚在当时都属于蛮夷戎狄的国家,而不是华夏,说明《左传》讲的是周人势力所及的最远之处。居住在长白山一带的肃慎族与中原的距离超过大同江流域的箕氏朝鲜,证明箕氏朝鲜是涵盖在上述范围内的。  
    大体说来,东北亚的方国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与中原地区的方国相同,是领主采邑制,下辖自然村。像肃慎这样的渔猎采集部族,仍保持着部落的血缘组织部,部下是其最小的社会单位游群。而箕氏朝鲜的情况比较复杂。从“八条之教”分别规定邑落与部的地域,并声明不得互相侵犯来看, 朝鲜半岛北部当时既存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邑落,也存在以渔猎为主要食物获取方式的部落。部落的基本单位是游群,邑落的基本单位是自然村。在农耕经济的早期发展中,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最初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建立的居民点,逐渐分化为普通的村落与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心聚落,二者共同构成政治上的统一体,即聚落联盟。当聚落联盟之间或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联盟、或因为征服而造成吞并,也就形成了聚落联盟的复合体,即方国。箕氏朝鲜本身就是大同江流域的方国,在其势力范围内,显然应该是方国与聚落联盟并存的。  
    此外,《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的东北部族还有秽人、良夷、发、俞人、青丘、周头、白民、黑齿、高夷、孤竹、不、令支、屠何、东胡、山戎等,但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些部族的居住地,也无法断定其经济类型,其内部的组织结构更无从谈起,我们只能笼统地将之包涵在我们下面列出的东北亚国际体系方国类型的结构之下。  
    在此国际体系的类型下,中国作为东亚前国际体系中生成的唯一国家,宣称东北亚全部都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的东北亚也确实不存在可以否认或抵制中国这一意识的力量。由于中国内部地方管理体制的欠发达,中国的地方管理体制与东北亚内部自生性的方国-聚落联盟结构、部落-游群结构尚不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随距离的遥远而递减,但并不存在明显的国内与国外的界线。虽然因经济类型的差异而存在两种结构,但二者往往并存于同一地域之中,所以,我们可以说。东北亚内部方国体系的结构基本还是统一的。  
                    中国  

             古朝鲜           燕          亳    肃慎  东北各部族  

     聚落联盟  方国    部落    采邑      部落  

                   聚落联盟   游群   自然村     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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