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虚幻：全球视野中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图景(高寿仙)

太古春

作者：高寿仙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撰写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注：该书英文名为"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于1998年出版；中译本由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借助“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提出、分析和解答问题，但他为自己设立的目标却是革命性的：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构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理论的基础和核心的那些问题，并建构更符合实际证据的新社会理论。从这部著作出版后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和争论来看，弗兰克至少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当然，他提出的极具挑战性的新思路能否站得住脚，能否像他自己期望的那样取代传统观念成为学术理论界的“规范认识”，还有待于时间检验。笔者只想谈一下自己在阅读这部著作时的体会和疑惑。不当之处，尚祈教正。  

　　《白银资本》以重磅炸弹向长期雄踞于社会历史理论之峰巅的“欧洲中心主义”堡垒发起猛烈轰击。这种将“中心”位置和角色赋予欧洲的历史偏见，在近代以来西方产生的关于“东方”的绝大多数论著中都或多或少地可以发现（注：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还是一个富足的国度和值得效仿的榜样，此后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被贬抑为“始终停滞的民族”。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33-39页；Roamond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比如，在西方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常常被描绘为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的文明形态。撇开那些赤裸裸地为殖民主义歌功颂德的作品，以及像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那样的敌视共产主义中国的作品不论，即使在力图客观公正地评论中国历史的著作中，这种倾向也随处可见。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虽已意识到了“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的局限性并有意发掘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因素，但全书仍是建基于中西文化两极对立的基本观念之上，并且断言“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卷，第2页。）。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部分学者对自己在研究非西方社会时所依循的价值预设和分析模式开始进行比较认真的反思并提出批评，某些具有东方血统的学者对西方学术中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的抨击尤为透彻激烈，萨义德(Edward W.Said)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堪称是其中的代表作。而集中体现中国学领域的反思成果的，是1984年出版的柯文(Paul 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该书系统剖析了以往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使用的几种分析模式所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充分肯定并大力提倡“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他称之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提倡研究中国时采用“中国中心观”，以及研究非洲时采用“非洲中心观”、“研究中东时采用“中东中心观”、研究印度时采用“印度中心观”等等，无非是提倡这样一种学术态度和方法：“离开外在的——往往是‘殖民地历史的’——看法，而转向更加内在的取向，其特点是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而不是把它看成西方历史之实际或理论上的延续。”（注：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序言，第6页。）这种试图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趋势，在最近的30年间已变得越来越强劲。  
  
  
   
  
  
　　但是，依循上述态度和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是否找到了彻底消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正确道路？是否真的能够从根本上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幽灵的纠缠？对于这一问题，弗兰克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然由于他将抨击焦点对准那种将欧洲置于“中心”的学术传统，而对于研究非西方社会历史的学者以自己所研究的地域为“中心”的学术倾向评论并不太多。在他的理论框架中，任何内部取向或地方眼界的研究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无法说明历史演变过程，而且从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的因素中去挖掘经济变迁的动力与阻力，很容易落入欧洲优越论的泥潭中去。在弗兰克看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形成了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也就是说，地球上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它有着自己的结构和动力，所有的社会都共同参与这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至于文化特征、制度结构一类的因素，对世界经济的演变过程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非决定性的。因此，任何内部取向的研究都是舍本逐末，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由此看来，弗兰克是彻底的反“中心”论者，他不仅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也反对“中国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等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而提倡一种“全球学的视野(glob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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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弗兰克的理论模式尽管相当激烈，但并没有真正割断同欧洲中心主义的关联。弗兰克昔日的学术盟友、现今的批评对象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是这样认为的。沃勒斯坦指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三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欧洲过去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世界其他地区早已经长期一直在做的事情的继续，欧洲只是暂时走到了前面而已”。他分析说，“这里的论证是，我们都在一起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实际上不存在向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问题，因为整个世界（或至少在整个欧亚范围）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资本主义的”。他还进一步评论说，“由于用现代欧洲所做的事情作为评判欧亚世界范围的标准，我们实际上正在接受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本质，即现代性（或资本主义）是非凡的和奇妙的”，因此，这种论调不过是“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因为它接受欧洲在其统治世界的时期提出的那一系列基本的价值，因而实际上否认并破坏了一些过去或现在代表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竞争力的价值系统”（注：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8年第3期。）。沃勒斯坦的这一批评绝非无的放矢。从一个方面看，弗兰克否定了作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的存在；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确因将这种现代方式和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无限放大而使其普遍化了。  

　　由于据以观察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同一历史现象所做的分析便自然会大相径庭。弗兰克在其著作中，非常重视为经济史家所公认的这一事实：在近代早期的全球贸易中，中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提供其所需商品，而对外来商品的需求量却极其有限，其他地方只能用白银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以致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在沃勒斯坦看来，这一事实说明“亚洲这时还不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的组成部分，因为从1500年至1800年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通常是在亚洲诸国制定的框架中和条件下进行的”（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而在弗兰克看来，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其时独一无二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为了否定那种认为世界经济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全球化”的流行观念，打碎“布罗代尔所谓的‘欧洲的世界经济’和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他们的众多信徒所作的历史研究和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错误基础”，弗兰克援引了东西方学者近些年来发表的大量研究成果，以证明自1500年以来就有一个全球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并且断言这个世界经济在非洲—欧亚的根源可以上溯一千年，甚至更早。尽管他反对各种“中心主义”，他还是给这个世界经济体系设置了“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中国。他认为，基于在工业、农业、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的和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最“核心”的经济体，换言之，世界经济的“地区划分”表现为同心圆的形式，在这些同心圆中，中国是最核心的一圈，而欧洲不过是在这些同心圆的外圈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中国处于核心地位的证据便是在全球贸易中保持着最大的顺差。应该说，弗兰克揭示的事实并无新奇之处，勿宁说是众所周知的，但他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却使人颇感惊奇。18世纪末年，乾隆皇帝在给来访的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谕旨和给英王的敕书中写道：“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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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外学者大多把乾隆的敕谕视为昧于世界大势的僵化保守、狂妄自大的表现，现在如用弗兰克的“全球视野”重加审视，则乾隆的敕谕乃是对于直至那时为止的几百年间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客观而精确的描述。弗兰克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经济的看法，受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很大影响。滨下为了扭转从西方观察亚洲的传统学术视角，提出“亚洲贸易圈”理论，认为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亚洲贸易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这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亚洲近代市场，并非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迫使亚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只不过是西欧加入了亚洲早已形成并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的贸易网络和市场体系（注：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此书的评论，见朱荫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银の流通かろら见た世界经济のネットワ—ケ》，载《シリ—ズ·世界史ヘの问い》9《世界の构造化》，岩波书店1991年版；《中国の银吸引力と朝贡贸易关系》，载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贸易圈と日本工业化1500-1900》，リプグロポ—ト1991年版；《中国と东南ァジァ》，载《讲座东南ァジァ学》4《东南ァジァの历史》，弘文堂1991年版。）。很明显，弗兰克是将滨下的“亚洲贸易圈”一层一层向外扩展直至成为包容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也就顺理成章地由“亚洲贸易圈”的中心跃居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弗兰克描绘的这幅因将中国置于世界经济中心而使我们深感新奇和振奋的图景是真实的吗？关键在于当时是否存在着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尽管弗兰克曾经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大师之一，但他并不是将这一理论推衍到古代时期的始作俑者。在这方面首先进行系统探索的是阿拉伯裔美国学者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在《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等论著中，她提出在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之前，存在着另一个亚洲在其中占有较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更为重要的地位的世界体系。阿布—卢格霍德的成果刊布后，引起弗兰克的极大兴趣和深刻反思（注：参见Andre Gunder Frank,Comment on Janet Abu-Lughod's "The Shape of the World Syste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2,No.4,1987;"The Thirteenth Century World System: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No.2,1990.）。弗兰克走得要比阿布—卢格霍德远得多，他一方面尝试把世界体系的适用性推及到更加古老的过去，另一方面则以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都很丰富的近代早期(1400-1800)为对象，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动力以及各地区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系统剖析。但是，弗兰克的论述也存在着令人疑惑的成份。在近代早期，甚至在更古老的时期，世界各地区间的确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往来，但仅凭这些就能断定其时世界各地区已被整合为一个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吗？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美藉华裔学者王国斌(R.bin Wong)实际上已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中国江南地区的商业网络和英格兰东南部的商业网络由于白银贸易和欧洲人购买中国商品而被间接地联结起来，但是全球性的联系大概还不是我们看到的商业化运动的关键因素”。在长距离贸易还不得不主要地依赖贵重物品而非大宗商品的时代，如果在居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中国江南地区和即将跃居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英格兰东南部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尚且令人感到不甚明朗，那么对于那些比较偏僻闭塞的地区来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并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呢？作为一个明清经济史的学习者，我认为历史资料并不足以证明白银流入是明清时代经济和人口迅速扩张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种在白银大量输入中国之前很久即已开始的扩张与增长趋势，其原动力主要是内在的。或许，对于奉行“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的原则的弗兰克而言，这种怀疑本身正是因被根深蒂固的偏见充塞了心智而无法看到“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horizontally integrative macrohistory of the world)的反映，但弗兰克若想提高其理论模式的适用性和分析力，似乎有必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加精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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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使人感到困惑的，是弗兰克关于现今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前的世界经济体系乃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在性质上并无差异的观点。阿布—卢格霍德虽然认为在13世纪时即已存在着世界体系，但她认为这一世界体系不过是另一个异样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前身，现代世界体系是在1450年以后独立（重新）发明出来的。对于这一说法，弗兰克坚决反对。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一个新发明，而正是阿布—卢格霍德所说的至少从1250年就已经存在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应该说，弗兰克的这一观察有其深刻之处，因为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之间的确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发生了巨大断裂，实际上存在着一条通贯其间的连续的历史演变线索，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绝非凭空冒出来的东西，有其漫长的前史。事实上，弗兰克屡加抨击的以“长时段”和整体研究著称的“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早就论证过在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的经济活动方式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但是，他并不主张将统一的世界经济形成的时间逆推到太早的时期，更不同意混淆不同历史时期世界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布罗代尔认为，有必要在“世界经济”和“经济世界”之间作出区分：前者是指整个世界的经济；后者则只占世界的一个局部，但又单独构成一个整体，它占据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有一个中心或极点，可以划分为腹心层、中间层和外层。在布罗代尔看来，沃勒斯坦关于除欧洲外别无其他“经济世界”（注：布罗代尔对沃勒斯坦观点的概括稍嫌不确。沃勒斯坦并未断言在现代世界体系外别无其他“世界经济体”（相当于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而是认为以前也存在过世界经济体，不过它们是极度不稳定的，不是转变成各种帝国就是解体了。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13-14、461页。），而欧洲经济世界建立的时间是在16世纪以后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情况是，早在欧洲人认识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因为每个经济世界各有其辽阔的边缘地带，为从事贸易而穿越边缘地带一般无利可图，所以这些共存的经济世界天各一方，极少交往，只是到15至18世纪期间，市场经济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一条经济纽带把世界各地的市场联结了起来，世界的整体才得以形成，成为逐渐对人类的全部生活，对世界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明施加影响的一个统一体（注：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83、100-103页。）。对于布罗代尔的这些看法，弗兰克当然是清楚的，也是不能接受的，但弗兰克提出的试图贯通古今的分析模式，未必比布罗代尔的更有说服力。无论如何，断言“现代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五千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还只能说是缺乏实证基础的假说，以后更加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是否能证明这一假说也令人颇感怀疑。而且，弗兰克这种“消除了不同的历史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的见解，必然虚化、淡化各地区、各民族丰富的历史内容，正如沃勒斯坦所质疑的，“如果中国人、埃及人和西欧人历史上都一直在做相同的事情，那么在什么意义上他们是不同的文明或不同的历史制度呢？在抹杀欧洲声誉的同时，除了所谓的全人类，谁还保留有任何声誉呢”（注：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8年第3期。）？  

　　的确，在弗兰克眼中，所谓各种文明、制度的特点，以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一类的概念，都是反历史的，没有实际内容的。他指出，欧洲并非是依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更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等所谓欧洲特有而其他地区缺乏的独特性质，而是因为欧洲利用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并以此为阶梯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因此，学者们从技术、制度甚至文化特性方面去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这一巨大历史变动的原因，实在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技术的进步不论在哪里都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主要取决于地区的、民族的、当地的特点，更不是取决于文化特性；至于制度，与其说是经济进程及其各种变动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它的衍生物，制度仅仅是利用而不是决定经济进程及其变动。但是，无论是作为变化的原因还是结果，毕竟是在欧洲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发生了“技术革命”，欧洲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与技术水平的突飞猛进确实是齐头并进的。对于这种现象，弗兰克从全球性经济的结构与力量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技术的选择、应用和“进步”其实是对机会成本的合理回应，而机会成本是由世界经济和当地供求状况决定的。在这里，弗兰克实际上是接受了伊懋可(Mark Elvin)从微观经济需求状况着眼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模式。他分析说，在1800以前，亚洲主要经济体已达到较高的发展速度，人口增长率很高，这强化了生产对资源的压力，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从而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产品的有效需求，造成生产的工资成本下降，以致无法产生促使人们向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生产技术进行投资的价格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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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洲相比，处在世界经济边缘的欧洲要远为落后，只是因为在美洲找到了大量白银，欧洲才有钱购买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通过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获取利润；落后的欧洲的人口增长率本就比亚洲低，又可以凭借额外获得的美洲金钱购买用亚洲的劳动和资源生产的实用商品，以促进欧洲的消费和投资并减轻欧洲的资源压力，这样在欧洲就形成了劳动力短缺、资本相对剩余的状况，从而使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合理又可行。这就是欧洲为什么能发生工业革命并“突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赶上和超过亚洲的原因。可以说，亚洲经济过去的繁荣正是导致它衰落的根本原因，而欧洲能够崛起却是因为它原先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边缘的和落后的地位。弗兰克从微观经济供求角度分析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并进而探究东方衰落与西方兴起的根源，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但绝不是全面的。像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不可能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必须将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分析，想把文化、制度、生产方式等因素以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一脚踢开，既是不明智的，也是徒劳无益的。  

　　在微观经济供求分析之上，弗兰克还设置了一个宏大的周期性历史框架。他告诉我们：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具有"A/B"交替阶段的长周期的古老世界体系，在这些周期中，每一个扩张的"A"阶段之后都会出现一个收缩的"B"阶段，每个阶段都持续两到三个世纪。从1400年开始，世界经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A"阶段，这一阶段大约持续到1750年，从那之后便转入衰落的"B"阶段；此外，弗兰克也把学者们广泛使用过的大约50年一循环的康德拉捷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引入自己的分析中，并且认为1762-1790年处在一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阶段，即下降阶段。这样，无论是从数百年一循环的超长周期看，还是从50年左右一循环的较短周期看，世界经济在18世纪末期都步入危机阶段，而危机的程度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区要比边缘区严重得多，这就使欧洲第一次真正获得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的机会，而世界经济在这时恰好也已成熟到可以使某些企业、部门和地区通过“新工业化经济体”的措施来改善其微观和宏观地位。欧洲一些地区和部门抓住了这个机遇，他们通过使用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器，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扩大了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份额，使自己变成新生工业化经济体；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自己获得的优势，对亚洲发起更加猛烈的入侵，从而加速了亚洲政治经济的虚弱。在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中，学者们曾提出多种周期运动理论。尽管每一种周期都有其反对者，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不论它们多么不规则和混乱，这些隐蔽的周期总是在制造某种阶段性和周而复始的节奏。”（注：参见弗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285-296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庞卓恒等译，序言及第一章；费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459-464页。）从这种意义上说，弗兰克对古代经济的周期性运动的考察是建设性的，当然其结论能否成立还有待于更深入、更坚实的实证研究的检验。但是，在运用周期性理论分析社会经济进程时，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以免陷入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的窠臼。而且，弗兰克对长周期的运用，也还有令人疑惑的地方。按照他的说法，欧洲的兴起并不是多少世界以来欧洲内部社会文化乃至经济方面的准备所造成的结果，而主要是欧洲和世界很晚近时期突然发生的转折和偏离所造成的结果，西方兴起之前的若干个周期都主要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亚洲，只是在18世纪末开始的一个"B"阶段中，西方才依靠从美洲弄来的白银跃居中心位置；而且他还断言，西方保有这种中心位置的时间不会很长，当代亚洲的经济扩张很可能预示着亚洲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会重新承担起它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曾经承担的领导角色。依此推论，西方的兴起实在是一件极为偶然的事情，因为倘若不是它在美洲发现了白银，它就仍无崛起的机会，世界经济仍将一如既往地以亚洲为中心而潮起潮落，况且欧洲谋到的这种优势也将是暂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将复归亚洲。果真如此，是什么力量如此眷顾亚洲，使它命定似地要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中心地位呢？从世界经济的过去，真能预见世界经济的未来吗？  

　　弗兰克用大手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的图景。但是，这幅图景既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虚幻的部分。或许一切历史著作都有这样的性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尖锐批评下，力图把握世界历史的结构和动力的宏篇巨著越来越罕见。弗兰克推出这样一部视野宏阔的著作，充分显示出他深厚的理论素质和探索精神。正如该书前面所附“书评摘要”所说：“这部著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从根本上反思世界历史，是绝对必要的。”  


【作者简介】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