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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历史文献的新发现和历史资料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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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2 14:33: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傅德华

  

载《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

  

  

    中国历史文献,始于甲骨文,它涵盖了所有书面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历史文献有各类史书,有档案,还有其他方面的资料。中国自古以来便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不仅关注新发现的历史文献,且十分重视对前人传承下来的历史资料的整理、校刊与出版,在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本文的历史文献新发现,系指在20世纪后50年第一次被披露发表或公开出版的文化典籍,同时亦包含先前已出版过,以后又被整理或再版影印的各类史书以及奏稿、日记、函牍、笔记、全集、丛书、丛刊等。这50年历史文献新发现和历史资料的整理涉及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史诸多领域。从时间上讲,本文概述的历史文献新发现和历史资料的整理,从l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至2000年12月底。这期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二)1979—2000年改革开放后的20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文献的新发现与整理(1949—1978年)

  

    为了加强史料建设,促进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在毛泽东本人亲自要求和关心下,有重点地对一批特别有学术史料价值的古籍和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和出版。这一阶段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点校《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分段准确、错误较少、便于阅读的文本,国家决定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进行点校。

    《资治通鉴》是建国后点校的第一本大部头的历史文献。本书为北宋司马光撰。全书共计294卷,考异、目录各30卷,约600万字,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吴晗接受毛泽东主席亲自交给点校《资治通鉴》任务后,即约请范文澜、黎澍、刘大年等11位著名专家对此书进行点校,并为此成立了专门“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主持此项工作。为确保点校质量,另由其中四人组成校阅小组,并于卷末列具标点、复校姓名,以示负责。此次点校的底本是依据清朝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并参考了前人校勘过的宋、元、明各本。通过校勘、搜集遗文、改正错简、增补缺文,付排后,又由顾颉刚、聂崇岐等四人分别根据统一的规定,包括标点、分段,以及正文的人名、地名、书名等标点法,校阅了全书校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该书于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后附有《通鉴释文辨误》12卷,以备参阅。迄至1995年该书已由中华书局重印了第9版,加上1997年的《资治通鉴》(缩印本)(全二册),共计出版10个版次。该书出版40多年来,经过不断修订,无论在校勘还是标点方面,都已臻完善,成为建国后最具影响的历史文献整理成就之一。

《二十四史》的点校是比《资治通鉴》规模更大的一次历史文献整理工作。清乾隆时,《明史》定稿,诏刊廿二史,又诏增《旧唐史》,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居正《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流行的《二十四史》有两种:一为武英殿本,即清代官刻本,清末以来各种翻刻本大体以此为根据;二为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集合各史较早刻本影印,原书误刻多据殿本修改,但亦有误改之处。1958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中华书局出面,吴晗、顾颉刚主持,对合计3259卷4000余万言的《二十四史》进行点校。此前亦有学者选择一部或几部书加以句读和批校,如l935年国学整理社就曾组织过对《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进行“圈句”,并由世界书局正式出版发行,但从未对整套书用统一的体例来分段、标点,并进行全面的校勘。为了做好《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国家先后组织了20多所高校及科研单位,动员几百位史学专业工作者全面整理《二十四史》,“文化大革命”初曾一度中断,但不久又恢复整理与出版工作,直到1978年终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成为继南宋《十七史》、明监本《二十一史》、汲古阁本《十七史》、清“殿本”、“局本”,以及近代百衲本之后最好的本子。在以后的20多年中,《二十四史》多次被重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多达18版次。除此之外,还出版过《二十四史》(缩印本)和《二十四史》(简体横排本)。前者共20册(中华书局,1997年);后者共63册(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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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点校本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校勘底本选择精当,多经专家遍检现存版本之后,认真比较研究后确定的,或采用旧刻本,或选择精校本,或参合众本,择善而从,为点校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校勘不但荟萃诸本之长,且作了“本校”和“他校”,发现问题力求进行考证,并尽量吸收前人成果,作出颇有参考价值的“校记”,点校质量远远超过流传的各种本子;三是为便于阅读和利用,各部史书均编有人名、地名索引,以提高文献的使用价值;四是中华书局另组织出版一套《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书》,收录有关考订史实、补志、补表一类资料书,以补充新本《二十四史》之缺。本书的整理出版,堪称中华文化史上的壮举,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第二,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949年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成立伊始,即确定以推动近代史研究为工作的重点,并立即展开组织整理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的工作,以贯彻毛泽东早在1942年于《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的重要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①1950年,总编辑委员会成立,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位著名学者组成,并确定了各个专题和负责各专辑编辑工作的学者。当年正逢义和团运动50周年,便首先由翦伯赞主编并出版了《义和团》(4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3月)。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在京正式成立,主要工作之一即为继续出版《丛刊》。在此后的10年中,继第一种《义和团》出版之后,又相继出版了《太平天国》(8册)和《回民起义》(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12月)、《戊戌变法》(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鸦片战争》(16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中法战争》(7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9月)、《中日战争》(7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10月)、《辛亥革命》(8册)和《捻军》(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洋务运动》(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在中国史学会的精心组织下,10年之中编辑出版了《丛书》11种,共62册,3000余万字。它是对近代史资料的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整理,涵盖了近代史各个重要时期,加上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及时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和20世纪90年代由来新夏主编完成的《北洋军阀》(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1993年4月),以及后来作为1982—199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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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

  

法战争》(3册)(中华书局,1996年3月)、《中日战争》(12册)(中华书局,1989年3月—1996年10月)和《清末教案》(4册)(中华书局,1996年6月)等历史资料,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它与台湾1966年沈云龙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1998年)一至三编,每编100册,可互补。这两套《丛刊》所搜集的近代名人奏疏、政书、年谱、笔记、日记、诗文集及经世文编、碑传集等资料,其中“尤多海内外孤本”①,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继点校和整理出版上述历史文献之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于l958年成立了以齐燕铭为组长的古籍规划小组,确定中华书局为整理出版古籍和有关古代、近代哲学、历史、文学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机构。从此,国家开始有规划、有系统、有重点地整理出版古籍。在这一阶段整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古籍有:(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8册)(中华书局,1957年)、《唐宋史料笔记丛刊》(21种)(中华书局,1979—1989年)、《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6种)(1983—1985年)、《晚明史料丛书》和《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清代史料笔记丛刊》(39种)(中华书局,1959—1998年)、《民国史料笔记丛刊》(25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2000年)、(唐)刘知几撰《史通通释》(2册)(上海古籍出版,1978年)、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近代部分,中华书局,1962—1965年)等。这一大批古籍和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为这一阶段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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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年)》统计,这30年共整理出版的古籍和历史文献计1736种,占这50年出版的5000余种图书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历史类的古籍和文献资料约500余种。

  

二、改革开放时期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1979—2000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左”的错误,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而为新时期全面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出版氛围。自1979年至2000年,我国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取得更加令人鼓舞的成就。这一阶段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整理出版“三亲”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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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续、三编目录》,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1959年根据时任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指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们纷纷行动,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以及几十年来所积累的知识、经验、见闻掌故,写出来或口述让别人整理,以传给后代。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仅几个月,就收到史料稿件“逾二百万字”,其中“有不少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①。从此,以《文史资料选辑》为书名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陆续出版,并一发不可收拾。从1959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印的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始,至l990年,已出版了中央与各省市一级文史资料“2300种,1300多辑(期),约收文三十余万篇,总字数近二亿”②。全国许多县、市、区政协也编辑出版了一批《文史资料》。《文史资料选辑》原作为“内部发行”,为适应新的形势和广大读者的需要,自1985年第1辑(总第101辑)改为公开发行。各省市随之也由内部资料改为公开发行。1999年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史资料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资政、存史、团结、育人”的功能,特从已出版的文史资料中选出有史料价值的精彩片断,分为“政治军事”、“工业交通”等10个专题,汇编成一套《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③,作为学术界研究这座在近代兴起的大型现代城市之参考。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还对数以亿字计的库存稿开始进行全面清理、编校、出版,使许多因为各种原因被封存的资料得见天日。

文史资料大都是当事人、知情人就历史人物、组织、事件回忆写成,具有纪实的特点,不同于第一手资料,也不同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第一手资料而言,它可以补史之缺、匡史之谬;对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而言,又可以详史之略、补史之遗。这些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的资料,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宝库,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所以历来受到包括专业研究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以及海内外学者的欢迎和青睐。台湾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口述历史丛书》(1—54辑)④,具有同样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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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发刊词,中华书局,1960年,第1页。

②见李永璞编著《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前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③上海书店,1999年。

④此书已出版的口述历史有:《凌鸿勋先生访问录》(1982年)、《林继庸先生访问录》(1983年)、《徐启明先生访问录》(1983年)、《白崇禧先生访问录》(1984年)、《周雍能先生访问录》(1984年)、《王铁汉先生访问录》(1985年)、《王奉瑞先生访问录》(1985年)、《于润生先生访问录》(1986年)、《石觉先生访问录》(1986年)、《张式纶先生访问录》(1986年)、《董文琦先生访问录》(1986年)、《刘景山先生访问录》(1987年)、《白俞先生访问录》(1987年)、《罗家伦先生访问录》(1994年)等共53辑。详目参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74):“口述历史从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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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书由蔡鸿源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②本书虽出版比较晚,于2003年7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但考虑其作为国家“九五”规划,课题组自1995年便官告成立,故仍将其列为20世纪整理出版的档案成果。

  

    第三,整理出版地方历史文献。

    中国的档案资料及历史文献资料除中央级档案馆和国家级图书馆、博物馆有部分收藏外,全国各地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及博物馆均保存了大量的有特色的地方历史文献,其数量不计其数。20世纪90年代在各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各地整理出版了一批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献资料。如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根据馆藏历史文献资料编辑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四卷)共33册,计数千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2月);又如北京图书馆根据所收藏的上起三代、下至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200余种历代年谱编辑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4月影印),全书共200册,收入谱主干余人,是我国第一部涵盖时间最长、收入年谱最多、规模最宏大、线装版本最完备的年谱资料汇编。除此之外,由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全书共200册。该书是一部大型原始资料总集,内有“西北稀见方志文献”、“西北稀见丛书文献”、“西北史地文献”、“西北民俗文献”、“西北少数民族文献”、“西北文学文献”、“西北考古文献”和“西北敦煌文献”等八项学术专辑,共纳录汉、蒙、藏、维等六种民族文字的各类历史文献560余种。上述整理出版的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献被抢救、发掘和保护下来,不但可以显示地区的文化特色,且对开展地方史的研究也是大有稗益的。

    关于民间社会的大量史料,是地方历史文献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新时期我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越来越重视大众生活、大众心理、大众习俗的研究,与此相应,先前几乎完全不为人们所关注的大量家谱、族谱、碑铭、账册以及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民间风俗种种资料,为人们所大量搜集、整理与出版。各种经济史料、包括商会、行业公会、同乡会、学会在内的各种社团史料,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生活方式演变的各种史料,为历史研究者能够多视角地认识历史实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第四,整理影印旧中国出版的报刊资料。

    民国时期,最具特色的历史文献之一,是自1833—1949年创办的数万种报刊中的历史资料。据《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和《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的统计,这一时期被保存下来的报纸有3500余种,期刊近20000种①,外文报刊130余种②。其中1900年以后至新中国建立前创刊的中外文报刊,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上述中外文报刊经历了近代社会大变动的全过程,内容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广、资料最丰富的当属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4月30目在上海创刊、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时停刊的《申报》。该报原先由英国商人美查(Erenst Major)创办,初隔日出版一张,四个月后改为日报,1909年(宣统元年)为买办席裕福购进,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量才接办。“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该报反映抗日救亡要求,并出《自由谈》副刊,发表进步言论;1934年史量才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趋向保守。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期间该报曾在曰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接受,成为CC系报纸,于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历时77年有余。从该报的经历,不难窥见其在旧中国政坛的影响。难怪人称,《申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鉴于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上海书店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搜集整理,将其全部影印出版,共400册,使其重新为学术界所利用。除《申报》外,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对上述确有史料价值,但因时间久远、印数较少,学术界使用时难以查找的部分报刊进行了整理,并分期影印出版。大陆影印的主要报刊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华商报》、《新青年》、《燕京学报》、《独立评论》、《观察》、《现代评论》等;台湾影印的有《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中华新报》、《中国旬报》、《湖北学生界》、《江苏》、《黄帝魂》、《苏报》、《警钟日报》、《国民日日报汇编》、《20世纪之支那》、《汉帜》、《云南》等,总数达百余种之多。有的还专门编制目录和索引,已编制出版的主要目录索引有《申报索引(1919—1928)》、《新中华报索引》、《新中华索引》、《新华日报索引》、《十九种影印革命期刊索引》、《东方杂志总目》、《国闻周报总目》、《解放日报人名索引》、《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等,供同仁索检,受到一致好评。尽管如此,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已经出版可供利用查找的上述报刊的目录索引实在太少,远远跟不上社会科学和现代信息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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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献的发现与整理方面,这一时期也多所创获。以敦煌学为例,我国各单位及国外收藏的敦煌资料得到全面的影印公布,《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江藏敦煌文献》及《德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一一问世,《吐鲁番出土文书集成》、《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相继出版,均有力地推动了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研究的进展。王重民先生曾编有《敦煌遗书总目索弓I》,台湾黄永武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纠正了前书不少错误。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书》。这方面的最新成果还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和《敦煌石窟全集》。除敦煌文献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还发现了大批古代帛书、竹简,其中最有影响的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本等大批古帛书和众多竹简,江陵、云梦等地随后出土一批新的古文献。尤其令世界学术界为之振奋的是1993年底荆门郭店出土一批楚简,1998年整理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也收购到与之相关的一大批竹简,它们都立即成为国内外汉学界研究的新热点,正在将人们引向对古代历史的全面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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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革命文献总目》(序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l968年编印。

②详见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编印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书刊目录》(1994年)、台湾“国史馆”编印的《国史馆出版目录》(1994年)、《现藏国家重要档案暨图书期刊简介》(1994年)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近代史研究所同人著作目录》(2002年)。

  

综上所述,20世纪后50年中国学术界无论对新发现的历史文献还是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地区,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对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国国民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研究,无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人们常说,理论是历史学的灵魂,文献是历史学的基础。历史文献是历史科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论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上述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无论对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对于古老的历史科学发展,包括与此相关的史料学、历史文献学、档案学等学科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几类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全都离不开新发现历史文献和对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总之,20世纪后50年的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与新中国成立后综合国力的逐年增长,尤其是与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指示,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得到认真体现是分不开的。否则,许多大部头的古籍和历史文献不可能得以集聚人力,由国家拨巨额款项,予以整理与出版,从而使沉睡数十年上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在繁荣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重放异彩。

  

(傅德华,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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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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