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王振忠)

太古春

王振忠

  

《史林》2006年第5期

  

  

    [摘  要]本文综合族谱、方志、文集、日记等，对新近发现的徽商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之创作、抄录过程以及资料来源等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证，分析了该书所独具的学术价值。指出《我之小史》是目前所知徽州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写、自叙家世的小说，因其内容的纪实性，对于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我之小史》；徽商，詹鸣铎，小说；自传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5-0162-13

[作者简介]王振忠，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

  

    2002年，承婺源友人的帮助，笔者意外发现徽商詹鸣铎撰写的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该部自传计有抄稿本二种，此处姑且将之命名为甲、乙二本：甲本正编5卷19回，续编2卷5回；乙本正编5卷18回(乙本卷首有一目录，至19回)，另羼入应为甲本续编的第5回和第6回的部分残卷。两种版本字迹相近，文字大同小异，但乙本中有不少文字为甲本所未见，而甲本中亦有少数段落不见于乙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甲、乙二本在由作者后人将之重新装订时发生了严重错讹，其中，以乙本的情况尤甚。综合甲、乙二本，自传正、续计7卷25回，每回平均在7、8000字(但甲本最多的一回为第18回，竟达9，700多字)，据此统计，全书总字数近20万言。该书甲本卷首有一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自序(乙本未见)，从中可见，《我之小史》一书至迟当完成于l927年。自传的作者叫詹鸣铎(1883—1931)，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中生员，迄今在婺源当地，人们还称之为“末代秀才”。

詹鸣铎出身于婺源木商世家，其人经历相当丰富：曾当过塾师，中过秀才，到过杭州、上海等地经商、游历，出入花街柳巷，进过新式学堂，并以乡绅的身份，在庐坑邻族间排忧解难，参与晚清婺源乡间的地方自治。自己又在婺源开设振记百货店，因不善经营，亏空甚多。詹鸣铎著有《冰壶吟草》2卷(有清宣统元年(1909年)紫阳书院排印本)行世。此次除了《我之小史》之外，还收集到詹鸣铎的文集手稿6卷——即《振先杂稿》卷1、卷2、卷3、卷4、卷6和卷8，另有4册未刊日记。①

  

一  《我之小史》的创作及抄录

  

    1、詹鸣铎《我之小史》的创作

明清以来，小说受到世人的喜爱，商人自不例外。一些徽商相当喜欢阅读小说，他们从小阅读四书五经，及至长大习为商贾，行有余力，则观演义说部。譬如，清代歙县江村人江绍莲就有《聊斋志异摘抄》(抄本)，②工工整整地抄录了蒲松龄小说中的精彩段落；在道成年间，婺源人江南春喜读《聊斋》，并模仿前者，作有《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拙文《徽商小说<我之小史>抄稿本二种》，载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4年1月15日。

②笔者手藏有《聊斋志异摘抄》抄本1册，并曾在冷摊上见过另外1册。

③该书稿本由笔者收藏，已另文探讨。

  

《日知其所无》的作者、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在汉口活动的茶商汪素峰，平常也喜欢阅读小说，如对言情小说《玉梨魂》就非常痴迷。①这些，都是商人喜读小说的例子。

    至于詹鸣铎，从他的《振先杂稿》来看，其人对于小说戏曲亦相当留意。光绪癸卯(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作有《书西厢后》：

大凡人之情，有所怀也必感，有所感也，必发为语言文字，综观今古，比比然也。夫岂独《西厢》也哉?然《西厢》之作也，亦必以不得志于君臣朋友之间，然后借题发挥，以自吐其胸臆。明李卓吾称为化工，允矣。顾吾细味之，觉为是书者，才学纵横，胸次洒落，于花花世界冷眼看破，因欲以此唤醒迷人，为色荒者戒焉。故其立言也以惊艳始，以惊梦终，俾知才子佳人，两相爱慕，为天地不可无之情，为古今最难尽之情，为生生死死固结不解之情，至一梦而其书顿止，亦申明色色空空之理，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耳，彼狗尾续貂者何知焉!至于设身处地，传神阿堵，其文采所以工雅之处，其亦有目共赏矣，予故不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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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鸣铎还仔细研读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作有《批评三国演义》和《批评东风[周]列国全志》，对貂蝉、曹操、弥衡、刘备、周瑜和张飞等小说人物，都曾赋诗评论。③

    当时浙江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詹鸣铎对此亦极为关心：“按小白菜即豆腐西施事，详《王[杨?]乃武全集》，现在仍在，据传住余杭城外某庵为尼，年已六十余矣，程云樵曾见之。”他还集传奇旬，写下《小白菜》诗。由此可见，詹鸣铎对于传奇小说非常之熟悉。从小说的写法来看，《我之小史》除了受明清以来徽商自传的影响之外，④还与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之影响有关。詹鸣铎曾热衷于投稿，其诗作亦曾刊登于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刊物《红杂志》上。《红杂志》周刊，创刊于1922年8月，终刊于1924年7月，共100期，再加纪念号1期，增刊1期。在该刊的2卷13期上，专门登载过“上海小说专修学校招生及章程”。显然，在当时的上海，不仅小说流行，而且还开办了专门的学校传授写作技巧。无独有偶，詹鸣铎后来也在婺源乡间的私塾中教授学生撰写小说，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活动：“八月九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八月十一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八月十二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八月十四日，上午令诸生做小说”；“八月二十三号，上午在校，令作小说”；“八月二十七日，余到校，上午令做小说”；“八月二十八号，余又到校，令作小说”；“八月二十九号，上午令作小说”；“八月三十号，余饭后到校，令作小说”。这些活动，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詹鸣铎明显受到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至于《我之小史》一名，可能是模仿自杭州作家陈蝶仙(天虚我生)的《他之小史》。⑤据哈佛大学韩南(Pafick Hanan)教授的研究，《他之小史》分六期发表于1914年至1915年的《女子世界》，1917年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礼拜六》杂志上，曾刊登该书的一则广告，而《礼拜六》也与《红杂志》一样，同属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范畴。⑥

从总体上看，《我之小史》的写作技法未必非常高明，但因其纪实性，故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该书的史料价值极高。特别是书中抄录了不少书信、诉讼案卷等，对于徽州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的研究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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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拙文《徽商日记所见汉口茶商的社会生活——徽州文书抄本<日知其所无>笺汪》，载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②③詹鸣铎：《振先杂稿》卷1。

    ④关于徽商的自传，晚清婺源侠名无题稿本、茶商孙和通的家庭档案中，有《○○○有本氏自述年事》，以编年的方式，叙述了主人的一生。从中我们得知，主人生于道光九年十月十一日，从此逐年记至81岁(宣统元年)。黟县牙商程国僖文书中有《履扬自述平生及妻王氏事迹》，“履扬”应即程国僖，从抄本的记载来看，他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五月十九日。该书首页起初便是“七三老人平生自述”，这是指光绪八年(1882年)程国僖正好73岁。该书“自述平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平生心志”传之子孙。换言之，亦即将个人从商经验传之后嗣。(参见拙文：《老朝奉的独白：徽商程国僖相关文书介绍》，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9期，2002年10月15 日)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收藏的《庆源詹氏家谱》卷末所附《福熙自述》，也是徽商的自传。(关于《福熙自述》，笔者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何建木有比较详尽的研究，见其博士学位论文《商人、商业与区域社会变迁——以上清民国的婺源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6年)另外，自南宋以来，一些分家书前的序文，实际上也是一种自传。可见，此种自传由来已久。

    ⑤当时以“小史”命名的小说，著名的还有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等。

⑥[美]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版，页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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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之小史》的写作过程

    根据《我之小史》续第三回《开振记形骸放浪，玩杭州兴会淋漓》所指出的：民国九年(1920年)，詹鸣铎将婺源振记店事收歇，携带内眷寄居石湾阜生行内，行内生意，一概不问。闲暇无事，坐在楼上，抄录生平杂稿，并补著《我之小史》续篇第二回。由此可知，《我的小史》续篇第二回成于民国九年(1920年)，那么，《我之小史》的正篇显然应成于当年之前。而续篇第三回至第五回，可能成于民国九年至十六年间(1920—1927年)。

  《我之小史》成书以后，詹鸣铎即开始抄誊。《詹鸣铎日记》辛未日记续(民国二十年，l931年)六月三十日条曰：“余今日抄《我之小史》之序言及目录。”某年“七月五号，即旧历六月刀[初]十日，星期六”，“余自今13起抄《我之小史》，每天一篇”。也就是说，从该年的六月初一日起，詹鸣铎每天抄誊《我之小史》一回。正是由于詹鸣铎的抄誊，才使得《我之小史》出现了至少两个版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甲本和乙本。

    二纪实性自传小说：《我之小史》的资料来源

    该书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纪实性。在《我之小史》中，作者一再声称自己所述皆为“信史”①，而从同时收集到的6册《振先杂稿》、4册《詹鸣铎日记》以及光绪《婺源县志》来看，《我之小史》所述的确皆为真实情节。书中的一些故事细节，有不少就直接节录自其人的文集或日记。关于该书的资料来源，此处可举数例：

    1、《我之小史》与《振先杂稿》的相互印证

    《振先杂稿》是詹鸣铎本人的诗文集初稿，其中各卷收录文字的基本情况有如下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我之小史》第4回《回家来频年肆业，受室后屡次求名》：“但在下这书要成一部信史，所有事实，不肯遗漏，所谓李刚主不欺之学，‘昨夜敦伦一次’，我殆与他仿佛，看官们不要取笑。”第10回《买棹泛湖中选胜，辞亲往连市经商》：“盖在下这书要成一部信史，有什么写什么，开门见山，直捷了当，所谓生平事无不可对人言。”

  


    从表中所列来看，《振先杂稿》之编排顺序基本上是以年代为主，这应是詹鸣铎的初衷，但因尚未定稿，故体例难免有些混乱，如卷2就相当突出。另，主要收录戊申年的卷3，在《清明》诗下注曰：“应入辛亥下。”

    (1)《我之小史》第四回《回家来频年肄业，受室后屡次求名》状摹詹鸣铎结婚，以一首《定情诗》为证：

与卿两小本①无猜，疑是前生有自来，为喜同心今结绾②，合题雅句把妆催。

名花何不种蓬莱，偏向人间灿烂开，今夜香闺春不锁，刘郎端合到天台。

彩笔生花夺锦才，只从纸上起风雷，画眉深浅何曾惯，初试毫尖傍镜台。

醉罢兰房玉液杯，何须蝶使与蜂媒，明年喜事传姻娅，掌上于今有蚌胎。

  

《振先杂稿》卷1亦有此《定情诗》，只是个别文字不同。如第2首第1句，在《振先杂稿》中作“名花移种自蓬莱。”

    (2)《我之小史》第7回《同扣考羞归故里，痛落第哭往杭州》中，说“有王卓文先生，约游西湖，我从之。早晨起来，向父亲领取熟罗长衫，即与王仝往，走万松岭。那个时候，王自命为雅客，口中吟咏。我跟着他，不知走向何处。记得也叫划船，也步行。及到天竺，见游人雾集，攘往熙来，入谒观音，香火不绝。”第8回《做新爹甲辰得子，游泮水人已成名》接着写道：“及回转至灵隐，凡罗汉堂、韬光径、一线天、泉壑堂等处，游玩一番。步行至岳王坟，买舟未成。值天雨后，由大桥走净慈归，一路之中，探访湖山艳迹，赏心悦目，果然无限风光。”这在《振先遗稿》卷1中，有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所作的《游西湖记》：“……有父执王公卓文茂才者，约往谒天竺观音，于是随之以去。初至雷峰塔畔，苍茫四顾，果然水秀山清。到三竺后，旋反至飞来峰、一线天、泉壑亭、灵隐寺、罗汉堂、韬光径，风光幽雅，颇觉移人性情，继谒鄂王墓，拟买舟至湖心亭、平湖秋月等处，乃风雨骤至，游兴索然，遂共归。”显然，《我之小史》前述第四回和第八回的内容，即据此游记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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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詹鸣铎的三弟詹鸣球(礼先)因与父亲詹蕃桢龃龉，负气服毒自杀。《我之小史》第12回《闻弟耗命驾来杭，奉亲命买舟归里》中，有《哭三弟》诗，亦见于《振先杂稿》卷3。后者所录诗中还夹有注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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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我之小史》乙本作“早”。《振先杂稿》卷1《定情诗》作“最”。

②绾，《我之小史》乙本作“缕”。

  

    时余客练市，闻耗奔回杭。

    弟误服鸦片，命同人多方救治，并抬入日本医院两家，皆不得效。

今春父谕分炊，余具书进谏，内有云“田氏分则荆花破碎，唯大人鉴戒焉”，不料今日竟成谶语。

季云妹去春三月病殁于杭。

余今春由杭赴练，弟临歧话别，情语宛然。

余在练接弟手书两次，书中极诉苦情。

余去岁来杭，偕诸弟仝拍下一小影，题曰《乐叙天伦图》。

弟寄余书，述家庭气节中有“和气致祥，乖气致戾”等语。

弟二十二日故，余之书二十四日始到。

三七拜忏且翻九楼，盖循苏杭俗例也。

  

这些诗歌自注，与小说中的情节完全吻合。

(4)《我之小史》第18回《接杭电匍匐奔丧，办民团守望相助》说到辛亥革命时期婺源筹办民团的事，写道：“那时各省光复，各处土匪，乘间窃发，乡间地方，人人畏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婺源宣告独立之后，并令各乡筹办民团，用防土匪，我与宝书、锦屏等极力组织，乃开局于绿树祠，宝书委我为书榜文，我走笔应之”，其下所列榜文很长，直接抄自詹鸣铎的《振先杂稿》卷4《自治局筹办民团启》，只是有个别文字的歧异。①第18回《接杭电匍匐奔丧办民团守望相助》：“是年四月，村内伯纯，在北洋大学毕业，奉旨着赏给进士出身，改为翰林院庶吉士。捷报到家，村人为之一喜。我回忆癸卯年在郡，与他应童子试，提而复摈，后我人己徼幸，他投学堂，分道扬镳，各行其志，今日如此，可谓先我着鞭矣。但他这个翰林，俗称洋翰林，洋货好看，哪及国货的着实，譬如贡缎每尺计洋一元另，洋缎则每尺二角另，货有好歹，价有高低，岂可相提而并论!至于他一生无所表见，只善于权麻雀，人又称为麻雀翰林，这个头衔却也别致。”《振先杂稿》卷2中有《贺伯纯洋拔贡》：“宝贵时光，文明进步；竞争世界，名誉最好。”另有说明：“中学毕业，奖励拔贡，与科举时代之明经大不相同，说者谓为洋拔贡，洋货好看，总不及国货之着实，洋学堂、洋学生皆然也，付之一笑而已。”这些，显然也与小说中的冷嘲热讽颇相一致。②

    (5)《我之小史》续第4回《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末，抄录了善儿(詹鸣铎之子)完婚时所作的古风一章，这实际上源自《振先杂稿》卷4《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③只是两者个别文字有所歧异，④而且，后者另在“春风一曲载赓歌，得子花园满堂福”一句诗后随注：“唱喜曲例先唱《满堂福》，后唱《花园得子》，以为之兆。”

(6)《我之小史》续编卷2第5回《为谋事留杭暂搁，过新年到处闲游》中有《姐妹曲》一首：

阿姐粉红衫，妹妹竹布褂，一样具天真，见侬都害怕。

阿姐初长成，妹妹新肥胖，一样逗春光，自由双解放。

阿姐年十六，妹妹年十四，一样态⑤娇憨，天然饶别致。

阿姐在么二，阿妹在长三，一样张艳帜，芳名播瓜山。

阿姐大马路，妹妹福海里，一样好风光，幽赏我⑥未已。

阿姐名巧林，妹妹名小囡，一样是名花，玉楼春意满。

  

该回注明“此甲子年七月二十七日事也”，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作者在杭州追欢逐艳之情事。此诗亦源自《振先杂稿》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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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如《我之小史》中的“本局奉县长咨文”，在《振先杂稿》中作“本局奉临时机关部文”等。

    ②关于詹伯纯毕业于北洋大学一事，在方志中也有记载：“詹荣锡，字伯纯，庐源人，北洋大学工科毕业，奖给拔贡，部试赐进士。(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18《选举八·学位》，葛韵芬等修，江峰青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5月版，页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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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第11—12页。

    ④如《振先杂稿》卷4《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开”作“到”，“初”作“方”，“工”作“公”，“先”作“初”，“压”作“扫”，“同心”作“新郎”，“卺”作“盏”。

    ⑤《我之小史》甲本至此为止，以下文字见乙本。

⑥詹鸣铎：《振先杂稿》卷6《姐妹曲》，“我”作“殊”。

  

(7)续第6回《访杭州略书所见，会族众恢复祠租》，詹鸣铎与四弟游灵隐，有诗为证：

妙庄严域云林寺，第一灵山著圣湖。直上韬光凌绝顶，海天阔处望模糊。

名山有约订前来，欲往仍回已几回。今日登峰能造极，胸襟洒脱果然开。

湖光山色焕然新，予季相邀好踏春。顾视清高横空洞，可纵鹫岭悟来因。

多谢僧家待客情，安排橄榄把茶烹。此间别辟神仙境，洗尽尘心澈底清。

  

这首诗作于乙丑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出自《振先杂稿》卷6《春日偕四弟游灵隐直上韬光》。①

    2.《我之小史》与光绪《婺源县志》的相互印证

    《我之小史》续第4回《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抄录了詹鸣铎祖母去世时所发出的一道哀启。其中，对其祖母的一生作了概述：

哀启者：先祖妣汪太宜人闺姓明圭，同邑莘源太学生汪讳宗鳌公第七女，幽闲贞静，幼娴母训。年及笄，于归我先王父起凤公，敬顺无违。时先曾祖喜禄公以南货创业昌江，居家时家训森严，太宜人与妯娌行上事翁姑，承欢弥谨。太宜人产子女二：女姑母适余氏，子即先严蕃桢公。先严诞于庚申冬月，才三日，适发贼入境，闺村老幼逃窜山中，先曾祖亦揭着[眷?]避难，太宜人怀抱从之。此中苦绪，不言可知矣!明年辛酉，先王父见背，太宜人年仅二十五龄，伤心酸鼻，痛不欲生。奈先严时在襁褓，不得不以青年苦节，矢志抚孤，其懿行载诸志乘，见五十二卷《节孝传》……

  

    这里的“志乘”，是指光绪八年(1882年)刊行的《婺源县志》。据该书卷52《列女四·人物十五》：“詹起凤妻汪氏，詹庐源监生，氏莘源女，二十八岁夫故，遗孤一龄，事舅姑，和妯娌，抚孤蕃桢成立。桢亦笃学，善承母志。现年五十，守节二十三年。”②这个传记是光绪《婺源县志》的“壬午新编”，也就是光绪八年刚刚采辑而来的事迹。除了“二十八岁夫故”，与哀启有所出入外，其他的事迹都完全吻合。传中的“蕃桢”，也就是詹鸣铎的父亲詹蕃桢。

    此外，《我之小史》中提及的诸多人物及事迹都是真人真事。如小说中的“痴先生”，根据其他资料的记载，其人名詹文升，“字旭初，环川人。弃儒就医，活人无数，请辄往，不取，人呼为‘痴先生’，著有医学十四种。”③至于书中提及的江峰青、江易园、许承尧和董钟琪等，则更是实有其人，且在晚近徽州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之小史》的资料来源，完全是真实可靠的。换言之，《我之小史》的确是作者真实的自传，是一部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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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詹鸣铎：《振先杂稿》中另有《又偕四弟由天竺翻过云栖》。

    ②光绪《婺源县志》，清汪正元、吴鹗等纂修，光绪八年(1882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8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3月版，页4333。

    ③陈五元编《婺源历代怍者著怍综录》，婺源县图书馆1997年1月版(内部发行)，页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