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太古春

二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梁启超所倡言的“新史学”，除现实社会运动的推动外，大部分思想来自西方实证史学的影响。实质上可以说，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实证史学的开端，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则把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大声疾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2]这三项主张是相关的，中心思想在于要建设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和东方学。关于语言学和东方学我们暂且不论，科学的历史学的含义就是要把历史学置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

傅斯年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围，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历史学是科学研究，不是写历史书，要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利用科学方法寻找、考证、整理尽可能多的史料。但是，这种搜集整理与以前又有所不同，以前是以文献资料的考订为主，而这里所强调的是：在进化论史观的指导下，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一切手段去从事考古发掘和各种实地的采风问俗(包括对历史记载进行语言学的分析和研究)。因此，他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新历史考证学派无可争议的工作核心。

为什么如此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呢?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进步的标准有三条：“(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因此，傅斯年说：“我们的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这三条实在是一句话，没有客观的处理史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是不感觉着扩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扩充不了。若不扩张工具，也不能实现这精神，处置这材料”。[12]利用不断扩张的新工具，客观的整理尽可能多的第一手材料，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沿着这条路向，不断研究下去，必能得到对于历史之近真的认识，这恰好符合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现的逻辑。

傅斯年强调科学的研究，要与国际一致，不能囿于一隅之见，不能自外于国际学术发展的大潮。强调了要客观处理史料，反对主观的穿凿附会，反对史学的致用观。这种主张“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兰克、莫姆森之著史立点”[12]。傅斯年在1930年9月13日致王献唐的信中说：“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此志似可，而自愧力有不及，如承指正，感荷无量!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13]把实证史学沿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着意进行了强调。重视原始资料，强调对文献的批评考证，主张客观的整理研究，反对主观的穿凿附会，并且强调集团式地研究，要利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这些都是与实证史学的基本主张相吻合的。

据傅斯年学生的回忆，他回国后，自称“我们是中国的兰克学派”。根据对这些情况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傅斯年等人所要建设的近代史学，正是以西方的实证史学为参照的新考证史学，所不同的是，他们又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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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胡适也是早期强调对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王国维在1899年为樊炳清翻译的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要》所写的序中，就曾提到对史学的科学研究。他说：“余尤愿读是书者，就历史上诸般之关系，以解释东方诸国现时之社会状态，使毋失为科学之研究，乃可贵耳。”[14]他所认为科学，即是知识成系统者。“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15]（《王国维序》）王国维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于傅斯年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主张，自有新义。他说：“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接着又说：“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几《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16]而这里所谓“科学”，是一科之学的含义。与以前对科学的定义有所不同。史学作为“一科之学”(科学)，必然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认知和评价体系，较前更明确地提出了史学的学科化建设问题，并且意识到把史学与自然科学等同显然是不行的。

起初，王国维同别人一样也是笼统地提倡对史学的科学研究，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他显然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因此，对科学与史学加以区分。并且对当时的史学界发感慨说：“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认为，史学与科学终归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又不愿放弃科学的史学研究，并且多次强调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科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不可偏废：“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16]因此，又有对科学的不同含义之论，主张所谓科学，其实就是一科之学。王国维虽然在科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没有过激言论，但是，他对史学的科学化研究趋势的强调，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正符合近代史学的科学化趋势和学科化建设的要求。

胡适更是一位科学迷，他对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和研究学术的科学态度与方法。胡适说：“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7]其科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上起到了广泛的启蒙作用。

胡适不仅对实验主义哲学感兴趣，对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更有兴趣。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8]他与1914年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科学社举办讲座，邀请胡适到会演讲，他讲的题目是《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胡适与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任鸿隽关系更加密切，胡适经常为中国科学社乃至中国科学界的活动出谋划策。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提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要科学地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体步骤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对于一切思想学术，要有一种“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19]这就是对待一切问题的科学态度。至于科学方法，则贯穿其一生。直到晚年他还在讲：“‘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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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所以方法也只有一条，就是寻求证据。又说这只是一种实验的方法。1922年胡适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说：“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惟一目的是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21]并且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21]实验主义的方法是什么呢?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验室的方法；二是历史的方法；三是存疑的方法。胡适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22]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要点在于重证据。对于一切迷信，一切传统，他只有一个作战的武器，就是“拿证据来”![23]

胡适重证据，还特别注意考察证据的可靠性。他说：“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24]这就涉及到证据的证据，即要对证据本身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在史料的鉴定上，他说：“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的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25](p34)

胡适提倡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影响很大，对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方向也有指导意义。如果说傅斯年是史语所科学精神的忠实实践者的话，那么，胡适则是这种科学精神的领袖。在这种共同精神的激励下，形成了中国新历史考证学派，在三四十年代独步史坛。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为代表的实证史学思潮，第一，把近代史学的建设方向引向了自然科学的方向，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唯科学主义思潮相呼应，历史研究出现“求真”、“纯客观”、唯考据为尚的风气。第二，把历史学和语言学联系起来，从语言分析人手治思想史，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历史，追步当时西方学术的发展。第三，此次实证史学思潮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学科化、近代化和科学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因而具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扩大了史料范围，由过去单纯的文献资料扩大到实物资料，特别是田野考古资料的发掘，文献资料也从史书扩大到政书、诗文集等；考据手段的扩张，由过去单纯的文字音韵训诂扩大到文献学的系统方法(以内考证和外考证相结合)，注重借鉴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等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手段，由过去从文献到文献扩张到从实物到文献、不同民族文献的比较研究，利用人类学、社会学等手段治史；治史的领域扩大，由过去单纯注重政权更迭的政治史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治史的目的转变，从“皇帝教科书”到“生活教科书”，从注重对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还原到对不同历史事件之间内在联系、甚至历史运动规律的揭示。新历史考证学把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设切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当然，以傅斯年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一些主张显然是过激的，这与当时现实社会矛盾和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思想界唯物史观与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分不开。比如，追求纯客观、不涉主观，“把材料整理好，则道理自然显明了”，这些主张显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以前我们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对唯心史观派基本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而现在又有一种趋势，反其道而行之，不讲这种斗争的社会现实，离开历史发展阶段，抽象地去评述这些主张，对新历史考证学派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吹毛求疵、苛责过多。不管是强调阶级斗争，还是不讲阶级斗争，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做法。就像艺术来源于生活，但生活却不等于艺术一样，史学离不开史料，但史料本身绝不等于史学。在当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之秋，胡适、傅斯年等人主张“史学只是史料学”，号召青年“整理国故”，埋首故纸堆，脱离火热的现实斗争，终被历史所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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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到乾嘉时代”

  

根据1950年到1999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资源的不完全统计，我们分别以任意词的形式，设计了两个表格，表格中的三段分期，是根据现有光盘资源自然形成的，但是基本上反映了我们的要求。

  



  



  

根据这两个表格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在80年代初，确实存在乾嘉史学抬头的现象，所谓“回到乾嘉时代”的思潮是存在的。因为此前出现“乾嘉”一词甚少，到80年代初突然增多。与此相对应的“考证”条，在三个时期中，此期独多，占万分之六点五五。同时，“史学危机”现象出现，并且占有相当比例，说明人们对当时史学现状不满意。这几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说明受左倾错误影响的主流史学面临危机，崇尚考据之风气重新兴起。第二，90年代“国学热”出现，这是90年代所特有的现象，此期“考证”一词仍居高不下，并且与80年代的年平均数持平，再加上有关“二陈”特别是陈寅恪研究热潮的凸现，说明伴随“国学热”出现的同时，重考据之风仍然盛行(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展开论述)。另外，像社会史、文化史在新时期研究的热潮，仍在升温。总之，表格所反映的内容与我们对文献资料的定性分析，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

所谓“回到乾嘉时代”，其实质是一种要求重视史料考据、重视历史事实，厌恶影射史学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思想倾向。现在可以查到的较早提及这种思潮的文章，比较集中在80年代初，当时的几乎每篇文章中，都要提及乾嘉考据，在人们的言谈话语中更是如此。比如，熊德基说：“近来听说还有极少数轻视或不太信任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又强调学习所谓‘乾嘉学者’的考据。考据之学，当然我们仍是需要的。我也钦佩乾嘉学者的渊博和巨大成就，他们的许多著作今天我们仍要利用。但科学总是后来居上的，处于我们这个时代，完全有条件超越他们，而他们决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能达到的水平。”[26]丁伟志说：“由于传统的错误历史观和治学方法对我们历史工作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十年内乱对历史工作的消极影响，使得部分史学工作者理论兴趣十分淡薄，越来越只是醉心于琐细问题的考证。这种情绪，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22]胡如雷说：“如果今天再提倡‘回到乾嘉时代’，那就不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上倒退，甚至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也是一种倒退。”[28]葛懋春说：“在纠正理论脱离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学风，加强史料工作的时候，有人提出史学应回到乾嘉考据学派的路上去。这显然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乾嘉学派考订历史资料的有价值成果，当然应该批判继承。即使对其运用形式逻辑整理史料的方法，也可以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有条件地运用。但是，笼统地认为历史学应走回头路，回到乾嘉学派去，其结果只能是回到史料即史学的老路，把历史科学研究引入歧途。”[29]虽然大多数学者是从不同意或批判的角度提出问题，但是，之所以如此，正可以从反面说明这种“回到乾嘉时代”现象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另外，根据前面我们所列表格的统计：一，此期“乾嘉”一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二，有关考证、考据的文章，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年平均数都远远高于其他两个时期；三，事实上，就当时的论文而言，无论是选题、内容，还是论证方式、价值追求、表述方式等方面，均是朝着考据史学方向在努力。因此，这个时期存在崇尚考据、崇尚乾嘉时代的学术潜流是确定无疑的。

十年浩劫，“四人帮”对历史学领域的破坏，教训是深刻的。由于不正之风的盛行，使人们对于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缺乏热情，不感兴趣，却热衷于“探风”、“望风”、“赶浪潮”，而且还美其名曰“配合现实政治斗争”。否则，似乎就是“脱离政治”，搞“纯学术”，“为历史而历史”，“资产阶级客观主义”。这种极左的空谈，其理论十分荒谬。一些历史学家由衷地说：“它给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造成的危害，我们都深有体会。现在是到了彻底纠正这种不正之风的时候了。”[30]“就整个史学界而言，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假大空影射史学之后，学术论文趋于求实，为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诸多历史事件，考证、辨析一类旨在弄清历史现象的文章多了起来，这是一件大好事。弄清历史现象，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要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弄清历史现象上，或者误以为只有弄清历史现象的论文才算学术，那无疑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准。”[31]处于对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史学模式的厌恶，希望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主张历史研究要重视史料考据，做到“论从史出”，彻底摆脱“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影射史学，自在情理之中。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存在有排斥或淡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倾向。所以，这种思想一出现，就遭到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评。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时，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如郑天挺、杨生茂、戴逸等，也一致批评说：现在有人“不愿意再依靠马列主义，而是想用西方实证主义的烦琐考据和史料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