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中心与周边，变化与构造（郑炳喆 ）

文潮

郑炳喆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皇帝统治制度，此后保持了强大而又长期持续的集权体制，把各地的多样性、异质性等因素统一起来。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社会与文化的统一性和持续性在世界历史上似乎是很独特的。

    中国是拥有广大面积和大量人口的庞大国家。在这庞大的国家之内，中央和地方之间离心力比较大，地方之间存在的异质性、隔离性也不少。所以传统中国社会包括了非常多样的和异质的因素。在传统中国，距离感比现代中国更远，地域之间的差异也更大。因此，中国社会既有政治的集权性和社会、文化的统一性（向心力），又有由于它的庞大而带来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离心力）。我们研究像晚明一样的变革期时，需要考虑这种两面性。

  

    (一)变化的中心与周边

  

    晚明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变革期。研究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时，我们该首先考虑

    中国地理范围的庞大和各地域之间的不同之处（差别性）。

    晚明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在江南社会表现最为明显。当时的江南社会是主导全中国变化的先进地区，不但变化的速度快、程度深，而且其影响力也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已明显出现。当时江南最先进的城市苏州的丝绸业与其周围市镇的兴旺可以作为一典型事例。从苏州丝绸业来看，我们很容易找到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江南地区也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文化变化的中心地。明后期以来，绅士层以重要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的活动也是在江南地区最为活跃。他们组织了各种文人结社，倡导东林、复社运动或者进行各种舆论活动，带领城市市民对中央政治的腐败进行斗争。这些运动可以被称为“近代市民运动”之先驱。

    晚明时期除了江南地区以外还有几个在社会经济等方面比较发达的地方。可是当时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位置是无比卓越的。其卓越性表现在发展变化的速度与程度的先进性，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力等，其变化、发达的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的俱全性。因此，当时江南地区在全中国的地位十分突出，位置与近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带的几个港口城市相似。晚明时期，除了江南地区的几个商业城市以外，另外的大部分地区还处在相对落后不发达的状态，虽然同江南社会一样，变化也在进行，但是发展的速度较慢，变化还没有明显地显露出来。

    迄今在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上，有一种倾向认为，江南地区的发达这一先进事例，代表了全中国的一般现象。中国在明后期进入银本位经济，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商业城市的兴旺。但是结果是城市与农村之间或者先进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别比以前更大。所以我们研究晚明社会时需要考虑各地区间的变化和发达的速度、程度以及地域差别。许多前辈学者已经试图研究这样的差别，比如“已开发地区”和“开发中地区”的区别（王业键），几大区域(Macro Region)之内的中心和周边的区别（施坚雅），等等。

  

    (二)变化与构造

  

    研究历史时，我们惯常地会考虑某一社会是怎样变化、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有沿革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西方学者中一度流行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理论（Western Impact v.s.Chinese Response）实际上就是一种“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对于这种理论，许多学者们提出了“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理论，“资本主义萌芽”论就是其中之一。

    晚明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期之一。可是研究晚明社会（或明末清初社会）时，如果只注重“变化、发展”，我们最终不免遇到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国的近代化果然是晚明以来一直发展下来的结果吗？

    从晚明到近代，其间不但遇到许多阻止、妨碍的因素，也有不少促进、刺激的因素。所以在晚明社会看得见的“变化、发展”的推动力可能受到歪曲、变形。这些因素有的是从外部来的，可是大部分是能从中国社会构造的特点中显现出来的。  


2006-12-23 15:16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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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考察某一社会的历史时，我们不但需要采用“变化”“发展”的观点，还要考虑其社会固有的“构造”的特质。这种特质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从外部来的因素的某种接受方式。比如某社会推进“变化、发展”时或遇到“促进、刺激”因素时，其社会的对应方式是怎么样的？社会里什么阶层（或集团）在积极推动变化，他们与拒绝变化的集团有什么不一样？另一方面就是一个社会内部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某种惯性，这可能被称为“传统”，或者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类似现象”、“模式”之类的。

    关于“构造”的特质问题，我们可以在地区社会进行探讨。比如研究明清时期华北地区时，我们可以考虑这一地区的经济特征，土地占有、经营形态的特点，国家与绅士、地主与小农之间的互相关系，辽、金、元、清等异族王朝统治华北时当地统治集团的向背模式等。如金、元、清的异族王朝建立在华北或统治中国时，华北地区的汉人绅士、地主阶级是接受异族统治的。异族王朝也只有得到他们的协助，才能完成征服和统治中国。华北的绅士、地主等阶级在明末动乱期，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与财产迫切地渴求国家权力。对他们而言，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力（恢复社会秩序和保障他们的既得权力）是比华夷之别的名分还重要的。历史上如此类似事件重复地发生，这种现象就是华北社会的特点之一。

    本文讨论了研究历史时惯常地注重“变化、发展”的观点，同时提出了我们还需要考虑不容易变化的“构造”的特质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所以在变化、发展的程度和速度上，也有中心和周边的差别。中国也是一个传统因素所占比重很大的国家，所以在变化、发展的道路上,固有传统的因素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应该忽视。

    中国的这种特点，是跟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近代化”时期的日本相比较来说更为明显的。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国的规模和人口在改革时比较适当，对于内外的变化，社会的反应速度和程度也比较迅速和敏感。所以如果遇到一些激励的因素或良好的条件，就有可能灵活地反应而迅速地变化。中国的情况却有些不一样，它的规模非常庞大，社会结构特别复杂，改革和守旧，变化和稳定，先进和落后，富裕和贫穷等各种异质性因素都混在一起。在推动改革或要求变化时，这种巨大性和复杂性（重层性）很容易变成为妨碍的主要因素。结果是中国社会对于激励的因素和变化的适应，反应速度很慢，自身变化的程度也因各地的差别而很不一样。

  

  

  

（资料来源：http://www.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