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曹旅宁著《秦律新探》

花雨

佚名
  
《秦律新探》（以下简称《新探》），曹旅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系《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中的一种。此书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主，对秦律渊源、秦律特征、秦律的经济管制、秦律与汉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尽管如作者所言，“本书不是对秦律的通论，而是若干专题研究的结果”，但实际上此书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称之为秦律研究的“小百科全书”，亦不为过。   
　　秦律材料已被运用到极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陈出新，是今后每一个秦律研究者必然面对的问题。而《新探》的作者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秦律研究状况而言，每个重大问题都有研究者涉及，但将各个问题组织在一起，对秦律全貌重新进行认识，却无人做过类似工作。[1]《新探》的每个组成部分如“秦律渊源”、“家族与阶级”、“资源与控制”、“秦律刑罚考”、“秦律与汉律的关系”等，都是大问题。但在“大”的基础上，作者也对 “定杀”、“毒言”、“宫刑”、“公车司马猎律”等许多小问题进行了考证。《新探》是否做到了“大而且精”姑置不论，但确实是“点”、“面”结合的典范。   
　　将过去已经研究过的重大问题织织贯穿在一起，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倘若不能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或者对已有论点进行检讨，这样的著作只能说是成果综述，很难称得上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新探》从《公车司马猎律》角度探讨秦律的历史渊源，对“定杀”、“毒言”的论述，以及对“拔其须眉”、“斩人发结”的考辩，都是前人未曾措意的问题，也是此书的创新性所在。至于有关“葆子”、 “弃市”、“宫刑”、魏律与秦律的关系、后子制度与继承法等问题的论述，则属于作者对以往学术观点的检讨与驳难。也许读者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甚至对作者的论证方式也感到困惑不解，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以后的秦律研究仍不无启发性。   
　　读过《新探》，即使没有大的收获，但对了解国内外秦律的研究状况也会有一些帮助。对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掌握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了解，是任何一位研究者从事研究必备的条件。可以看出，《新探》的作者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搜求国内外与秦汉法律有关的文献、考古资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这体现了作者求真、务实的学风。至于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利用，可以说是本书的最大特点。此书列举的参考文献，反映出作者对国外社会科学尤其是法理学、民俗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书中引用的这些成果也许并不能证明作者的观点，有的甚至和论证的观点并无直接联系，但与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相结合，可能是以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否则，很难有大的收获与成效。从这个角度说，《新探》无疑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但是，《新探》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从事古史研究，提出新观点固然不易，如何组织材料对其进行论证，成为可以让人接受的结论，则更加困难。遗憾的是，《新探》论证不够谨严，提出的新观点也因此大打折扣。以《从秦简〈公车司马猎律〉看秦律的历史渊源》为例：作者认为这是“本书创新点所在”（第13——14页）；其导师及推荐人也认为这一观点颇有新意（见序言及封底）。的确，将此律与秦国田猎纪律联系起来，是一个很新颖也很大胆的想像，但是，由于没有做到合理的论证，这一大胆的想像基本只停留在想像阶段。   
　　此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秦律的部落法时代”：作者引周伟洲、蒙文通、许倬云、韩伟、李学勤、黄展岳等学者的观点，说明秦人是戎族，甘肃东部是其发祥地；秦有殉葬证明其文明较周为滞后。最后忽然莫名其妙地说： “由此（指秦有人殉）推论，秦律中多秦国旧法也是有根据的。”（第24页）。即使我们承认人殉是秦国固有习俗，但作者却未举证秦律中亦有人殉规定。如若没有人殉规定，怎么能证明秦律多旧法？而且在长达两千多字的叙述中，我们未看到有关“部落法”的论证，只是引用岑仲勉先生的话，说“秦律便可溯源至秦人建国以前的部落习惯法时代”（第23——24页）。这样，论证的内容与标题脱节，“秦律的部落法”自然无从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