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夏商周研究的十个课题》李学勤

花雨

李学勤

   
夏、商、周（包括西周、东周）通称“三代”，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朝代兴替中，看起来只是排在前面的三个，可是这三个朝代加在一起，时间却有一千八九百年。古书还有在夏代以前再算上唐尧、虞舜，合名为虞，而以虞、夏、商、周称作“四代”的，这样一共就有两千年左右，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里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学术界对这两千年的历史都很重视，因为中国的文明是在当时形成发展，以至于繁荣光大的，研究传统历史文化，必须追溯到这个时期。由于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较少，越往前记载便越模糊，并且混杂有神话的成分，大家只能更多地依靠考古学的成果，所以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以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在这个时期历史的研究中有广阔的用武之地。上一世纪学者的丰富成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在虞、夏、商、周“四代”历史的研究中，哪些方面是迫切需要着手解决的前沿性问题，有关学者见仁见智，会有各种看法，至少不是我在这里能够全面论述的，只能选择几点，仅供参考。  

首先想谈的，是关于唐、虞的探索。在“文革”以前，杨向奎先生就曾撰文，力主“给有虞氏一个历史地位”。《尚书·尧典》等文献中的唐、虞，不完全是托古或者神话，作为其背景的史实正逐渐被揭示出来。  

近些年在山西襄汾陶寺发掘的古城遗址。不管是从年代上，还是地区上，都使人们联想到尧、舜的史事。这座城址规模宏大，有宫室基址，也有大型墓葬，出土有陶、石质的礼乐器，精美的玉器，一些铜器，甚至还有文字出现。最近揭露的一处特殊建筑基址尤其令人惊异，根据天文学史专家的意见，非常可能同天象观测有关，这便和《尧典》的观象授时联系起来了。因此，在怎样看待历代艳称的唐、虞之世的问题上，似乎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其次，是关于夏朝。和唐、虞一样，夏朝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也有不少学者怀疑，尤以外国学者为多。他们认为夏仅仅是一种神话，有的还提出《史记·夏本纪》世系是商王世系的分化。不过在考古学的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发展以后，国内这种看法已很罕见，“商周考古”也大多是延成“夏商周考古”了。  

这里同样是观点的问题。以前我便说过，要求夏得到和商一样的证明，恐怕实际是不可能的。商王世系的证明，是通过甲骨文的发现和释读。商朝后期的王室和贵族，有用甲骨占卜并在甲骨上契刻卜辞的习俗，是十分特异的事例，而蕴含大量史料的卜辞文字就得以凭借坚固耐久的甲骨质地保存下来。当时本来大量存在的竹木简册则完全消失了。不能希望夏代也有类似的文字记录传留至今，实际商代前期也是一样。二里头文化既然在年代范围和地理位置上都与夏相当，应该认为夏的存在业已得到适当程度的证明。  

对于夏代历史文化的探讨应予扩大。文献中与夏代史事相关的地区，如山东，需要进一步考察。夏与东南的关系也值得研究。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夏朝同九夷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二里头文化包含一些可能与东南地区相关的因素，是学者已经指出过的。  

第三，关于商代，甲骨文仍然是取之不竭的史料来源。我觉得，甲骨文的系统整理研究现在正处于新的关键阶段。整理甲骨文，必须以分期工作为其基础，而殷墟甲骨的分期，这些年才基本弄清了眉目。现在我们认识了甲骨文王卜辞和非王卜辞的区分及其间的关系，也了解到王卜辞两个系统并存的演变，已经有可能更有条理、有步骤地把当时历史复原起来，从多角度、多层面加以观察。  

一项很需要展开的工作，是详细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历史地理。卜辞所见地名近千，不会像过去设想的限制在中原一块地带之内，必须逐次考订，才能使有关史事的空间背景得以清楚。像目前这样，连一些主要方国的位置都难确定，是很难讲商代历史的。不过地理的考证很不容易，古代地名重复、类似的太多，切忌牵强比附，即使有一串地名似若相关，也不一定就能确当。只有把史实情事与地名考订结合在一起，才能避免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