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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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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12 14:38: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佚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地。人类为了要生活和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努力观察,利用和改造环境,以便进行有效的文化活动,从而直接的获取人们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样就产生和累积了地理知识。例如在<<夏小正>>一文中记录了1年12月中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以及人们在该月中所应该从事的生产和活动――这种历法就是后世所谓“月令”的发端。如果我们去除掉其中所包涵的神话历史传说,那么我们可以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观象授时的方法来确定季节和编制历法。又例如,在殷墟甲骨上出现了象“大雨”,“大辄风”,“大风自北”等等的天文记录。而从<<诗&#8226;大雅&#8226;公刘>>中,我们知道周朝时期就有君王与平民懂得如何开发疆土,改造环境,在不同的地形部位进行耕垦――出现了象冈,原,隰等地形分类名称。甚至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所有古代的城市文明的建设,特别是都城建设选址,都充分考虑了地理环境,几乎都位于河流两岸或者河岸的台地上,以作生活与城防之需。

然而,环境对文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结构性的物质基础,正如文化对环境来说是体现了创造主体的本质力量一样。然而,合一物质基础与一本质力量之两说,则彻底言明之文化在创造期间的前后,都把环境当成了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象征方式。这正如孟子所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龙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孟子&#8226;滕文公上>>)。所谓文化者,就是古人所称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一阴者,有恒心者也,而一阳者,谓有恒产者焉。此种象征方式,全部以治地之法,即“助法”为其发展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诗三百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孟子一致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8226;滕文公上>>)的含义了。“经界”正是行仁政的结构性物质基础,也就是文化在一定的“封邦建国”的统治模式下,对环境之一理解的必然意识。而这一意识是奠基在“天子以为道而为政”的政统结构当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圣贤崇拜的原始痕迹的延伸。

况且孔子也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8226;雍也>>)。中国文化,一言以毕之:曰君子之道也,也就是“共同”强调一文一质的双重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恒产有恒心可谓之一文一质的具体体现;更是行政之要。有政,有德,再加之於“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8226;学而>>),则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也。这其中还包括了各种形式或形态的政治体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与家族政权意识合而为一的三纲五常与封建制度。我们都知道宗族的首长,在古代被称为族长,宗长或族正。一宗族有一长。宗族的支脉,称为房,其长则谓之房长。族长与宗子本来是合一的(在宗法制度下),王权(政治权)与宗权(以仪式,祭祀为象征)也是合一的。但到了战国时代的<<墨子>>一书中有云曰:『恶(无)有处家而得罪於家长而可为也』。这句话的大意是:在家中得罪了家长即一切事办不成。由此可知,家长在古代享有长老权。另外,中国传统的君权意识,其实就是全社会的家长权,而父权就是家族内的君权。孟子说:“国之本在家”(<<孟子&#8226;离娄上>>)。『礼记』说:家齐而后国治;荀子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荀子&#8226;致土篇>>)。在这些言论中,都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中之基本的两大系统:一是君统(政治制度);宗统(家族制度)。并且君统与宗统合一;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关键所在。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虽然表现在大一统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但在社会政治的实践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是保持着区域性的纪律性(即所谓无为而治)的政治。然而自治自律的基层单位就是宗族与家族。于是,不是环境槊造了文化,反而是文化的基本因子槊造了环境的“历史性的”特殊意义。


2006-10-28 18:29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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