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1） 李根蟠

花雨

作者：李根蟠　

  
    自“新石器革命”以来，农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农业中的两个主要部门，它们的比例、布局和结合方式构成农业生产结构的核心。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是当时当地社会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态，并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同国度，不同历史时代的农（种植业）牧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的研究应该把握这些特点。例如我国封建时代和西欧中世纪的农牧关系就很不相同。西欧中世纪建立在马尔克残骸之上的封建庄园，拥有比耕地面积为大的公共牧场、森林和供割刍用的草地，三圃制中的休闲地和收割后的耕地亦供公共放牧之用，所以西欧中世纪虽然是以种植业为主的，但从每个庄园看，农牧间的比重是比较接近的。我国封建社会广大农区农民所经营的畜牧业只是整个农家经济的一种副业，其重要性显然低于种植业。人们把这种现象与我国近代农牧比例畸轻畸重的状况联系起来，于是有的同志认为西欧中世纪农业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则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1] 个别同志由此走向极端，提出我国春秋时代起即形成只重视粮食生产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2] 这些观点起码是不全面的。对我国封建时代小农经营的畜牧业的做人是需要讨论的，我们先把它撇开不谈；除此以外，我国封建时代还有地主兼营或专营的规模较大的畜牧业，还有规模更大的封建国家经营的畜牧业，这是西欧中世纪不可比拟的。以上是就农区情况而言，与农区并存的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广大牧区，其畜牧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颇为发达的，不容忽视。在西欧，自从游牧或半游牧的蛮族入侵并复灭了罗马帝国以后，征服者与当地营农为主的居民融合在一起，转事农业，活动于与农业民族相分离的广大地区并与农业民族相抗衡的游牧民族，就基本上看不到了。由此可见，把我国古代农业简单地说成“跛足农业”或“单一经济”是不妥当的。

我国古代农牧关系的特点，我看可以用“两个并存”来概括，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并明显地分隔开来；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部，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场和以养猪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这种特殊的农牧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应该怎样正确评价它？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我国古代农牧关系特殊格局的形成

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航道上溯到农业发生的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农牧分区的局面，而是已经产生农业经济成分的氏族部落和尚未产生农业经济成分、仍以采猎为生的氏族部落错杂并存。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人们仍以采猎为生时，个别的遗址已发现了加工谷物的石磨盘、套在掘土棒上使用的“重石”等工具，反映了原始农业的萌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目前只在南方有所发现，一般是在洞穴中，打制石器仍占很大比重，未见典型的农业工具，陶器制作十分原始。从采猎工具占绝对优势和大量出土采猎动植物的遗存看，采猎无疑仍是主要的生产活动。陶器的存在 标志着农业可能已经发生。有的遗址已出现蚌耜、石杵、石斧等农业工具；个别的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早期距今九千年以前）发现了家猪的遗骨。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是在原始采猎经济中先后或同时逐步产生的。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向新石器时代中期过渡开始，地无南北，绝大多数遗址都呈现出以种植业为主，农（种植业）、牧（畜牧业）、采（采集）、猎（渔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例如距今约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的栽培稻、骨耜、木构建筑部件等，雄辩地证明种植业已占主导地位；家畜则有猪、狗、可能还有水牛；同时人们还猎取野生动物和采集野生植物为食。黄河流域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谷物种植业也相当发达，这里出土了加工精致的成套农业生产工具（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等）和大量的粮食遗存（磁山遗址四百多个窖穴中，有粮食的窖穴达88个，堆积的厚度现存为0.3—2米，鉴定为粟，总量当逾十万斤），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鸡。镞、鱼镖、网坠；弹丸等工具和大量野生动物碎骨以及坚果的残骸，则表明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是重要的，[3] 在这以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中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以农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生产结构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差异也是有的。从时代上看，总的趋势是畜牧业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以中原地区为例，磁山文化猪、狗等家畜遗骨在全部动物遗骨中所占比重是很小的，仰韶文化猪骨数量增加，但仍以饲养猪、狗、鸡等较小的畜禽为主，猪一般在幼小时即被宰杀。大汶口文化普遍出现了以猪下颌骨随葬的习俗，被宰杀的猪一般已为成年猪，又开始养牛羊。到了龙山文化时代，更增添了马，达到“六畜”俱全，数量也更多了。从地域上看，大体北方种粟黍为主，南方种水稻为主；南北都养猪狗牛羊鸡，但北方有马，南方则以水牛饲养较突出，马却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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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沿江河湖海的部分地区在较长时期内保存着以渔猎为主的经济。

值得指出的是，和这种以农为主的生产结构相适应，在牲畜构成上是以猪为主的。猪虽然可以放牧，但并不适于大规模的游牧，养猪是与定居农业相表里的。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一件外壁刻有对称的稻穗纹和猪纹的陶盆，一束稻穗直立居中，另一束沉甸甸的向两边下垂，旁边刻有一猪，这是养猪与农业密切关系在原始艺术上的生动反映。《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粟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也可以理解为对原始农业（燔粟）、制陶（土鼓）和养猪（捭豚）三者互相依存关系的一种原始的表述。

后世成为游牧民族活动舞台的长城以产和甘青以西地区，其早先的生产结构和中原以及江南差不多。例如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稍后的齐家文化就是一种定居农业文化，种植粟黍，家畜以猪为主，固定的房址，密集的陶窑，大量农具，储藏粮食的窖穴和大型陶瓮等，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经济面貌大体是一致的。而这里正是后来游牧的羌人的活动中心。以前人们往往把长城以北包含细石器的各种文化笼统地称之为“细石器文化”，并认为是属于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这是根据这里后来成为游牧民族活动地盘而推导出来的，并不符合实际。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与细石器并存的往往有大型的农业工具和其它的农业文化的因素。以后分别成为东胡族和匈奴族活动中心的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和漠南黄河河套地区以及阴山一带，其新石器时代遗址毫无例外都呈现出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面貌。长城以北也有些遗址是以渔猎为主而兼营农业的，这也并非该地区独有的现象。可能属于游牧人的文化遗存只在典型的沙漠草原区（例如内蒙的西部和中部）才有发现，这些遗存出土物以用于切割和处理动物皮肉的细石器为主，石镞却不多见，文化层薄，分布零散，有人推断是以游牧为生的，但也存在农业经济的成分（如发现石斧、磨盘等）。不过这里的自然条件并非原始人类最初生活的理想地区，人类的活动应是后来推展进来的。因此，其文化面貌虽然似乎很原始，其绝对年代并不会很早。

综观有关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国古代的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或以后逐步形成的。

畜牧业在整个经济中比重越来越高的趋势，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之初在北方某些地区即已出现，最明显的是某青地区。例如大体与马家窑文化相衔接而比中原龙山文化稍晚的齐家文化，已步入青铜器时代，仍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从农具数量看，农业发展程度不如中原龙山文化，而畜牧业却比中原地区发达，养猪为主，盛行以猪下颌骨随葬，又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羊骨，且多用以占卜，表明形成了适于放牧的羊群在甘肃相当于齐家文化晚期以后的火烧沟文化，上述趋势更为明显。石锄、石磨盘、铜镢等农具和窖藏粟的出土说明种植业仍然是主要的。但畜牧业的发展更突出。陶器中有雕塑的羊头和狗，有形态逼真的彩绘狗马；随葬牲畜有猪、狗、牛、马羊等，尤以羊骨出土多而普遍，随葬成对羊角，并有大羊、中羊、小羊之分。在羌人活动主要地区之一的青海湟水流域，比齐家文化晚的辛店文化上孙类遗址，未见典型的农业工具出现，而牛、马、羊、狗等骨骸则在墓葬中大量发现，畜牧业很可能已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以上情况表明，这一地区的居民从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经济出发，畜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乃至占了主要地位；农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循此继进，在水土丰美的黄土高原，就会有一部分分居民脱离定居农业生活，逐渐形成游牧部落。范晔《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之别也”，说的是游牧的羌族是从营农的姜族中分化出来的。春秋时代适居晋国南鄙的西戎（即西羌）族的一部，自称“我诸戎，四岳（姜姓）之裔胄也”，而时人亦称之为“姜戎氏”（《左传》襄公十四年），表明范晔的说法确有所本。姜姓的宗祖神炎帝正是擅长于农业部落。可见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一致的。上述趋势始于齐家文化和火烧沟文化，相当于中原国家形成的虞夏时代；这一地区游牧民族的最后形成应在虞夏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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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不独西羌为然。东方有些部落也形成了以游牧为主的经济，虞舜时代的伯益即是其例。据《尚书·尧典》、《皋陶谟》等记载，“益”当过舜的“虞”。所谓虞是管理山泽的官，其主要职掌是“调驯鸟兽”。《史记·秦本记》载周孝王之言：“昔伯翳（即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孟子》谈到尧舜时“益烈山泽而焚之”，是一种火耕与火猎相结合的生产活动，由此推见，“益”大概是一个以经营畜牧为主，同时经营狩猎和农业的部落，也可能已经逐步向某种迁徒不定的游牧生活过渡。伯益的后代秦人和赵人就是从东方迁徙到西方去，秦族直到非子时代还“好养马及畜，善养息之”（《史记·秦本记》），保持了乃祖的遗风。据《史记·秦本记》等有关记载看，伯益是颛顼的后裔，皋陶之子。故伯益族是从经营农业的东夷族中分化出来。《尚书·禹贡》载“青州”“莱夷作牧”可见三代时东方仍有一些属于东夷系统的畜牧部落在活动。北方游牧民族的形成可能更晚些，起码对我国历史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北方游牧民族是这样。《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维淳。”表明游牧的匈奴人是从经营农业为主的夏族衍生出来的。而且其出现不会早于夏末。[4] 东胡活动中心的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或是早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是定居农业文化。直到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的遗址，农业经济仍占重要地位。但这一时期辽西的某些遗址（如辽宁宁城县南山根、朝阳十二台营子和锦西乌金塘等，出土大量动物遗骨和不少青铜马具，反映畜牧业已很发达，同时兼营狩猎，还出土了具有东胡早期典型特征的遗物——两侧曲刃青铜短剑，被一些同志判定为东胡族的遗址。可见东胡地区形成游牧民族，不会早于两周时期。

某些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这种变化，在牲畜构成中也反映出来了，当甘青地区以营农为主时，猪是主要家畜，羊是次要的；齐家文化形成了适于放牧的羊群；到了火烧沟文化，羊已在畜牧业中占了主要地位，以后的羌族竟被称为“西戎牧羊人”了。这一地区家马的遗存，据迄今所知不比中原地区早，但它却和牛、羊一起构成游牧经济中的主要畜种。而猪却在游牧经济中销声匿迹了。火烧沟遗址还有猪的发现，而青海辛店文化上孙类型遗址的家畜遗骨就只有马牛羊狗了。《穆天子传》中所反映的甘青地区游牧诸族的牲畜构成，也只有马、牛、羊、狗，而没有猪。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牲畜在内蒙狼山岩画中得到反映，有马、牛、羊、骆驼等，也没有猪，狗则是作为牧猎的助手而出现的。从有关文献记载看，马在匈奴等族中显然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上述东胡族遗址出土的家畜遗骨中，不但有马、牛、羊、狗，也有猪，这与东胡族一直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有关。东胡族及其后裔应属半游牧民族的范畴。

事实证明，不是先有游牧经济后有农业经济，恰恰相反，虽然种植业和畜牧业都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但畜牧经济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却往往在农业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之后。这是因为除了直接为狩猎生活服务的若干牲畜外，作为食物来源重要部分的牲畜的驯化，往往要在种植业生产以后所提供的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才能最后完成，而游牧经济的形成更是以畜牧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游牧人并非完全不需要农产品，在其内部基本上脱离了种植业的游牧部落，要以外部农业部落的存在、因而能通过交换或其它方式获得必要的农产品为其存在的条件，所以只有整个社会的农业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才有可能分化出游牧部落来。[5]  

当我们回顾了游牧民族形成的历史以后，就有可能进而分析考察游牧民族统治区与农耕民族统治区分立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了。这就是对我国古代农牧关系第一个特点的分析。

游牧民族从农业民族中分化出来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与农业民族是交错并存的。战国以前，中原地区是华夷杂处的。华夷之别，首先不在于种族与血统的不同（如前所述，它们往往是同源共祖的），而在于生产方式的差异，并逐步形成文化和习俗上的差异。《左传》襄公四年晋魏绛提出“和戎”建议，指出“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孔疏引服虔说：“荐，草也，谓狄人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荐居是和定居相对而言的，正因为逐水草居，所以才“贵货易土”。这和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是大异其趣的。所以华夷杂处的实质主要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杂处。其实，后来的牧区这时也是游牧族与农业族杂处的。这一地区相当于中原夏、商、西周时代的遗址，不少仍是定居农业文化，有的虽然以牧为主，但没有完全脱离定居农业生活，游牧民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并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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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化具有一定的排它性，游牧需要广阔的牧场，因而也就需要扩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和过定居农业生活的居民发生冲突。《周易》中有“邑国”和“行师”，所谓“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指的就是游牧族与农业族的矛盾。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原地区这种矛盾并不尖锐，因为这时还没有强大的游牧部落群进入中原。中原自身生长的和周边地区进入的为数不多的分散的游牧部落，这时在中原还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不至于同农业民族发生经常性的冲突；即使有冲突，威胁也不大。从黄帝到西周中叶，与中原华夏族（包括形成中的华夏族）抗衡和争斗的主要不是北方的戎狄族，而是南方的苗蛮族（包括东夷族的一部分）。从生产结构的角度考察，基本属于农业民族范畴内的粟作文化集团与稻作文化集团的斗争。首先使得这种情况发生变化的是西戎强大游牧部落群的兴起，从西周中期以后到春秋初年，迅速向中原腹心地区推进，由于他们拥有大畜群这一巨大优势，他们的攻势简直如疾风骤雨，一时使华夏诸国疲于奔命。入侵的戎狄和南方原属苗蛮系统的楚国共同构成华夏族的严重威胁，华夏族的农业文化经受着巨大的历史考验，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

但戎狄族的这种优势并没有能维持多久，到春秋中期已经可以看到游牧的戎狄族向中原耕稼文明靠拢了。例如迁到晋国南鄙的“瓜州之戎”，在那里除荆棘、驱豺狼、辟士务农了（《左传》襄公十四年，）而白狄一部建立的鼓国，已建立城郭，并有粮食买卖活动，估计已部分营农了。[6] 进入战国时代，除鲜虞（北狄系统）所建中山国外，侵入中原的戎狄族绝大多数已被华夏诸国所兼并和融合，或被斥逐于中原以外。仅存的中山国也逐步接受了农业文明，后卒为赵国所灭。这样，中原地区延续千年之久的华夷杂处局面就基本上结束了。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在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战国后期，北方原来互不统属的分散的游牧部落逐步聚集成大的部落联盟，其最著者为匈奴与东胡。匈奴的兴起比西戎晚得多，春秋时晋国的司马侯曾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左传》昭公四年）匈奴成为威胁中原的力量并见之于文献记载是在战国时代。然而匈奴等游牧民族一旦崛起，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威胁就比之西方的戎狄族要持久和巨大得多。西方的牧羊人虽然也有马，但往往习惯于步战，不象北方牧马人那样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时人称之为“骑寇”），而且西戎诸部基本上是分散的，而北方游牧族则更为集中。因此，此后成为中原农业民族政权大敌的总是北方的游牧人。[7] 此外，退到西方和西南的戎狄族也保存了一定的力量。这样，农耕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明显隔开来的格局就基本形成了。秦始皇把匈奴逐出河南地，连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西欧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以后，在占领者与当地居民共同建立的农牧并重的经济中，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界限泯灭了。而我国入侵中原的戎狄族却被从事农业的华夏族战胜和同化，中原因之保持和巩固了以种植业为主的文化。这是因为两者的历史条件不一样。西欧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蛮族面临的是奴隶制度日暮途穷的罗马帝国，处于初期奴隶制的戎狄族面临的却是中原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制度。如果说华夏族（和以后的汉族）总是把入侵黄河中下游的游牧人融合于农业文化中，它却没有能够阻止游牧人在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称雄。这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决定于两个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国北方和西方广阔的草原沙漠区给游牧族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巨大舞台。秦汉时的长城正在今天复种区分界线的稍北，由此可见，长城的修筑包含了区分不同的自然条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区和牧区的意义在内的，其任务是保卫黄河中下游的农业文明。

所谓游牧民族统治区并非只存在游牧经济，在游牧的行国旁边散布着一些从事农业的土著民族和农业区。例如东北的辽河流域，新疆天山南麓都有农业文化的分布，而西南夷地区则是土著与行国并存。在农区内部一般来说已经没有厕身其间的游牧民族。但存在着不同的农业和畜牧业的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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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要谈到我国古代农牧关系第二个特点的形成，即是官营军用的大牧业和民营农用小牧业的分化问题。原始畜牧业和原始种植业都是萌芽于原始采猎经济之中，人们最初饲养的牲畜是狗，它是为当时的狩猎活动服务的。进入农业时代以后，牲畜首先是作为种植业的补充而被饲养的，它的第一个用途是供食用，食肉衣皮，其筋骨则做生产工具。这时的畜牧业自然都是“民营”的，先是原始共同体集体饲养，后来由各个个体家庭饲养。畜牧业分别向官营和民营、军用和农用的发展，是随着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和牲畜役用的发明而出现的。牛马等牲畜用于骑乘和驾挽是人类的一大发明，[8] 从此以后，牛马逐步成为农业上的役畜，用于农产品的运输或贩运，以至挽犁耕地。而随着国家的形成、战争的频繁，由国家掌握一些用于军事目的的大牲畜成为必要。这种情况在古代世界具有普遍性，我国古代的特点只是在于这种分化特别明显，这与我国农区畜牧业的传统、封建地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农牧分区格局的形成有关。

我国黄河中下游和江南广大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以养猪为主，马牛羊也相继获得发展，而各种牲畜的圈养均发生较早。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发现了畜圈和牲畜夜宿场。甲骨文中也有表示牲畜栏圈孤象形文字，如*（牢）、*（*[宝盖下羊]）、*（厩）、*（圂）等。牲畜栏圈的出现标志着一种与农业生产关系比较密切的舍饲和放牧相结合的畜牧方式，一则它必须收割一些干草以至利用部分农副产品作为补饲牲畜之用，二则畜圈的设置很容易引导到农田施肥的发生。从畜圈出现比较早看，我国农田施肥也是发生比较早的。[9]  

作为畜牧业趋于为农业服务的方向的两个标志是利用牛马耕地和利用畜粪肥田，它们始于何时学术界尚有争论，但它们只是到春秋战国时代才获得较大规模的推广是毫无疑义的，这正是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形成时期，两者互为因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牛耕和施肥是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度所创造的农牧结合的方式，是当时民间畜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至于官牧，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有了。如夏少康当过有仍氏的“牧正”（《左传》哀公元年），商代有专管王室养马的“马小臣”。据《周礼》记载，周代有“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的“牧人”，又有分别掌管养马、养牛、养羊、养狗以至养鸡的校人、牛人、羊人、犬人、鸡人[10] 等。官牧以养马为主，规模不算太大，据《周礼·校人》郑玄注，周天子的十二闲马当为3，456匹，数字不必拘泥，但也说明其规模远逊于后世的国营养马业。官养牲畜为皇室百官祭仪和消费服务，也用于战争，但战争所需牛马主要依靠向下级贵族与自由民征发军赋。《周礼订义》“校人”注说：“三代马政固有在官者，必有在民者，数之多者在民，平时无刍豢之费，数之少者在官，征伐无不至之虞。”这话是说对了。其实不光是马，其它牲畜也是如此。《周礼·地官》载师职文谈到当时远郊之地有“牧田”、“牛田”，应是供公共放牧用的，在对农夫的授田中，除正额夫百亩以外，还有视土地肥瘠而数量不等的休闲田——莱，当然也可供放牧，所以《吕氏春秋·上农》在谈了上田和下田的“夫食”标准以后说，“六畜皆在其中矣”。在这一点上与西欧中世纪的情况是相似的。而当时民营畜牧业中，军用和农用也非截然分开的，所谓“古者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晋书·食货志》），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以养马为基干的大规模国营畜牧业的发展，从而官牧和民牧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分化，主要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有关。因为靠民间征集军赋的办法难以对付“飚举电至”（《盐铁论·世务》大夫语）的北方游牧人强悍的骑兵部队，由国家直接掌握大量战马、以便保持一支具有迅速应变能力的常备军已经刻不容缓了。从此，官牧日益军用化，而民牧与军事关系比较疏远，进一步走向为农业服务的道路。[11] 同时，由于地主经济制度的建立，土地兼并的发展，牧场没有保障，农民经营的畜牧业一般规模较小，日益成为一种农家副业，至于地主经营的畜牧业则规模较大，以至在一个时期内出现牛羊满山谷的大牧主。民营畜牧业的这种分化是封建地主制必然引起的贫富分化的一个侧面。农区中用途与规模很不相同的不同类型畜牧业并存的局面，始于战国时代，完成于秦始皇的统一，这与农牧分区格局的形成和封建地主制的确立，基本上是步调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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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国农学史》上册第二章第二节，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2] 陈平：《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贫穷动乱的病根》。
[3] 考古界一些同志把河姆渡遗址、裴李岗遗址、磁山遗址等划互新石器时代时期，但从这些遗址工具的进步和农业的发达看，应已步入新石器时代中期。
[4] 《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论者据此认为他们即匈奴族的先祖，是一些古老的游牧民族。其实，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如说山戎、玁狁、荤粥是匈奴先祖，直接与“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说法相牴牾，严谨的太史公不至于这样颠三倒四。山戎、玁狁、荤粥是否在唐虞以前已经存在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日人中井积德在其《史记会注考证》中就曾指出：“夏殷以下，乃有山戎、玁狁、荤粥之名，若唐虞以上无稽考也。”我们怀疑今本《史记》“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荤粥”一句有误，是后来窜入的。近人王文粥也曾论证荤粥、玁狁等皆古之羌族，出自西方，与北方的匈奴族无涉（《西北史地论丛》第30——133页）。因此，我们还要回到“夏后氏之苗裔曰维淳”上来（《史记》索隐“张晏曰：维淳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乃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荤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转移，中国谓之匈奴。’”），这种说法是否确有所据，我们且不去管它，但太史公明确说：“自维淳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治也。”按头曼是秦始皇时代的匈奴首领，于此上推一千年，正是我国历史上的商朝。可见匈奴族为游牧民族的出现不会早于商代。
[5] 参见李根蟠、黄崇岳、卢勋：《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
[6]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晋）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者负甲息于昔阳之外，遂袭鼓。”
[7] 近来年来大量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从新石器时代以迄秦统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落后，某些方面可能还要先进些。南方苗蛮集团的和中原华夏族斗争中之所以失利，重要原因之一当是在其农业生产结构中，马这种大牲畜的缺乏。而华夏族的优胜固然以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但无疑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力于“服牛乘马，任重致远”（《周易·系辞下》），当然，也不能把问题绝对化，春秋时代苗蛮集团的先进部分楚国掌握了强大的使用马车的战斗部队，成为它争霸中原的重要物质力量。而在申公臣巫授吴车战之法以后，吴国也就迅速成为与中原诸国争衡的劲敌。后来关东诸国和楚国终于被秦国所兼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秦国农业和畜牧业更为发达，因而其军事力量更为雄厚。
[8] 我国是世界上应用畜力驾挽最早的国家。《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时代“服牛乘马，任重致远”。《通典·王礼篇》说：“黄帝作车，至少皋加牛，及陶唐氏制鸾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这在原始时代的考古中虽然迄今没有获得物证，但殷代已出土过形制相当进步的四驾马车，没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达到这一水平。所以我们认为上述古史传说是可信的。
[9] 民族学的材料告诉我们，最初的施肥是在利用畜圈废墟的过程中发明的。如独龙族和怒族就是这样（参见李根蟠、卢勋：《怒族解放前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169页）。胡厚宣先生主殷代农田施肥说，论者或有异议，但农田施肥的出现无论如何不会晚于周代，否则《周礼》中记载的“不易之田”，即土地连作制是无法实行的。
[10] 《周礼》中独独不见“豕人”，可能是因为猪主要是民间饲养的贱畜。
[11] 这里说的这种分化是相对而言的。历代官牧不但养马，还养牛羊骡驼以至猪（到唐代还有官养猪），部分用于军事，部分用于生产（如屯田）。民牧牲畜主要用于农业和城乡交通运输，但也部分用于军事。官牧由于占领了大量水草丰美的牧场，有与民牧“争荐草”的矛盾，政府往往大量征发民畜以补充官畜的不足，妨碍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但官牧也有扶助民间牧业的一面，如把官畜借贷或分赐贫民。



出处：原载《平准学刊》第一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