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纪晓岚《献王陵》诗(知微庐主人)

天籁

知微庐主人
                          

清代封建卫道士纪晓岚是献县人，这个大才子题诗过千，对家乡先贤献王的题咏则只有一首：“献王陵上草萧萧，时有村翁奠桂椒。西到县城三十里，土人行惯不知遥！”看起来不但平淡无奇，且对献王有小觑之意。这样一个总纂《四库全书》的大手笔，儒门的高才弟子，怎会如此直白，不敬献王。诗中，献王陵景象是“草萧萧”，礼拜献王的是偶尔的“村翁”。请注意，时有，即有时有，而平时无，也即稀少之意。尤其是“村翁”，祭奠人为什么是“翁”，并且是“村翁”。旧时称人，有身份有教养的是不能用“村”来称的，村的本意是鄙野，是粗蛮，是愚蠢，所以“村夫”、“村人”自称是谦称、卑称，他称则是蔑称了。而纪大才子称祭献王人为村夫，并且是“村翁”，甚则是“时有”，可见纪大人对献王的态度了。更有甚者，“西到县城三十里，土人行惯不知遥”二句，纪大人是庇护乡里的名人，作为故乡人，他在此不称乡人，不称邑人，却称土人，不能不与上文的“村翁”联系理解。原来祭献王的人不是纪大人的乡亲，更非父老，也不是乡人、邑人，而是以上当中的“土人”，没有知识的“土老帽”。这些人“土”到什么程度？“西到县城”本来只有十里，纪大人硬说“三十里”或几十里，这么“远”的路，因为走惯了，也就不觉得远了。恐怕纪德内心独白是：想当官走献王的路，绕了远还不觉，蠢才！



植案：以上摘自献县某先生的大作《刘德与献王文化》，本来不愿置喙，因为总挑人家不是，难保自己不被人家挑。后来一想，学术争鸣应该正常化才好，况且有些话需要吐一吐，虽然作为后辈，说出来有些狂傲之嫌，但为了本土学术的健康发展，还是忍不住要说。

前人说过，搞学术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这话是行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我认为越是基层的学术爱好者，越要奉行不悖。我们基层搞学术的最好踏踏实实做好材料的挖掘收集整理工作，而不要总想着写什么鸿篇大论，鸿篇大论的时代虽然还没有过去，但寿命不会太长了。未来毕竟是“实事求是”的天下，而“实事求是”就需要有几分材料，就说几分话！

既然材料的多少，决定了文章的长短，那么材料的真伪当然也就决定了文章的对错。因此，关于材料的真伪或者可靠性、完整性更应该是我们基层学术爱好者更要注意的问题。不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会错的一塌糊涂！

仅就纪晓岚这首诗来说，这位先生显然没有看到第一手资料——乾隆《献县志》，恐怕连第二手的《纪文达公遗集》也没看到。此诗最早见于乾隆二十六年《献县志》卷十七《典文·历代诗》补遗，而后嘉庆十七年，被纪晓岚之孙纪树馨收入《纪文达公遗集》诗集第十卷《三十六亭诗》中。诗本身没有异文，关键是诗后有作者的自注：“凡车架巡幸，先贤祠墓距辇道三十里内者，例遣官谕祭。向在翰林撰文日，因祭文不及献王，移问礼曹，礼曹（《遗集》无此二字）复云：‘距县城三十里外！’”这段文字是解读此诗的钥匙，没有这段文字，想读懂此诗简直不可能。

我们大可复原一下当时的写作背景——那是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照例提前要礼部把这一路需要祭祀的先贤列出来，并命翰林院撰好相关祭文，到时好路过一处，祭祀一处。纪晓岚这时正以新科翰林的身份接受了这一任务。可当他展开礼部开列的需要祭祀的先贤名单时，发现没有自己家乡献县的河间献王刘德。他心想一定是礼部不小心给落下了，因为献王陵距离献县不过十里路的样子，这是他自小就熟悉的。于是派人郑重其事的去礼部查问，结果礼部那边答复也很快，“你一个新翰林懂什么，虽说你是当地人，但是你们走熟了，其实并不知道献王陵离县城究竟有多远，告诉你吧，整整三十里还多呢！”

这下让纪晓岚碰了一鼻子灰，没办法，自己人微言轻，对这种官僚作风看不惯也没办法，剩下一肚子愤懑，只有借纸笔扎筏子，于是才有了这样一首嘲讽之作。

诗里所谓的“村翁”是写给皇城里官员们看的，就连村翁都知道到时候去祭奠祭奠献王，而你们这帮尸位素餐的家伙只知道搪塞人，却忘了自己的本分。

后两句不用说，那是借用了礼部官员的话来调侃自己这个“土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