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诗人节

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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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3 17:45:58]


作者：李贤哲
　　
　　农历5月5日，即屈原忌日，曾被列为中国诗人节。中国“诗人节”发起人是郭沫若、老舍、藏云远、高兰等同志，是方殷在一次座谈会上倡议的。据了解和查阅有关资料，抗日战争初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不久，因为局势紧急迁往成都。1938年8月以后先后汇集到重庆的诗歌工作者渐渐多了起来，于是在文协的研究部下成立了一个诗歌组，以推动当时的诗歌运动。在一次座谈会上，当时主持诗歌组的方殷提出倡议：把每年农历5月5日民间纪念大诗人屈原的日子，定为“诗人节”。这个倡议得到了一致拥护。以后每年的端午节，诗人们在这个“自封”的节日里朗诵自己的作品，交换对作品的意见，节日气氛很浓。
　　老舍还作了《诗人节献词》，读来感怀良多，特转记于此——
　　诗人节有二义：一以纪念大诗人屈原，一以鼓舞当今的文人。对前者，屈原人格之崇高，作品之伟大，以为民族的光荣，毋庸缕述。对后者，有二点似宜说明：（一）“诗人”与“文人”似当有别，但广泛的来说，凡属创作的想象的文艺作品统可称之为诗；同样的，凡气度崇高，富有创造力与想象者统可被誉为诗人，故诗人节实为文艺节，不必再有戏剧家节，小说家节，及杂文家节也。莎士比亚以戏剧驰誉，托尔司太以小说见胜，皆被称为诗人，且当之无愧。今之治戏剧及小说者，本其所长，努力进取，虽不为诗，诗之质素固在；若必血柱鼓瑟，勉强为诗以自彰其短，徒博虚名，是买椟而还珠矣。（二）所谓诗人者，非谓在技巧上略知门径之诗匠也。诗人在文艺上固须有所表现，其为人亦须与诗相备配。诗所以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故为诗者首当有正义之感，有为真理牺牲之勇气，有至感深情以支持其文字。诗若是天地间浩然的正气，诗人也正是此浩然正气的寓所，只凭排列平仄，玩耍文字，而自号为诗人，则既不成诗，复不成人，还成什么诗人？有人于此，终身不为一韵语，而爽朗刚正，果敢崇高，有诗人气度，即是诗人。反之，其为人心地狭浊，而终日填词制律，以猎虚名，或以干禄，是诗匠诗贩，非诗人也。于此，诗人节之倡设，实与整个社会有关——诗的社会固不必人人吟诗，个个度曲，要在能辨是非，能以诚相见，有良好的风尚耳。
　　抗战四年，举国在同一崇高的理想下共赴国难，头可杀而节不可辱；此理想是诗的本质，此艰苦为诗的本事。有此本质，故敢以血涤辱，以弱敌强。有此本事，故举世惊震，交相赞美。在今天而有诗人节的建定，诗人们自然晓得，他们自己已供献了什么，或未曾供献了什么。就是不作诗的人似乎也应该深思默虑，我们的眼前还有没有阻碍达到我们的理想的东西，就连我们自己是否已经没有一点私心与弱点。这样的检审一下，恐怕我们也许感到一些愧悔，而把真诚不折不扣的拿将出来，使我们感到艰苦，而不灰心；感到哀伤，而能振拔；感到缺乏，而求充实；象诗那样的劲健悲壮！理想之途是用血冲成的。假若不幸而把诗人节只看成是穷酸们聚会到一处，写或读一两首小诗，或且吃上一半个粽子的日子，那就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了。
　　1941年5月30日，由文协主持，在中法比瑞同学会会址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庆祝会，并且刊出《诗人节缘起》一文。文中说：“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了解2000年来中国诗歌艺术已有的成就”；“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歌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可见，诗人节的缘起，完全是当时就国就亡的大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据老舍回忆，参与者有许多的“党国要员”，如于右任（监察院长）、陈立夫（组织部长）、孙科（立法院长）、梁寒操（宣传部副部长）、冯玉祥（副委员长）；也有“左翼文人”郭沬若这样的文化名流。大会选于右任为诗人节纪念会主席，老舍为主持。于右任、老舍做了主题演讲，郭沬若作了有关屈原的考证，李可染作了屈子画像，安娥、高兰等作诗朗诵，马思聪等演奏了音乐。老舍与冰心、胡风、郭沬若、臧克家等53人，联名签署了《诗人节宣言》，以《诗人节缘起》为题，载于当日重庆《新华日报》。其中说：“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1942年6月18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和中苏文化协会主办了高尔基和诗人节的联合纪念活动，孙科、于右任、郭沬若等参加并讲话。这是第二届诗人节，也是最后一次有国民党要员参加的诗人节纪念活动。1943年的端午节是6月7日，时值重庆大雨，没有了集体性的诗人节活动。老舍应吴组缃之邀去喝酒，作诗云：“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年豆花香。”颇有点怀旧。而这一年国民党官方的主要报纸，很少有诗人节的消息。
　　1942年，在《文化先锋》 上曾多期刊登了由徐贡真（徐文珊）编写的《建国历详解》，把民国时期的各种节日和纪念方法都作了介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对节日文化的重视。这些节日都是面对特定的大众人群。"节庆活动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的第二种形式" 节日对于肯定这个新生的国家政体，将这个现存政体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有很大作用。节日象征了国家对各个层面国民地位的肯定和保障，节日也反过来加强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来有许多民众节庆日。民众结社和各种宗教纪念活动的形式中，许多都是以节日的形式来进行的。但在民国节日的设立上，有些节日直接借用一些西方节日，如妇女节，儿童节。而中国传统的节日，多数都没有能恢复和设立成法定的公众节日 。由于节日是面对国民大众中的，具有着文明教化和价值认同的目的。从中可以看出，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模式，在民国时代已经是起了支配作用。
　　这其中，诗人节是一个独特的节日。说独特，首先是因为这是对一个中国传统节日的改造而来。而且，不象其它的大众节日，诗人节是多少带有文学家和上流人士雅集性质的节日。有特别的对诗人文学家们的某些期许之意。其次，这个节日是对中国传统民间节日端午节的改造，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肯定。其三，诗人节引出过非常激烈的争论。1944年的诗人节纪念期间，由孙次舟等学者由诗人节引出屈原问题的争论。不同政治和学术信仰的学者和文人知识分子们。围绕诗人节，展开过长达多年的学术争论。围绕诗人节的争论焦点，主要是两个学术问题。其一是一桩民国学术公案的重新提起，即由疑古派而生的中国古代的诗人屈原的身份问题。其二是中国民俗中端午节是否是纪念屈原而设，把端午设为诗人节是否合适。这两个问题都牵连到一个学术集点。即是在现代的民族下文化建构中，如何对待中国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这两个问题中还隐含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化的前提命题。即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是否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代表？这就连带生发出了现代政治派别对文化权力争夺问题。所以，诗人节的设立和其后的争论，实际上牵连引出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政治的价值趋向和起伏消长。作为一个历史公案，屈原问题在四十年代再度成为现代的文化和学术热点。
　　抛开有强烈政治倾向的论争，闻一多是影响较大的屈原研究者。1943年，他在昆明《生活导报》上发表了《端节的历史教育》，指出端午是吴越民族祭祀龙的节日。“起源远在屈原以前———不知道多远呢”。他认为把端午与屈原联系起来，虽然是个“谎”，但“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征？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 其实，闻一多较早在口头提出了屈原是“文学弄臣”之说，但他认为，屈原由家庭奴隶进而变成文化奴隶，是“反抗的奴隶居然挣脱枷锁，变成了人”，他反对孙次舟说屈原是文人兼弄臣的叙述。在他生前未刊的《端午考》等文章中，闻一多还有许多关于端午的考证。从学理上，他认为端午和屈原没有关系；但情感上，他非常认同把端午与屈原这样一个追求理想、反抗现实的诗人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个天才的构想。1944年6月25日，在成都的诗人节茶会上，金陵女大的孙次舟教授称屈原是楚王的弄臣，由此引发了学界有关屈原身份的争论。司徒丹凤（刘开扬）、陈思苓撰文对之提出批评。孙则以《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解释他的弄臣说是以“科学方法”推导来的，指责世人对屈原的迷信。其后，陈思苓、赵庄愚等更多的人以专文批评孙次舟，孙最后以《屈原问题的最后申辩》作答，退出争论。
　　由于屈原争论引发的热点效应，加之抗战临近胜利，1945年至1946年间的成都、重庆等地，民间举行了更大规模的诗人节活动，发文纪念者也更多。但1946年以后，国内就很少有诗人节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