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诗人节------民国时的佳话

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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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又将到来。这一天，人们有吃粽子、赛龙舟、浴兰汤、插艾斗草、赠佩香囊等风俗，因地域不同，风俗各异。端午的来源，最常见的传说是，这天是楚国大诗人屈原投江之日，人民驾舟来救，掷角黍（粽）给食水中蛟龙，以存屈子遗体，此说详载于南朝时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也有其他的说法：或谓避恶月瘟病；谓迎涛神伍员（子胥）；谓纪春去夏至；或以此日为女儿节……但史迹绵邈，已难确考。


史上许多志节高尚而遭遇不幸的人物，常被编排进与这个节日有关的叙述中，尤以纪念屈原之说最动人心。所以，这一日文人们常去“怀屈”，骚人墨客，登山临水，清流涤志，斗诗侑酒，可算是个诗人的节日。

但在中国，真正有定制的“诗人节”，只是在60多年前的抗战年代有过。当时举行过隆重的诗人节庆典。而后由于国共两党围绕诗人节产生了论争，此后的诗人节纪念活动渐趋式微。

1940年6月10日端午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了纪念屈原的诗歌朗诵会，会上有人提议以每年的端午为中国的诗人节———这就是诗人节的来历。

1942年，在由国民党宣传部直接控制的《文化先锋》上，徐贡真（徐文珊）编写的《建国历详解》讲到了诗人节：“抗战以来，国内诗人咸感屈原诗风人格，两俱不朽。于爱国诗人中最早最著……因于民国28年（1939年）7月，由陪都文学家舒舍予等召集在渝文艺作家开会，公议以每年的阴历五月五日，爱国诗人屈原殉国纪念日为诗人节，借以纪念前贤，并资策励云云。”这一叙述中涉及的时间是不准确的，但“公议”二字说明，当时的政府已将诗人节作为中华民国的正式节日。

第一届诗人节活动在1941年5月30日端午举行。据老舍回忆，参与者有许多的“党国要员”，如于右任（监察院长）、陈立夫（组织部长）、孙科（立法院长）、梁寒操（宣传部副部长）、冯玉祥（副委员长）；也有“左翼文人”郭沬若这样的文化名流。大会选于右任为诗人节纪念会主席，老舍为主持。于右任、老舍做了主题演讲，郭沬若作了有关屈原的考证，李可染作了屈子画像，安娥、高兰等作诗朗诵，马思聪等演奏了音乐。老舍与冰心、胡风、郭沬若、臧克家等53人，联名签署了《诗人节宣言》，以《诗人节缘起》为题，载于当日重庆《新华日报》。其中说：“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1942年6月18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和中苏文化协会主办了高尔基和诗人节的联合纪念活动，孙科、于右任、郭沬若等参加并讲话。这是第二届诗人节，也是最后一次有国民党要员参加的诗人节纪念活动。

1943年的端午节是6月7日，时值重庆大雨，没有了集体性的诗人节活动。老舍应吴组缃之邀去喝酒，作诗云：“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年豆花香。”颇有点怀旧。而这一年国民党官方的主要报纸，很少有诗人节的消息。

1944年6月25日，在成都的诗人节茶会上，金陵女大的孙次舟教授称屈原是楚王的弄臣，由此引发了学界有关屈原身份的争论。司徒丹凤（刘开扬）、陈思苓撰文对之提出批评。孙则以《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解释他的弄臣说是以“科学方法”推导来的，指责世人对屈原的迷信。其后，陈思苓、赵庄愚等更多的人以专文批评孙次舟，孙最后以《屈原问题的最后申辩》作答，退出争论。

由于屈原争论引发的热点效应，加之抗战临近胜利，1945年至1946年间的成都、重庆等地，民间举行了更大规模的诗人节活动，发文纪念者也更多。但1946年以后，国内就很少有诗人节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