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诗人柳亚子

文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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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诗人柳亚子先生，是我国近代诗坛盟主。他的诗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十年的历史，也可说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的确可称为史诗。他生前那样诚挚、亲切、坦率的形象和言谈，迄今犹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在这诗人诞辰纪念日子里，写一些片断的回忆，藉以寄托我对诗人的缅怀和敬意。

一、以诗篇为武器，鼓吹革命斗争

    诗人在幼年时，得力於母教，授以唐诗。在十二岁那一年，就读完了《杜甫全集》这样一部大部头诗集；同时也学会了做诗，并在报上发表一些作品，不过都是些风花雪月的艳体诗，十七岁时受了梁启超《新民丛报》诗界革命的洗礼，将旧做的诗，都付之一炬，改变了诗风。当时又经常和蔡元培、章太炎、邹容诸公交往，始言革命，在一九O四年清王朝慈禧太后“万寿”时，他仅十九岁，大胆写下了《纪事》诗句，直指这个专制女皇，他的诗句是：

毳服毡冠拜冕旒，谓他人母不知羞，

江南几辈小儿女，却解申申詈国仇。

胡姬也学祝华封，歌舞升平处处同，

第一伤心民族耻，神州学界尽奴风。

在当时清王朝统制下，尤其是慈禧淫威之下，竟在“万寿”之日，写出这样的诗句，这显示了他的革命勇气和抗争精神。

翌年(1905)诗人参加了同盟会。一九O九年他二十二岁时与陈去病、高天梅两先生一起创立“南社”，以诗篇为武器，鼓吹革命斗争，在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的各次斗争中，曾起了积极作用，他也真正成为一个革命诗人了。虽然清王朝两江总督端方，后来军阀孙传芳和国民党蒋介石等都要逮捕他，可是他却以无私无畏精神，勇往直前，抗争到底。

    一九二四年诗人写了《空言》诗，其中一首对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并表达他心悦诚服的景仰。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他对前面应该走什么路，也有了正确的选择，后来他对人说：他写的《空言》诗是他的代表作。诗句是：

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

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开始清党，诗人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因此坚决反对蒋的暴行，同时遭受了迫害。政变后五月八日蒋派军警搜捕诗人，幸而家人机警，将他藏在故居复壁中而免于难。他在复壁中口占绝命诗一首：

曾无高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弥衡，

长啸一声归去也，世间竖子竟成名。

    诗人在毛泽东领导井岗山武装斗争中，远见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曙光。一九二九年他写下了《存殁口号五首》，是对革命朋友们的悲悼、怀念和信赖，其中一首是推崇毛泽东的：

神烈烽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中。

诗中两列宁注明指孙中山和毛润之(毛泽东字)。在那时革命低潮的时候，连共产党人中也产生“红旗能打多久”的一种失望情绪，而诗人却激情地把当时的毛委员和孙先生并列，充分说明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远见卓识。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各界纷纷办理救济难民工作，有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任茅丽瑛，以义卖筹款救济难民，实际支持新四军而被特务狙击牺牲，我当时将这不幸消息告诉诗人，简单地介绍了茅在反侵略斗争中，表现出无私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诗人也感动了，写下挽诗一首：

鉴湖慷慨悲秋瑾，吴市羁囚重史良，

天为淞滨留正气，又教喋血到红妆。

    郭老(沫若)对诗人的评语，他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卓越的器识，随时代进步而进步。他是南社三位发起人之一，维护南社达二十余年之久，在反清、反袁、反军阀斗争以及响应新文化运动中，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四十年代，毛泽东曾给诗人一封信，对他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趣。”云云。

二、“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

  诗人有时也谈到他学诗经过，他说：“我不晓得怎样会学会旧诗，更绝对不会教人家做旧诗。在十六岁以前，我没有旁的事做，专喜把线装书乱翻，但翻得没有系统，所以旁的学问没有弄好，但古典记了不少。我的旧诗，差不多就是擅长用古典吧!此外也可以讲，我还有一点诗的天才，所以诌起来很象样。倘然要我讲诗的源流，或且如何才能够把旧诗做好的话，我就敬谢不敏了。归根结蒂，还是读书读得太没有系统的缘故吧!”其实诗人对自己的诗是很自负的。他曾经对我讲过：“我写的诗，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当之无愧的。”

    从实际上诗人论诗，先有一条政治标准，接着才有他的艺术标准，也是爱憎分明，毫不含糊的。他是“尊唐抑宋”的，在辛亥革命的前夕，南社以“唐音”相号召，针对当时雄居诗坛的“同光体”(清同治、光绪间的正统派诗派)。在艺术造诣上，“同光体”是宋诗殿军，本未可厚非，但是它的作家却是陈三立、郑孝胥等一班遗老，后来不少人做了汉奸，这也说明了南社当时打击他们是对的。诗人的诗，也逐渐定型为“尊唐抑宋”一路诗人了。说得正确点，他是非唐

非宋的龚定庵体。他对龚诗，推崇备至，他题龚诗集有“三百年来第一流”之句。他虽抑宋，对宋朝著名的王荆公、苏东坡、黄山谷等诗集，从未看过，可是谈了不少陆放翁、谢皋羽、郑所南诸家之作。因为他认为陆等是爱国诗人，使他油然生了敬爱之心，因其人而重其诗了。

    他宣传革命，不遗余力．曾经有过“功罪自凭千劫史，牺牲宁惜万人头”的豪放诗句．自认为是黄巢、宋江的口气呢。

    诗人是做旧体诗的，可是很赞许新体诗，抗战时旅居香港，曾一度组织“扶余诗社”，以推动新诗解放旧诗为职志．作为办社方针。惜时间短促，没有什么活动，更谈不上和早年南社那样影响了。一九四五年他曾在重庆发表过关于诗的一段话：

    “我是喜欢做旧体诗的，不会做新体诗，但我的估计，却以为旧体诗的命运，不出五十年了。不过我对新体诗，实在太陌生，太浅薄，所以虽然做了三次，终于不能走上新体诗的道路．至于旧体诗是我政治宣传晶，也是我的武器。大刀标枪，果然不及坦克车、飞机厉害，但对于不会使用坦克车、飞机的人，似乎用大刀标枪来奋斗，也不能认为错误吧!我篾视旧体诗，而仍然要做旧体诗者，其原因就在于此了。”

    抗日胜利，诗人回到上海后，在一次闲谈中，他说：“现在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幅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是开天辟地的能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从语气上可以看到诗人对自己的诗还很自负的。

    在文学形式取舍方面，也反映出诗人是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的。他虽然做旧体诗，可是他却认为新体诗一定要代替旧体诗。所以他从来不劝青年们学文言文和做旧体诗的。他常讲：“这是白费精神，太冤枉了!”当时我也欢喜胡诌几句，更认为在他薰陶下，一定有所长进。诗人却再三向我阐说了新诗代旧诗的前景，劝我不要过分认真学习旧诗。这样也影响我“推敲”的劲头，旧诗没有进一步

做好，可新诗也写得不大象样，简直是“半瓶醋”！真是惭愧至极！

    附带谈谈诗人的字，龙飞风舞，别具一格，他自己讲过：“我写字的毛病，就是太快，太随便，倘然把一个一个剪开了，连我自己也会不认识的，这如何要得呢?!有书画家楼辛壶批评我，说我的字是意到笔不到，此语我极佩服。但写时总贪懒、贪快，不肯痛改。简经斋说我是唐人写经体，恐怕是讲笑话吧!”后来诗人居然在桂林、香港都卖过字。实际上他写信，草得出奇，可是写条幅、册页和扇面，都不是这样草率，行格气息都很好，我本来保存他写给我的条幅和扇面十多件：还有给我的书信多封，在十年动乱中都散失了，可说是我毕生的遗憾。

    诗人平生著作，极少刊行，还拒绝人家组稿出版，而对朋友的诗文，尤其是革命烈士及先贤遗著，则搜求出版，不遗余力。他编刊的书很多：如《中华民国开国杰士传》、《磨剑室革命文库目录》、《南社诗文集》二十集和《曼殊全集》等，这都是私人出资印行的，有的大家集资，有的是他个人出钱，虽被人称为豪举，实在也是他的美德。

    在一九三八年，诗人潜心《南明史》的研究，搜集了很多和南明有关的典籍，写了《南明史料书提要》；经过兵燹又写了《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解放后一度要我去京帮他整理史料，我因工作关系，没有应命，由慧舅去的。他搜集全部南明史料，在他逝世后都献给北京图书馆。

三、“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诗人是国民党中坚决的左派，他是积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九二六年五月他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和毛泽东、恽代英等有了交往，留下深刻亲切的印象。那时廖仲恺被刺，又发生中山舰事件，诗人敏感到革命阵营内部隐伏的危机，看到蒋介石一伙的反革命面目，所以在会议席上直斥蒋为新军阀；并向恽代英建议对蒋采取果断措施，惜未被采纳。他很失望，有次和朋友小酌，他藉三分酒意，拍案大骂：“我就瞧不起蒋介石那副专横无礼的脸孔，我也不满意共产党那样忍耐迁就，套句广东话，简直离了谱。这种革命．老子没办法，回家抱孩子去了!”他一气只开了两天会就中途退出，以母病为遁辞而回到上海，杜门谢客，足不出户，有三、四个月。后来他是一直反蒋到底的。这里想起有一次和诗人同游太湖时，他在船上偶尔问起船家姑娘的姓氏，回答姓蒋，却又加上一句：“是蒋委员长的蒋”，这又引起他的牢骚来了，口占一诗，现在仅记得最后一句是：“蒋家天下蒋家船，”可见他胸中的愤慨了。在解放后，他又去过无锡，重游太湖。他回上海就告诉我，这次在太湖玩得痛快。我也玩笑地向他说：“您老人家又可以大做其诗了。不过最要紧要写进一句：“人民天下人民船。”他也大笑起来。

    诗人始终是同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在一起的。抗战时，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全面抗战，反对蒋介石的阴谋发动内战。他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呼冤，和宋庆龄、何香凝两先生联合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分裂，破坏抗战。又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中枢负责当局，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埋冤，知岳候之无罪，舆论沸腾，市民切齿，而当事者无悔过之心，何也?”他这样痛斥反动派，触怒了蒋介石，开除了诗人的党籍，他却来个针锋相对，以监委身份宣言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当时在重庆，传为美谈。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和蒋介石会谈。诗人政治热情高涨，对毛泽东来渝，深受鼓舞。他们两人会见后，诗人心情激动，夜不成寐，而写了诗句，以表达个人喜悦心情。诗曰：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看到诗最后两句，是诗人对于国共重行合作，抱着很大期望。也可以说是当时全国人民一致呼声。不料结果蒋仍旧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而自取灭亡。

    那时诗人兴会空前，曾与尹瘦石画家联合举办“柳诗尹画联展”，毛泽东为联展特刊题签。诗人亲在会场讲释他的《和毛主席沁园春词》。原词是：

    廿栽重逢，一阅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恫恫；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烧。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贵州太守，犹输气慨；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枚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词后并题跋语；“余识润之，在一九二六年广州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会议席上，时润之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也。及一九四五年，重晤渝州，握手惘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们《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辄复成之。”

    诗人在讲释时，曾认为我们革命诗人，固当超迈前古，在重庆也哄动一时。解放后在诗人上海家中小聚时，他又当场讲释，意气风发。他很兴奋地告诉大家，毛主席用他的词中最后一句，为他的北京寓所题名为“上天下地之庐”。

    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一生可贵之处，在于数十年纷争不息，变乱频仍，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他对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一直采取批判反对态度：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经常表示同情和拥护。在他“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词句里，是包含着对毛泽东的迫切希望呢!

    过去诗人对辛亥革命的结局失望，但他并没有绝望。后来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共产党。他早年曾写过“可堪抉目俟河清”的诗句，来表达他要仿效伍子胥抉目以待来日，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才真正达到他“俟河清”的心愿呢！

四、“昆晌扁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

一九四九年三月，诗人应毛泽东的邀请，从香港经大连到北京，在途中写下了充满喜悦心情的诗句：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志，席卷南溟下北溟。

在同月与毛泽东会晤于北京颐和园乐寿堂，又写下了激情的诗句：

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

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

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

推翻历史三千栽，自铸雄奇瑰丽词。

    诗人来到北京后，急於欲往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堂拜祭，当时车辆不多，应用困难，他感到十分苦闷。同时对于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之间一些新情况，也认为不能适应，而内心又亟盼江南早日解放，得安居故乡继续研究南明史料。在这些思想主导下，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七律两首：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往非五鹿，无车弹铁怨冯罐。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片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从他诗句里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崇敬，同时又表示他要在家乡解放后隐居起来。实际上这是诗人生平一向认为革命不是做官，也从来不想做官的一种意识反映。并不能认为如个别人所讲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自负，而又是什么情绪低沉，思想消极等等流言。毛泽东对诗人这种想法，婉转地进行规劝，给他阐明了革命的真理，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在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和柳亚子先生》七律中提到“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说明了一个真正革命者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处在中国革命大好形势下发发牢骚是不对的。应向大处看，望远处看．开阔了眼界，就会通晓现在的革命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大家都来参加革命和建设．比隐居起来真要高尚得多，而更有意义呢!毛泽东和诗最后两句：“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就包涵这个意义，诗人接受了毛泽东的劝导，欣然留在北京，参加建国工作，在他和毛泽东诗中有“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就表达这个决定。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务。一直到他一九五八年六月逝世，真正做到一息尚存，战斗不止，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毛泽东在诗后第三天，就亲访诗人和他同游颐和园，闲谈中提到诗人第一次和毛泽东诗中有“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念吴江”两句，毛笑着说：“我却没有这个权力给您呢广两人相视而大笑。为了遂他的心愿，毛主席又派车和人于同年五月五日陪同诗人去中山先生灵堂致祭，他又写下了《有感》诗两首：

主羲三民我讵忘，新民共产接青黄；

                  百年名世洪天国(谓中山先生)，一代牢骚盛孝章(自谓)。

杜默王昙赢痛哭，鲁阳夸父费评量，

终於联共成虚愿，一恸明陵泪满江。

    诗人生平心折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主席两人，在二十年代就有“并世支那两列宁”的诗句了。  

  解放后，我在上海会见了诗人，他对毛主席领导共产党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由衷的高兴。他也写了不少诗篇来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并表示他的态度，认为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决心以有生之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五、“亚子先生今不朽，诗文湖海同长久。”

    诗人和我是忘年交，在三十年代，他主持上海市通志馆时，开始有了交往。我对文史研究颇有兴趣，得了他不少教诲，真是春风化雨，使我获益良多。他邀约我参加南社纪念会，记得一九三六年元宵之夜，我出席了南社纪念会第二次雅集，曾经听到诗人即席致词，期期艾艾地说：“南社是革命的，纪念南社即纪念革命。南社发起者三人，一陈巢南先生已故世，一高天梅先生亦早作古，仅本人柳亚子没有死!”当时社友徐蔚南说得好：“柳亚子没有死的一句话，简而有力，表明他个人意志和气慨：同时也代表了南社的意志和气慨!”全体鼓掌以示赞许。当时南社纪念会刊行《蔡柳两先生寿辰纪念集》，以纪念名誉会长蔡元培先生七十大寿，会长柳亚子先生五十生日的。我请爱国老人马相伯世丈为集子题了签；自己又写了《柳亚子先生印象记》一文刊在集中，藉以表达我敬仰之忱。

    在抗战时，他从香港赴重庆，在桂林曾给我长信，宇里行间，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激励我这个后生小辈，也做了一些爱国的事，如向游击队输送药品布匹等，而有利于抗战。

    抗战胜利后，诗人回到上海，交往频繁，对我更有帮助，有次谈到马相老曾将全部藏书捐赠于丹阳图书馆，在藏书运丹后，却毁于日寇战火，这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诗人对相老道德文章是很佩服的，尤其是爱国热忱，老而弥笃，深深感动了诗人，曾经写过诗句以表敬意，仅记得“一老南天身是史”一句了。所以他建议重行筹组图书馆，以纪念爱国先哲。后来成立了相伯图书馆理事会，由于右任、邵力子两先生和诗人担任正副理事长，我担任馆长，积极开始筹备，李宗仁将军赞助很力，惜内战火起无法进行，诗人也很感叹。

    一九四八年间，我被镇江五县同乡前辈许秋飘，赵棣华、束云章、陈光甫诸先生联名推为“国大”候选人，我曾经给诗人写信要求指示，时他已去香港，来信叮嘱，千万不要做“猪仔议员”，真是语重心长，经过三思，接受诗人的劝告，而申明放弃竞选。解放后和我谈到这件事，还风趣地说：“你总算没有做“猪奴”。

    我从和诗人交往中，感到他有正义感，明辨是非、嫉恶如仇，性格又坦率天真，不懂得人情世故，凡看不顺眼或听不入耳的，任性发些脾气，过后自己省察，觉得对的还是要坚持到底，不对的向人道歉，往往相释了彼此之间的芥蒂。的确可以称得起是“真正的人”。

    回忆诗人在抗战时，流浪香港、桂林，重庆等地，自比行吟泽畔的屈原，有一位画家尹瘦石，便把诗人作为模型画了一幅“屈原像”，诗人欣赏至极；郭沫若也写了《今屈原》一文，并赠以长诗，其中有“亚子先生今不朽，诗文湖海同长久”等语。说来也巧，诗人逝世时是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按照旧历计算，恰为五月初五端阳节，也就是屈原投汨罗江的一天。南社社友赵赤羽有诗挽他；“年年屈原节，凭吊共端阳”。我们的诗人，真是“今屈原”呢！

    诗人身后所遗图书、字画、文物等全部献给国家，在苏州博物馆辟有“柳亚子先生纪念室”加以保存，而留永久纪念，在他家乡黎里故居也开放了。他的女儿无非、无垢合编了《柳亚子诗词选》，在一九五九年出版，八十年代又陆续出版了《柳亚子诗选》、《磨剑室诗文集》等，他的儿子柳无忌编了一本《柳亚子年谱》，在一九八三年发行。

    诗人在一九O三年来上海，由陈巢南、金松岑介绍加入上海中国教育会。后在家乡参加教育会同里支部和黎里支部，主张维新变法，在镇不能立足，又来上海加入爱国学社，经常来往家乡和上海，到了一九乙一年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七浦路租屋暂居，夫人和儿女同住，居然成了一个小家庭。过了二、三年，又回到黎里，有一段时期不出家门，到了一九二六年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留沪，住望志路永吉里41号，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对通过蒋介石所提修改“整理党务办法”事不满，托辞提前离开广州返黎里又是杜门不出，后为孙传芳指名查捕，乃偕夫人来上海住法租界贝勒路恒庆里，改名为唐隐芝，一九二七年四月返黎里，五月蒋介石炭派军到黎里查捕他，因藏复壁中获免，翌日化装渔人自黎里乘民船航行数日，始安抵上海，暂寓西门路润安里，不久赴日本，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返国，仍居西门路润安里，自是始定居在上海不再返乡，一九二二年一二八事变后，迁居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424号。一九三八年迁到辣斐德路577号(今复兴中路551号)。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三日离沪去港．辗转桂林、重庆等地。一九年十一月返沪，到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因国共关系恶化，民主人士频遭压迫而去港，一九五O年十月十三日抵沪，将家藏明清以来的古籍、图书数千册全部献给国家，现藏在上海图书馆。到了十月二十九日离沪去京，诗人在上海时间也可说是很长久了，尤其都是在我们卢湾区。这样一位随时代进步而进步的杰出知识分子，革命的一代诗宗，应该留些纪念，如将诗人故居开放，以供人们瞻仰等等。但愿这不是一个老人天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