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与瞿秋白的新诗创作

墨海

摘要：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推动下，胡适、郭沫若等人开拓了新诗创作的道路，并取得了重要的实绩；但是同样为“五四”新诗作出重要贡献的瞿秋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瞿秋白“五四”时期创作的20多首新诗，属于“遵将令”的创新之作，不仅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初步探索出自由体新诗的形式特征，其地位和作用是应当重新加以认识和肯定的。

　　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瞿秋白；新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展开了“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讨论，胡适发表《文学改良雏议》，侧重从形式上提出了“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的“八事”主张，倡导白话文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革命口号：“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相继发文响应文学革命。一年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报刊全部采用白话文，1919年内推出了400种以上白话文报刊，北洋政府也规定学校把“国文”改为“国语”，推行白话。在蔡元培喊出“劳工神圣”的时髦口号以后，“劳工”、“劳农”成为风行一时的文学题材。一些作家先后用白话创作了第一批诗歌、小说、散文和剧本，显示了文学革命取得的初步实绩。

　　在诗歌创作方面，第一个写白话新诗的“尝试”者是胡适。从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至1919年间，他陆续发表了20多首白话体新诗，内容有反封建的《权威》、《乐观》，有同情劳动人民的《人力车夫》、《你莫忘记》，有抒发生活感想的《老鸦》、《蝴蝶》、《一笑》、《新婚杂诗》等，诗的形式则句式自由不限长短，声调自由不限平仄，用韵自由不限部类。胡适戏称自己的新诗象“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尝集试》自序）又反用陆游“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意，自信“自古成功在尝试”。胡适虽然堪称诗界破旧立新的开路先锋，但实际上，他《尝试集》所收的新诗，是很难避免“尝试”品的“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朱湘语）的寒碜。

　　郭沫若是”五四”新诗创作的最大代表。他1918年开始写新诗，1921年8月出版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充满了渴望自由、追求光明、不断毁坏、不断创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唱出了时代的强音，是“五四”新文学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划时代之作。《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等诗篇，那爱国思想的火焰和反抗激情的狂涛，以及彻底打破旧诗格律束缚的独创精神和汪洋恣肆的自由发挥，起到了开一代诗风的奠基作用，和鲁迅的新式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并列，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最主要的收获。此外，刘半农、刘大白、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沈尹默，以及“湖畔诗人”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等人也为“五四”新诗的创作作出了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同样创作过一系列自由体诗歌和散文精品、为“五四”文学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瞿秋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却被人为地排除于现代文学史之外。改革开放以来，瞿秋白的“五四”散文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推介，而新诗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肯定。本文旨在为此做一做补缺拾遗的工作。

　　瞿秋白现存诗歌80多首，其中新诗23首。他的新诗大都创作于旅俄时期及其前后，是诗人自觉地实践文学革命的试作，体现着时代精神，亦属于鲁迅所说的“听将令”的“遵命文学”，自然应当归属于“五四”新诗坛的作品范畴。

　　《远！》是瞿秋白最早公开发表的一首白话体新诗，刊登在1920年2月5日《人道》创刊号上。此前作者以《心的声音》为总题，把该诗和另外五篇散文（《绪言》、《错误》、《战争与和平》、《爱》、《劳动》）组成一个散文诗系列，先后在《新社会》和《人道》上连载，委婉细腻地表现社会现象及其变化在“真如香象渡河”般空洞而又深切的心灵上的回音，提醒人们面对这个似乎“寂灭”、又似乎“正奏着好音乐”的世界，要“静悄悄地去听”，暗示在社会大变动中人正在觉醒。这首斩露头角的新诗《远！》，用正、反两幅现实图景对照的手法，展示世道的昏乱和阶级压迫的惨剧。品读之际，我们可以听到诗人那特别的心声的抒写，即从社会万象中看到和“听”到的既“隐隐”、“沉沉”，又“辣辣”、“滚滚”的人生问题和矛盾，透析社会极端不和谐的世象后面的罪恶根源，表达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强烈愿望。作为创新性的自由诗，《远！》巧妙地运用叠词、重复、对话、对比等手法，形象鲜明生动，节奏回环往复，句式自由变化，意境幽远含蓄，在当时确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瞿秋白研究专家丁景唐先生评价这首诗说：“和五四时期许多诗人的诗比较起来，瞿秋白同志这首诗的成就，不论在思想内容或音节的谐和，都算是好的。”（1）

　　瞿秋白赴俄前夕在国内写的第二首新诗是回赠耿济之等几位朋友的《去国答“人道”》。这首酬答述志诗，是对友人也是对国人表达赴俄的决心，是“宁死亦当一行”、“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诗化倾吐，诗情激昂浪漫，形象生动具体。诗人自比“邮差”、“蜜蜂”和“轴轳车”，把自己怀抱的志向和选择的行动，理解成是秉承“宇宙的意志”，追求“自然的和谐”，即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美好前景；并以“来去无牵挂”的舍身精神，换取“蜂蜜成时百花谢，再回头，灿烂云华”的理想结果，意象阔大，比喻典型，音韵铿锵，清新易懂，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精英的懿情奇志，实为一篇诗的宣言，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是瞿秋白新诗代表作之一。

　　在旅俄的两年多时间里，瞿秋白在写作《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系列散文的同时，随兴创作了《无涯》、《秋意》、《“东方月”》、《俄雪》、《海》五首新诗，大体属于状景述怀、感悟人生一类，表现的是奇观绝色、奇思妙想，写得空灵静照，瑰丽奇肆，光怪陆离，很美，且富有人情味和哲理性。这些诗，把人们的视线由历史的现象引向宇宙的奥境，由社会的现实引向心灵的深处，奇妙自然，纷繁历史、无声情思，在这里变得既扑朔迷离又真实可感，具有“震撼心灵生活的伟力”。

　　“我”无限／“人”无限／笑怒哀乐无厌／漫天痛苦谁念／倒悬待解何年／知否／知否／倒悬待解／自解解人也／彻悟／彻悟／饿乡去也／饿乡将无涯

　　这是《无涯》中的后两节。这首诗作于赴俄途中，抒发的是充盈脑际的哲理思考，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和奔赴饿乡的使命，为尔后任重道远的苏俄之行定下了沉重昂壮的基调。在《饿乡纪程》之“二”中，瞿秋白有几段文字对这首诗的意境作了诠释，其中一段说：“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算学题，闷闷的不能解决；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内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姐妹亲友而西去了。”（2）诗人决意要去“发展个性”，求中国问题的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作为一首新诗，《无涯》创造了独特的风格：一是效法宋词的风格作新诗，句式有长有短，大体整齐、压韵，节奏明快，表情达意自如巧妙而又精警含蓄，可以看成是以词入诗的尝试。二是借用儒、释、道术语入诗，古词新用，如“倒悬”、“彻悟”、“无尽藏”、“无涯”等，增强了新诗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思想表现力。

　　《秋意》是瞿秋白赠送给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包特金的亲戚林德女士的一首题画诗，风格与《无涯》近似，旨在赞美秋意萧瑟中依然是“自放灵光”、“光华万丈”的月亮，参悟社会的哲理、“宇宙的奥秘”。诗人赞美月亮，其实也是对美好理想的倾慕和追求，寄寓着对克氏的思想和人格的评价。克鲁包特金虽然像秋叶一样，从树枝上脱落了，但是他高尚的思想人格和科学精神却像秋月一样，光华自放，永留宇宙。

　　1921年中国农历的中秋之夜，身受肺病和思乡双重痛苦折磨的瞿秋白，应莫斯科友人嘉德琳女士之邀，到她家小聚“庆祝”。“散宴归来”后，在艰难、低迷的主客观情境下作成《“东方月”》一诗，一方面实写饥饿、肺病和远离故国亲友所造成的意志挫丧、情绪低落、黯然思归的心态，另一方面又借“中秋月”的团圆、美好表达对中、俄两国人民未来能有一个幸福生活的祁愿。品读这首望月抒怀之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轼著名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词写政治失意时的幻想和自慰，透露了思想的矛盾，同时又表现了精神寄托的崇高境界。瞿诗像一曲长调，痛道苏俄时局之艰难，自己身心之病状，于凄凉咏叹之中期待着“欧亚俄华”万族共婵娟，共享象征着团圆、美满的明月。二诗皆旨高意远，舒展自如，节奏和谐，婉转动人，令人低吟浮想，玩味无穷。

　　《俄雪》和《海》是两首状物新诗，描写俄国自然景观中的“雪”与“海”及其所包涵的自然哲理。1922年1月21日带2月7日，作者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领略到平生未遇过的高寒和大雪，仿佛置身于“水晶宫”，于是，“冷”和“雪”便成了天赐的《俄雪》诗题。《俄雪》分三节，每节四行，双句押韵。第一节写“俄雪”造成的壮丽奇观，“千万含孕的宇宙，剩得白茫茫一片奇梦”；第二节写“俄雪”带来的高寒和死寂，冷冻得横扫欧洲的拿破仑远征军惨败而逃，死寂得大地沉沦，浑噩迷朦；第三节写“饿雪”把“江南花柳明媚中的产儿”与自然之间隔绝了，鸟语隐匿了，绿意凝固了，天人之间只剩下寒气如芒、黯云弥漫。整篇诗作气象博大，想象奇妙，词句精警，一气呵成，客观形象和主观意象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咏雪状冷的绝作。读瞿秋白的《俄雪》，令人不禁想到毛泽东的咏雪名词《沁园春·雪》，同是写雪，一写俄国雪，一写中国雪，一用旧词，一用新诗，异曲同工，各有千秋。《海》是卧病感怀、联想寄意之作。诗分三节，明写大海，暗喻人生，以大海的容含、声威、变化，宣示人生的奇幻、生机和追求。“人生含大梦”，这个“大梦”就象“瀛海”一样，是丰富多姿、正邪并存、险恶壮烈、奥妙无穷的。浩波无际是“生理”，海的充盈、浩瀚、汹涌、狂驱，似乎在告戒世人大海的狂谰能孕育和席卷一切生机，也容含着无限的憧憬和希望，永远也不会停滞、枯竭、衰亡。瞿秋白汪洋恣肆、纵横开合地描写大海，所要抒发的正是蕴积在心灵深处的对自然与人生思考所欲宣泄的情思和哲理。从形式上看，《海》诗既有新诗的自由句式，又有旧诗的整齐句式，似乎是诗人兴之所至、信笔写成的，比其它几篇显得较为随意粗疏，留下了由旧体诗向自由诗过渡的痕迹。

　　“五四”落潮期的1923年初瞿秋白回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又相继创作了近十首新体自由诗。其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代表作是《赤潮曲》。《赤潮曲》是瞿秋白为中国无产阶级创作的早期革命歌曲的歌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首赞颂工人运动的政治诗。作者由中国的“赤潮”追想到俄国的“赤潮”，又由中国和俄国的“赤潮”，联系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想到全世界的“赤潮”，真是情思纵横，壮志满怀，一股浩然之气，一种真理之声充盈于心头，凝结于笔端，写下感天动地之曲，揭示了崭新的劳工革命哲学。“何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赤潮曲》高亢的主题、磅礴的气势、鲜明的形象、铿锵悦耳的词语韵律，及其政治的鼓舞性、理论的彻底性、思想的启迪性和艺术的感染力，都明显地受到他同时重译的《国际歌》的影响，并与之相映生辉。瞿秋白在《国际歌》歌词译文前的小序中说“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之开幕乐呢。”（3）瞿秋白的《赤潮曲》，充分体现着《国际歌》和苏俄革命精神，社会的必然规律和历史的辩证法，通过诗的形象和曲的强音，形成了震摄人心的理性美感和巨大魅力，实际上也是为中国共产党作的“党歌”，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开幕乐”；并且带着“五四”文学转向后的新因子，预示着新的文学品格的成长，成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先声。此期的其它诗作，或表现革命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铁炉”中接受锻炼，“成就整个儿的生命”，如《铁花》；或抒写奇思幻想，曲折而深刻地表达对祖国命运、人民苦难的忧患和关怀，如《天语》；或通过“落叶”的描写，生发新陈代谢、牺牲奉献的哲理，如《过去》。这组诗作，不仅思想深刻，形象典型，感情浓烈，格调高昂，具有很强的启发激励作用，而且体现出了一些新诗创作的经验和方法，如个性鲜明，词语出新，气势贯通，回环照应，借鉴古典诗词而翻新意境，借鉴外国诗歌特别是苏俄革命化新诗的新风格而创造新的韵格和“活的语言”，诗句自由参差而不失整齐美，排偶运用自如，富有韵律和节奏感，悦耳上口带有“歌”的特色等。

　　在这一组新诗中，另有两首特别的作品，那就是以新诗的形式发表个人对革命新诗创作的主张的《失题》和《寄xx》，可称之为“诗论诗”。瞿秋白在写作《失题》和《寄xx》前后，有感于诗坛现状，特别是一些不良倾向，在有关文论中提出了批评，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他说：“爱真正不是神的，爱是人的”，“破破烂烂龌里龌龊的贫民”“在等待着自己的诗人”，“创造出平民的语言”，希望诗人“把真挚的热情多放点出来”，“在抑扬迢递间写得人心弦上的语言”，（4）。这些诗学观在《失题》和《寄xx》中得到艺术化的委婉表达：诗意是“网罗宇宙的”，但新诗的“仇敌”是僵死的“新文言”；诗的“灵光”是能够“贯彻金石”的，但“屏蔽”诗人灵感的是犹疑苟且，没有创见；诗人只需要把“真挚的心性”和“自然的感召”表现出来，无须在那里故弄风月，矫揉造作；要想做一个革命诗人，就应该走出人生的“三岔路口”，投入“洪炉大冶”和“澎湃的赤潮”，在“坦荡荡的大道”上“大踏步地前去”，将“哀弦”换成“鼙鼓”，以“热汗”更替“冷血”，用“劳作之声”取代“晓风残月”，用平民的诗的语言去反映贫民的生活和斗争，锻铸出新的能够经历“万劫”的“诗神”，这样才能写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真正的中国的新诗，大众的诗”，“国语的诗”。

　　瞿秋白在评论苏俄诗人诗作中，在自己的诗文论著中，在与战友的谈话中，表述过不少精彩而独到的诗学主张，比如：诗应该体现个性，敢爱敢恨，写出真情实感；诗的题材很广，要开阔视野，要多表现工农劳动生活；诗人要关心社会，面对现实，接近平民，为“手足胼胝”的挣扎在血汗里的“庸众”代言；诗人要改造旧观念，树立新的人生观；诗应当创造“美术语言”，纯洁、精致、活泼、有节奏韵律，因而好读、好唱、易听、易记。他极力提倡新式的白话诗歌，即所谓“国语的诗”，还在毛泽东之前就提出和实践在古典诗词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甚至主张“用词的语言写新诗”。他还预言：“中国诗体受时代的变迁，外来的影响，将来必有再解放的一日，无论形式内容必有再大变的一日，姑拭目以待。”（羊牧之《秋华馆文存·霜痕小集》）瞿秋白新诗创作的实践和实绩，大多是他诗才的发露和诗学观的尝试，是在立足中国革命的土壤，吸取中外诗歌创作的营养，张扬自己鲜活个性和感受基础上的创新，不仅遵循着“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和“将令”，而且也体现着他自己倡导的诗学观。他的新诗，尽管数量不多，甚至还存在着探索时期的不成熟、不完美，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诗歌遗产。他的现实主义的新诗作品，把抒情话语参入社会思想和哲理的内涵，较之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偶尔为之的新诗，较之胡适“棒子面”式的白话诗和鲁迅“打边鼓”式的打油诗，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而与郭沫若“（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式的浪漫主义新诗则可谓五四新诗坛双峰并立、化危机为转机的代表性诗人。瞿秋白的白话抒情诗、无韵诗、散文诗，都应当归入五四新诗史上“最早”的阵列。这些，对于今天新诗的健康发展，依然是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

　　瞿秋白在评论苏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时，称赞他是“世界的新‘伟人’”的文学家，在许多诗人中只有他能完全迎受革命，“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而作品并不充满着“革命的口头禅”；他创造新的韵格，充分的自由运用“活的语言”；他有簇新的人生观，“是集体主义的超人，而不是尼采式的个性主义的超人”；“是积极的唯物派，而不是消极的命定主义的唯物派”；“他的诗才，真足以在俄国革命后的文学史中占很重要的地位。”（6）我想，用这段评论反观和回赠瞿秋白及其创作的新诗，也是颇为恰当的。

　　

　　参考文献：

　　〔1〕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扎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43．

　　〔2〕〔4〕〔5〕《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183、273-274．

　　〔3〕《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60．
来源: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09年第4期   作者:朱净之   编辑:袁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