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毛泽东诗词的艺术境界 风靡了整个革命诗坛

观云

翁扬 余飘


    毛泽东诗词是怀着巨大的诗的激情，按照写诗的艺术规律，运用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著名诗人贺敬之评述毛泽东诗词时曾这样说：“毛泽东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感情、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越奇美的艺术思想、豪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种瑰奇的诗美熔铸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人格和个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风靡了整个革命诗坛，吸引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而且传唱到了国外。”

    毛泽东要求文艺家“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毛泽东诗词正是运用这样的世界观分析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光辉的典范。比如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军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战胜敌人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他对群众力量无比信任的群众观点的强烈表现。相信群众，热爱群众的思想，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毛泽东诗词之中。

    毛泽东诗词具有深刻的哲理性。《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写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说，宇宙间无穷无尽的事物都要经历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人类社会同样是如此。沧海与桑田总是更迭着的，新生也总是战胜腐朽。正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在诗词中热情地讴歌革命的人生理想，赞美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壮丽的斗争。《七律·长征》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它既写出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又把红军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革命理想而排除一切障碍，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发挥到极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可以称之为艺术精品，千古绝唱。诗的题材是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斗争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诗人并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与牺牲，而是集中笔力表现了长征取得胜利，实现了革命理想的喜悦和对于艰难困苦的蔑视。

    1949年8月，毛泽东和柳亚子在一起

    在毛泽东诗词中讴歌人生的革命理想，战胜困难的警句，时时出现，美不胜收。如“不到长城非好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欲与天公试比高”、“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埃”、“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等。在那月没星沉，夜色如磐的日子里，这种革命理想曾像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人民前进的道路；在那电闪雷鸣、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这种革命理想曾像展翅高翔的海燕，呼唤着人民向黑暗、腐朽的势力冲击；在那硝烟迷漫、战火纷飞的岁月，这个革命理想像嘹亮的号角，鼓舞着人民去奋勇杀敌；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个革命理想则像振奋人心的金鼓，催促着人民去乘风破浪，锐意改革，创造奇迹。

    毛泽东1928年在井冈山创作的《西江月·井冈山》，连同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清平乐·会昌》等九篇精品构成了一组气势雄伟，笔力千钧的井冈山道路的胜利凯歌。这一组意境超拔，诗采飞扬的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它们是伟大革命领袖的战斗豪情与杰出诗人的创作激情浑然一体结成的革命诗词的奇葩。

    毛泽东诗词在读者心灵里铸造美的殿堂。毛泽东诗词中的美是对自然与社会生活中的美的概括与升华。它表现美的重要特色是善于把自然美与社会美融为一体，通过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自然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社会美的内容。

    在我国的诗史上，第一个大量描绘自然美，并把对自然美的描绘与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关切结合起来的诗人是屈原。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满江红》)等都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作。毛泽东的诗词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在他的诗词中全不涉及自然美的作品，为数很少；而单纯描写自然美的几乎没有。《沁园春·雪》这首词，上半阕写北方的雪景，结合长城、黄河、秦晋高原来写，大气包举，景象雄伟；在雄伟中写出祖国河山的壮丽：长城、大河，远近映衬，动静结合，错综生辉，描绘出一幅天低野阔、一望无际的壮美的雪景图。然而，这只是太阳不出来的时候的景色，待到雪止云开，阳光普照时，景色又推向更高的档次，“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里的红日白雪，交相辉映，美丽动人，画面开阔，气势磅礴，诗意盎然。下半阕以“江山如此多娇”的警句，既总括了前边雪景的美的境界，又引出了诗人要突出歌颂的理应主宰这美丽江山的“风流人物”。从祖国江山的壮丽写到历史上功业显赫的大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指出他们作为封建主义的政治家、军事家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诗词造诣精湛的优秀诗人柳亚子高度评价这首词的美学价值，认为“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选择2003年《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毛泽东诗词  
沁园春《长沙》  
一九二五年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物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毛泽东诗词集》

（丁毅信 方黑虎）?



“毛泽东诗词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诗人臧克家如是说。

毛泽东是一代文章圣手，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诗词大家之一，他的诗词思想深邃，

富于哲理性，如历史画卷般展现在我们面前，虽然数量不多，但以其丰富厚重的

内涵、博大恢弘的气势、豪迈激越的旋律自成一格，超越了文坛上的一般诗词流

派，它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倾毕生之力用古体诗词形式抒情言志的完美结晶。

毛泽东将豪放派词人的激情演绎到前无古人、难以超越的极限，可以说毛泽东诗

词是古体诗词中为数不多的几座高峰之一，并极有可能是最后一座高峰。?

毛泽东诗词产生的时代背景?





有位评论家说过：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能依赖自身而伟大，他必须植根于社会

和历史的土壤，成为社会、时代的喉舌而后有不朽的篇章。毛泽东诗词也不例外，

它正是时代的产物，字里行间，我们随处都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

建设事业大半个世纪的艰苦卓绝和气壮山河。?

毛泽东（1893～1976），生于湖南韶山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故乡的山水、

民歌、神话、传奇培养了少年毛泽东对大自然的热爱，也赋予了他浪漫多情的诗

人气质和丰富的想象力，同时毛泽东接受了毛氏家族诗书传统和韶山前辈文人的

诗词启蒙，韶山丰厚的自然、人文底蕴孕育了一代诗魂。?

1911年，正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高潮迭起的时候，年仅17岁的毛泽

东再也耐不住大山中的压抑和封闭，提笔挥豪留下《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

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背负行囊，孤身远

行。由此，满怀抱负的青年毛泽东走进了现代中国。?

在湖南第一师范，在长沙，毛泽东苦读诗书，诗词素养日渐提高，同时受到

革命思想的熏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毛泽东向往革命，敏锐地把握住时代脉搏，

联络一批有着共同理想的青年，组织新民学会参与政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的传奇篇章：湖南农运、国共合作、秋收起义、反“围剿”、

红军长征、全民抗日、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

最激动人心的一段历程，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更以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展现开来。

置身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毛泽东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些

如诗如画的历史长卷，在南征北战的马背上，在日理万机的间隙之中，诗人以一

颗率真的心去把握历史，凝其精神化作不朽的诗篇。



毛泽东诗词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一生所作诗词数量不多，迄今发现的（包括他早期与他人的联诗等）

尚不足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多次出版《毛泽东诗词选》，1963年版收三十七

首，1967年版收三十九首，1986版收五十首。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诗词集》，共收诗词六十七首，比较全面地收集了作者的诗词作品。这

部集子分为正编、副编两部分，正编四十二首诗词，都是经作者校定或者由中共

中央决定正式发表过的，是作者的上乘之作，奠定了他作为伟大诗人的历史地位。

副编二十五首诗，大多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作品，部分诗词是由作者反复修订或

审定过，尚有一部分是没有修订的未定稿。?

如果按照所表达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可以将毛泽东诗词大致分为写景式、画

人式、抒情式、写景抒情式、画人抒情式等几类，但综观内涵丰富的毛泽东诗词，

无论写景、画人、抒情，作者走笔何处，我们都能从中读出诗人对时势的关注，

这应该是毛泽东诗词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毛泽东是一位诗人，更是一名伟大的

政治家。作为一名诗人，毛泽东才华横溢，富于浪漫主义的激情和理想，作为一

位政治家，毛泽东具有胸怀天下和势若悬河的非凡气度，政治家和诗人的双重角

色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奇迹般的统一。这就使毛泽东诗词具有了富含革命精神的

政治内核，增添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气魄与深邃，同时也给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注入

了浪漫主义革命激情和理想，增添了无限活力。对于毛泽东而言，他并不

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

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以及蓄积于胸的革命激情在其富于理想的浪漫主

义诗人气质摧动下喷发而为诗。?

毛泽东诗词纯熟地运用形象思维，巧妙地运用比兴手法，使其趣味盎然、诗

味浓郁，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内容和古体诗词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它反映了不

同历史阶段的革命形势、策略，再现了壮丽的历史图景。在《沁园春·长沙》中，

诗人写道：?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

霜天竞自由。

以明丽的笔调描述了自然界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反映了革命蓬勃发展的形

势，继之以“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作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借言万户侯，鄙视当今军阀，对上阙之问巧作回答，珠联璧

合，了无痕迹，深沉含蓄地表现了他对天下兴亡和革命领导权归属的殷切关注。

再如《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NB254?滔滔，心潮逐浪高!?



场面极尽凝重沉寂，暗示大革命遭受重大挫折，许多同志彷徨、悲观、失望，

甚至有人动摇、叛变。但诗人自己“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从这里我们可

以体会到诗人对于现实的忧愤，并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百折不回的澎湃心潮。?

毛泽东诗词就其政治内容而言自然是充满革命激情，具有无比强烈的鼓动性

和感召力。当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后期部分作品所表达的政治内容未必正

确，但是通过诗词来抒发政治情怀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色?

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之作。革命现

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文艺作品立足于革命现实，表达革

命理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

和建设事业，毛泽东诗词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同时又闪耀着革命理想的光芒，

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诗人从畅游长江的豪迈心情

写到建设中的长江大桥，这是现实情景，接着笔锋一跃而至他想象中的长江三峡

工程，这是建设理想，再加上巫山神女的神话传说更带来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他的诗词中多处镶嵌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平添了几分

浪漫主义神韵。?

诗人奇特恢宏的想象力丰富了诗词的浪漫主义情调，加强了它的浪漫主义特

征。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一旦展开想象的翅膀，他的思维似乎就完全不受时空的限

制，思接千载，神游八极，任意驰骋，下笔处举重若轻，挥洒自如。《念奴娇·

昆仑》就是一篇想象奇伟的壮丽词章：?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

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作者把昆仑山描写得高大雄浑，具有灵性，无人管束，任性恣肆。诗人却以

一个时代巨人的口吻发话指令：要改造好昆仑山的旧貌，使人类共享幸福太平。

多么奇特大胆的想象，赋予了全词一种无可比拟的雄壮气概，令人叹为观止。其

它如“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等

都是诗人奇伟想象的杰作。?

毛泽东具有浓厚的浪漫气质，长于形象思维并富有激情。他的作品大多情景

交融、眼界开阔、如歌如画、韵味无穷。他善于把强烈的感情熔铸在生动的画面

之中，使之格外传神。我们看《采桑子·重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一幅紧急行军图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虽然画面中没有激烈、明亮的色彩，

但凛冽西风中的一钩残月和低咽的军号声自然给人一种紧张感受而难以忘怀。再

如，《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一幅大海风雨壮阔图。大雨滂沱、幽燕苍苍、浪涌千重、渔帆点点，诗

人凝望许久，心潮澎湃，不由对壮美的大海和勤劳的人民发出深情的赞美。眼前

的景象又使他浮想联翩，顿生怀古之幽情，想起曹操当年问鼎中原的雄姿，可他

给历史又留下了什么？倒是今天的中国大地换了人间。我们再来看一幅北国雪图：?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

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势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１９３６年２月，毛泽东率军东渡黄河准备抗战。适逢大雪，面对北国无限

风光，诗人不禁兴从中来，《沁园春·雪》横空出世。诗人视野空旷，长城、黄

河，千万里尽收眼底，冰雪覆盖着的群山、平原气势磅礴。莽莽苍苍的高原雪景

激发出读者的澎湃爱国热情。下阙自然承接，评述历代帝王，俱不足道，“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表达了共产党人的壮志和理想。?

作者在诗词中还给我们勾勒过江南秋景图《沁园春·长沙》、武装起义图《西江月·秋收起义》、激烈战斗图《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社会主义建设

图《水调歌头·游泳》、山区新貌图《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无论作者给我们

描绘的哪一幅图画，都以简扼的语言勾勒出景物或场面的几个主要特征，融合成

生动传神、美不胜收的画面。?

毛泽东诗词融注作者真情，动人心弦。

感情是诗词的灵魂，没有感情的诗篇永远不会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毛泽东诗

词之所以能振动一代代人的心弦，就在于它融注了诗人的真挚感情。毛泽东诗词

中流露的感情是多方位的，有革命豪情、儿女柔情、战友深情、故友旧情，无论

哪种感情都是率真质朴、发自内心的，让人读来往往产生一种感情上的共鸣。

在《贺新郎》、《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毛泽东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

爱情，不仅以革命理想作为共同奋斗的目标，也有像常人一样的万千柔情，只不

过共产党人在革命需要的关键时刻选择的是自我牺牲。?

从《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我们不难读出毛泽东当时心中充满自豪的喜

悦和欣慰神态，他不惜用“谁敢”、“唯我”这样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词汇，大加

称赞自己的将领，一种同志式的深情和厚爱充分显露于笔端，谁读了都会对彭大

将军的威武英姿和毛泽东的深厚友情感叹不已，久久难忘。?

还有《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均以饱蘸热情的笔触

赞颂或规劝同志和朋友，激发对方的革命热情，也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



毛泽东诗词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诗词要同时做到内涵丰富，简约概括，

生动形象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毛泽东以他的生花妙笔，在字以十数计的诗词作品

中展现出浩渺的历史烟云、壮丽的时代画卷和精邃的生活哲理，显示了他高超的

语言技巧和深厚艺术功力。?

《七律·长征》以数十字再现了红军战士历尽艰难险阻的长征壮举，表达出

红军的英雄气概和冲天豪情，读来如临眼前、如在耳边。《贺新郎·读史》也不

过以百余字谈古论今，从人类起源一直到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概括了一部社会

发展史，同时也表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历史推动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

毛泽东诗词擅长用典，信手拈来却不露痕迹。典故本身寓意丰富，蕴含着很

多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有助于诗词的精炼。毛泽东以其博大深厚的文化背景娴

熟地驾驭了这一工具。?

毛泽东诗词的语言大都经过作者的多次修订。毛泽东写成一首诗从不

轻易发表，必须经他自己反复斟酌，多方征求意见后方肯公开付印。如《减字木

兰花·广昌路上》一词，“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情更迫”曾改作“

无翠柏”，形容雪势之大，天地之间唯余茫茫一片白雪。但后来又考虑到“漫天

皆白”已足以形容雪势之大，“雪里行军”也概括了天地皆白的景象，于是又将

“无翠柏”改回“情更迫”，反映出红军旺盛的士气和红军战士奔赴战场的急迫

心情。正是通过这样不断、反复的修订，毛泽东诗词才更为凝炼地表达出作者

的感情和思想，再现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历史图景。?

思考题：

1?毛泽东诗词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什么??

2?毛泽东的人格和革命实践活动对其诗词创作有何影响??推荐阅读书目：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
　　〖原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鉴赏】雪，冰清玉洁，是情趣的寄托，是人格的化身。

　　自古以来，骚人墨客，多以雪为题；诗坛文苑，多有咏雪之作。毛泽东对雪也有特殊兴趣，时有咏雪的佳词丽句。但专章一叹三唱，本篇却首推第一。不独如此，本篇还是毛泽东最早传世的一首，也是引起唱和、争论最多最大的一首。最根本的是，这首词是毛泽东诗情才智第一次充分的展露，也是毛泽东丰富、崇高的精神世界第一次艺术的显现。集如此众多之第一于一身，这首词自然就举足轻重、众望所归了。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清沈德潜『说诗碎语』）。毛泽东此词，是古今咏雪诗词之绝唱，其胸襟气魄的雄伟浩阔，真可谓“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宋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这首词上片大笔挥洒，写北方雪景；下片纵横议论，评古今人物。上下浑融一气，构成了一个博大浩瀚的时空世界，铸就了一个完美独特的艺术整体，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开篇高唱而入，起笔不凡，总栝大半个中国的严冬雪景。诗人咏雪，眼光不仅仅停留在雪上，而是通过学来写祖国壮阔的山河，评述祖国悠久的历史，这就所见者大、所论者深。第一句，劈头统摄歌咏的地域对象，一笔囊括了半个中国。二、三句描写特征，点出题目。“千里”“万里”，承“北国”两字，从地下天上交错展开，极写范围广蒙深透；“冰封”“雪飘”承“风光”两字，一静一动互相映衬，勾画严冬的威猛雄奇。寥寥十二个字，构成了一幅包举天地、雄浑一气的画面，为下文的展开描写提供了巨大的艺术空间，而且豪情激荡，笼罩全篇。

　　接下来七句，用“望”字领起，分三层递出，具体描绘画卷上的冰封、雪飘的各个侧面，进一步抒写豪迈、激昂的情怀。你看：南北纵横，“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是一片茫茫无边的积雪，呼应了“万里雪飘”；东西环顾，“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是一派寒威凛凛的坚冰，回应了“千里冰封”；上下远眺，则“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群山、高原是那么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好象正“舞”向云宵，“驰”向天际，要跟雪云高压的天公一比高下！这七句大笔如椽，写尽了东西、南北、上下、内外，笔力千钧。这七句，大处落墨，专写大河、长城，点染了中华民族千古文明的历史纵深感。“欲与天公试比高”，更给本无生气的景物，赋予顽强的生命力和竞争意识。这是人格化的雪景，更是个性化的诗意。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统一，客体风景与主体心境相交融，只有毛泽东才有此高招！诗人将眼前景象和联翩浮想交织起来，选取象征中华民族的长城和黄河纵横入画，从色彩（银、蜡）、形貌（蛇、象）、动作（舞、驰、比）等各个侧面描写山原，突出地刻画了祖国山河的伟大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北国风光”的壮丽奇观。同时，通过这种传神的艺术描写，也抒发了自己对祖国山河无限热爱的激情，唤起了读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银蛇飞舞状连绵之群山，以蜡象奔驰拟起伏之高原，不只形象跃然纸上，而且赋予群山高原以昂扬奋进的斗争精神，使人联想到自古以来生息、劳动在这块土地上的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华民族。这种移情入景、力诱纸背的描写，也只有毛泽东才有此妙词！

　　眼前雪中的山川，是如此的生动、如此的壮阔，铺陈到此，已经淋漓尽致。然而诗人意犹未尽，又发挥丰富独特的想象，以充满浪漫主义的笔调劈出奇境：“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三句用拟人化的手法，在冰雪茫茫的浩大画卷上，想象雪霎天晴之时，红艳艳的阳光照耀在白雪覆盖的祖国山河，犹如一个红装素裹的少女，更加绚丽多彩、娇媚动人。用“须”字转折，表达乐观期待的心情；“看”字承“望”，显示端详观赏的意态；“红装素裹”相映成趣，显得特别娇艳明媚，所以尾句说“分外妖娆”。这完全是诗人通过主观相象将自然景色人格化了的写法。以这样的奇想为上片作结，遂使所写的雪的场面，具有一种不饰雕作的妍新之美。诗人就是这样把祖国山河的壮美、精神摄出了。能够通过客观感受将自然的形态艺术地描绘出来，这即是古人所说的得“题中之精蕴”。

　　上片极写祖国江山之壮丽，故下片自然引出无数英雄竞相对她折腰。“江山如此多娇”极有吞吐之妙。它一方面承接上片所写的雪中“北国风光”而作一总束，一方面又从江山的美好引出倾倒于如此江山的无数英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句，接得不偿失劲挺，有异军突起之势。以下七句，举大端而论，与上片的博大空间相照应，写出浩瀚的时间，纵贯几千年，通览中华文明史，从“无数英雄”中举出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等五位封建皇帝加以评说。一个“惜”字，，着笔传神，把表面上看来似无逻辑的人、事传接起来，组成一幅壮丽的历史长卷；“略输”、“稍逊”、“只识”三层贬意，以婉转含蓄的笔调，诙谐风趣的语气，客观而公允地评价了他们的短长。这几位人物杂历史上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他们功业赫赫，雄视一代，不愧是历史的巨子。只可惜他们武功有余，文才不足，只图摄取，不思创新，因而都配不上如此美丽的大好河山。那么，就自然而然地推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充满无限豪情的结尾。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曰：“词起结最难，而结尤难于起”，“须结得有‘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之妙”。此词结尾三句，正有这样的妙处。第一句三字，先用一顿突转，象轻舟扬桨一拨，直转下二句。“往”字前大书一个“俱”字，如铁帚横扫历史上的“无数英雄”；“矣”字唱叹，富有感情色彩。二、三句在“数”与“看”两个动词之中，流露出对中国无产阶级的自信，充沛而动人，言有尽而意无穷。历代英雄人物统统被滚滚的历史洪流席卷而去，只有今天的无产阶级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才是祖国大好河山当之无愧的主人，才能使祖国繁荣昌盛，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全词最警策的地方，也是诗人的神光所聚。有了这一最精炼、最概括的结语，全词咏雪的“题外之远致”就洋溢纸上了。


七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

　　〖原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鉴赏】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作史上不朽的杰作。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这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抑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鼓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收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在毛泽东诗词中，有很多直书地理名称，且大多是用来表示行军的路线。例如『清平乐.蒋桂战争』“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有“百万工农齐努力，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等等。这些都是工农红军军事活动的真实记录。那么，由此可看出毛泽东诗词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本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本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对祖国语言文字锤炼的功底。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一联是写山，也是写红军对山的征服。五岭、乌蒙本是客观的存在物，但当它进入诗人的视野，也就成了审美的对象。所以它不再是单纯的山，而是被感情化了的对象。“逶迤”、“磅礴”极言山之高大绵亘，这是红军也是诗人心中的山，极大和极小正是诗人对山的感知，这里重在小而不在大，愈大则愈显红军长征之难；愈则愈县红军之不怕。重在小也就突出了红军对困难的蔑视。通过两组极大于极小的对立关系，诗人充分地表现了红军的顽强豪迈的英雄气慨。从艺术手法上说，这是夸张和对比。写山是明线，写红军是暗线，动静结合，明暗结合，反衬对比，十分巧妙。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联是写水，也是写红军对水的征服。红军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在长征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金沙江宽阔而湍急，蒋介石梦想利用这一天险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如果说巧渡金沙江是红军战略战术最富有智慧、最成功的一次战斗，那么强渡大渡河则是红军表现最勇敢、最顽强的一次战斗。大渡河的险恶也不亚于金沙江，且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狡猾的敌人还拆掉河上泸定桥的木板，只留下十三根铁索。但是英勇的红军硬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闯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阴谋。所以这两句所写的战斗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五岭”“乌蒙”两句通过红军的主观感受直接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慨，这两句则是通过写景来记事，通过记事来表现红军的英雄事迹。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欢快；“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足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度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而现在，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愁4 。“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原词】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鉴赏】一个小小的血吸虫的肆虐，深深刺痛了一颗伟大的心。一个残暴的瘟君的覆灭，大大激发了一份磅礴的情。

　　当毛泽东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为害极广的的血吸虫病时，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一个时刻系念着人民的领袖，她激动不已，彻夜难眠，感慨和热忱化作了这两首器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赤诚之心和爱国爱民之情，闪射出了灿烂的艺术光辉。

　　第一首，诗人回顾过去，描述了瘟神给中国带来的无穷灾难。首联“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抒发了诗人的悲愤心情。祖国的南方，向来以鱼米之乡著称，这里青山绿水、风景秀丽。可是，一个小小的血吸虫竟使大好河山萧杀黯淡，就连华佗这样的名医奈之不何。“绿水青山”与“枉自多”对举，“华佗”与“无奈”相联，强烈的反差、对比，寄寓了诗人多么深厚的感情，又饱含了人民大众多少苦楚！颔联“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千村”“万户”极言受灾地域之广，受灾人数之多；旧中国到处是人的地狱，鬼的天堂！颈联“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道出人民寻求解脱灾祸的强烈呼声。随着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人们寻遍长天，看过无数的星河。然而，年年岁岁惨况依然，苦难依旧，人们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他们解脱疾病、消灭瘟君的救星呢？通过“坐地”“巡天”的超凡想象，诗的尾联引出了神话传说中天河边的牛郎：“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牛郎是劳动人民的化身神，他当然关心着人民的疾苦，要问“瘟神”肆虐之“事”。如何回答呢？诗人的答词是：一切悲欢离合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过去了。这样写，人间天上浑然一体，极大地开拓了诗词包容的时空领域和思想蕴含，写出了旧中国带给人民的灾祸，那是天怒人怨，世所难容，不仅有力地结束了这一首，而且巧妙地过渡到了第二首。

　　第二首情绪热烈、语调高亢，与第一首感情抑郁、语义哽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首连“春风杨柳万千条”二句即是一幅意气飞扬的画面。在经历了冰封雪裹的严冬之后，新忠告大地万物复苏，一片欣欣向荣。如今的南方春天，千万条杨柳随风飘拂，景象格外优美。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在封建社会，这对于地位极其低下的民众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即使是那些认识到俩“民可载舟，民可覆舟”的明君圣主，也仍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把民众当成负载自己功业的工具。集领袖与诗人与一身的毛泽东作为人民的儿子，砸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及其创造历史的作用，因而写出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这句诗，表达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期待与歌颂，也表达了毛泽东真正民主的人本思想。解放了的人民，确定了社会主人的地位，本质力量得到了淋漓的发挥，让高山地头，令河水让路，将扼住人们命运的瘟神彻底消灭，这样的人民是真正的神、真正的舜尧。诗人用一颗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心，唱出了热情澎湃的心声，一扫封建君主蔑视人民群众、封建文人轻视百姓的历史唯心主义陈腐见解，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人民的关怀、推崇。

　　颔联“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景物完全化为了情思，自然景物变得通人心、随人意，人与美丽的景色交融一体。暮春的落花飘入水中，随人的心意翻着锦浪，一座座青山相互连同，就象专为人们搭起的凌波之桥，整个中国呈现出一派兴盛的气象。此时的水和山，仍然是从前的“绿水青山”，可在旧时代，山河被瘟神糟蹋，虽多亦枉然。到了新时代，人人成为舜尧，山水也焕发青春，大地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面貌。

　　颈联“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歌颂了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伟力。“五岭”绵延在南方，“三河”奔腾于北国，这两个地名，代表了整个中国。不论在祖国何处，皆是银锄齐挥、铁臂同摇，人民群众的凌云之志，山河动容。诗人以高妙的艺术手腕，只用两句话就概括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雄伟场面，令人叹服。同时，诗句中还滲透了诗人“力拔山兮”的伟岸精神和自力更生的进取意识。诗人“人定胜天”的思想，化成美妙的诗句，闪射出了动人心魄的魅力。

　　全诗名为“送瘟神”，但第二首的前六句却不见瘟神的影子，只在尾联点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在前六句中，诗人对此已作了暗示。正是由于消灭了瘟神，人民才可以着么扬眉吐气，河山才这样妖娆动人。可以想象，六亿人民皆成舜尧，意气风发，改天换地，完成了许多前人所不敢想象的事业，对付小小的血吸虫当然不在话下，瘟神必然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诗人称瘟神为“瘟君”，实乃一种讽刺戏谑的口吻，充分显示了人民的信心和力量，辛辣嘲笑瘟神（一切反动派）的无能和无奈。“照天烧”三字，是全诗的结穴，象征中国人民不仅能消灭血吸虫病，同时也能改变“东亚病夫”和贫穷落后的形象，也能扫除一切大大小小的瘟神和一切害人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是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送瘟神》二首便是其革命浪漫主义的杰作之一。在诗中，诗人的内心世界随着神奇的想象、多变的画面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示。既有理想，又有现实；既有科学，又有神话；既有对旧时代人民苦难生活的叹息，又有为新时代人民壮举的喝彩。情致高昂，想象丰富。诗人的才情得到了极致的展现，诗作的审美情趣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九六五年五月

　　〖原词〗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鉴赏】井冈山，中国革命的发祥地。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阔别三十多年，内心充满感慨和喜悦。

　　上片起句“久有凌云志”，劈空而下，声势不凡。“凌云”既是形容山势之高，也昭示了词人志向的远大，这“凌云志”，就是当年初上井冈山，开创革命根据地之“志”，也是今天重上井冈山，开拓新征程之志。一个“久”字，连接今昔，指向未来，同时还突出了诗人的心理蓄势和期望价值。“重上”二字，显然是以井冈山的过去和现在作为审美背景的，看到井冈山的今天，不由想起它的昨天。“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前句深挚地表达了对井冈山和老区人民的情意，“千里”写行程之远，“故地”写梦魂所系，“寻”写感情之殷。后句点出解放后的井冈山，变得如此壮美。这里的“变”字，连接了过去，突出了现在，回应了“久有”和“重上”。在描述“新颜”时，词人摄取了几个典型的镜头：莺歌燕舞、潺潺流水、高入云端的公路。这里，视觉映象和听觉映象融为一体。“高路入云端”，既赞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也补充井冈山之高峻。从艺术上看，又形成了国画山水的意境。很明显，这些景物着上了词人浓重的情感色彩。此时，词人的情绪格外轻松愉快，一方面是故地重游，另一方面也因为那几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故词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进一步体现了词人的豪壮情怀。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最为险要。词人登上黄洋界，想起当年黄洋界保卫战，对未来信心更足。据当时随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同志回忆：“他老人家不顾乘车的疲劳，风尘仆仆，登上黄洋界。黄洋界上阳光明媚，显得格外壮丽。毛主席他老人家站在最高处，极目远眺，久久不离。”这段回忆可印证词中所表现的毛泽东的心境：当年血与火的战斗难关都闯过来了，狭窄和将来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超越呢？“不须看”表现了对困难的蔑视，也表现了对前途的自信与乐观。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过片，词人由过去的战斗生涯，，自然地想到了眼前的世界形势。连续三个三字句，奏出了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强音，揭示了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的客观真理。接下去的“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两句，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与感情的内涵。词人两次上井冈山，时间跨度达三十八年之久，这三十八年，从个人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看，该是多么的漫长啊，其间经历的坎坷磨难难以数计。但从宇宙的历史看，从时间无限的角度看，它又仅仅是一瞬间。从这两句，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宇宙和历史的俯视感，从而窥见其博大的情怀。继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三句，则充满了理想的色彩，进一步托出了词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迈气概、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信心。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面对困难镇定自若，“谈笑凯歌还”正形象地显现了他的这种气度与风采。苏轼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之句，辛弃疾也有“方谈笑，整乾坤”之句，与之相比，毛泽东的词句，更多几分潇洒与雄奇。以上三句，不但突出表现了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向世界表明：对中国人民来说，世间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最后二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俗语化出。词人由登黄洋界以及对革命斗争历史的回顾，升华出这样包含着深刻哲理的词句，作为全词的收束，同样是在豪迈中充满轻松与自信的。这一哲理的得出，并非靠抽象的议论，而是从词的艺术形象中自然总结出来的，这充分显示了词人在创作上造诣和功力。

　　毛泽东是一代词人，更是一代伟人。宏大的气魄与从容的气度，已形成他的一种文学创作的优势与定势。他的诗词是以豪迈为基调的。可是，这首词的豪迈与他以前诗词中的豪迈还不完全一样，其中多了几分轻松。其次，全词的叙事、写景、议论、抒情达到了巧妙的结合，层次结构搭配相当和谐。第三，以口语、谚语入词，则杀这首词语言上的重要特点。“口头语言，俱可入诗，用得合拍，便成佳句。”（清钱泳《履园谭诗》）。如本词中“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句，既名如白话，，有辐射出深刻的思想与艺术的魅力。特别是他化用俗谚而又丰富了谚语的内容，同时与开头的“凌云志”相呼应，使人们认识到，要想有所作为，必须有“登攀”精神。词的境界因而大大提高，审美意味也更加丰富。


浪淘沙【北戴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原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鉴赏】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时任大将军的曹操为清除边患，巩固后方，率大军北征乌桓。八月大破乌桓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南）后凯旋回师，途经渤海口附近道德妈石山，乘兴登临，以一首千古传颂的《观沧海》诗，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大海图景，抒发了诗人削平割据、统一中国的宏愿和自强不息、叱吒风云的豪情。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一日时逢海滨风雨大作，浪涛翻涌，他顿起击水之兴，不顾身边警卫人员的劝阻，下海游泳，于风浪搏斗。上岸后意犹未尽，有纵笔挥毫，写下了这不朽名篇《浪淘沙.北戴河》，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前无古人的雄伟气魄和汪洋浩瀚的博大胸怀，具有比《观沧海》更鲜明的时代感、更深邃的历史感、更辽阔的宇宙感和更丰富的美学容量。

　　“诗的形象以使人惊心动魄为目的”（朗吉努斯《论崇高》）。这首词一开始就给人们展现出雄浑壮阔的自然景观。“大雨落幽燕”一句排空而来，给人以雨声如鼓势如箭的感觉；继之以“白浪滔天”，更增气势，写出浪声如雷形如山的汹涌澎湃，“大雨”、“白浪”，一飞落，一腾起，相触相激，更兼风声如吼，翻云扫雨，推波助澜，真是声形并茂气象磅礴，这情景较之曹诗中“水何澹澹，山岛辣峙”，“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晴日所见更令人惊心动魄。

　　上片前两句，一为仰观，一为前瞻，随着视角的变化，空间画面也由陆而海，从上而下。后三句则显示视线由近而远的渐次推移，极富层次感。“秦皇岛外打鱼船”回应开头一句的“幽燕”，点明地点，又与题目相吻合。“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的意境或也取轧于古人对大海惊涛骇浪的描写，但《浪淘沙》是小令，不直铺叙，用精炼的设问句式写出来，化实为虚，以简驭繁，真乃神来之笔！与其说是写人写船，不如说是以小衬大，将较小的意象置于广阔巨大的空间之中，进一步烘托渲染“白浪滔天”的威猛旷悍，突出风雨中的海天莫辩、浩茫混沌、旷荡无崖的景象，从而扩大作品的空间容量，显示出一种寥廓深邃的宇宙感。

　　上片写景，景中含情，而下片抒情，情中有景。秦皇岛外，白浪滔天，一片汪洋。此时此地此景，自然会使人联想起一千多年前曹操登陆碣石山观海的历史往事和那首《观沧海》诗。“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东汉莫年，豪强群起割据，“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战”（曹操《葛里行》）。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曹操雄才崛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经过几十年的征战，终于扫荡了分割的世族军阀与豪强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上举一反三一定的进步作用。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其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雄才大略和进取精神，同时也反应了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开建安文学风气之先。词的下片先发思古之幽情，以一句“往事越千年”倒转时空，展现历史的画面。“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恰似一幅生动、传神的剪影，简括而鲜明地勾勒出曹孟德当年策马扬鞭、登山临海的雄姿。“挥鞭”是一个典型的蕴藉丰饶的动态意象，作为片段过程，它概括了人物驰骋沙场、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作为瞬间动作，它显示了人物沉雄豪放、威猛赢武的性格特征。“遗篇”指曹操的《观沧海》诗，“东临碣石”乃该诗首句，引入词中，化“我”为“他”




水调歌头【游泳】一九五六年六月
　　〖原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鉴赏】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这是世人皆知的。1925年所作《沁园春.长沙》中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便是诗人青年时代奋勇进取、劈波斩浪的艺术写照。毛泽东对长江也有着特殊的感情，繁忙的工作也难消除长江对他的魅力。他把浩瀚的长江比作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多次畅游长江。本词便是毛泽东1956年在武汉畅游长江时的感兴之作。

　　起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翻旧时民谣，组成流水对，娓娓叙来。先记写巡视的行踪和心情。这里，“才”“又”两个副词一气连贯，不仅是是时间的连贯和空间的转换，也传达出一种风尘仆仆巡视各地的兴奋而又轻快的心情；“饮”“食”两个生活细节相映成趣，显得兴致勃勃；“水”“鱼”两种富有特色的湘湖风物，写来则亲切如见，情意拳拳。三国时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反映了一种安土重迁的封建乡土观念和保守意识。毛泽东稍加改动，一反原意，读来亲切自然，意趣横生。十个字，不但生动地交代了诗人自己南巡从长沙来到武汉的行踪，而且透露了在日理万机之中的满怀豪情，抒发了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深厚的感情。

　　接着，便以雄健的笔势，转入写游泳。“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既是对游泳的特定环境、空前壮举和豪迈意志的描写，更是一种心灵的呈现。两句词，万里江天，上下映衬，横渡纵目，情景交融。越是写出长江之大，就越是显示出词人藐视天堑的恢宏气度。

　　再三句，直抒游泳时的强烈感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这里补写一笔大江景象，引出一个新奇的比喻，在动静两种环境的强烈对比中，用三层递进式的议论，酣畅地表达了在中流击浪前进的壮志豪情。前两句写游泳时的镇定和从容，后一句则写获得“自由”后的欣喜。这是解脱束缚的畅快，是长久渴望的满足，是俯仰自得的轻松，是驾驭风浪的喜悦。陈毅《冬夜杂咏.长江》曰：“有人雄古今，游泳渡长江，云此得宽馀，宇宙莽苍苍。”正是为此词作了脚注。“今日得不偿失宽馀”是上片的感情基调，是对着次游泳的总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引出了上片的结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底，因此他能够非常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古典诗词的多种表现手法进行写作。他不仅能将古人诗词或其他韵文成句入诗词，而且能以散文成句入词。上二句便是毛泽东游泳之际见长江逝水，联想而及孔子之语，乃一字不易地截取了《论语.子罕》篇中的成句，赋予崭新的意义，直接把中流搏击风浪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联系起来。这里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慨叹，，又有对峥嵘岁月的怀念；既有对历史的追溯，又有对自然规律的探究；既有对生命的感悟，又有对世事人生的思索；既有感情的憧憬，又是只争朝夕、催人奋进的号角。总之，孔夫子这两句话的妙用，如此妥贴自然，不着斧凿痕迹，不仅加深了词的意境，而且意味更加隽永，这在古人诗词里也是十分罕见的。

　　词的下片又回到了眼前的实景，自然展开了长江建设的“宏图”。“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换头三句，以“风”字起，紧接着前片意脉，瞩目两岸景色：将上是风吹千帆齐飞动，两岸是龟蛇二山静相望，进而转写中国人民在风浪滚滚的大江上，开始了实施全面改造长江的宏伟计划。一“动”一“静”，相映成趣。一“起”则耸然挺拔，发起新意，充分表现了今天中国人民建设祖国，改变山河的豪迈气概。以下又由眼前景象引起了对未来景象的展望：“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前两句，先就眼前最突出的大桥建设展开，写正在付诸实施的部分宏图。“飞”和“变”是写实，也是预期。寥寥两笔，不仅写出了大桥兴建的飞快速度，和即将见到的大桥凌空的雄伟形象，而且写出了一桥贯通大江南北的历史意义。“更立”三句，思绪遥远，神游三峡，一幅壮丽神奇的理想图景在词中展现出来。


七律【到韶山】一九五九年六月

　　〖原诗〗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鉴赏】1911年，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故乡韶山到长沙求学。临行时他还改写了一首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这一年他只有十七岁。1959年，毛泽东回到久违的故乡，又写了一首诗抒发情怀，此时他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久别回乡，且有是老大还家，人世沧桑怎能不引起诗人的无限感慨！自古以来以老大还家为题材的诗篇数不胜数，感旧伤时是这类作品的共同基调。而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心里装着亿万中国人民，他所关心的首先是革命事业。这手七律诗就鲜明地体现着他那高远的思想境界。

　　首联“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表明诗人对故乡怀有一片深情，也交代自己离别故乡已经很就了。“逝川”指三十而年前的岁月。“咒”字是对时间流逝之快的感叹，这个动词炼得极好，十分新警。

　　颔联紧接上文“三十二年前”，是对1927年大革命是的历史情景的回忆：“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红旗”和“黑手”，在视觉色彩和感情色彩上都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力地突出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1926年至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农民运动也掀起了高潮，。也就在1927年，蒋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湖南也发生了“马回事变”。一时间反革命势力群魔乱舞，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但是无论敌人怎样嚣张，革命者都不会被吓倒。“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战友们的牺牲，更加激起革命者对敌人的仇恨和推翻反动统治的决心。颈联这两句是全诗的重点，含义深刻。首先，它概括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精神。数十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中国革命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两句诗饱含着诗人对烈士们的深切怀念。此外，这两句诗还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教育和启迪着当代人：新中国是无数的先烈和革命者用鲜血换来的，它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在写法上，诗人采用了因果关系的句式来表现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它是议论，也是抒情。“敢教日月换新天”是对上句“壮志”的具体说明。两句的重心集中在一个“敢”字。敢是胆量，是勇气，是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诗人采用这样的句式结构，不仅能突出革命者志向的具体内涵，而且也能突出革命者志向的崇高伟大。如果说“红旗卷起农奴戟”是用凝重的笔调描写了革命者的行动，那么这浪句就是用高亢的笔调描写了革命者的精神。

　　最后，诗人从历史的万千追忆中转回到现实。眼前的现实正是革命者孜孜追求的“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首联中“咒”字所表达的是诗人对时间飞快流逝的怅恨之情，在这里已完全被“喜”字的欢快情绪所代替了。“遍地英雄”是昔日农奴的后代，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他们继承先辈的遗志，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换来了韶山的丰收景象。他们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理所当然也是英雄。毛泽东亲眼看到革命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心里怎能不激动？

　　十七岁的毛泽东对世界充满着憧憬，他的眼前是一条等待开拓的人生之路。他以年轻人血气方刚的热情踏上了征程，他那以四海为家的豪迈情怀显露着年轻人特有的激进与单纯。而年逾花甲的毛泽东重回韶山之时，他已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他的心里装着整个中国和世界，因而，当他重归故里而不是乍出乡关、回首往事而不是憧憬未来的时候，他的诗显得是那样的深沉和厚实。他对故乡的深情，不在对自己亲人和往事的留恋，也不在对故乡风土人情的颂美，而在于对三十二年来故乡人民火热的斗争生活的重温和赞扬。尽管1959年，年轻的共和国由于国际国内的天灾人祸，正陷入困境，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但作为一位浪漫诗人，他在故乡、在历史中寻找到了一种精神力量。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都能够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地去战胜一切敌人，现在暂时的困难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这给诗人以莫大的安慰，使诗人内心充满了激情。在这种心情下创作的这首诗，也饱含了这种激情。因此，诗以写实为主，也不乏浪漫的情调。

　　这首诗写得大喜大悲，气势宏大豪放，。全诗以人民英雄为主角，肯定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在内容上可谓博大精深，在艺术上也独具匠心。它熔记叙、抒情和议论为一体，同时运用了多种对比的艺术手法，如时间上的昔与今对比，色彩上红与黑对比，感情上咒与喜对比等等，通过对比在总体格调上形成了从灰暗凝重到明朗欢快的旋律，使诗的境界大为开阔。



毛泽东诗论与新中国诗歌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诗人，他还以自己的革命文艺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主张，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不仅以他的诗词创作，给新中国一代诗风带来巨大的影响，还以他的精到的诗论，擘划了新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方向，而且深刻地阐明了诗歌创作的历史规律，为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指明了宽广而正确的道路。在纪念他的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学习他的诗歌理论并审视其实际的影响，这对于建设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和诗歌，应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富有启示意义的。

　　一

　　1957年《诗刊》创刊。毛泽东给《诗刊》的首任主编臧克家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其中除了表示同意《诗刊》发表他多年创作的旧体诗词18首外，还写了如下一段十分重要的话：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臧克家后来在自己的著作《毛泽东和诗》中还转引了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象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前一段信是广为人知的，后一段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只在诗歌界的一定范围内流传。这两段话是互为补充的，它表达了毛泽东对新中国诗歌发展格局的极其重要的战略设想，即新体诗和旧体诗都要发展，但应以新诗为主。

　　中国是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旧体诗词自《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迄唐诗、宋词、元曲，几千年来虽几经变革，但多以文言为诗，形式与格律到后来也趋于僵化。因而到了晚清之际已很难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梁启超、黄遵宪等倡导“诗界革命”，成为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不独提倡新的文学思潮和价值观念，还清算正统诗坛传统诗派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主张诗体解放，提倡“新派诗”，以白话口语入诗。而“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突破旧诗格律形式，以白话自由表达情思的新体诗终于风靡于文坛。胡适曾说：“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①可见，他也认识到新体诗的产生不仅是诗体形式的革新，形式是从属于内容的，新诗形式的嬗变深深根源于社会历史变化所推导的时代需要，根源于表现人们日益丰富和复杂的现代意识的需要。

　　当时，新体诗受到旧体诗维护者的激烈攻击，认为那不是诗。而新人对旧诗也往往采取决绝的态度，弃之如敝屣。在“五四”后现代文学发展中，新旧诗虽然对峙，但由于新诗迅速取得诗坛主流的地位，旧体诗江河日下，逐渐式微了。尽管仍不乏有人吟作旧体诗词，在青年人眼中旧体诗词似乎已成“遗老”、“遗少”们的专有物。

　　而毛泽东旧体诗词的发表和他有关诗歌发展格局的论述的公布，给新中国诗坛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既为旧体诗词注入了新的生命，以他那雄浑、壮丽的作品显示了旧体诗词在表现新的时代风云与革命情思上同样能获得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能产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高度审美魅力；而且他以诗词大家和具有精湛文学素养的文艺理论家的权威，在维护新体诗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从中国诗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度和高度，明确指出旧体诗词存在的条件、价值和前途。这不能不使整个中国诗坛耳目为之一新。人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论述不仅符合诗歌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实际。而且在实践上，他的主张也更能充分调动各种年龄层次、各种审美时尚的诗人的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新中国诗歌的“百花齐放”。

　　据说毛泽东本人并不喜欢新诗，也很少读新诗。他对于旧体诗词的受好远超于新诗。他读过许多旧体诗词，特别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和辛弃疾等的词，连到外地视察，他还要随身携带一些旧体诗词②。尽管如此，他仍然充分肯定新诗，并认为新诗在中国诗歌的发展中应是“主体”，他还不赞成在青年人中去提倡旧体诗词。这种历史的眼光就很了不起。作为读者，他有自己的选择；而作为国家领导人，作为深谙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家，他具有全局性更为高瞻远瞩的胸襟与眼光。他深知旧体诗词由于讲究形式，格律严，“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所以不宜广为提倡。他也不是完全不读新诗。在延安时代，他就不止一次读过肖三的诗作，并激励他写出更好的作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肯定，就包含对新诗成就的肯定。他也深知新诗自由、没有束缚、容易学的优点，深知新诗得以发展，应该成为“主体”，是符合历代诗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他虽然曾一度认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③，却还是对新诗的探索抱有很大期望。这都说明，他决不因个人的偏好而无视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与规律。但他不赞成对于旧体诗词的笼统否定。他认为旧体诗词也可以经过一定“改革”而获得发展，并且进而认为它“一万年也打不到”。乍一看，这似乎正属“冒叫”!然而仔细考虑，毛泽东的“冒叫”性的诊断又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是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上，从中国人民的审美传统意识的积淀上来考察旧体诗词的生命力的。黑格尔曾经指出“心灵的旨趣决定了艺术内容的基础，尽管形式和形状可以千变万化”，但“不是每一个艺术形状都可以表现和体现这些旨趣，都可以把这些旨趣先吸收进来而后再现出去”；因为“一定的内容就决定它的适合的形式”④。在中华民族的诗歌意识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兴观群怨”，“怨而不伤”、“温柔敦厚”等等已成为传统的审美心理积淀，成为“人民的特性和风尚”。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诗歌所培养起来的独特的审美旨趣，它弥布于民族的深层意识中，作为诗歌的内容基础，它从旧体诗词中去寻找自己的适合的形式，正如现代人更现代更复杂的情思意趣要寻找新体诗的更自由的形式一样，难道不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么？

　　“五四”以来旧体诗词尽管失去诗坛主体的地位，似乎走向式微，但仍然有不少人写作，不独封建的遗老遗少，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毅这样的无产队级革命家，也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这样的新文学的代表人物也都曾用旧体诗词写作过，这正充分说明旧体诗词的活力。形式虽然取决于内容，但形式又有它一定的独立性，就象旧瓶也可以装新酒，旧的形式也并非绝对不可以表现新的内容。毛泽东曾在探讨诗歌形式问题时也说过：“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⑤这也是符合于诗歌史的事实和诗歌发展的规律的。

　　毛泽东关于新诗、旧诗一正一副，可以同时发展的主张，影响之大，可以说决定了新中国诗歌双水分流的基本格局。建国40 年来，新诗固然是新中国诗坛的主体，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诗作。而旧体诗词也并没有进一步消亡，相反，除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旧体诗词作品取得很高成就，特别象毛泽东、陈毅的作品可谓脍炙人口，传播遍于海内外；还有象柳亚子、郭沫若、赵朴初等的旧体诗词，也以各自的特色，获得读者的广泛赞赏。甚至象何其芳这样的新诗人，晚年也投入旧体诗词的创作，写出不少的佳篇，新时期以来，张爱萍、魏传统等大批老将军更多投入旧体诗词的创作，各地诗刊、词刊纷纷登载旧体诗词的新作。这都使旧体诗词进一步获得旺盛的生命力。1976年“四五”天安门革命诗歌运动中涌现的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怒斥罪恶的“四人帮”的诗文中，格律不很严格的旧体诗词占了绝大部分。这也正说明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何等深厚的根基，以及人民群众对于改革旧体诗词的现实愿望和需要。毫无疑义，新中国诗歌中新旧诗体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正是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和诗论主张分不开的。

　　二

　　中国新诗如何发展，自“五四”以来一直是诗歌界争论不休、探索不止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主张自由体的，也有主张格律体的。新诗如何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为他们所喜爱所欣赏，也是诗歌界长期来所关注、所不能释然于心的一个重大“情结”。总之，新体诗向何处去？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怎样去选择，这正是几十年来新诗人和新诗理论家孜孜以求，无不希望获得一个正确答案的历史性课题。

　　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建国后毛泽东也有明确的论述。1958 年他在成都会议的一次讲话中指出：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臧克家《毛泽东和诗》一书中还转引了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论诗的信中还说：

　　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为新体诗的发展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新诗的改革应该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或“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第二，新诗应该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去获得自己的发展；第三，形式是民歌的，或“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艺术内容则该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这三条是相互联系的。实际上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尽管目前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应有“一套”或“一个”为人们喜闻乐见、广为接受的“主要形式”；新诗尽管不同于民歌和古典诗歌，但它不应忘却从民歌和古典诗歌中去吸取好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去发展创新；新诗应主要从民歌去吸取材料与形式，又不可太现实主义，而应结合浪漫主义。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但这些主张的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又正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因为它不仅触及诗歌发展的深层规律，还提出新诗发展的方向性的问题。尽管，1958年毛泽东提出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并号召诗歌界要收集民歌，后来被发展成为“人人写诗”的“新民歌运动”，这与当时“大跃进”的“浮夸风”相结合，使诗歌的浪漫主义走向“假大空”，但毛泽东的原意却正是基于对我国诗歌历史的深致的思考。

　　大家知道，新诗的兴起溯源于对传统的反叛。没有这种反叛便没有新体诗。而新体诗产生后又历来有两派主张，一派是自由体派，主张“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⑥从胡适到后来的艾青，都曾标榜自由体。另一派是格律体派，主张不能没有格律，而必须“带着镣铐跳舞”⑦，闻一多、徐志摩以迄后来的何其芳都属于这一派，虽然格律体派也有种种分支，有人倡14行体，有人倡民歌体，有人倡徘句……。80多年来用白话写的新诗，虽非都如毛泽东所说“迄无成功”。但确实有大量过于自由，与散文几无差别的诗如过眼烟云，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象旧体诗词那样语言精炼，音调顿挫有致，琅琅上口，可吟可唱，不易被人忘记。诗虽然不等于诗的形式，首先得有诗意的美，但形式毕竟不是不重要，倘若诗与散文无区别，人们就不会特意去创造诗了。所以，鲁迅在30年代便有鉴于新诗发展的得失，也提出“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的主张⑧。1935年，他又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⑨

　　我国古典诗歌大多是韵律整齐、有一定格式的格律诗，而且追溯起来，又往往多从民歌升华、演变的。《诗经》的国风固采各国的民歌，楚辞中的《九歌》也何曾不深受楚地民歌的影响。汉魏乐府本多是民歌。六朝的民歌和唐代的竹枝词都给文人诗人以很大影响。宋词元曲也无不发端于民间。所以，以古典诗歌为基础。在精神实质上恐怕正求以民歌为基础。历代民歌形式最活泼、最接近口语而又有韵有调可吟可唱，也最能表现当代人民的情感、意识和心态。歌唱爱情或揭露现实的民歌虽然往往很大胆，但大胆中又不乏含蓄，不乏怨而不伤，温柔敦厚，这大概是中华民族的民性使然。比喻、象征等手法自《诗经》起便被普遍使用。中国传统诗歌较少采用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多以比喻、象征驰骋浪漫主义的想象，从而构造出中国诗所特有的种种诗美的意境。“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之讽刺剥削阶级：“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之喻男女求偶、就是古老的例子。只要简略回顾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便不难认识历代诗歌无不从民歌获得富有生命力养份的发展规律，也不难认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确是我国诗歌绵延的优良传统，是我国传统诗美构造不可缺的内蕴。这样，我们便比较能够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所提出的新诗要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为基础，汲取民歌的形式又努力体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统一的主张。

　　诚然，今天的中国新诗要寻求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主要形式很困难，无论“一个”或“一套”都需要时日。在众多诗歌形式的探索中，需要时间去淘洗，需要读者去选择。新中国建立以来，人们既看到曾在自由体诗方面做出过很大成绩的艾青、田间也不乏格律诗的尝试，更看到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诗人在实践新格律诗方面作出巨大的开拓和创造，而李瑛、公刘、严陈、梁上泉、雁翼、流沙河、邵燕祥等大批新一代诗人在各种诗歌形式的尝试中，也先后走向创作句式大体整齐，有节顿也大体押韵的新诗，联想到唐诗、宋词、元曲在当时众多诗歌竞争中脱颖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那么，历史的趋势在于从众多探索中去寻找一个大家大体认同的一种或一套主要诗歌形式，这恐怕不仅是可能的，也会是必然的。
　　人们曾有一种误解，以为毛泽东主张寻找一种诗歌的主要形式并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为基础，又追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就表明他追求一种单一创作模式，有悖于他所倡导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其实，主要形式并不等于全部形式，只有在诗歌形式的多样化中才能有主要形式和非主要形式之分；民歌与古典诗歌为基础也并不等于新诗必须都去模仿民歌和古典诗歌，而且民歌的形式本就是多样的，陕北的“信天游”与甘肃、青海的“花儿”不同，维吾尔族的民歌与蒙古族、藏族的民歌也不一样。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去发展新诗，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而非仅仅限于形式。内容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其实质是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结合，即既要求诗人扎根于生活现实，从中去汲取创作灵感的源泉，又要求诗人高于生活现实，用革命理想去照亮现实，创造出比现实更美、更理想、更典型的诗美境界来。而这种境界是可以用多种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去表现的。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单一的创作模式。郭小川和贺敬之、闻捷和李季都曾致力于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去发展新诗，谁能说他们所创作的《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郭小川)，《回延安》、《桂林山水歌》(贺敬之)，《杨高传》(李季)、《复仇的火焰》(闻捷)是属于什么单一创作模式呢？

　　因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毛泽东为中国新诗所指出的方向不仅正确，不仅符合历代诗歌发展的规律，而且道路也是宽广的。

　　三

　　一代诗歌在历史上的地位，不止取决于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质。诗固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具有诗的形式，并不一定就是好诗。因而对于诗美的探求是历代诗人和诗论家所极端重视的。

　　毛泽东在致陈毅论诗的信中有段话论及诗美的本质，这对于纠正诗歌创作中的概念化，启迪新中国诗人提高诗作的质量，有着深远的意义。这封信在评论陈毅的诗作之后，接着指出：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的《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这里，第一，毛泽东反对诗、文不分，不赞成象韩愈那样每每“以文为诗”；第二，他还反对许多宋人那样以理为诗。其要义是点出诗的特质：不但要用形象思维，而且要重视比、兴的表现手法。

　　诗与文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体制。中国古代“文”的范围很广，大量说理之文都包括在内。比较起来，“诗”侧重形象思维这个特点，前人有过许多论述。刘勰指出：“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声附采，亦与心而徘徊。”⑩他这种“神与物游”的见识，实际上已揭出诗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点。到了宋代严沧浪，更有“妙悟”之倡，他主张学诗要“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11)。他虽把诗的“妙悟”比作佛家的禅，但他推崇盛唐，所论也涉及诗的想象的特点。他主张诗的形象不仅要有声有色，还要如“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让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谓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吟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他把“言有尽而意无穷”又与比兴联系起来。自然，从今天来看，文学艺术作品都要用形象思维，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今天谈诗的特点不独要讲形象思维，避免许多抽象的义理入诗，还要仔细探讨诗的形象思维与其他文学作品的形象思维的区别。例如诗歌形象的含蓄性、朦胧性、象征性、比喻性、跳跃性等等。散文虽也可以抒情言志，但散文主要靠描写，靠直抒其情。而诗的语言要求比散文更精炼，主要靠象征与比喻的形象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美境界(自然，这不是说散文就绝对不能为诗。今天写得精炼而又有诗意的散文诗就是。而诗意便离不开形象思维)。中国传统诗歌中的赋、比、兴的运用，正涉及诗歌形象思维的特点。所以毛泽东批评韩愈“以文为诗”，指出许多宋诗所以“味同嚼蜡”，原因就在“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他不但主张“诗要用形象思维”，而且进一步主张诗要用赋、比、兴的方法。这就触及到诗的本质特性，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最具普遍性的规律。

　　关于诗歌的特性，“五四”以来的许多名家也都曾论述过。比如郭沫若曾指出，“诗人的利器是纯粹的直观，哲学家的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的宠儿，哲学家是理智的干家子”(12)。胡适也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味”(13)。他所谓“具体”就指的是具体形象。周作人曾讲到“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我们上观国风，下察民谣，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较赋与比要更普遍而成就亦更好”(14)。艾青把诗看作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和情感，而凝结了形象”，他说：“形象孵育了一切的艺术手法：意象、象征、想象、联想……使宇宙万物在诗人的眼前互相呼应”(15)。他是用明确的语言对形象思维论述得最多的一位现代诗人。但是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仍然有人反对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而且这种反对是打着拥护毛泽东《实践论》，拥护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旗号(16)。因而，到那时为止，诗歌创作要不要用形象思维，要不要用赋、比、兴的问题，不仅在理论上仍没有统一的认识，在创作实践中也并没有真正解决许多标语口号式的概念化诗歌以及与散文白描相近，除了分行便无其他差别的诗歌曾充塞于文坛的问题。

　　所以，毛泽东致陈毅的信的发表和传播，不能不有极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虽然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毛泽东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要用赋、比、兴的理论主张无疑照亮了广大诗歌创作者曾经不无疑虑和困惑的心灵，使他们纷纷摒弃以往概念化标语化的创作斜路，迈向了通往真正诗歌艺术的康庄大道。不光艾青为代表的“归来派”诗歌是如此，以绿原、牛汉、曾卓等为代表的“七月派”诗歌，以王辛笛、唐祈、陈敬容、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派”诗歌，或是以舒婷、梁小斌等为代表的“朦胧派”诗歌，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新边塞诗派”的诗歌，或是翟永明、马丽华等更年青一代的诗歌，都跟“文革”前的那种理胜于词的诗判然有别，显示了健康道路上风格各异的诗美创造。

　　自然，毛泽东作为伟大革命家、理论家和诗人对新中国诗歌的影响绝不止于他的诗论。他的理论和实践改变了整个中国，从而为新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土壤和思想文化背景；他的文艺思想更指明了包括诗歌在内的整个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广道路；而他的诗词创作所展现的雄浑、壮丽、豪迈、奔放的风格，更影响了不止一代新中国诗人的诗风。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的错误，他的文艺主张和理论观点也不是全都正确，但在我国历史的发展上，他的正确的思想观点所作出的贡献还是属于第一位的。对他的理论主张采取分析的态度，坚持正确，扬弃错误，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诗歌和文学的健康发展与繁荣昌盛，这应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炯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毛泽东用诗出神入化冠古今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不仅在诗词创作上独领风骚，令“千古词人共折腰”，而且在巧用历代诗词妙句上，也是超古冠今的高手。他对历代许多诗词，能倒背如流，在各种场合的谈话和行文中，信手拈来，使之大为生色，巧妙地说明问题，自然、含蓄而又洒脱地表达思想感情，令人拍手叫绝。毛泽东对历代诗词的古为今用，简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妙境界。

　　不凡的明志

　　1910年初秋，年仅17岁的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到离家25公里外的湘乡县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青年时代写的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诗中“孩儿”原为“男儿”，“誓不还”原为“死不还”，其余均照抄。这样一改，既恰当地表现出他的身份，又很鲜明地抒写了他外出求学的坚强决心，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身怀远大抱负及革命理想。

　　1920年4月，毛泽东当时初来上海，一见到陈独秀就把十年前改写的这首诗背诵了一遍。精于诗词的陈独秀听后，面露惊喜之色，连声称赞：“锐气十足，真是好诗！”

　　欢愉的送行

　　1935年1月下旬，在贵州土城，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激战，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对我不利。这时朱德决心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毛泽东集合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列队欢送朱德，还领头喊“欢送朱总司令上前线”等口号。朱德快步走近毛泽东，毛泽东也赶紧走上前几步，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朱德激动地说：“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毛泽东当即说：“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等也都满脸笑容迎上前，和朱德亲热握手。毛泽东在这里引用了唐朝诗人李白《赠汪伦》诗的最后两句，并稍作改动。李白的全诗是：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当时面对敌强我弱、作战不利的情况，毛泽东巧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与朱德道别。以“手足”喻兄弟，毛泽东、朱德的兄弟般情谊便跃然纸上。

　　朱德上土城战斗第一线，亲临指挥，身先士卒，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为红军渡赤水河赢得了时间。

　　有趣的赞赏

　　1941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一位画家，从南方到北方，从西安到延安，沿途画了许多速写。他把这本速写画册送给毛泽东看，并请他在封面上题签，在扉页上题词。毛泽东看了画册，在扉页上题写了宋代画家李唐的一首《题画》诗：

　　 　　云里烟村雾里滩，
　　 　　看之容易作之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
　　 　　多买胭脂画牡丹。

　　李唐的这首诗，四句中仅第一句论画，其余三句都是弦外之音。据明代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载：李唐初到杭州，无人赏识，靠卖纸画糊口，生活十分艰苦。这是讥讽崇尚艳丽花鸟时尚，用以抒发诗人心中愤懑与不平之作。

　　毛泽东题上这首诗，显然是对这位画家绘画艺术的肯定。前两句是对画家绘画艺术个中甘苦的出自内心的由衷赞赏，后两句是毛泽东看完画册中从南方到西北的诸多速写，想到了诸多艺术家从白区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所处条件环境截然不同而抒发的感慨。

　　含蓄的批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经反复考虑，决定派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由原四野部队组成，并拟议由原四野的司令员林彪担任志愿军司令员赴朝。可是，林彪先是反对出兵，继而称病拒不出任。此后，林彪一直长期泡病，不工作。1953年，毛泽东指示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的中将医生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的健康状况会诊。会诊前，林彪的老婆叶群向傅连暲暗示：给林彪作出有病的诊断结论。但傅连暲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违背原则和事实听命别人“关照”的习惯，他没有理会叶群的干预。专家会诊认为，林彪并无什么大病，一些不适应症状，只要他能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坚持晒太阳、散步、吃青菜等，就可以很快好转。会诊后，傅连暲据实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他还诚恳地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他劝导一下林彪。毛泽东随即书写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送给林彪：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的这首诗，具有激昂慷慨、积极进取、壮志凌云、不信天命、饱含哲理等特点。毛泽东对这首诗所欣赏的主要之点是其中的积极进取精神和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命运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尚属年轻的林彪，就长期称病、小病大养，毛泽东书此诗相送，不能不说是对林这种行为的规劝和含蓄的批评。

　　真挚的感叹

　　有一次，毛泽东与他的老同学谭世瑛拉家常时，毛泽东问：“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世瑛回答：“我和婆婆子，还有三崽，一个已成家。”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这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啊。儿女都在做些什么呀？”“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出自杜甫《赠卫八处士》处。诗云：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毛泽东摘用“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这两句近乎口语的诗，回顾、重温旧日情谊，感叹世事变化之大、岁月之匆匆、年华老大及后辈的成长，表达见到老朋友后的喜悦之情。

　　高超的外交

　　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时，也常常引用诗词，使之大为生色。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就吟了两句诗：

　　 　　万里长城今尚在，
　　 　　哪见当年秦始皇。

　　两句诗是毛泽东巧化“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而成的佳句。

　　 　　明朝人林翰《诫子弟》诗云：
　　 　　何事纷争一角墙，
　　 　　让他几尺也无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作者告诫子弟不必为一角墙与他人冲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人死时不能把身外物带走，我们何苦为一角墙或几尺地争吵？

　　赫鲁晓夫是在1956年2月14日至25日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开始上台的。他上台后，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公开挑起中苏论战，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企图使中国外交政策服从于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毛泽东针对当时中苏关系，在接见尤金大使时，将“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改成“万里长城今尚在，哪见当年秦始皇”，其用意是十分深远的。

　　毛泽东改动后的诗句，不仅更为明白直切，语气较强烈，表现了毛泽东处理国际事务的落落大方的宽容态度，而且是用历史事实表明，早在2200多年以前，中国就是高度统一的封建大国，令人惊叹的巍峨的万里长城至今雄峙东方，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某国是个什么样子呢！在这里，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英雄豪气、豪迈胸襟，也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外交艺术。

　　独到的批示

　　1959年，毛泽东在一个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报告上批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的两句。诗云：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

　　毛泽东在批示中用上这两句诗，初看似乎不近人情，但他以“沉舟”喻“沉船”，鼓励人们不要为这一事故所吓倒，要看到“沉舟”旁的“千帆过”，“病树”前头的“万木春”。以此来喻示人们：损失是常有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革命的事业还是要蓬勃向前发展的，不要为一沉船事故而沮丧。以诗的哲理性去批示一个沉船事故报告，这是毛泽东批示文件的独到之处，也是毛泽东巧用诗词的独到之处。

　　高明的释疑

　　1972年的一天，毛泽东同护士长吴旭君谈到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样？”吴旭君听了一时疑虑不解，便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您不考虑舆论界对您施加压力？您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毛泽东笑了笑，说：“你给我背背杜甫的《前出塞》吧！”吴问：“哪一首？”因为杜甫的《前出塞》有好几首。毛泽东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吴旭君就接着往下背：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百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

　　杜甫的《前出塞》是一首家传户诵的精品佳作。它喻示人们攻敌要攻其要害，抓贼要抓头子，办事要抓住关键。毛泽东诱导吴旭君背诵这首诗，实际上已经解除了吴旭君的迷惑。当吴旭君背完诗，毛泽东说道：“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两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间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毛泽东把杜甫的《前出塞》的中心思想与他找尼克松的缘由联系起来作了精辟的分析，使吴旭君的疑虑烟消云散，他连连点头，对毛泽东更加敬佩。

　　后来，中美关系的历史，真的就按毛泽东的构想向前发展了。

　　绝妙的批判

　　1971年10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和熊向晖等到毛泽东住处向毛泽东汇报接待基辛格一行访华问题，当顺便谈到林彪、叶群一伙仓皇出逃所乘的“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温都尔汗一事时，毛泽东连连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诗人杜牧的《赤壁》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毛泽东接着还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赤壁》诗是杜牧经过赤壁时，见当年赤壁大战遗留下来那些折断的铁戟，从而有感于三国时代英雄们成败的慨叹之作。毛泽东以《赤壁》诗中的“折戟沉沙”类比林彪一伙的机毁人亡，既形象而又具有深意，这是对林彪一伙叛党叛国行径的巧妙而有力的批判。（文／黄子云　《文史春秋》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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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发表于 2006-02-17 16:37:00 | 只看该作者 小大 毛泽东论诗词创作与欣赏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在同时代的革命领袖人物中，他更具有鲜明的诗人气质和风采，这是由于他的兴趣、爱好和深厚的素养所使然。他的诗词创作成就，一方面与他作为伟大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的恢宏气魄和宽广胸怀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他对文学艺术的深刻见解有直接关系。从毛泽东关于诗词与欣赏的见解和主张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为了深入说明这一点，本文不能不涉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些有关问题。

　　一、肯定“诗言志”。1945年毛泽东为诗人写了“诗言志”的题词。这既是他关于诗的一种见解，也是他对诗人的一种主张和号召。所以关于“诗言志”的内涵，必须加以说明。

　　“诗言志”之说，屡见于先秦以来的古籍，为历代优秀诗人所遵循。“诗言志”，是中国古代人对于诗歌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它作为中国诗歌最基本的审美创造原则，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这样的诗歌传统，必然被毛泽东所接受。他青年时代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的《讲堂录》，就记述了关于诗歌特征的一些语录，这些语录自然反映了他当时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录中所记“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等，就属于“诗言志”的范畴。他从青年到中年写的诗词作品，也鲜明地表现了忧国忧民、奋发有为的豪情壮志。因此，他在抗战期间提倡“诗言志”，就不是偶然的了，而且他又使这条古老原则增添了新的光彩。

　　但是，毛泽东不仅肯定了“诗言志”的积极内涵和优秀传统，而且又给它赋予了新思想、新内容。关于“诗言志”的“志”，他没有直接进行诠释，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大量诗词品评中看出来。从1937年到1944年期间，他在给何香凝、柳亚子、萧三等人的书信中，屡屡以不可抑制的激情，赞美他们的诗中所表现的那种不被恶势力所压倒的“骨气”和为民族解放全力以赴的“战斗”，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之所谓“诗言志”的新内涵。毛泽东自己的诗词所表现的“志”，不论是战争年代的作品还是和平时期的作品，都具有中国人民不可侵犯、不可欺侮和独立自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铮铮骨气，具有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建设祖国的战斗豪情。

　　二、注重“诗格”。1945年秋，毛泽东由延安到重庆谈判期间，曾多次致函柳亚子。其中有云：“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这里所说的“一首词”，指的是1936年2月他写的长调词《沁园春·雪》。这里所说的“诗格”指的又是什么呢？

　　关于“诗格”，在中国古典诗学中也是由来已久的。它的含义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指诗的体制、格式或格律；一种是指诗的品格、风格或格调。毛泽东所说的“诗格”是属于后者。因为他在寄词之前，曾收到柳亚子的赠诗，并当即复信赞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这就为他的“诗格”作了注解。陆游和陈亮，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和词人，力主抗战，反对求和；所作诗词，慷慨激昂，为历来诗评家推为高格。然而毛泽东竟以为柳亚子超过了陆游和陈亮，其诗格之高可想而知。毛泽东说自己的《沁园春·雪》略近于柳诗，显然是谦逊之辞，但也说明了他是多么重视“诗格”。柳亚子接读毛词后，极为激动，赞赏不已，当即次韵奉和，盛赞毛词高格：“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其中“黄州太守”，指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他打破了唐五代以来婉约词风的传统，开创了豪放词风的新生面。柳词所谓“稼轩居士”，指的是南宋大词人辛弃疾。辛弃疾将豪放词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柳亚子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是这样的词坛巨擘的豪放高格，也是比毛词逊色的。在“诗格”上，柳对毛之评价，大体说来不算是溢美，毛词《沁园春·雪》确是绝唱，自有词这种艺术形式以来，以《沁园春》的词牌咏雪的，还没有如此雄浑的作品，千古词人向他折腰敬服是可以想见的。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将“慨当以慷”的作品视为高格？这是因为中国文学史历来以“建安风骨”为高格，而“建安风骨”就是以“雅好慷慨”为其特征的。毛泽东所说的“慨当以慷”一语，就出自领导“建安风骨”的曹操之《短歌行》。1949年所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又用此语：“天翻地覆慨而慷。”总之，他很喜欢“慨当以慷”的作品。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作了回答，即给柳亚子信中所说的：“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这句话十分重要，因为它将慷慨高格的审美价值的精髓很集中地提炼出来了。

　　三、崇尚“诗味”。关于“诗味”问题，是毛泽东于1957年1月12日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提出来的，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因此是他十分重视的诗歌理论问题。

　　“诗味”的“味”，也是一个最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它的形成非常有趣。“味”，本来是一个味觉概念，把它引入艺术领域也是源远流长的，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就有了。到唐代司空图，真正用味觉充当艺术感觉，并进而将味觉概念转化为诗学的审美范畴。但是宋代以后，“味”的内涵又日益复杂起来。

　　毛泽东所说的“诗味”，大致是指意味、韵味、品味、有余味、能回味、耐咀嚼等意。所谓“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就是指作品里含蕴的味道。在给陈毅的信中，又提出宋诗“味同嚼蜡”的问题。“味同嚼蜡”的“味”，也是指“诗味”，不过这是从反面提出没有“诗味”的问题。蜂蜜是甜食中的美味，因为它是多种香甜美味的复合体、统一体，而蜂蜡就没有什么味道。由此品诗，诗中所含的可以引起读者美感享受的意蕴越丰富，那么“诗味”也就越多。由此可以推断，能引起读者美感享受的意蕴才是“诗味”。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造成“诗味”。毛泽东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然其中亦有比、兴。”这是说，诗人的用意，要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来。造成艺术形象，就要用形象思维，采用“比、兴”。

　　“赋、比、兴”是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最久远、也是最成功的传统表现方法。毛泽东赞成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给“赋、比、兴”作的界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的说法符合事实，也比较简明，所以为毛泽东全部引来给以肯定。“比、兴”两法之所以能造成“诗味”，概括起来说，就是因为它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诗人不把自己的情和志直接说出来，而是把情和志寄托在景物上，使景物成为情和志的载体，随着想象的翅膀翱翔；诗人将眼前的物象酿成意象，又将意象构成意境。读者读诗，首先看到诗中描写的物象，而后体会到意象，经过思考，才发现物象、意象、意境中的层层含义，也就品出了“诗味”。毛泽东崇尚“诗味”又提倡采用“比、兴”，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且深入研究它的规律，对于创造中国诗歌新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解诗。解诗是赏诗的前提，如果把诗句理解错了，就无法体会“诗味”。毛泽东对如何读诗、如何解诗也很重视，有着独到的见解。如回答“云横九派浮黄鹤”一句诗的询问时说：“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在回答“巡天遥看一千河”一句诗的询问时说：“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这是说，读诗和解诗，都不要拘泥个别字面，要看整体诗意。“不必深究”，是要求不必刻意求深；求解过分，反而引起误解。尤其是诗词中的数量词，有些是约数，不必一一去数。这不但对理解作品没有意义，而且会损害诗境的整体美，降低读诗时的激情，减少赏诗的美感享受。“不必深究”和“囫囵吞枣”是两回事。

　　解诗不能拿历史事件一一核比，特别是有些写生活情趣的诗，更不能作为政治历史考证的确凿依据。1958年曾有唐诗注释者，将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儿童”，解作贺的亲生儿女。刘少奇根据诗中所写“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句子，推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事涉巨大，有关中国政治制度问题。毛泽东特致函刘少奇，表示此议“不甚妥当”。他指出，一个80多岁的老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唐史及整个历史都未闻关于官吏禁带眷属的记载。同时又明确批评：“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不确据。”这些见解极其重要，说明解诗不能臆测，要有根据。这根据就是：一是合乎生活情理；一是合乎史料记载。而且论史取证，不能是孤证。总之，解诗要知人论世，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诗意。毛泽东关于解诗的见解，不但弘扬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而且表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文／陈俊山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同志这首词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版《毛主席诗词》。

   【注释】

    钟山：莽莽南京中山门外紫金山。

    虎踞龙盘：《三国志》诸葛亮与孙权论金陵说，“钟阜龙蟠，石城虎踞。”

    慨而慷：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追穷寇：《孙子兵法·军争篇》有“围师必阙（网开一面之意），穷寇勿迫”。

    霸王：指西楚霸王项羽。鸿门宴上，他听了项伯的话，“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没有杀刘邦。后来刘邦项羽血战连年，终于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双方士兵为和平连呼万岁。项羽守约退兵，刘邦却立即背信弃义地围攻项羽于垓下，他的部下更把楚霸王分尸为五。事迹见《史记·项羽本纪》。

    天若有情天亦老：这是李贺的诗句，见《采桑子·重阳》注释。

    沧桑：沧海桑田的略语。葛洪《神仙传·麻姑》里，麻姑对王方平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

    【题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当夜，解放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迄江西湖口的千里长江上，分三路强行渡江。二十三日晚，东路陈毅的第三野战军占领南京。




采桑子《重阳》
一九二九年十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