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军的书法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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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砚廿载   博涉兼融

   我认识永军是在96年春节杭州西湖楼外楼座上，他是我97届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科的学生，受陈君永军之邀，在此我劣笔几拙。
  永军对书法的爱好兴趣发蒙于幼年，书香门第，朝夕其间，耳濡目染，心灵也慢慢地被那种神秘的黑白世界所吸引，从而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永军自觉的学习在童年，当时受卢乐群先生的影响，初学乡师。不时去台州府或文物店细心体会陈列的书法展品的有意味的点画和别致的结体。一些老字号的匾额也是他揣摩学习的对象。漫长的自学之路养成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且每走一步都显得稳重而坚实。他学书牢牢地把握着点画的铸造和结体的结构，以及章法和墨法神采的经营与把握，既能深研一家一法，又能广涉博取融合酿造形成自己的体式。
  永军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浙派年轻的书艺沙龙，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民子弟兵自居，默默无闻地守卫祖国的南大门，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学问，认认真真地写自己的字，他走的是积学，专精，博涉，整合的出新之路。在他看来，书法生命是书法线条的逻辑展开，书法线条在有限中游离出无限，生长出艺术之花。他的风格既有二王的清朗秀美，欧虞颜柳的光明正大，颠张狂素的高山流水，是长期积学修养而成的一种精神境界的结晶，是书家感性的技艺经验与理性的道法相融而升华的产物，是在专精与博涉基础上的自然生成。
  在青少年时期，永军于篆隶着力最多。他最初从《石门》入手，后来对《孔庙》《礼器》《乙瑛》等多有取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奠定了他早期篆隶书的基本体格，这时他的书法端庄，朴茂，浑厚，我目睹了他1994年创作的《十字令》方正平直，首先他在用笔上舍去了硬板，提按不灵的短锋和拖沓浮掠的长锋而选取了提按有度，灵便受控的中长锋。在笔法综合了魏楷，篆书，隶书的笔法，方圆，中侧，藏露兼施。横鳞竖勒，挥刷，擒纵互用。点线，体面，飞白，渗化多种造型因素参合。他尤其强调“欲左先右，欲上先下，逆入平出，藏头护尾”笔法的重要性，他说这个口诀不仅仅是笔法运用问题，而且还是造成书势的重要手段，由此使隶书平添了一层奇古和率逸的魅力。他还曾一度迷恋汉代简牍，虽然他后来发现汉简草率缺少内涵，但偶取放逸之笔，打破隶书原来平衡的结体和章法还是可取的。
  这样他融汉碑的端庄，汉简的率意，篆书的古奥，魏碑的刚健而为一，如此书写出来的书法，点的形态，线的质感和整体都与以往拉开了距离，开成了古奥清奇，醇厚率逸的独家风貌。
  现在的永军是一位情感丰富，胸怀博大，民族意识很强的人，在书法上，以行草兼长，擒纵遒拓。于《兰亭序》用功最久，其后学张旭，拓怀素，写米芾，得其挺辣努肆之势。下的是“以文化人，以人化书”的功夫。广泛涉猎不仅增加了学识，提高了修养，还训练出对艺术敏锐的感受力，这对他日后的书法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起了催化发酵作用。坐着手在腿上勾划，站则脚在地上运势，他能把握自己的悟性，要从前人书作中得悟书法之妙道，要从自然世界的偶然启示中得悟书法之神髓。张旭观舞剑器，米芾观天上流云，黄山谷在夹棘道中观弄流儿荡浆，从中悟得玄机，书艺精进。他的行草书既有陶文线条朴厚，甲骨文线条劲爽，金文线条凝重，石刻文线条粗犷，竹木简线条妍美。借王书之刚力，取米书之险峻，追张书之开张。不论中锋行笔，侧锋出笔，还是八面见锋，都有规律可循，既缓和激越，奔腾相伴，使饱满，枯涩和疏朗，茂密融于一体。笔有方，有圆，有短，有长，势奇伟，纵逸，连绵，使转自如，且字与字，行与行之间虽参差不齐，但能做到相互制约，顾盼生情，浑然而一。正是所谓的“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倒海凝青光”的气势，令人“神惊目移”，又能不逾规矩法度。
  他的行草，既有古人之神，又有现人之风，粗中有细，实中有虚，摩崖之美，所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在创造实践中反复研究，不断比较，拆解，组合而成。有些字甚至经过长期的选择才定型下来，表现出一个严谨的书家治学为艺的严肃态度。今天欣赏永军的书作时，尽管有“挥洒尽如意”的痛快，然而其“一字三年得的甘苦，谁得知”。
  假如说永军的书法，表现了一种雄健，博大，跌宕的气象和憨直，质朴，敦厚，诚恳的性格，那么不如说他具有充溢的才情和潇洒的文人气质。我相信书法是他漫长人生的生活和生命之舞，而且会伴随这位年轻的军旅书家，创造奇迹：是他的“锥画沙”，是他的“屋漏痕”，是他的“雪泥留爪”。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