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望海》诗写作地点初探

墨海

文/佚名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九年东征高丽途中，曾写过一首《春日望海》五言诗。被收入《全唐诗》卷1_18，其诗曰：

       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
       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
       照岸花分彩，迷云雁断行。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
       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
       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

   “应诏奉和”《春日望海》诗的随从大臣有高士廉、长孙无忌、岑文本、刘洎、许敬宗、褚遂良等，“奉和诗”皆题为：【春日侍宴望海应诏】。因为太宗诗中有“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一句，诱发了“昌黎碣石说”者的联想。于是，有的说“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春天，亲自统帅大军出临渝关，与高丽大战于辽东，在经过碣石山一带时吟出《春日望海》诗”（董宝瑞：《中国历史上的名山》）。有的说是“唐太宗征高丽班师(公元645)和太子‘次汉武台,刻石记功’,并写下了《春日望海》的诗篇。”
   经过与《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和《旧唐书.本纪第三 太宗下》等历史资料核对，发现董宝瑞等人的上述说法与史实不符。
   史料中明确记载：『贞观十九年，春二月，乙卯（十七日），诏皇太子留定州监国。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同掌机务，辅太子。   
   夏四月，丁未（初十）车驾发幽州。是日，中书令岑文本卒于师。
   夏四月，丁巳（二十日），车驾至北平。……
   冬，十月（小尽），丙申朔（初一），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
   丙辰（二十一日），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渝关。』”
   显然，唐太宗李世民的《春日望海》不可能写于北平，即今昌黎一带。原因其一，唐太宗车架到达平州的时间是农历夏四月二十日，已是盛夏的“芒种”季节，已无“春日”可言，无以曰《春日望海》；其二，《春日望海》的奉和大臣高士廉、刘洎等在定州辅佐太子监国，并未随车驾“至北平”，何以在北平与唐太宗奉和；其三，另一奉和大臣中书令岑文（边塞诗人岑参的曾祖）本已于“车驾至北平”的前十天，即夏四月初十卒于幽州，死者更无法到北平去奉和太宗皇帝的《春日望海》。
   唐太宗从高丽班师“入渝关”的时间已经是辽东“暴风雪”过后的农历“冬十月二十一日”，更不可能有《春日望海》的奇迹出现。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写了《唐太宗〈春日望海〉与昌黎何干》一文与董宝瑞先生商榷。  
   董宝瑞先生于 2006年12月28日 19时，不无谦虚地回帖道：『*先生为找昌黎碣石山是古碣石山说可能存在的一些“缝隙”，“抠”起唐太宗的《春日望海》的写作时间来了，辛苦了。说实在的，笔者对此从未做过如此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写文章均是一提而过。但说唐太宗的诗写于今秦皇岛一带，由来已久，根本谈不上是谁“故意篡改历史，穿凿附会，欺世盗名者，实在可悲”，云云，那是*先生为发泄心中那么点“积怨”，在“借题发挥”，横加诬蔑。目前可以查到的地方志，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重修的《永平府志》卷之九《艺苑志》就辑有唐太宗李世民的《春日望海》，还有《于北平作》一诗。此前不清楚，此后的《永平府志》均收有此诗。由此可知，古人认定此诗写于唐朝时的北平（卢龙）沿海地区，至少有400多年了，并非昌黎“董先生”的“发明”，“董先生”仅仅是循之一说而已。现在看来，此诗当写于幽州（今北京）一带；当然，也不是什么“期间巡视海滨，赐宴群臣 即兴赋诗”了（幽州离海并非几十里，那显然是*先生自己加的“想像”），仅仅是唐太宗觉得来到了靠近渤海的地方，即兴吟咏“遥望”和“想像”海景之作。说唐太宗的诗境与今昌黎“毫不相干”，那仅是 *先生以“敌视”的眼光看待今昌黎的能动反映。唐太宗“碣石想秦皇”，当然就连上那时在平州境内，也就是在今昌黎一带的河北道的“名山”——碣石山了。除此之外，不会指另外任何一座山。这些细节，笔者在今后写文章时，会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记述和分析的，这一点请刘先生放心。 还不错，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敢再说唐太宗诗中提到的“碣石”又是“非无棣碣石莫属”之类的话。应当说，唐太宗的诗境与今无棣县境的马谷山“毫不相干”才对。』
   概括董先生的主要观点：
   第一，已承认《春日望海》的写作地点不在昌黎的碣石山了，“现在看来，此诗当写于幽州（今北京）一带”。而不是在平州昌黎了。
   第二、虽然作于幽州，但不是在海滨，『仅仅是唐太宗觉得来到了靠近渤海的地方，即兴吟咏“遥望”和“想像”海景之作。』
   第三，仍然坚持“唐太宗“碣石想秦皇”，当然就连上那时在平州境内，也就是在今昌黎一带的河北道的“名山”——碣石山了。”
   第四，希望笔者写点文字，但董先生巴不得“应当说，唐太宗的诗境与今无棣县境的马谷山“毫不相干”才对。”
  董先生还不无盼望地说：『本人欢迎 *先生尽管出于“攻讦”的目的，呕心沥血地为本人考辨碣石和介绍碣石山的文章找“毛病”，真是“毛病”，笔者改之；不是“毛病”，笔者辩之；歪曲、诬蔑，笔者斥之。现在，*先生越来越有点“帮助”本人完善碣石考辨论据的“味道”了。谢谢了。』（2006-12-29 07:42的回帖）
   为不负董先生所望，抽空写了点文字，就唐太宗的《春日望海》究竟作于何地，是否与无棣碣石“毫不相干”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首先说明一点，由于唐太宗《春日望海》诗的奉和大臣较多，和诗篇幅较长，恕不一一全文列出，仅摘其有关诗句加以说明。读者欲窥全豹，可自行检索。
   董先生所云『当然，也不是什么“期间巡视海滨，赐宴群臣 即兴赋诗”了』，似乎欠妥，君臣“奉和诗”的题目曰【春日侍宴望海应诏】，“侍宴”就说明问题了。大概不仅仅是勋戚大臣们站立一旁，看着皇帝用膳，而太宗皇帝小气得连杯酒赏赐给大臣们吃。
   董先生认为作诗时根本没到海滨，『仅仅是唐太宗觉得来到了靠近渤海的地方，即兴吟咏“遥望”和“想像”海景之作』笔者更不敢苟同。董先生说的“靠近”“遥望”，是指保持在多大距离之内？首先，看太宗诗中有“披襟眺沧海”，显然是“眺望”到了“沧海”而不是“想象”，当今皇帝岂能在群臣面前带头撒谎，瞎说一气。其次，从许敬宗的和诗中的“周游临大壑，降望极遐荒”； 杨师道和诗中的“春山临渤海，征旅辍晨装。……落日惊涛上，浮天骇浪长。”；高士廉的和诗中有“浮天既淼淼”“停骖渤澥傍”； 刘洎和诗中有“巨壑观无际，灵异蕴难详”等诗句分析，说明唐太宗与群臣确实是到了海滨，而不是在幽州治所之类地方“遥望”和“想像”，去冥思苦想地编造渤海景观和水军战阵，一群人无聊地赋诗唱和。
  《春日望海》作于贞观十九年春天，是没有异议的。具体作于何地，史籍中没有详载，但以太宗本诗与奉和诗的意境分析大概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在山东东登莱州一带。
  时间：大概在季春谷雨时节。
  从褚遂良“奉和诗”中“之罘初播雨，辽碣始分光”分析，“之罘初播雨”是指莱州一带初进入“播种谷物”的“谷雨”节气；“辽碣始分光”的“分光”似指“春分时光”，辽碣比之罘偏北许多，节气相差近一个月，“之罘”谷雨时节，辽碣一带大概相当于“春分”节气刚开始。
   唐太宗东征高丽，当时登州是水军基地，莱州是军需物资基地，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始置蓬莱镇。征高丽的南路军，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已于贞观十九年的去冬今春，帅水军七万，战舰五百艘集结于此地，准备泛海趣平壤。是年，春二月庚戌（十二日），太宗率诸军发洛阳，整个春季没有军事行动，在此期间，到登莱视察水军战备，鼓舞士气是有可能的。据方志载，山东蓬莱的“仙源楼”，正门上额的“仙源”二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墨迹。《登州府志》载有唐太宗《春日望海》诗一首，认为当年唐太宗东征高丽时曾来过此地。
  从以下诗句中分析：
  太宗【春日望海】诗句有：“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
  褚遂良《春日侍宴望海应诏 》有“从军渡蓬海”、“戈船凌白日，鞭石秋虹梁。之罘初播雨，辽碣始分光。”
   杨师道【奉和圣制春日望海】诗中有“之罘归雁翔”
   许敬宗【奉和春日望海】“周游临大壑……连云飞巨舰，鞭石架浮梁。”
   刘  洎【春日侍宴望海应诏】“寻真游汉武，架石驻秦皇。”
   岑文本【春日侍宴望海应诏】“朝神泛弘舸，鞭石架浮梁。”
   郑仁轨【五言奉日侍宴望海应诏】“标空□绝岛，跨日起飞梁。”
   上述诗中，数次提到“之罘”；“戈船”、“巨舰”、“弘舸”和 “鞭石架桥”的典故。
   “之罘”，在今山东烟台市，古为东莱，唐属登州。
   “巨舰”、“戈船”、“ 弘舸”， 尤其是“巨舰连云”“戈船凌日”等阵势，显然都是指战舰，而不是游船渔舟。应是唐太宗率群臣视察水军大总管张亮舟师演练的场景。
   勋戚大臣奉和皇帝的“御制诗”，会有“诚恐诚慌”之感，遣词造句、兴比用典必有所据，不能信口开河。决不可能像董先生那样“从未做过如此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写文章均是一提而过”。和诗中的“鞭石、架桥”，显然是引用秦始皇在山东成山一带（原属烟台市）“鞭石”造仙人桥的典故，原载于晋代伏琛《齐地记》。“架石驻秦皇”，无疑是指秦皇东巡，“礼祠八神”驻跸成山，“祠日主”等历史事件或传说。
    尽管《春日望海》和群臣的“奉和”诗中，提到“碣石”，但从“观兵临碣石”（郑仁轨）；“观兵辽碣上”（高士廉）；“五辂出辽阳”（岑文本）；“龙击驱辽水”（杨师道）；“电野清玄菟，腾笳振白狼”（许敬宗）；“宸行肃辽隧”（上官仪）；“回瞰卢龙塞，斜瞻肃慎乡”（杨师道）；“风驱韩貊乡”（褚遂良）等诗句气势综合分析，“观兵临碣石”与“观兵辽碣上”是同义，是歌颂天子将要董其部伍，巡守辽东“问罪辽碣”，是指将要开展得军事行动的未来征战地，而不是说在自己的地盘内作战。
   隋、唐东征高丽，史书中多记为“伐辽”。这里的“碣石”、“辽碣”、“辽水”、“辽阳”、“辽隧”、“玄菟”、“肃慎乡”、“韩貊乡”等都是泛指高丽窃据的辽东地域。春日望海赋诗时，太宗和大臣们尚停留定州、幽州一带，并没有实际到达上述与“辽”有关的地方，只是遥指唐朝大军将要征战的地区。
   诗中的“碣石”“辽碣”，也决不是指的今“昌黎碣石”，而是将被征讨的高丽地盘的代指、泛称。
   唐杜佑《通典卷第一百八十六．边防二．高句丽》载：『碣石山在汉乐浪郡遂成县，长城起于此山。今验长城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址犹存。按尚书云：「夹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即河赴海处．．．．．．则高丽中为左碣石』。“右碣石即河赴海处”即指古黄河入海处的碣石。无疑，“辽碣”是指汉乐浪郡遂成县的碣石。许敬宗在【五言辽东侍宴山夜临秋同赋临韵应诏】云：“稽山腾禹计，姑射荡尧心。岂如临碣石，轩卫警摐金。”显然，此处所临的碣石应在辽东，而不在北平郡。
   另外，《隋书.文学》载，“虞绰从征辽东，……诏绰为铭。其辞曰：‘维大业八年……皇帝底定辽碣，班师振旅’”。在这里“从征辽东”与“底定辽碣”相对应，显然此“辽碣”不在北平郡。
   《全唐文．太宗命张俭等征高丽诏》：“往辽东问罪。”
   《全唐文．太宗亲征高丽手诏》：“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
   《全唐文．太宗追赠殷太师比干谥诏》：“朕观风赵北，问罪辽东”。
   《唐会要卷九十五•高句丽 》载房玄龄曰：“问罪辽碣，未经旬日，即灭辽东”。
   《全唐文》载：“长驱辽左……直指平壤……顿天罗于海浦，横地网于辽阳，朕然后经涂白狼之右，亲巡玄菟之城”。
   《通典•食货七》记载:“（隋炀帝）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馈运者倍之。”
   《宋史.吕蒙正传》载，宋太宗尝有志北伐，蒙正谏阻道：“隋唐数十年中；四征辽碣，民不堪命。”　　　　　
   上述史籍中所记载的“碣石”、“辽东”“辽左”“辽泽”“辽碣”其泛指的含义都是相同的，都是泛指隋唐皇帝所征讨的被高丽窃据的辽东区域。
   今昌黎碣石，隋唐时属北平郡，其时本属隋唐天子有效控制下的江山社稷，当时，这里并没有反叛朝廷，当然不在“征讨”“问罪”之列，所以“征辽碣”、“底定辽碣”、“观兵碣石”、“问罪辽碣”等等的兴师问罪行动均与北平郡（当然包括今昌黎县境）毫无关系。董先生套近乎说“当然就连上那时在平州境内，也就是在今昌黎一带的河北道的‘名山’—碣石山了”，显然是一厢情愿，缺乏说服力。似又重复了“从未做过如此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写文章均是一提而过”的文风。
   
   第二种可能，是唐太宗视察渤海湾西岸军需物资转运基地时，在“御河口”附近海滨即兴而作。
   太宗驻跸定州，正值春天，渤海湾西岸的河口与大运河相通，河口附近是军需物资集结转运重地。芳春时节，视察委输，赐宴群臣，赋诗奉和是有可能的。所以许敬宗的和诗中有“周游临大壑”， 高士廉诗中有“停骖渤澥傍”等句。唐改隋之涿郡为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隋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达涿郡。由于永济渠的凿通，运河的终点涿郡又成为北方水陆交通的中心。隋唐时，幽州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隋炀帝在涿郡筑临朔宫作为行宫，大业七年后三次用兵高丽，都以涿郡为基地，集结兵马、军器、粮储。史载，唐贞观出兵高丽，分水陆两路，陆路也以幽州为后方大本营。永济渠的北段经今青县兴济镇（宋代置兴济县），这是唐太宗中路大军军需供应的生命线，太宗必然非常重视。长孙无忌【春日侍宴望海应诏】提到“喧声骋游□，旅浴恣翾翔。群鸥心久狎，如何□稻梁”； 岑文本奉和诗提到“五材□水流……委输绵厚载” ；刘洎奉和诗中有“徘徊临委输，迢遰极扶桑”。都与军需物资的水路运输有关。
  “五材”，这里是指军需物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杜预注：“金，木，水，火，土也。”又《周礼•考工记•总目》：“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辩民器。”郑玄注：“此五材，金，木，皮，玉，土。”《全唐文》玄宗李隆基《命李延昌等屯兵秦州制》文曰“朕闻天生五材，废一不可，不教人战，是谓弃之。”
  “委输”，系指输送积聚的货物或货物转运。《史记. 平准书》：“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后汉书》卷二十二 载，“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诏送委输金帛赐茂”；《三国志》卷四九《刘繇传》记笮融“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梁书》载“江湘委输,万船连轴”；《南齐书•东南夷传》也说:“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资治通鉴.汉纪》建安元年载“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其中所说的“委输”都是指转输物资。
   岑文本“五材□水流……委输绵厚载”句，是指当时河口解冻，春运繁忙，载重货船万船连轴由海入河或沿河北上的场景；
   刘洎“徘徊临委输”句，大概是指巡视军器、粮储等场地的情形。
   长孙无忌在和诗中云：“喧声骋游□”，“游□”可能就是“游口”，描写出河口附近春运的一片欢声笑语、群鸥翔集的喧闹繁忙景象。
  “游口”，渤海湾西岸对通航河口的常称为“游口”。如《旧五代史•晋书•赵德钧传》载：“德钧奏发河北数镇丁夫，开王马口至游口，以通水运，凡二百里”。《资治通鉴.后周纪》显德六年载：“夏，四月，庚寅，韩通奏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栅于乾宁军南，补坏防，开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乙未，大治水军，分命诸将水陆俱下……丁酉，上御龙舟沿流而北，舳舻相连数十里。……溯流而西。辛丑，至益津关”。唐代的“游口”与此相近，五代时期的“游口”，有可能是在唐代“游口”的基础上经疏浚而通航。此外，沧州一带还有御河口、合口等水陆物资集散地。
   唐太宗《春日望海》中有“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句，似与“大禹治水”有关，“积流横地纪”，似指上古“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的景象或《禹贡》中“大陆泽”的积水；“疏派引天潢”，“疏派”是指疏浚河道“导河”；“天潢”指大海，此句似与《禹贡》“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的记述相吻合。 太宗诗中有“照岸花分彩”句，显然是描写春天“河岸边”鲜花绚丽多彩，说明唐太宗与群臣是沿河到海达滨的。“望海”的地点是在“渤澥傍”的九河碣石地域。
   有的说，“游口”乃“淤口”之误。系指“淤口关”。据文献记载，淤口关在今河北霸州信安镇东，属九河之域。信安镇始建于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相传因韩信在此安营屯粮而得名“信安”。唐朝在此设置淤口关，五代后周置淤口寨，宋置破虏军，后改信安军。淤口关傍河而近海，水陆交通畅达，是幽州南陲之重镇，与沧州相邻。贞观十八年冬，“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贻误军需冬运，被械送洛阳除名。如果春运再不济，必将贻误军机大事。唐太宗对此必然格外关注，当车驾沿御河北上，顺路视察委输，乃军国大事，也顺理成章。南北向的御河从沧州境内通过，沧州境内与御河相通的入海河道颇多，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沧州景城郡……清池，西北五十五里有永济堤二。……西四十五里有明沟河堤二，西五十里有李彪淀东堤及徒骇河西堤。……西四十里有衡漳堤二。……西北六十里有衡漳东堤。……东南二十里有渠，注毛氏河，东南七十里有渠，注漳，并引浮水。……西南五十七里有无棣河，东南十五里有阳通河。……南十五里有浮河堤、阳通河堤，又南三十里有永济北堤。 无棣（县），有无棣沟通海。”
   无棣沟也叫“无棣河”“老黄河”， 其下游合于“鬲津河故道”，经无棣碣石之南，向东北流入海（见《水经注.淇水》），今称“漳卫新河”，曾是“御河”的重要通海航道。
  与无棣沟相通卫河，历史悠久，淇门以下卫河前身为白沟，系黄河故道。建安九年（204年），曹操遏淇水入白沟，发展航运，基本形成了今天卫河的态势。隋大业四年(608年) “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形成北方运河系统的干渠，名“永济渠”。因为是皇家的“御用”河道，所以唐、宋时期，称此段运河为“御河”，把通运河的主要河道入海口称之为“御河口”。  
   元代王充耘认为“碣石”在御河口。他在《读书管见》“碣石河道”条中云：“御河入海处，北面有石山耸立，状如小孤山。北人呼为碣石，古人尝镌铭其上，揭先生（傒斯）亦尝刻诗石间。御河水自卫辉彰德而来，过临清、东光、沧州、长芦至赤谷下海，湍流黄浊，与黄河相类。或云此正在黄河道……又与九河相应。而自海道入河者，碣石亦正在右转屈之间，其与‘夹右碣石入河’皆相吻合”。
   查，御河入海处，即天津之南，沧州之东，除“无棣碣石”外，别无“状如小孤山”的“石山耸立”，王充耘所说的“北人呼为碣石”的“碣石”，无疑就是“无棣碣石”。
   另据记载，无棣邻县沾化县的“董卜堂”村名，就源于唐太宗东征。旧《沾化县志》载：“传言唐太宗东征，亲董部伍，驻师于此，故名‘董部堂’。 后沿变为‘董卜堂’至今”。“董”者。督率也。《全唐文．太宗克高丽辽东城诏》中即有：“率五陵之劲骑，董六郡之良家”之句。
   当是时，满怀必胜信心的太宗皇帝，视察委输之余，“周游临大壑”，来到“御河口”的“九河碣石”之域的渤海之滨，“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自然会联想到秦皇汉武望祀渤海、大张旗鼓的求仙活动。进而又联想到汉武求仙的东莱之罘，今已屯驻大唐威武舟师；秦皇巡游过的九河碣石之域，今已成为御驾亲征的委输重地。由于附近有“无棣《禹贡》碣石”和许多诸如“丱兮城”、“千童城”、“汉武台”、“海神祠”等秦皇汉武的求仙遗迹，不由发出“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的感概。然而，唐太宗的“望海”不同于秦皇汉武的望祀渤海的求仙活动。“霓裳非本意”是说，虽然也观赏求仙的“霓裳”曲舞，但本意并非为了求仙，而是为了“端拱且图王”，即为了创建一个升平乾坤，造福天下苍生，做一位垂拱而治的好帝王。
   经过对“第二种可能”的分析，唐太宗《望海》地诗境，还真的与无棣碣石有某种密切联系，这恰恰与董先生所企盼的“应当说，唐太宗的诗境与今无棣县境的马谷山‘毫不相干’才对”的预言相悖。
   
   通过上述探讨，得出初步结论：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唐太宗农历盛夏四月二十日至北平郡，其《春日望海》诗绝不可能作于北平郡。《春日望海》应该是春季，唐太宗视察“东莱舟师驻地”或“渤海湾西岸的委输重地”时的即兴之作。
   以上仅是一点初步探讨的见解，不妥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