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的尴尬

墨如金收集

作者:王旭


当代，吴冠中先生是一位颇具感染色彩的“书画”家。我给他的评价是他的制造水平绝对远胜于他的书画能力。发掘他的绘画作品之所以屡屡刷新自己的天价（其实，也是当代艺术品市场的天价记录），其本质是他有一鸣惊人的“口才”。如果拿一个尺度去丈量吴先生一生的艺术价值，莫过于“零”。有人说，“零”是“标准”，也有人说“零”是坐标，与其这种说法，还不如来得痛快：“零”是“耙子”，谁打中了谁就是冠军，可以得到“奖金”；“零”是鸡蛋，有的“血淋淋”，有的毛茸茸；“零”也是一个馒头，或许属于挣扎在艺术边缘的宋庄画家。特殊的“年代”“零”是光荣的，他可以让你从“一无所知”变成”无所不知”的“好青年”；也同样是在特殊的年代，“零”是耻辱的，我们经历了用鸡蛋还债的恶梦，也经历了一场面黄肌瘦的“零的突破”。你要问，零在数学中的价值的是无限的，我说，零是耶稣笔下火红的十字架：学业中，意味着你是一位落第生；事业中，你是一位破落户；生活中，你是一位获刑的罪人，在艺术创作中，他仅仅属于达芬奇一顿晚餐（鸡蛋）；战争中，他是一枚炮弹，生灵涂炭。所以，我不认为“零”好，对于中国历史的遭遇而言，零是是非的、危险的，也是不幸的。之所以“笔墨等于零”能够将安逸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炸的面目全非，原因大概也于此吧，这也算是继“架起一门大炮炸开一个国门”的又一个历史真相。

    个别批评家说，吴冠中是没有大师时代的“大师”。这话不知从何说起。现在的批评家大多属于农村的待业青年，习惯了游手好闲，为了能弄几个铜板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的。你不妨悉数一下目前的批评界，有谁是一位画家（大多学过素描，办过版报），有谁是一位书法家（当代没有书法家）？更不用谈什么诗、书、画、印兼备的这些尴尬问题了。有人甚至冒充作家，做着一幅壮志未酬、耿耿于怀的样子来“救世”，未免显得有点“业余”。这里，谈起文学我不得不说一点，当代是没有文学存在的，至于吴冠中先生所崇拜的鲁迅先生，仅仅是最后的一位不算文学家的文学家。严格的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最差的一位文学家。鲁迅的新文学，把中国的文学推向了一种快餐文化，屈服了西洋，他的艺术功绩完全没有齐白石、徐悲鸿那么鉴定。吴先生总是拿齐白石和徐悲鸿来和鲁迅先生作为比较，我觉得在艺术上这是不对称的，也是牛马不相及的。如果拿林凤眠或者刘海粟和鲁迅先生对应，我没有任何意见。相对而言，林凤眠对中国传统的理论还是比较到位的，但尴尬的是他过分眼高手低，不能和同一时期的潘天寿作为比较。近现代最能忽悠人的一位艺术家唯独刘海粟莫属了，他的《黄山画语录》理论上的激情渲染，完全和他自己的绘画不匹配。他在该“语录”中始终强调他在绘画中书法的各种用笔（草法、篆法、中锋等）以及泼彩的技法，到头来只能是冲动。看似激烈，缺异常乏味。无论是绘画理论，还是绘画水平上，他都很外行。我最不理解他用碗直接往画面上泼彩，这纯粹是违背中国传统的。将鲁迅、林凤眠、刘海粟连成一个三角形，这就是当时艺术圈的假象－极端和顽固，其共同特征就是用鸟语和国人交流，听起来悦耳，但不能治耳病，最实惠的就是能哄小孩子止住哭声。这已经是近现代的事情了，他仅仅属于一种惨状，并不代表近现代的正统艺术。我这里罗列出来只是为了说明一些我要论证的问题。有人说，吴冠中总是能切中艺术界的“要害”，发表一些让别人难以招架的“理论”。其实，当你会解我前文给出的“三角形”以后，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吴冠中的“真话”源于对半殖民地时期的鲁迅的崇拜，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严格的说来源于刘海粟，吴冠中的“文字画”来源于林凤眠。其实，他本人也没有“创造”什么出来。尽管吴先生总是说林凤眠只是半个画家，但林凤眠的这半个，远大于他本人的这“一个”“鸡蛋”。相对，林凤眠对中国传统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他的书法功底以及艺术理论，文学修养还是到位的，他对历代名家的点评还是准确的。而吴冠中只是窃取了林凤眠的凤毛麟角，得到了一些坏理论和一点技巧性的“文字画”，不可一世。所谓的“形式美”也不属于他自己。说的是创新，其实还是沿着林凤眠等人的“叛徒”路线，继续“叛徒”。未免还是沿袭别人的老路。不管是吴冠中提出的艺术是美的东西，为视觉服务，还是艺术必须让人感情上冲动，等等都是林凤眠的一套，其实，吴先生的绘画就是林凤眠所说的装饰性的图案。

     近年来，对于吴先生来说，已经步入了一个收获的“全集”时代，可谓是异常光彩，光芒四射。总会有《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忙碌在他的鞍前马后，帮他吹喇叭。这里，我将以下材料作为典型进行列举说明。

一、借助“3·15”，在大好“形式”下打假

     当代，画家的尴尬非自己光着膀子打假莫属。吴先生说，自己一直活在创造里面，他的作品从来没有重复，殊不知却落了个被商贩儿大批生产的事实。我不大认为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被别人仿造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其问题的实质并非是人们肯定了他的书画水平和书画价值，而是“欺软怕硬”的人们习惯了“拈轻怕重”，专挑软的柿子去捏一把。不要以为我说的有点过分，其实这是当代艺术界的一种真相。有一种现象足以证明一位艺术家作品的优劣，那就是谁的作品在地摊上出现的愈多，就愈证明该艺术家的作品低级趣味，接近产品，死板与形式，只具备经济价值，而缺乏艺术价值。这里，我不得不揭吴先生大谈科学与艺术相关的伤疤。他动不动拿钱学森说法来论证自己的艺术观点，却不知道当艺术之道成为科学秘方以后，中国出现了十三亿人民，十三亿艺术家的尴尬境地。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一夜之间变换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一本正经的做了文化人。而大量的生产厂家和手工作坊放弃了制衣和鞋帽，开始大量生产某一位艺术家的商品画，抢了艺术家本人的风头。这就是真我不分的身份迷失，造就了真我不分的价值混乱，对于错往往扑朔迷离。尽管好多的艺术家已经火冒三丈，大动干戈，上法庭，吐口水进行打假反抗，但结果只能是微乎其微。也许，任何东西一旦和科学相联系，如果你没有在申请专利的情况下，你就没有权力去打假。我还是建议画科学画的艺术家最好给自己的绘画申请一个专利，这样即便是哪个厂家或者个人像扩大再生产，也只能征求您的意见，给您一个丰厚的回报。

    有人说，吴冠中的绘画是纯粹的形式主义，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其实，形式主义是个贬义词，和拿来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在当代，吴先生是刻意讲形式美的一位艺术家，他的过分偏激，导致了自己的作品只注重个人的感情宣泄，和个人的创作冲动，却少了自己作品中最至关重要的核心，那就是深度。我要说的是，吴先生本人一直强调作品的文学性，但他的作品没有什么文学性可言。一眼就能看穿的几个方块简化字和一些稀稀落落的瘦弱线条，有什么文学性可言呢？我不得不强调，西洋绘画格调是不能和中国的诗歌相搭配的，这是互相背斥的两种学问。这就好比一位满脸胭脂，衣着暴露的女人，强装自己斯文，是可笑的。在这一点，林凤眠的认识是还是比较理性的，他把西方绘画和东方绘画都给出了合理的肯定，特别是对书法与绘画，以及绘画的形式问题，都比较合理。这一点，大谈超越历史的吴冠中先生是没法攀比的。不管是从西方绘画本身，还是东方绘画本身，以及文学、书法、艺术理论等方面，吴冠中和林凤眠相比较，微乎于零。首先，吴先生是一个书法盲，这就决定了他对传统的一无所知；其次，吴先生的一些理论都是在曲解林凤眠的一些理论的基础上得以发挥的；最后，吴先生的画也是没有逃脱林凤眠对其本人的奴役。所以，吴先生谈不上什么超越古人，也谈不对中国书法以及中国的诗歌有门道儿。古人一直强调诗书画相结合，吴昌硕先生最后强调的更为具体，把诗书画印称为艺术品的四绝，方可成为一件完整的绘画作品。相比吴冠中先生一直自己叫着将绘画、文学、书法结合起来，却自己在作品之中只有几个拼音字母或者横躺着的几个简化字姓氏落款，根本看不到所谓的诗歌、书法、和印章艺术，那又怎么能自圆其说呢？尤为让人哭笑皆非的是，吴先生不懂得中国书画的章法，他的印章往往是从左到右起名，他的书法文章起始，包括绘画落款都是简繁不分的硬笔字，不识东西，忽左忽右。相对而言，我只是挑出了吴先生所犯的常识性、基础性的错误。如果拿中国的书画说事，那吴先生肯定会觉得有点伤神。因为，大多认识我的艺术家和主编都知道我的语言和眼光比较犀利，还是留点余地。这点余地是不是我给自己留点余地，而是我把吴先生的那一亩“自留地”给留下，毕竟我只是站在中国画的立场去说事，不想涉及到西画上。

     我还是接着上面的话题说一说吴先生打假的事情吧。

     2007年1月，吴冠中在朋友处偶然发现一本2006年12月第9期的某杂志，该期杂志在自己未知的情况下刊发了自己的个人专题，但其中的大部分画竟然都是假的。在为该杂志《亲近艺术，远离市场》和《艺术先驱吴冠中》两篇文章配图的十余幅油画中，伪作竟占9幅之多。2007年“两会”开幕和“3.15”来临之际，88岁高龄的著名画家、全国政协常委吴冠中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再次曝光打假，拟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让代理人帮他打假，竟和该杂志上了公堂。吴先生的委托书内容如下（注：“中国美术家协会”红头大字的稿子）：

     2006年12月出版的第九期“××”杂志所印我的画作，大部份为伪作，并用我和家人生活照作为陪衬，侵害本人的权益，并对读者产生误导，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由于本人年令和身体原因，今委托××同志全权处理此事件。

                                                                  2007年1月

                                                                   吴冠中

    这里，也许是吴冠中先生当时的情绪激动，或是因为年事已高，吴先生在这份不到百字的委托书里面竟出现了两个错别字，将部分的“分”写成了部份的“份”，将年龄的“龄”，写成了“令”。在这样一份以打假彰显社会责任的重大严肃举动中，怎么能犯如此的低级错误呢？实在有失严肃。不知是吴先生健忘，还是其他原因，在我的印象中吴先生一直批评他在政协会议上说话不算数，意味着自己的全国政协常委是个空架子。他时常在报纸上发文，“美协是个衙门“太官僚，那么，他又为何在此事上动用了中国美协的红头稿纸去写委托书呢？难免逃脱不了用这个“衙门”作为权势的干系。如果说是吴先生用美协的红头稿纸只是一种偶然，那么他用政协会议和国家的打假日这样一个双重的权威节日，是不是只能说明他自己太权势，太官僚？这就只能说明他以前所发表的各种抱怨体制，抱怨美协的言论是违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真话”。按理来说，政协常委在“两会“期间是为社会服务的，而吴先生却借机为自己打假，是不是有失社会责任，玩忽职守，谋一己之利呢？如果每个政协委员或者常委都在“两会”期间借机处理自己的事情，那么，如何给社会一个交代呢？别说什么社会责任，荒诞！全国的政协常委、委员，哪一个不是社会的精英，各行各业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军事学家、银行家、历史学家等享誉中外的名流多的是，他们里面一天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一百个善于打假的画家捆绑起来一辈子唯恐不及。他们都能停下自己手中的事情谈论民生和国事，唯独一个政协常委身份的画家和一位画廊老板借助“两会”期间忙着自己几张画的真假官司，有点讽刺。

     吴先生的委托人某画廊老板说，“吴冠中先生对这次造假刊假事件之所以如此重视，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更主要的是为了要尽一个画家的社会责任。因吴老多年来不卖画，假画不会对他有经济方面的影响，但这批画一旦流入市场，每张画价位都要在几百万元，数千万元的赝品将导致本来就混乱的艺术品市场‘雪上加霜’，特别是将给收藏家造成巨额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吴先生不出来说话，就意味着默认。尽管吴老已88岁高龄，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特委托我来做这件事，足见吴冠中是一位具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令人钦佩的艺术家”。有点意思，吴先生终于赢得了画商的夸奖，估计这次他的身价和作品都会大涨。画家本人打假是画家自己的事情，这个我没有什么看法，只要他的精力多可以去折腾。但更多的画家的打假目的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作品身价，和自己的在社会中的影响，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暴利。现在可谓是报刊满天飞的时代，传统的刊登广告已经不能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唯独画家打假，上法庭维权才是新鲜事，能够吸引大家的关注。我的建议是，有政治身份的画家，必须是社会责任第一，不管是“两会”期间、还是国家法定“打假日”，首先关心的是社会同行中，以及群众的实际困难，而不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写一份“委托书”用什么稿纸不可以，非得浪费“集体”的那张红头稿纸呢？是不是耍官瘾啊？借助“两会”搞宣传是一些群众身份画家的事情，他们是和媒体联手策划下进行炒作的，这已经不成为秘密。对于吴先生这样的特殊身份的画家，出现这样的举动，值得深思。

二、进行美术一心为农民，确陷进了“剽窃门”事件

     确切的说，美术为人民服务他只是一种口号而已。当代的艺术家几乎没有这样的深度。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品必须是有以人民利益为准绳的艺术家，处处维护自己民族的东西。像一些所谓的提倡艺术世界化、以及艺术无国界化的艺术家根本没有资格去谈这些问题。其实，“美术”这个词，本身就具备很大的狭隘性，他是西方引进的产物，他更多的是直观的、肤浅的、形式主义、冲动的造型之美。他不具备中国书画所要求的一系列思想性和民族性的内涵高度。当今，有更多的“美术家”力图反对潘天寿等这样的大师，说他们的艺术老态龙钟、缺乏“创造激情”。其实，潘天寿的艺术以及他本人的艺术理念是格独特、包容万象的。他的作品诗书画印绝佳，风格奇趣，有开宗立派之劳。而他并不是反对西画的艺术家。他同时也认可中国的画家可以或多或少的借鉴点西方的素描等绘画技法，为自己的艺术服务。不过，他还是力主自己民族的东西，反对艺术的国家化。对于这点来说，他即使包容的，也是思维清晰的。艺术可以多元化，但绝对不能国际化。如果艺术能够国际化，那么人类就要大变种。即便是艺术国际化，那么，国际化的艺术的开宗是哪国艺术呢？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写了一些诸如《不向西走，向哪走？》的文章，阐述当代的中国艺术家抛弃中国传统，鼓足胆量，根据现状临摹和借鉴一些西方的艺术品。这就无形中以及西方艺术作为世界艺术的开宗，有点说不过去。吴先生的美术作品（很抱歉，我不能用艺术这个词）是没有任何中国书画的痕迹存在，尽管或多或少地强调一点中国画的“形式”，那只是皇帝的新装。虽然他本人一直说自己临摹过好多宋元明清的东西，这从他的作品中实在无法发现这一点。如果他真的有这样丰富的阅览历代经典的能力，那么他本人恐怕现在又多了个鉴赏家的身份，但未曾听说过他会鉴定字画，估计他只会鉴定自己的画。

    吴冠中之所以挖空心思地进行自己的“文字画”创造，其实质是弥补他在书法上一窍不通的尴尬。将绘画作为装饰有点扮个年画的喜庆，讨得农村老太太们的欢喜，但将书法也搞成装饰画，恐怕只能是“文字画”了，绝对不能叫“书法画”，或者与书法这个词来搭边儿。吴先生说中国的书法农民看不懂，要进行改革。这话有点绝对，如果你给一个没上过学的文盲他肯定看不懂，有的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南方有些地方的农民不会讲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这有何希罕的呢？如果你给他讲英语或者是法语，他更觉得不可思议，或许会怀着好奇围观你。第一次上外语课的学生，都会听见老师讲鸟语，会捧腹大笑到底，但日积月累会觉得恐惧鸟语，还是自家的方言说起来过瘾，方便、亲切。话又说回来，并非好多农民看不懂中国书法，你不妨到西北的一些农村去考察一下，他们对书法的追求，甚至超过了绘画，甘肃一些农民把自家的耕牛都卖了，收藏书法作品，难道他们是纯粹不懂吗？我到过西北好多的乡镇和农村去参加过省组织的文化下乡，那里的农民总是很早的出来排成一条长龙，收藏书法家的作品。有的老太婆甚至在活动完了以后，还围观着书法家，要求多留点书法作品。我一直有这个感触，你可以在北京的大街上挥毫泼墨一番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技艺，也没有人会说你的不好。但如果你在西北的某个地方，即便是在乡镇或者农村，就连几个老太婆也会远远的笑话你书写的姿势不对。这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在下乡的时候，一位兰州大学的同学接过我的毛笔，本打算自己展示一下才艺，还没有下笔，却被远处的一位老太婆喊停了：“年轻人，握笔姿势不对，一看你就是外行。。。。。。”其实，他的下笔真的好比镰刀砍柴，显得很僵硬，当代的艺术圈里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艺术家多的是。个个都高喊着口号艺术为人民，甚至是美术为农民，其实还不是忽悠人嘛？到头来只能是人民为艺术家，农村为艺术家，艺术家往往和人民（农民）较真儿。有谁愿意将自己的作品见一个民工就送呢？大街上乞讨的人赶得上找工作的人，有人一直说自己的作品动辄上百万、千万、怕被别人造假，流散到市场，给社会带来危害，给收藏家带来损失，那么，如果让一些无家可归流浪者，让一些衣食无着落的农村有能力仿造这些作品，脱了贫，何尝不是一种社会贡献呢？为什么大家总是要首先强调收藏家的利益呢？只有一句话：美术为老板服务！

    吴冠中说，他更相信农民的结论。他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和那些政治家的评判相比，我更相信农民的结论。农村生活牢牢地提醒我：艺术一定要扎根于人民。同时，作为中国艺术家，我一定要和国际上的艺术家比较。”是的，农民的确应该相信，这是根本。如果一个艺术家把最深刻的东西交给农民去评价，何尝不是一种悲哀？那么，中央美术学院等好多的教学场合，难道应该请农民做老师了？上层建筑和基础建设是互相依赖的，决不能草率颠倒。艺术上相信农民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全民皆兵”，十三亿人民，十三亿艺术家。农民夸奖一位艺术家是善意的，也是发自内心深层次的肯定，但绝对不是学问深层次上的肯定，或许，大多数农民的夸奖与学问根本不搭边儿，国内的好多农民还没有脱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甚至有的连数钱都不会，何谈做评论家呢？吴先生是在英国博物馆搞了一次展览，感叹自己得到了一次“国际”农民的夸奖：“那位老太太握着我的手说：‘我看了你的画，全看懂了，我非常喜欢。’遇到这样的老太太，我心里很安慰。”。那么，面对夸奖谁不欣慰呢？如果他指着你的鼻子批评你，你会欣慰吗？这里，不知我说的算不算“真话”？

     面对中国农民，吴滚中先生就不是那么欣慰了。2007年，贵州一农民状告吴冠中先生“剽窃”其“独创”的“文字画”，北京丰台区法院受理了此事。该农民在起诉书中称，他于2001年陆续创作了《白日依山尽……》和《无题》系列等美术作品，并于2006年2月起陆续在书法江湖网、书艺公社等网站上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具有独创性，是一种“独创模式文字画”。他曾在2001年冬季用挂号信方式给吴冠中寄过一些包括此类“独创模式文字画”作品在内的作品照片20余幅，向吴冠中请教，但此后并未收到其回复。2007年3月份，他在《中国书法家论坛》网上看到一个主题为《开眼界：是书法？是绘画？吴冠中的杰作》的帖子。网上称吴冠中独创了此模式的文字画。该农民浏览后认为，吴冠中于2005年至2006年创作的文字画《画里阴晴》《霸王不别姬》等作品，与他的“独创模式文字画”在作品观念和手法上完全吻合。一张状纸诉至北京海淀区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吴冠中就剽窃原告作品并宣称独创一事，在《美术报》上公开赔礼道歉，还事实真相。而吴冠中先生以《农民画家自我炒作》在新民晚报上做了回应。吴先生说，他对此事感到“啼笑皆非”。他没有看到过该农民的信。他说：“对方的信是寄到清华大学。我几乎不理会寄到大学的信件，寄到那里的稿费也懒得去取。熟悉我的人来信都会寄到家里。寄到大学的陌生来信我实在没有精力去处理。而且对方还将清华大学的地址也写错了。”吴冠中说，将书法和绘画融合的创作方法，并不是什么新鲜而独特的事情，早就有艺术家探索过。自己也仅仅是探索者之一。吴冠中认为对方这样做或许是出于自我“炒作”的需要，也不排斥有人“怂恿”。

    为什么只相信英国的农民，不相信中国的农民呢？吴先生一直说：“和那些政治家、批判家相比，他更相信农民的结论”，那么，为何要跟一个农民去争呢？

三、对美术教育和体制很失望，不让孩子学美术

    我的观点是，和体制较劲的画家肯定是画不好画的。艺术家的职责就是一心一意搞艺术，至于社会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问题，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对于一个勤奋的艺术家来说，是需要花一辈子的精力去研究和借鉴的。当下的好多艺术家，总是把摆弄体制放在艺术的首要位置，动不动就扮着一幅杞人忧天、无病呻吟的政治嘴脸，装着老太爷的把式，四处发表一些消极的处世言论，学着鲁迅一本正经。我不大认为当前的体制能够影响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前途，凡是那些叫喊着改变体制的人，都是名利心切，在体制上发了财的，或者是在体制上没有占到便宜的人，前者属于投机取巧型的，后者属于酸葡萄型的。无论是哪一种，这两者都是可耻的。要我说，你如果觉得体制不好，你大可不必去争体制上的那点便宜，专心致志的画你的画儿好了，何必那么在乎隔行的事情。不要过分地以为，当代的好多艺术家都是在体制的大好背景下混了个一官半职，发了大财，成了大名就可以说体制能够决定艺术，我看未必，那只是伪状。艺术是艺术家们的事情，也是几代人的事情，不是谁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或者一种制度说了算的。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经过了封建社会至社会主义，中国画依旧是中国画，中国书法依旧是中国书法，也没有因为体制的问题而在中国书画面前加上一个特定的词语。唯独当代人多事，吹毛求疵地给中国书画冠上了一些堂而皇之的新名称，什么所谓的“实验水墨”、“文字画”等等一些不伦不类的观念名词。如果悉数的话，当下的关于中国书画改革的新名字比当下剩余创作劳力的书画家还多，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大多这种人都是打着艺术的名义，想借大好的体制来捞一把。有的人是捞着了，胡说八道，把艺术看成一种“臭美”的东西；有的人没有捞着，落着了傻嘻嘻的样子，有痴呆的，有癫痫的；有的人正在做着捞一把的美梦，一日三餐无保障，整天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盼着发财，今天说自己是凡高，明天却又说自己的一个斗方能上百万，呜呼，结果是一天接着一天挨饿，一天接着一天颓废，到最后只能是别人所说的一个报废机器。我倒不大明白，为什么搞艺术非要将自己和凡高结合起来呢？我们为什么不学习中国历代文人的有点，而可怜巴巴的学习西方个别美术家的穷困潦倒和疯狂癫痫呢？这里，建议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应该学学我们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的“八荣八耻”，来增强我们的荣辱观。我以前写过《贫穷不是艺术家》这样的文章（我本清贫），目的不是否定生活在贫苦线上的艺术家，而是提醒艺术家不要把贫穷看成一种光荣。清贫也许会是一种气节，但贫穷往往是一种短志。艺术家一旦贫困潦倒，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中国书画本身他是一种高雅而富贵的艺术，如果你连一个馒头都吃不上，那么，何谈去买一些好的笔墨纸砚等材料去画画呢？也更不可能去收藏到一些高质量的艺术品去临摹。我在这个观点上一直是肯定的。当下的艺术家总是怕花钱买好的墨汁和好的宣纸，动不动就去旧货市场买点劣质的“一得阁”、粗糙的“红星”宣纸、和一些便宜的广告色以及低廉毛笔，这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整天使用低劣的笔墨纸砚和走样的印刷品，只能让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眼光和艺术水准日趋报废。最可笑的是，有的艺术家更本不懂给自己的作品进行精致的装裱来包装，他们以为，反正装裱不是自己的事情，何必不把这项工程交给画商去做？其实是大多特错。中国书画的是一门很完整很严谨的艺术，不精心装裱包装，就好比没有穿着艺术的绅士，不伦不类。这里，接着这个话茬，我不怕段落成一个大成方形而将我的搁浅。谈起收藏来，有人总是很自恋，总是认为收藏自己的作品比银行存款还合算，所以不大看重收藏近现代和古代大家的作品，这不是一种经济投资上的问题，而是证明这个艺术家对艺术的认识比较粗浅，他的艺术水准比较低劣。大凡不懂收藏和鉴赏的书画家都是伪艺术家，根本没有什么对艺术上的真才实学。我们不妨翻阅历代名家，哪一位艺术家不喜好收藏呢？近现代的张大千就是一位收藏大家。如果我们在看看当代数得着的那些喜好叫喊的美术家们的作品，简直是人口痴目呆。除了会使点油漆工人的把式，别的什么都很外行。习惯了画造型艺术的他们，也日积月累习惯了死板的形式主义，习惯了用刷子画装饰画房子的，却不会用毛笔写汉字；习惯了用一得阁勾勒柴火线条的罗汉人像的，却不会画一片竹叶儿；习惯了画骆驼的，却不会画山水。。。。。。。。 呜呼，还有什么精力去关心体制的问题呢？

     吴冠中先生谈到现行的艺术教育模式，总是表现了他“直言不讳”的“本色”，表达对美术教育很失望：“我对美术教育很失望，现在学生考美术许多都是因为美术专业文化课要求低，可以通过考美术达到上大学的目的，这是我极力反对的。真正该学美术的人应该是思想成熟，因为手是听从思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笔墨等于零”的原因，没有灵魂、没有灵感的作品，画得再好看，也不会成为历经时间考验的好作品。”“所以我不让我的孩子学画画，因为我不希望孩子真正成才了，像凡高那样变得疯疯癫癫，我也劝很多家长不要让孩子一开始就学美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天生就是画家，其实没有那么多艺术家。”这似乎使一个现实的问题，关键是，文化程度确实决定一个艺术家的发展远近的问题。那么，到底让未进入美院的学生学生学什么文化课呢？现行的文化课就是语文、数学、地理和历史、政治、英语等几门重要的学科，其中，这几门几乎都和中国的传统艺术不搭边儿。中学的语文和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刻板的初级政治教育，他几乎不涉及什么传统的基础知识。而数学和外语、地理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东西，何必要强加给学生呢？高文化课，只能培养高分低能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讲究“科学”的美术家，绝对不会成就一位关于中国传统的艺术家。高分的艺术考生，只能是机械的牺牲品，不成为更多的“凡高”才怪！艺术这东西，选择这个行业是需要勇气的，但更多需要理智。有勇无谋只能学“凡高”，有某无勇只能缩手缩脚，只有智谋双全才能追逐梦想。

四 一生做“叛徒”，出“全集”比牛肉和皮鞋有意义

     现在的人，总是习惯了给一些不好的东西平凡。就连“叛徒”这个字眼也要强词夺理地说成一种荣誉。不知道是当代人的文化随着当代人的生活开始堕落，还是当代人的思维跟着当代的气候“发烫”。都说，文学已经死亡了，当代人的情感表达总是极度匮乏。也许，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中国的语言是何等的丰富，对于一种事情有诸多的表达方式，为什么有的人总是走那条充满危险的沼泽地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缺乏辩证是非的能传统等，好像时世皆醉，唯他独醒似的。都说艺术要跟着时代走，当一个人的思维还遭受着半殖民地的一个典型的思想的奴役，是何等的可怕与悲哀。鲁迅的功劳归根结底属于鲁迅，也属于鲁迅一个人的脾气，与他一个人的灰暗经典，如果别人都学着他在光天化日下打起灯笼捉虱，那才是典型的阿Q。目前，有好多的人学了点鲁迅的皮毛，总是按耐不住寂寞，上电视、登报纸，处处显示着自己是一幅文化人的样子，说点惊世骇俗的言论，写点毫无半点正经的文章来讨得大家得注意力。其实，习惯了国泰民安得人们，早就不为油盐酱醋所困扰，一些退休的老头儿和老太婆总是想法设法地在社会上找点消遣的乐子，玩玩跳绳、到公园里赶个舞场、看看猫狗调情等等。心灵空虚的他们一旦碰上了妇女打架、婆娘骂街，警匪对峙，可谓是一饱眼福。当代的一些所谓的有文化的文化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即将落幕的，他们聪敏地发现了这个空虚而浮躁地现实，一窝蜂地登上了大雅之堂扮着花脸表演。还不时地喊着要比牛更有“价值”。我看，他们学不到牛的价值，只能是死钻牛角。研究牛就是对牛弹琴，牛不会感动，只能让人麻木。鲁迅说，俯首甘为孺子牛，今人却说，牛的价值在于牛肉可以吃，皮子可以穿鞋。其实，处处显示着血淋淋的残忍。难道，牛除了耕地、被人吃、被人穿以外，就没有别的用处吗？狗能做伙伴，能做宠物，为什么牛不能呢？

    我说说画家撕画的事情。有人总是借着古人撕画三千的先例，没事干了在自己的家里撕画，还将这个举动在全国的媒体报刊上大肆铺张。其中以吴冠中为首的当代美术家就是以撕画为荣的。他一直不是说自己是个“叛徒”吗？绝对不跟着古人的后面做奴隶，那么，他又为何把古人撕画这么一点小事，复制和渲染得如此大呢？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嫌疑：他很想跟着古人的步伐走，去临摹古人的画，去学习古人的文学和理论，但他都没有这个能力。唯独撕画这点体力活儿不受文化程度得限制，来得过瘾点。其实，古人撕画只是启迪后人对学问的一种严谨态度，这就好比古人说的见老鞠躬一样，我们总不能见着比自己头发长的，比自己胡子长的还大爷或者叔叔、比自己的丰满的女人喊阿姨或者大姐。。。。。。换一种角度，如果一个画家总是一味地撕画，甚至超过“撕画三千”，那只能证明这个画家没有任何艺术水平，缺乏辩证思维。在吴冠中的艺术年表中，记载着他两次烧画经历，一次是1966年，“文革”初期，他把自己回国后画的几百张作品和从法国带回来的外国画册和书籍，全部毁坏后烧掉;另一次是1991年，他的画在市场上价格已经卖得很高了，他把自己在二十多年里不满意的作品集中起来，一次烧毁二百多张作品。据说，日常生活中，他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吴冠中的习惯是一烧了之。他说，“作品表达不好一定要毁，古有‘毁画三千’的说法，我认为那还是少的。”那么，按照这个理论，蜘蛛没有结网的本领，蚕也没有吐丝的价值。原因是，一遍又一遍的撕，到底什么才是他的作品？

    因为对国内的美术教育不满，吴冠中说，“艺术家有师承的话，我觉得很可耻，如果我教的学生作品都像我的话，那是我教学的失败。”这句话看似有点道理，但过分地绝对，其含义也十分值得深思。有一点，我必须要否定，如果艺术家没有师承关系，连“叛徒”都算不上，那么，艺术家的身份只能是私生子，名分不正。还有，不强调艺术家的师承关系，表面是正确的，背后的秘密只能是倡导无国界、无国籍、世界“共荣”的美术，这是危险的思想。1992年，吴冠中和自己的学生办了一个画展，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把一些画得好的学生带起来。吴冠中给这个画展取名“叛徒画展”，意思是学生和老师的作品艺术风格完全不一样，结果美术馆坚决不同意，只好改成师生画展。

　　我再来说说吴先生全集的事情。其实，当代画家出“全集”是一种自我满意、自我封顶、自我强大的一种表现。艺术是一辈子的事情，艺术家怎么能够早早地给自己全集呢？是不是在圈那一亩三分地啊？对于一个健在地艺术家，全集肯定是残缺的，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只能是用心良苦、江郎才尽。我只是照实说事，我也不想对吴先生的“全集”的作品做一评价，其实，我对吴先生的艺术特别是文字画和艺术理念是全面否定的。至于全集的意义，我也是不大认可的。首先，我一直觉得杀了耕牛、吃了他的肉、穿了他的皮是很残忍的事情。人是残忍的，牛也是不情愿的，也是委屈的，人与牛之间只能是残忍的奴役与利用，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种价值是血腥的，建立在牛没有这个自我奉献的意识之上。再说，大多的黑牛肉是带有毒性的，特别是妇女，没有人会愿意吃的，弄不好会给胎儿制造一个皮肤溃烂的疾病的，危害几代人。“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水田里写生，突然有只水牛从我身旁走过，我突然感到，我跟它其实一样。水牛耕作的是田地，大了被宰了，牛肉可以吃，皮可以制革，生前死后都在做贡献。而我老了，死了，该用什么报答人类呢，这部全集，我希望会让别人看来比吃一顿牛肉、穿一双皮靴更有意义，当然这是需要时间考验的。”吴冠中用这样一段话生动地表达了出全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