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政治表征——以“天安门”图示为例

天籁

来源：真艺术网 作者：蓝庆伟


     1952年，中央美术学院受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委托，开始了“开国大典”的创作，而在此之前，中宣部等组织的建党30周年的绘画展拉开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序幕。由于政治的原因，《开国大典》经历的修改次数远远超过其它画作，或许也正是政治这一只难以捉摸的手的原因，之后的革命历史题材画作中，与天安门相关的创作几乎销声匿迹，仅仅出现在民族大团结等政治歌颂类作品的背景中。不可否认，作为1949年后新政权象征的天安门早已不再是皇宫的一道门而已，而摇身一变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比如《天安门前》（孙滋溪，1964年，油画）象征的是新政权主人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以及民族的大团结。然而，1949年之后直到今天，人们似乎已不记得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

    直到今天，“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双百方针”等文艺思想仍在影响着艺术工作者。出生于同一时代——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艺术家们经历了“文革”、“恢复高考”和1989年政治风波，他们是大风大浪中的泳者，在前述政治思想的影响之外，现代主义思潮、改革浪潮对他们的内心造成的影响似乎更大。一路走来从闭塞到开放，从贫穷到富裕，这冰火两重天的经历让他们的内心更为复杂。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则幸福得多，虽然没有现在生活的充裕，但是他们从十几岁开始便真真切切体会着改革所带来的变化。1987年1月1日，作为开国大典所在地的天安门开始对公众开放，“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不再是影楼里虚幻的梦想，开放后的天安门也突然间不再是宣传画上“高、大、全”，“红、光、亮”的理想象征，精神的降格与物质的实在让更多的国人将天安门看作是一道“政治风景”，登上城楼站在国家领导人的“站位”上，公众有了自身的体会，那些低机位的拍摄角度造成的心理威慑荡然无存了，一切都像财富一样实实在在。“天安门”这三个字，在两代人的心中显然拥有着两种决然不同的语义。

    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艺术创作变得自由与自主，1992年之后的艺术市场更是给当代艺术打开了一条了持久的发展渠道。1989年初，在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被王广义谓之“寻找艺术存在理由”的三联油画《毛泽东》——被打上格子的毛泽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画面上的特殊符号在“理性地分析毛泽东的伟大和神圣之处。”而在普通观众那里，这幅添加了POP元素的作品引起了人们对“神化”的毛泽东的再思考。在创作完这件作品的第三年，王广义才有机会看到安迪?沃霍尔以毛泽东形象作材料的“特别像墙纸”的作品。2007年，岳敏君的作品《处决》重新面世，并在苏富比伦敦的拍卖中拍出高价，画面中的红墙显然是天安门的影射，岳敏君在采访中也承认该幅作品的灵感来源于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失落感和不满情绪，然而，艺术家在画面的处理上，除了引用天安门的政治表征之外，并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方面的表达。而在之后其他艺术家关于天安门的作品中，艺术家无不都关注天安门的政治影射！不仅如此，作为“毛时代”艺术模式最具代表作品的《开国大典》（董希文）在1998年被岳敏君采用90年代摄影媒体盛行的“反讽模仿”和名画改造的语言方式，完成了《开国大典》（岳敏君）的创作，或者是称作对《开国大典》的修改，画面上没有了我们所熟知的国家领导人，剩下的是那不变的历史场景。被相同手法重新创作的作品还有《毛主席去安源》、《你办事我放心》、《地道战》等。对政治题材作品的再“创作”所引发的政治影射及讽刺更加尖锐。2000年以后，中国的当代艺术迎来了市场的黄金时期，后起的艺术家们对未曾深刻体会过的政治影射是没有兴趣的，于是纷纷走上“自创作”的道路，在面对成功艺术家所确定的绘画风格面前，如何寻找且能找出唯一属于自己的艺术风貌成为了新一代艺术家面临的问题，“天安门”几乎不再走进他们的画面。“寻找艺术存在的理由”也已早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艺术早已不是问题也早已不需要理由。

    走向新世纪，人们不禁要问：当代艺术的政治表征结束了么？在重新建立标准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被前人所采用过的政治表征将会被扔进他们创作的历史垃圾桶。与之相反，在信息及思想极为开放的今天，物质化的生活满足了人作为动物性的种种需求，同时也将社会矛盾遮蔽起来，当代艺术所要反映的问题也沉在水面之下。当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末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政治表征时，不免发现它手法的粗糙——即使其历史价值仍不容错估。当代艺术的政治表征结束了么？其实当代艺术表征的新形式更为模糊复杂，新手法更加多样且细致，因此新的表征更为思想化，而新的条件则更为不可试错！当代艺术的政治表征远未消亡，或许它在静静的迎接下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