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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 【汪荣祖】谭嗣同狱中诗透露的戊戌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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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19 17:19: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汪荣祖


谭嗣同狱中诗透露的戊戌史事

    谭嗣同慷慨就义,从容赴死,震撼今昔,久已成为烈士的典型。他于临刑前,相传在狱中壁上题诗,曾登诸报端,日本人还将之写成乐谱,传诵海内外。梁启超后来将这首绝命诗七言绝句,录在《饮冰室诗话》中。诗曰: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狱壁题诗,犹如骊姬夜泣,谁见之?又谁录之?素疑康梁作伪的黄彰健,即指为伪作。然而史料有灵,文献有鬼,清史学者孔祥吉居然在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留庵日钞》中,发现谭诗之刑部抄本。该日钞作者正是刑部司员唐烜,于戊戌八月二十五日记下「谭逆嗣同」之诗云: 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 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唐烜虽未亲见壁上诗(谭诗也未必真的题在壁上),然在日钞中自谓闻之「同司朱君」。唐氏《戊戌记事八十韵》有云:「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似与日钞所言抵触。其实,歌诗据本事改造,为求艺术之美,无须尽合史事之真。与谭同系南所的杨深秀遗诗,确由狱卒在狱内抄出,而诗句之自注也说:「杨谭入狱均有诗。」唐烜显然于诗中将谭与杨的狱中诗,统而言之,未必如孔祥吉所说,混杨诗为谭诗。来历既明,又出自刑部,至少不能再说是康梁伪造。但是唐烜所录与梁启超诗话所记,个别字仍有异同。我们不能骤谓唐本是最权威的原本,因其虽最接近原产地,毕竟也是传抄本。唐既闻之朱君,乃闻后写下,仍不免会有误听或误记之个别字。梁本来源不明,然也有可能谭死前托狱卒带出,梁似无改动个别字的必要。再者,七绝一共只有二十八字,初见者很容易默记在胸,传抄本也就很可能凭记忆而来,个别字之差异就不足为奇。既不能起谭嗣同于地下而问之,只能视谭为诗人,就诗论诗,看那个版本较妥,较合谭之心意。 谭诗典故由来做旧诗多用典,第一句典出《后汉书》。张俭被人告发,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而遭讨捕,然张俭得以逃脱亡命,虽困迫,但遭人善待,即所谓「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原典如此,可知必是「投止」而非「投宿」。至于用典之意,取其形似,显以张俭暗指因党祸而得脱的变法主将康有为,而康等同志亡命海外也会被人敬重善待。若然,则必是思张俭,盖临刑犹怀念出亡之同志也。 第二句,我以为谭嗣同以杜根自况。杜根也是后汉人,少有志节,时人贵之,然永初元年( 公元一○七年),邓太后临朝,杜根认为汉安帝年已长,应该亲政,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杜根等人杀之,幸因执法者暗助,得遂诈死而逃脱。此典显以邓太后影射慈禧太后,以汉安帝影射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爆发,杨深秀亦曾不避艰危,诘问光绪被废之故,并请太后撤帘归政,上书直谏。古今事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求形似,目的要在借古讽今,谭嗣同自也不会寄望于杀而不死的幸运,然而人非木石,未尝没有想做杜根的复杂心理。孔祥吉认为「树根」未尝不通,因他在刑场照片中,见到刽子手砍头时,以大树根之剖面为刀俎,虽有见地,但其意境只是等死,殊不可取,更何况树根太俗,而杜根与张俭对应,恰到好处。论诗似应于佳处着想。 第三句仅一字之差,而意思全同,若从平仄声考量,「我」胜于「吾」,有的版本作「向天笑」,显然没有「仰天笑」有气概,但是从声调言,「天」字平声,而此第六字必须用仄声字,盖一、三、五可以不论,二、四、六该仄不能用平也。若作「仰首笑」,则谐矣。「我自横刀仰首笑」固然很好,还是不如仰天笑有气概,然而能诗的谭嗣同,早有《莽苍苍斋》诗集,可称风雅,难道连写一首绝句,都会出格吗?实在令人怀疑。 最后一句最关键,虽字句在各种版本都相同,但解读有异,尤其「两昆仑」到底指谁,众说纷纭。梁启超认为是指康有为与大刀王五(姓王名正谊),谭训聪指胡理臣与罗升,陶菊隐指大刀王五与通臂猿胡七,罗龙治指唐代的摩勒与谭嗣同自己,孔祥吉则据唐烜的提示,解昆仑为昆仑奴,因而谭之奴仆非王五与另一更亲密的仆从师中吉莫属。大刀王五乃江湖侠客,富传奇色彩,盼他救主,故被指认最多。然而谭嗣同临死慷慨言志,必有深远的期盼,他难道会寄望于江湖侠客来保皇,来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吗?会寄望于奴仆来振兴中华吗?事后也可证明,无论王五还是师中吉,皆不能起什么作用。再说,把巍巍昆仑比作昆仑奴,岂是诗人谭嗣同的胸襟? 我们猜测两昆仑何指时,须同时想想「去留肝胆」的意思。去留两字应令我们想到谭嗣同说过的一段豪语:「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去者当然就是行者,行者有康梁,仍以康有为居首,代表去者,领导保皇以及维新运动,而他自己代表留者,留者必死。愿意留下来就死,以鼓舞士气的谭嗣同之肝胆,当然要与出亡海外继续领导,以图将来的康有为之肝胆相照,如此生死肝胆相照,才突显其绝命诗之自负、激昂、期盼,以及可歌可泣!然则,两昆仑者,乃去者康有为,留者谭嗣同,正好是梁启超与罗龙治说法的去芜存菁。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说,此诗「念南海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觉得他不仅仅怀念康有为一人,而是以康为首的一批同志。这样解释才更符合谭嗣同的人格与思想。 我对谭诗的解读,虽与孔祥吉有异,但我们都应感谢孔祥吉,重新发现唐烜日钞,充分证实了狱中诗的真实性,确定了伪造说之无稽与异想天开。不仅此也,因唐烜日钞的发现,使我们对临刑时的实况,知道的更多。许多实况,稍纵即逝,幸赖目击者捕捉,残留一二,犹如雪泥鸿爪,特别珍贵。唐烜原有记事诗,然诗意含蓄,日钞记事正如诗之注释,大有秉烛照幽之效。 慷慨就义之戊戌六君子戊戌政变,六君子未经审讯就处斩,即在专制时代,也极为罕见。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久在刑部任职,熟悉刑法,故对「未讯而诛」,大感诧异。唐烜与刘光第曾在刑部同事,于戊戌八月十三日(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斩六君子之突然和仓促,有生动的描述,并于诗句中提到刘光第之抗辩:「刘子木讷人,忽发大声诘,何时定爰书?何人为告密?朝无来俊臣,安得反是实?」但是「抗辩语未终,君棣竟牵捶」,仍被带往法场处决。 行刑那日,天气晴朗,唐烜进入办公室后,有人报告,军机处派员来亲送文件,不知为了何事。当他上堂批公文时,见到刑部左侍郎赵舒翘很惊讶的样子,向同僚探听消息。忽然之间,秋审处的满汉提调上堂,要求其它各司人员出去。唐烜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没多久,就听到大门外的大声开道声,报称军机大臣刚毅驾到!以为是要会讯要犯,然而门外人声喧吵,令人感到疑惑和惊讶。正在此时,才知皇帝的谕旨已到,除了张荫桓与徐致靖二人另候谕旨外,其它六人,即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四个军机处章京,加上杨深秀与康广仁,立即处斩。至此,唐烜才知道,军机处派员亲送的文件就是杀此六人的谕旨,军机大臣刚毅就是监斩大臣。 将六君子绑赴刑场前,如临大敌。京师步军统领崇礼,已调集各营健卒,在刑部外面巡逻,从前门到顺治门一带,也派兵守护,以防不测。同时刑部传令,准备囚车与刽子手。于是满汉提调分别行动,到南所提出谭嗣同与二杨,到北所提出刘光第与林、康。北所三犯先绑出,等南所三犯到齐,一起带至提牢厅,跪听宣读上谕,完毕之后,即被送去法场斩首。六君子之中并无「命跪听旨,不可,遂就义」的情事;否则,唐烜必会记此异常之事。事实上,六君子,尤其是四章京,根本为光绪皇帝而死。现有史料可证实,他们推行新政不遗余力,甚至参与康梁密谋,以铲除保守势力;及密谋败露,为保护皇帝,也不遗余力。他们显然因属「帝党」而入狱。最后不经审判而处斩,看来也是为了皇帝,因为如果审判,必定会牵涉到皇帝,绝非慈禧太后所愿见,故不惜漠视制度,不审而斩。 唐烜并不赞同变法,与谭嗣同、林旭、康广仁,原不相识,与杨锐、杨深秀、刘光第也只是同年或同事的关系,但对六人之死难,极表同情,看到他们「相将赴西市,生死何决绝;扬扬如平常」,不禁「目送肠内热」。六个人「携手入黄泉,夕阳照碧血」,可知行刑正是黄昏时分。横尸法场之后,「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可知大刀王五收尸云云,乃小说家言。乔公者,孔祥吉已断定为乔树柟,与杨锐、刘光第皆四川老乡,谊属至交,关系密切。唐烜目睹六人之死,心情甚是黯淡,「仰见天上月,照人倍萧索;徒步归寓庐,入门忘饥渴」。他夜半梦中惊醒,仍不禁感叹!觉得人才难得,他们也许求治太急,论事过烈,然而从来未闻,皇帝的近臣会遭遇到这样的下场。他是刑部官员,最耿耿于怀的还是未经审判就行刑,以至于罪状不明,仅凭谗嫉,就取人性命。 唐烜对六人临死前的表情,也有所捕捉,殊为珍贵,否则如湖上之风,寒潭雁影,不复得见。平昔不爱讲话的刘光第,忽发抗议;杨锐与杨深秀默然无言,紧蹙额头;康广仁受乃兄牵连,「木立若松质」;二十四岁的林旭,含笑喃喃自语;唯有谭嗣同气势不降,「余怒冲冠发」,最为激越,表现出巍巍昆仑的气慨。谭于六君子之中无疑最具烈士性格;不过,现代人把他视为革命家,未免解释过度。他只是要冲决保守的罗网,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新政,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结果维新失败,他为变法而流血。如是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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