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点名胡适为“罪大恶极帮凶”?

文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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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这番话是胡适1948年在“行宪国大”期间讲的。何谓“行宪国大”？原来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1月25日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决定1947年 1月1日颁布，同年12月25日正式实施，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宪政”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在国际上树立“民主”形象，以争取更多的美援。1948年 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又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民大会”（简称“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完成中华民国政府之组织”。会议期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滑稽剧，而胡适在其中扮演了他生命史上最不光彩的角色。

　　蒋介石让胡适当总统

　　1948年3 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即“行宪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胡适出席。30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胡适任临时主席。当天早上，蒋介石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他考虑了很久，不愿当总统，但愿意担任行政院长。他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出面跟胡适洽商。下午3点，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要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但我实无此勇气！”

　　



　　
胡适


　　当天下午，胡适跟王世杰、周鲠生谈了3个多小时，仍没有自信。晚8时15分，王世杰前来听最后答覆，胡适终于表示接受，并补充说，蒋介石可以考虑更为适当的人选，如有阻力，可立即取消原议。他还说：“蒋总裁对我完全没有承诺的责任。”

　　王世杰把胡适的上述态度转告蒋介石。蒋说：“很好，我当召集中央执监会议，由我提出。”

　　然而，到了4月1日，胡适又有些迟疑，感到昨天的决定有些仓促，希望王世杰再向蒋介石表示：“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4月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约见胡适，正式表示他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当行政院长。他又虚假地说，或者由他当总统，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认为蒋介石的态度非常诚恳，令他感动，当即表示：“让蒋先生决定吧。”事后胡适得意地对曾担任他秘书的胡颂平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

　　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行宪国大”期间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的产生方式。蒋介石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演说词，声明他绝不竞选总统，并提议由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个条件。据胡适当天日记记载，这五个条件是：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胡适说，蒋介石在会上始终没有说出这位候选人的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说的就是胡适。

　　蒋介石为什么想把总统的交椅让给胡适呢？

　　根据当时宪法的第39条及第43条规定：“ 总统依法宣布戒严，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及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依严重情况发布紧急命令后，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这就是说，总统行使权力必须受到立法院的约束，这当然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据王世杰1948年2月10日日记记载：“蒋先生往庐山休息。临行前蒋先生语岳军（指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张群），谓彼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如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在蒋先生考虑之中。”可见蒋介石需要的是不受宪法限制的充分权力，他假借不当总统来扩张总统的实权完全是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前的预谋。

　　在4月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总统候选人的会议上，张群忠实贯彻了蒋介石庐山谈话的精神。他直言不讳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当天下午，中常会通过了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的建议，蒋介石于是欣然接受担任总统候选人。

　　4月5日午饭后，蒋介石让王世杰将国民党中常委临时全体会议的情况通报胡适。蒋说，如果他仍然拒绝为总统候选人，一定会有别人出来竞选总统，那结果必定很坏。这样，蒋介石就取消了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原议。胡适顺水推舟，跟吴稚辉、于右任、张伯苓等200 余人联名提议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

　　不知是否跟被取消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关，胡适此后生了3天病。4月8日晚8时，蒋介石请胡适到他的官邸吃晚饭表示慰抚，除宋美龄之外没有其他客人。蒋特意向胡适致歉，说他做了一生中对人最抱歉的一件事。他虚情假意地说，提名胡适竞选总统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决策行不通。胡适对蒋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蒋介石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另行组织政党。胡适说：“我不配组党，但建议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同年4月15日，由国大代表、东北元老莫德惠领衔，771名国大代表联名提出了一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明文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议决，为紧急处置，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就是这个“临时条款”，赋予了蒋介石为所欲为的权力，他先后连任了5届“总统”，而台湾的“戒严”更长达40年。对这份“后果很严重”的提案，率先呼应的就是胡适。

　　4月19日，“行宪国大”进行国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作为蒋介石陪衬的总统竞选人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天出席代表2734名，蒋获2430票，得票率为88.9%；居正获269票，得票率为9.8%。这样蒋介石就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位“总统”于1948年5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之后，只在中国大陆执政了8个月。面对中共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在美国政府也希望蒋介石下台，转而支持李宗仁的情况下，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只得于1949年1月 21日上午10时黯然“引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蒋介石在“行宪国大”上一度想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除了出于“以退为进 ” 的谋略之外，还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美国为了称霸全球，一直在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国民党于1946年召开的“制宪国大”就是在美国的竭力推动下召开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与，美国表示非常失望。美国政府既希望蒋介石按美国的自由民主模式制定宪法，也希望这位独裁者改革人事制度。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蒋介石建议：一是在除行政院以外的政府机构中普遍地增补非国民党员；二是注重行政院的内部调整；三是短时期内集中实权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司徒雷登希望蒋介石按照美国的意图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大量吸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开明的无党派人士组成政治核心。在美国看来，胡适就是最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治人物。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暗示：胡适是有利于拯救国民党颓势的总统人选。“行宪国大”召开期间，正值美国国会通过了以 4.63亿美元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的“援华法案”。蒋介石为了获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不能不表面上应付一下美国。

　　胡适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危机深重，美国政府逐渐将希望寄托于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认为他们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认为曾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是“思想境界高尚的爱国者”，与对日本姑息迁就的蒋介石有所不同。1946年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又向美国国务院递交报告，说“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而“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有了美国官方认可，李宗仁的底气倍增。1948年1月8日，李宗仁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前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竞选意向。胡适很了解司徒雷登及美国驻华使馆的意图，立即于1月11日写信给李宗仁表示支持——

　　德邻先生：

　　前天看报上记的先生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意，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与此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匆匆敬祝双安。

　　胡适敬上

　　三十七，一，十一早

　　收信后，李宗仁复信表示感谢，并动员胡适也参加“大总统竞选”：

　　适之先生：

　　接到来信，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 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敬祝大安

　　李宗仁 一月十四日

　　然而，蒋介石最不愿意李宗仁在政坛上得势。因为李是桂系首领，属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早在1927年，桂系就曾联合其他反蒋派系逼蒋介石下野。 1929年，又爆发了真枪实弹的蒋桂战争。1930年和1936年，桂系还先后联合冯玉祥、阎锡山以及陈济棠共同反蒋。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桂系才貌合神离地皈依“蒋记中央”。所以，蒋介石口头上表示对李宗仁毫无成见，国民党员均可公开竞选，暗中却采用了多种手法，动员了多方面力量迫使李宗仁放弃竞选。蒋介石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让张群召集于右任、居正、程潜、吴忠信、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和李宗仁等人开会，由吴稚辉出面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宣布副总统竞选由国民党内部提名，以统一全党意志，避免党内磨擦。但李宗仁严词反对，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赞同李宗仁的意见。会议的决定，是由张群出面把不同观点反馈给蒋介石。接着，蒋介石亲自出马，逼李退选。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记录了蒋、李之间一场剑拔弩张的对话：

　　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先生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在这场不欢而散的谈话之后，蒋介石一方面召集黄埔系和CC系的心腹聚会，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恰如一把匕首插到他心中，要求效忠他的人帮他拔出这柄匕首；另一方面，蒋又派宋美龄出面劝孙科竞选副总统。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又是广东人，既有影响，又可从李宗仁手里争得部分西南地区的选票。孙科时任握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不愿争副总统的虚位，颇为犹豫。蒋只好亲自出马劝驾，不但允许他胜出之后仍兼立法院院长，而且承担其全部竞选费用。这样孙科就不再坚持了。此后，陆续参加副总统竞选的还有程潜、莫德惠、于右任、徐傅霖，一共6人。

　　4月23日，“行宪国大”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 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由于无人票数过半，后3名被淘汰，前3名进入第二轮选举。4月 24日再选，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945 票，程潜616票，又均未获半数票，未能通过。当天，蒋介石示意程潜退选，劝说其支持者将票投给孙科。同时，与会的粤籍将领率领大批代表捣毁了攻击孙科的南京《救国日报》。当晚，黄绍竑建议李宗仁采取“以退为进”策略自动退选；孙科、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

　　4月25日，程潜跟李宗仁采取同一步调，在南京各报发表弃选声明，并揭露国民党最高当局破坏民主，操纵选举，舆论一时大哗。孙科迫于压力，也只好于4月26日退出竞选。这一招果然奏效。蒋介石为避免“行宪国大”的选举流产，只好派人动员李宗仁等人继续参选。当天，由蒋介石授意，大会主席团推举胡适、于斌、曾宝荪，陈启天、孙亚夫5人为代表，对李宗仁等3人进行劝慰。结果李宗仁表示：“放弃竞选系个人权利，而是否接受余之放弃系大会之权。”孙科表示“唯大会决定是从”。程潜表示：“对于副总统竞选事，已决定接受大会之解决办法，在不影响党的团结，不增加行宪困难，有利于诸选举人之谅解的大前提下，个人不再坚持己见。”

　　4月28日，胡适担任主席，第三次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当天与会代表共3045人，竞选者仍无人得票超过半数。程潜由于得票太少，依法退出。

　　4月29日上午9时，大会第四次选举副总统。蒋介石在官邸屏息静听电台直播选举情形。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击败了仅得1295票的孙科，成为第一届副总统。消息播出，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一脚踢翻了收音机，立即备车外出：先从官邸驶向中山陵，未入陵园即返回官邸；再开向陵园，又调头驶往汤山。

　　5月1日上午，胡适、于斌、周钟岳、吴稚辉作为大会代表，迎接总统、副总统莅会接受当选证书。黑幕重重、丑闻不断的“行宪国大”历时44天终于闭幕。当天，毛泽东在致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信中，宣布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仅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蒋介石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出任总统后，接下来的工作是组阁，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色行政院长的人选。对这一职位的争夺相对激烈。蒋介石最早相中的是张群，但5月21日立法委员投票时，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只好尴尬地辞职离开南京。何应钦知道这种结果有悖蒋介石的意愿，知难而退，于5月23日发表谈话，谢绝行政院长提名。5月24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提出“统（一）字第一号”咨文，送交立法院，提名前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字咏霓）任行政院院长，获立法院通过。胡适跟翁文灏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却不同意这一任命。他说：“总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翁上任后，面临国统区通货膨涨，物价狂涨（大米卖到了每斤36万元，玉米面每斤17万元），为了力挽颓局，翁文灏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用以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并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外币，结果造成了新的通货膨胀，迫使他11月2日在立法院召开的质询会上承认币制改革失败。胡适的判断不幸而言中。当陶希圣把胡适对翁文灏的评价告诉蒋介石之后，蒋表示：“好了，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委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说完，蒋立即交代空军武官夏功权为陶希圣安排军用飞机，从南京飞往北平。陶希圣晚10点才抵达下榻的北京饭店，匆匆用餐后，又急速赶到东厂胡同的胡适寓所。不料胡适见他后即说：“你来的任务我已经知道了。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又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这部宪法，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我如果做总统，就提名蒋先生为行政院长，造成一部内阁制的宪法。”胡适还再三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蒋先生站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于11月26日接任了行政院院长之职。

　　胡适成了“罪大恶极的帮凶”

　　应该说，胡适在这次“行宪国大”上的种种表现，相当滑稽而拙劣，玷污了他素以爱惜羽毛自诩的学者的清白。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什么反映呢？

　　首先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胡适的统战态度——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了1956 年。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上，提出“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的设想。1948年11月，有关领导部门曾指示北平地下党做胡适的工作，争取他能够留下。汪子嵩、王汉斌对此已提供了回忆。胡适通过共产党电台的广播宣传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一笑置之，说：“他们会用我吗？”

　　另一方面，鉴于胡适于1948年12月16日被蒋介石派飞机接往南京，中共权威人士曾考虑是否将胡适列入战犯名单。据党史研究大家龚育之查证：1948 年12月25日，新华社宣布了43个头等战犯名单，其中并无胡适。但1949年1月20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贺淮海战役胜利电文中指出：“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可知中共中央至少已将胡适划入了“罪大恶极的帮凶”范畴。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电称：国统区人民讨论战犯名单时，许多学生和教授认为必须包括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到了后来，帝国主义及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毛泽东提到的“极少数人”中的第一个就是胡适。

　　如果站在政治斗争的立场，毛泽东的上述评价并不过分，因为胡适不仅在“行宪国大“上带头支持莫德惠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戡乱”，就是消灭共产党）；而且，1948年 12月16日他还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长谈，含泪进言，试图说服美国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他支持蒋介石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的立场，并表示自己“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胡适万万没有料想到，12年后，他也吃了“戡乱”条例的苦头。他在《自由中国》杂志的朋友被扣上了“涉嫌叛乱”的罪名，有的竟锒铛入狱。此为后话。

（来源：《百年潮》 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