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序》亦云:“诗者、持也,持其情性,使不暴去”;“暴去”者,“淫”、“伤”、“乱”、“愆”之谓,过度不中节也。夫“长歌当哭”,而歌非哭也,哭者情感之天然发泄,而歌者情感之艺术表现也。“发”而能“止”,“之”而能“持”,则抒情通乎造艺,而非徒以宣泄为快有如西人所嘲“灵魂之便溺”(seelisch auf die Toilene gehen)矣。[56]的确,西方自维柯始,诗之(古典)理性主义理论便被抛弃,进而被想象、激情和感觉所取代,[57]重构了诗之创造意义及其主体性。[58]自此,“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59]如保尔·艾吕雅(Paul Eluard)所说的:“真正的诗歌存在于一切不趋附于道德的事物之中,而道德,考虑到它的规范和威信,除了给我们提供银行、兵营、监狱、教堂和妓院之外,别无是处。真正的诗歌存在于一切事物,将人从面如死神的可怕理想中解救出来。”[60]当然,与政治伦理对立起来,并不意味着其不政治、不伦理,事实上,其同样是一种政治或伦理。[61]此如陈寅恪在论及魏晋清谈之风时所强调的,当时重要的实际上是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之说一点,而此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62]也就是说,避世本身实则是更入世之表现,去政治即更政治。
诚如力图重启古今之争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针对科耶夫所谓的“普世无差异的国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所谓的:
这样一种“普世无差异的国家”是可欲的吗?这样一种结果难道不是必然会导致尼采早就预言的所谓“报废的人”(the last man)吗?因为这样一种“普世无差异的国家”无非意味着人世间以后将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没有聪明与愚蠢之分、没有优美与丑恶之分、没有深刻与肤浅之分、没有高雅与庸俗之分,没有好诗与坏诗之分、没有经典著作与垃圾作品之分。一切都是拉平的、平等的,因此最通俗、最流行、最大众化的就是最好的,因为这样最民主、最平等、最政治正确。[105]
在杭席耶(Jacques Ranciere)看来,这样一种新的伦理体系和视觉政体的形成实际上取决于一种“感性的分配政体(regim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关涉的是如何“处理此感性结构与美学政体的问题”。他说,“我们透过感官所认知不证自明的事实,或是辨识相同与区分事物之内的相对位置与功能,都涉及到了原先被架构的感受性体系,也牵连到了共享与排除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形象的好恶,甚至对于形象产生出自发的身体性厌斥,表面上是美学或是伦理的问题,其实涉及到了更为根本的感受性体系。”而“决定此感受性体系的最高点,时常是依据该社群所共享的习惯性关系结构,也就是人们的伦常习性,或是杭席耶所说的社群习性逻辑(the logic of ethos)的问题。影像与社群习性逻辑之间的关系,就是杭席耶所说的影像的伦理政体(ethical regime of images)之问题”。[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