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佛:仓央嘉错--其人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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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佛:仓央嘉错--其人其诗
佚名

6六世达赖仓央嘉错（一六八三――一七四五）（？），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出生在门隅拉沃宇松地方，从小资质灵敏，曾拜五世班禅为师，落发受戒，取法名为罗桑仁青仓央嘉错。后被迎至布达拉宫，在著名学者桑杰嘉错的直接培养下，学习天文历算、医学及文学等，对诗的造诣很深。二十五岁时，作为上层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牺牲品的仓央嘉错，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先后周游了青海、甘肃、蒙古、四川、卫藏、印度、尼泊尔等地。曾当过乞丐，送过尸体，生活极为艰苦。由于接触过广大的人民群众，有丰富的生活实践，从而写出了优美动人的《仓央嘉错情歌》。一说仓央嘉错被解往北京途中遭害，所写作品为二十五岁以前的东西。  

《仓洋嘉措情歌》  
白洋嘉措（1683—1706）是藏族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所写的诗歌驰名中外，不但在藏族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在藏族人民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诗坛上也是引人注目的一朵奇花异葩，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藏文原著有的以手抄本问世，有的以木刻版印出，有的以口头形式流传。足见藏族人民喜爱之深；汉文译本公开发表和出版者至少有十种，或用整齐的五言或七言，或用生动活泼的自由诗，受到国内各族人民的欢迎；英文译本于1980年出版，于道泉教授于藏文原诗下注以汉意，又译为汉文和英文。汉译文字斟句酌、精心推敲，忠实准确并保持原诗风姿，再加上赵元任博士的国际音标注音，树立了科学地记录整理和翻译藏族文学作品的典范。仓洋嘉措在藏族诗歌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开创了新的诗风，永远值得纪念和尊敬。  

一、书名和版本  
《仓洋嘉措情歌》（以下简称《情歌》），按藏文原书名应译为《仓洋嘉措诗歌》。因其内容多属爱情之作，所以一般都泽成“情歌”了。有人把它解释成宗教诗，还有人解释为政治诗。  

《情歌》，一般都认定是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所作。但是，也有人认为不是仓洋嘉措所作，而是别有用心的人为陷害他而伪造的。还有人认为，情歌不一定全是仓洋嘉措的作品，有些可能是仓洋嘉措所写，有些则可能是采录的民歌。对此，目前尚无充分的材料可兹考证。这里我们按藏族的一般说法，认为它是仓洋嘉措的作品。  

据目前所知，集录成册的《情歌》，有拉萨梵式木刻本五十七首，于道泉教授藏、汉 英对照本六十二首，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六十六首，青海民族出版社本七十四首，还有一本四百四十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一千多首，但没见到过。看来还是以七十首左右较为可信。  

二、作者生平  
仓洋嘉措，生于西藏南部门域地区纳卧宇松地方的邬坚岭。父亲扎喜丹增，母亲才旺拉莫，是世代信奉宁玛派佛教的家庭。仓洋嘉措出生时，恰逢五世达赖脱缁不久，西藏地区政治斗争的形势错综复杂，他从小就被当时西藏地方的执政者桑吉嘉措指认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697年，仓洋嘉措十五岁，在朗卡子县，以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师剃发受戒，取法名罗桑仁钦仓洋嘉措。同年，于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成为六世达赖喇嘛。在此之前，仓洋嘉措都是生活在民间，过着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的生活。虽然家中世代信奉宁玛派（或称红教）佛教，但这派教规并不禁止僧徒娶妻生子。再如当时藏族民间的爱情生活比较自由，所以，使白洋嘉措形成了爱情方面的自由思想。但是，后来他被指认为达赖喇嘛，而达赖所属格鲁派（或称黄教）佛教则严禁僧徒结婚成家、接近妇女。何况身为达赖喇嘛，就更要以身作则了。这便和他原来的思想认识产生了矛盾，使他难于接受这种极端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因此，他不顾来自各方的责难，冲破重重阻碍，变装易名，经常于深夜前往拉萨城中，混迹于“茶坊酒肆”，做出了许多违反教规的“风流韵事”。而这些事情，恰恰被对立面所利用，使年轻的仓洋嘉措成为西藏地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706年在被钦使迎往北京的途中，逝世于青海湖滨。  

关于仓洋嘉措的最后结局，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种传说讲：仓洋嘉措带着手铐脚镣随钦使走到青海扎西期地方时，即以神通脱身，往五台山山洞中修法。一天，忽然来了一位姑娘，送他一幅观音画像。他把像挂在壁上，便念“安像咒”，这时姑娘忽然离地而起，冉冉走人像中，那像随即说道：“不必再念，我已到像中来了！”他才醒悟姑娘即是观音化身。因此，那幅画像被称为“说过话的像”，他修法的山洞被称为“观音洞”。后来，他从五台山到了蒙古阿拉善旗，给一户人一家放羊，有许多羊被狼吃了，主人对他大加申斥，他便去把吃拗狼找来，对主人说：“羊是它们吃的，请向它们理论吧！”主人大奇，才知他是有来历的人。另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记有：“十三世达赖到五台山朝佛时，曾亲去仓洋嘉措闭关静修的寺庙参观”等文字；还有说他被软禁在五台山的。说明去五台山之说颇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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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洋嘉措未死于赴京途中的说法，以蒙古喇嘛阿旺多吉所著《仓洋嘉措秘史》最为详尽。《秘史》中讲：仓洋嘉措被钦使解至青海的堆如错纳时，皇帝圣旨到，斥钦使办事不周说：“尔等将大师迎至内地，安置何处？如何供养？”因之钦使惧罪，乃暗放仓洋嘉措子身过去。之后，仓洋嘉措经安多、康区，前往四川峨眉山，受到寺中僧众热情款待。然后返回藏区，经理塘、巴塘而到拉萨。又往山南朝拜桑耶、昌珠等寺庙。不料为拉藏汗所知，派人捉获，于解往拉萨途中脱逃，乃远游尼泊尔和印度，复经聂拉木、定日、门域、工布、塔布返回拉萨。被人认出，因此存身不住，乃远走高飞。先后巡游于青海、蒙古等地。1717年，游历北京，半年后返回蒙古阿拉善旗，以此为驻锡地而活动于蒙古、青海一带。1746年圆寂，终年六十四岁。  
据此看来，关于仓洋嘉措的后半生，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三、思想内容  
对于《情歌》的思想性，我们必须结合仓洋嘉措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和他的特殊身份，来加以分析认识。前面说到，按照格鲁派的规定，僧人是要严格遵守禁欲主义戒律的。何况身为宗教最高领袖的达赖喇嘛，则更应为众增之表率。但是；仓洋嘉措不但不做表率，反而偏偏以这种独特而显赫的身份，做出了不少“风流韵事”，写下了情意缠绵的《情歌》，向佛教的清规戒律进行了大胆的挑战，这件事本身，从宁玛派的观点来看，虽然无足怪异。但是，对于当时以严守戒律为标榜的格鲁派以及整个佛教的出世思想来讲，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持挑战，因此它但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他在情歌中写道：  

“若随美丽姑娘心，  
今生便无学佛份，  
若到深山去修行，  
又负姑娘一片情。”  
（译自青海省民族出版社藏汉对照《仓洋嘉措情歌》第24首）  

这首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出家修佛，还是在家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执著的追求，还是舍弃今生去寻求那虚无缥缈的来生幸福？这个问题，在每个僧人面前摆着，在每个僧人心中想着。在广大僧徒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深刻内容的矛盾问题。这种矛盾，是那么不可调和，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每具僧人都不得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旧时代的西藏，在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统治下，人们是没有人身自由和信仰由自的。一家若有两个男孩，便要送一个去当僧人；若有三个，但要送两个去出家。所以，这里完全抹杀了信仰自由，剥夺了自己选择的权利。在这点上，仓洋嘉措和广大僧徒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对于行动的桎梏，并不等于扼杀了思想。失掉爱情的自由，仓洋嘉措是不甘心的。所心在《情歌》中又唱出了如下的歌：  

“我观修的喇嘛的脸面，  
却不能在心中显现；  
没观修的情人容颜，  
却在心中明朗地映见。”  

在佛教观念中，“佛、法、僧”被称为“三宝”。就是说佛、教义和僧人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信徒都要诫崇奉，绝不允许有丝毫不敬，更不用说亵渎了。其中特别是向自己传授佛法经典的喇嘛，那是引导自己进入教门、指引走向解脱道路的亲教师，是佛的代言人。对之就更要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并要在修法中，时时加以观修，否则就是大逆不到，罪恶难容。但是，在这首诗中，仓洋嘉措却把教导自己修习佛法的喇嘛与佛教严禁接触的“情人”相提并论。而且还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特意观修的喇嘛，在心中不见影象，而没有观修的情人，却占据了自己的心田。这就充分说明诗人对于佛法和喇嘛是淡然视之，而对于人世生活却是热烈追求。  

像这样内容的诗，《情歌》中有七、八首。这些诗，不但否定了佛教的出世思想，而且对于强迫出家、把出家做为差役摊派给农奴的政教合一制度，给了有力的抨击。它表达了广大僧徒的心声，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制度的不满和对非理性的佛教禁欲主义的批判，使这些诗歌具有深刻的议会意义。这便是《情歌》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在民间，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根本原因。更何况诗人还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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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草上霜冻，  
再加使者寒风，  
当然就是他俩，  
拆散花儿蜜蜂！”  
（同书第8首）  

这首诗通篇用比喻，生动形象，有力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一切破坏爱情的“霜冻”和“寒风”，其社会意义便更加普遍了。  
在《情歌》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对于坚贞爱情的追求和赞美的诗，如：  

“心中热烈地爱恋，  
问伊能否作侣伴？  
答道：除非死别，  
活着便决不离散！”  
（同书第23首）  
“盖的黑色印章，  
不会把话来讲，  
请将信义小印，  
嵌在各自心上”  
〔同书第14首）  
“写的黑色小字，  
已被雨水冲去；  
未画的心的图画，  
要擦也擦不掉它！”  
（同书第13首）  

《情歌》中还有不少诗章，描绘了整个爱情生活中各种复杂曲折的情景和微妙多变的心理状态，也都真实、细腻，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如描绘初恋的：  

“在那众人之中，  
莫露我俩真情，  
你若心中有意，  
请用眉眼传递！”  
（同书第71首）  
表达爱情欢乐的如：  

“杜鹃来自门地，  
带来春的气息；  
我和情人相会，  
身心无限欢喜。”  
（同书第46首）  
抒发想念之情的如：  
“第一最好不见，  
免得彼此相恋；  
第二最好不识，  
免得彼此相思。”  
（同书第66首）  
反映不安心情的如：  
“虽然肌肤相亲，  
却不知情人真心；  
不如地上画图，  
能算准天上星辰。”  
（同书第49首）  

这首诗细腻地反映了男女相交过程中，摸不准对方真情时的忐忑不安心情。  
以上所举《情歌》中表述的在爱情生活中所感受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所品尝的酸甜苦辣的滋味，是在一般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中都会出现的。这也使诗人和广大群众在感情上有了相通之处。  

对于仓洋嘉措，西藏的两股政治势力，从不同的方向，对他施加着强大的压力。扶立仓洋嘉措为达赖喇嘛的触者桑吉嘉措，告诫他要烙守清规，不犯戒律，潜心读经。这在《桑吉嘉措传 和《仓洋嘉措秘史》中都有明自记述。这显然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不给对方以口实。另一方是拉藏汗，则借仓洋嘉措的“荒唐行为”，极力进行攻击，说桑吉嘉措所立的不是真达赖。总之，各方的非难和攻击，一齐落到仓洋嘉措的头上。对此，诗人并没有屈服。他一方面向他的亲教师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表示情愿交出“达赖喇嘛”这顶桂冠；另一方面，还用自己的诗歌作出了响亮而有力的回答：  

“人们说我闲话，  
自认说得不差，  
少年我的脚印，  
进了女店主家。”  
（同书第61首）  

这和另一首：“老狗长满毛须，心比人还伶俐。奠说我曾夜出，莫说破晓才归！”比起来，后者显然是初期写的，表露了诗人生怕自己的行为被别人知道的惴惴不安心情。而前者则是诗人对自己的行为直认不讳，同时对那些责难给以强力的反驳：  

“莫说仓洋嘉措，  
去把情人寻找。  
恰似己所觅求，  
他人同样需要！”  
（同书第67首）  

不但如此，诗人还横下一条心，大声对他们宣告：  
“背后的凶恶龙魔，  
无所谓怕与不怕，  
前面的香甜苹果，  
我一定要摘到它！”  
（同书第65首）  

这首诗显示了诗人要冲破一切清规戒律，不顾一切攻击和责难，而去追求爱情，热爱人生的坚强意志和刚毅决心。  
凡此种种，对当时的西藏上层社会，特别是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界来说，犹如发聋振聩的晴天霹雳，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和打击。因之对仓洋嘉措加以责难。不过，这种违反教规的行为显然只是一个导火线，更为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所以，他们抓住仓洋嘉措的生活表现，借题发挥，罗织罪名，上告中央皇廷，实际上是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便更鲜明地显示出《情歌》的进步性和巨大的社会意义。  

四、艺术成就  
《情歌》不但有积极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也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在格律结构上，《情歌》采取了“谐体”（四句六言体）民歌的形式，除个别六旬、八句外。基本上都是每首四句，每句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音节三顿的民歌格律。节奏响亮，琅琅上口，还可以民歌曲调吟唱，极富于音乐美感。《情歌》寓情于喻，多取比兴；直抒胸怀，采用白描的手法，自然而流畅，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民歌风韵。《情歌》用比的艺术手段也多种多样。有通篇比喻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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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爱上小鸟，  
小鸟爱上柳树，  
只要双双相爱，  
鹞鹰无法破坏！”  
（同书第62首）  

诗中以小鸟栖息杨柳的常见自然景象比喻男女的相爱；以鹰鹞与鸟雀的敌对关系，比喻破坏者及其凶恶本性，都是非常贴切而又富于生活气息的。还有前两句比兴，后两句写实的，如：  

“烈马逃到山上，  
可用套索捉捕。  
情人一旦反目，  
法力也难捉住！”  
（同书第37首）  

前两句以不驯的劣马比后两句中反目的情人，可谓就近取比，颇具民族特色。  
《情歌》中还有不少诗章采取直抒胸怀的白描手法。如：  

一个把帽子戴在头，  
一个把辫子从背后，  
一个说请你慢慢走，  
一个说请把步地留，  
一个说心儿莫难受，  
一个说很快会聚首。”  
（同书第56首）  
戴帽、甩辫的动作，本来极为平常，但诗人写人诗中，却显得那么真切、细腻，给人以动的画面；几句对话，也似平淡无奇。但一片恋恋难舍深情，却就寄寓在平淡之中；分别相送也是常事，可是，一旦注人了爱情美酒，那情景也就使人格外陶醉了。短短六句诗，写动作，男女分明；写对话，言短意长。景中有情，诗中有画，成为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绝妙惜别素描。不是诗人热爱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哪能达到这般高超的境界！  
《情歌》的一些诗章，还巧妙地使用了对比的手法。如：  

“我到喇嘛跟前，  
请把心路指点。  
无奈心儿难收，  
跑到情人那边。”  
（同书第17首）  

这首诗把情人和喇嘛、爱情和佛法这两对尖锐矛盾着的事物相对比，而以心儿的选择做为对比的杠杆，把客观事物的美丑、主观感情的爱憎以及诗人的取舍，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相对比，形象格外鲜明，感受更加强烈，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效果。  
《情歌》中有的诗在构思和意境方面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如：  

“天空洁白仙鹤，  
请把双翅惜我，  
不到远处去飞，  
只到理塘就回！”  
（同书第57首）  

这首诗显露了诗人驰神逞想，纵意凌空，超脱浪漫的气质。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急欲冲出牢笼获取自由的愿望，使人读之心旷神怡，一向为群众所喜传爱唱。解放后，群众还借此格律新创了一首“天空洁白仙鹤，请把双翅借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北京就回！”的脍炙人口的新民歌。  

诗人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朴素无华，活泼生动，清新明快，平易通俗，多是群众语言。这也是他的诗歌能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知道诗歌出处的人，只把它当做一般民歌来唱。由此可见《情歌》在语言艺术和思想感情方面“群众化”的程度。特别在当时，上层文人多受“年阿”诗体的影响，崇尚典雅深奥、讲求词藻堆砌、鄙视“俗词俚语”之风盛行之际，诗人却以达赖喇嘛至高的身份，坚持将群众语言写入诗篇，独树一帜，一新当时文坛耳目，更觉难能可贵。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他总是要向民歌学习，并从中汲取多方面的营养以充实自己的。从十一世纪的米拉日巴和十二世纪的贡噶坚赞的诗作看，也都无不如此。  

综上所述，《仓洋嘉措情歌》称得上思想内容积极健康，一扫封建文人凡有著作必有宗教内容的习气。艺术上有独到的成就，玉润珠圆，唾吐自然，富于民歌风韵，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美诗篇，在藏族作家诗中独放异彩，成为藏族文学和祖国文艺百花园中一株绚丽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