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及其文化渊源 （ 萧晓阳 ）

文潮

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及其文化渊源
       萧晓阳            


    论文摘要：船山诗学崇尚真情，对汉魏六朝诗歌中的质朴自然之情加以推崇，呈现出汉魏六朝祈向。这一祈向体现了崇尚悲美与自然的精神，是楚歌中悲情的传承，对清代文学特别是道咸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船山诗学是船山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迄今为止，研究船山诗学的论著已经不少，但是很多论者对于船山的诗学祈向却避而不谈；纵使提及，观点也不尽同。尤其是对于船山诗学思想是否保守这一问题，许多人得出了完全肯定的结论。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本文即对船山诗学的祈向作一个考察，并试图追溯船山诗学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 　　
    在众多的论述之中，笔者认为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的观点：“王夫之诗学体现的是汉魏六朝审美精神，不是唐诗精神”比较接近船山诗学的实际情况。张氏在文中又说：“王夫之的审美观有其独特性，但具有浓厚的保守性。”①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总结，船山哲学在当时的进步性已经为世所公认，作为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船山诗学是否倾向于保守？下面即对此作具体论述。 　　 　
　  一、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 　　 　　
张氏《清代诗学研究》认定了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但语焉不详，这种看法是否合乎船山诗论的实际？船山诗论酣畅淋漓、充满激情，这种语言本身是诗性的。这种表达方式与宋人崇尚理性的倾向不同，近于汉魏尚气之风，正是汉魏祈向的体现。这一点还须用船山说诗与选诗来加以证实。船山诗学的汉魏祈向在其诗论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船山在诗论中推崇汉魏五言古诗。 　　船山以为五言古诗形式特别重要，这一观点贯穿于《古诗评选》的诗歌评述中。《姜斋诗话》在论述五言古诗时则直言：“不能作五言古诗，不足入《风》、《雅》之室。”文人五言与乐府诗歌都受到了推崇。船山对汉代文人五言古诗，特别是《古诗十九首》评价甚高，《古诗评选》论《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时言：“《十九首》该情一切，群怨俱宜。”在评述汉代乐府时，将它与《诗经》相提并论：“必谓汉人乐府不及《三百篇》，亦纸窗眼孔耳。”船山给予汉代乐府以崇高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汉乐府于自然中见性情，另一方面，其音乐性也与《诗经》接近。论及七言诗，则推尊鲍照：“明远乐府，自是七言至极。”鲍照拟汉乐府之作，仍可推源至于汉魏。船山认为汉魏诗歌上达《诗经》，下及唐代，是古典诗歌发展的桥梁。《姜斋诗话》称：“汉魏以还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近译三唐。……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释经之儒，不证合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罝。“对于诗经的看法，下面再谈，至于汉魏诗歌的重要性，在此已经体现出来了。船山推崇汉魏诗歌其实就是推崇从《诗经》到汉魏六朝的诗歌精神。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发展有一条主线，即以性情为主，而不是以诗法取胜，将诗中的情感视为诗歌的灵魂。 　
  　其次，对宋诗及开宋派的唐诗的批评从反面证明了船山诗论的汉魏六朝祈向。船山对宋人之诗很不以为然，并由此论及唐诗之失。《姜斋诗话》曰：“李白胸中浩渺之致，汉人皆有之。……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为苏子瞻，萎花败叶，随流而漾，胸次局促，乱节狂兴，所必然也。”船山言李白之胸襟，汉人已有，而白居易则平庸无此气势，至于宋代的苏轼则为乱节狂兴。以上论及胸襟，而堆砌以显其能也是宋人的疵病：“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好填砌无论是堆积词藻还是好用典故都是忽视诗中情感的体现。船山论及唐宋八大家时对宋人好辩的习气表达了不满的情绪：“学苏明允，猖狂谲躁，如健讼人强辞夺理。学曾子固，如听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紧话，扳今掉古，牵曳不休，令人不耐。学王介甫，如拙子弟效官腔，转折烦难，而精神不属。八家中唯欧阳永叔无此三病，而无能学之者。”被人们所称道的苏氏父子、黄庭坚等人在船山看来诗文好议论、好堆砌，无胸襟，宋人之诗在总体上被看作“恶诗”，船山选诗不及宋诗决非偶然②。
　　船山非议宋诗而及于唐。因为宋代诗歌中好议论、好用典、乏胸襟的缺点与唐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诗也受到了批评。船山评高启《凉州词》时说：“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反对刻意为诗，以为大历以后的诗歌都没有领会诗歌的精神：“知古诗歌行、近体之相为一贯者，大历以还七百余年，其人邈绝。”不仅如此，前期诗人也有背离诗歌精神的，《姜斋诗话》批评孟浩然“以‘舟楫’、‘垂钓’钩锁合题，却自全无干涉。”并引用李攀龙的说法立论：“李于鳞谓唐无五言古诗，言亦近是；无即不无，但百不得一二而已。”以为具有汉魏情怀的古诗在唐代已渐渐消解。在船山诗论中，一直被人们推为开唐诗新风的陈子昂，其诗歌与汉魏古诗也并非一途：“正字《感遇》诗……似诵，似说，似狱词，似讲义，乃不复似诗。何有于古？故曰五言古自是而亡。”陈子昂与韩愈是一路，复古在复古“道”，宋诗好为议论，陈子昂诗中之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开了先例，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③从贞刚之气看，陈子昂的确给唐代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被人们视为颓靡的初唐诗歌中并不乏至情，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论宫体诗时已经提及这一点④，因此陈子昂的诗歌并不为船山所激赏。王船山以为诗歌之妙在于“达情”，反对空泛的议论。正因为如此，对于唐诗并未全盘否定，可以说对唐诗的批评是对唐诗中“宋诗”——议论之诗——的批评。张健所谓“反对以意为主：从音乐性的角度对唐宋诗的批评”⑤，将唐诗歌相提并论，此论尚可商榷。
　　另外，从对《诗经》的微妙态度可以看到船山论诗的倾向性。《姜斋诗话》曾提到“《三百篇》之律度”，并肯定了它意义，但是船山对于《诗经》中的诗歌也有批评： 　　
    “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似塾师、游客者，《卫风·北门》实为作俑。……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余波。”（《北门》出自《邶风》，《姜斋诗话》误作《卫风》。）文中称《北门》为恶诗之作俑者，以为对后来诗歌造成了恶劣影响，陶潜、杜甫的“恶诗”都受到了它的影响。船山对至高无上的经典——《诗经》——提出了批评，可见，作为经典的《诗经》，从诗歌艺术上讲并没有被看作最高的典范。虽然朱熹早就对《诗经》中的郑卫之声提出过异议，但对于处于明清之际“尊经复古”思潮中推崇经典的王船山来说，这一点很能体现他对《诗经》的态度与论诗的祈向：《诗经》及其所代表的时代并不是船山诗论的祈向所在。 　
  　船山诗论尚情，崇尚汉魏六朝诗歌并以此为归，合乎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反对宋诗的议论之风是船山诗学尚情祈向的另一面。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主要是推崇尚汉魏的倾向。但是从总体上说来，六朝、隋代甚至唐诗也是船山诗论所肯定的。船山以鲍照为七言歌行之祖⑥，《古诗评选》中兼及隋炀帝、江总、卢思道及薛道衡，多褒扬之辞。至于唐诗，虽不以之为宗，但唐诗上承汉魏六朝，并未全失汉魏六朝诗歌的自然与情韵，《姜斋诗话》批评唐代诗歌，主要是针对好为议论、缺乏性情的唐诗。陈子昂、白居易、元稹、贾岛与孟郊诸人都在诗歌中引入议论，贾岛与盂郊等人更在字句上大做文章，都受到了船山的指责，船山对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也颇有微辞。不过总的说来，船山以为律诗是歌行的变体，对于六朝歌行的认同决定了船山对唐诗在总体上予以肯定的态度⑦。从船山对历代诗歌的评价看来，其诗学的汉魏祈向并非出于偶然。 　　 　
　  摘要：船山诗学崇尚真情，对汉魏六朝诗歌中的质朴自然之情加以推崇，呈现出汉魏六朝祈向。这一祈向体现了崇尚悲美与自然的精神，是楚歌中悲情的传承，对清代文学特别是道咸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船山诗学是船山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迄今为止，研究船山诗学的论著已经不少，但是很多论者对于船山的诗学祈向却避而不谈；纵使提及，观点也不尽同。尤其是对于船山诗学思想是否保守这一问题，许多人得出了完全肯定的结论。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本文即对船山诗学的祈向作一个考察，并试图追溯船山诗学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 　　在众多的论述之中，笔者认为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的观点：“王夫之诗学体现的是汉魏六朝审美精神，不是唐诗精神”比较接近船山诗学的实际情况。张氏在文中又说：“王夫之的审美观有其独特性，但具有浓厚的保守性。”①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总结，船山哲学在当时的进步性已经为世所公认，作为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船山诗学是否倾向于保守？下面即对此作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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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 　　
　 张氏《清代诗学研究》认定了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但语焉不详，这种看法是否合乎船山诗论的实际？船山诗论酣畅淋漓、充满激情，这种语言本身是诗性的。这种表达方式与宋人崇尚理性的倾向不同，近于汉魏尚气之风，正是汉魏祈向的体现。这一点还须用船山说诗与选诗来加以证实。船山诗学的汉魏祈向在其诗论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船山在诗论中推崇汉魏五言古诗。 　
  　船山以为五言古诗形式特别重要，这一观点贯穿于《古诗评选》的诗歌评述中。《姜斋诗话》在论述五言古诗时则直言：“不能作五言古诗，不足入《风》、《雅》之室。”文人五言与乐府诗歌都受到了推崇。船山对汉代文人五言古诗，特别是《古诗十九首》评价甚高，《古诗评选》论《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时言：“《十九首》该情一切，群怨俱宜。”在评述汉代乐府时，将它与《诗经》相提并论：“必谓汉人乐府不及《三百篇》，亦纸窗眼孔耳。”船山给予汉代乐府以崇高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汉乐府于自然中见性情，另一方面，其音乐性也与《诗经》接近。论及七言诗，则推尊鲍照：“明远乐府，自是七言至极。”鲍照拟汉乐府之作，仍可推源至于汉魏。船山认为汉魏诗歌上达《诗经》，下及唐代，是古典诗歌发展的桥梁。《姜斋诗话》称：“汉魏以还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近译三唐。……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释经之儒，不证合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罝。“对于诗经的看法，下面再谈，至于汉魏诗歌的重要性，在此已经体现出来了。船山推崇汉魏诗歌其实就是推崇从《诗经》到汉魏六朝的诗歌精神。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发展有一条主线，即以性情为主，而不是以诗法取胜，将诗中的情感视为诗歌的灵魂。 　
  　其次，对宋诗及开宋派的唐诗的批评从反面证明了船山诗论的汉魏六朝祈向。船山对宋人之诗很不以为然，并由此论及唐诗之失。《姜斋诗话》曰：“李白胸中浩渺之致，汉人皆有之。……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为苏子瞻，萎花败叶，随流而漾，胸次局促，乱节狂兴，所必然也。”船山言李白之胸襟，汉人已有，而白居易则平庸无此气势，至于宋代的苏轼则为乱节狂兴。以上论及胸襟，而堆砌以显其能也是宋人的疵病：“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好填砌无论是堆积词藻还是好用典故都是忽视诗中情感的体现。船山论及唐宋八大家时对宋人好辩的习气表达了不满的情绪：“学苏明允，猖狂谲躁，如健讼人强辞夺理。学曾子固，如听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紧话，扳今掉古，牵曳不休，令人不耐。学王介甫，如拙子弟效官腔，转折烦难，而精神不属。八家中唯欧阳永叔无此三病，而无能学之者。”被人们所称道的苏氏父子、黄庭坚等人在船山看来诗文好议论、好堆砌，无胸襟，宋人之诗在总体上被看作“恶诗”，船山选诗不及宋诗决非偶然②。
　　船山非议宋诗而及于唐。因为宋代诗歌中好议论、好用典、乏胸襟的缺点与唐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诗也受到了批评。船山评高启《凉州词》时说：“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反对刻意为诗，以为大历以后的诗歌都没有领会诗歌的精神：“知古诗歌行、近体之相为一贯者，大历以还七百余年，其人邈绝。”不仅如此，前期诗人也有背离诗歌精神的，《姜斋诗话》批评孟浩然“以‘舟楫’、‘垂钓’钩锁合题，却自全无干涉。”并引用李攀龙的说法立论：“李于鳞谓唐无五言古诗，言亦近是；无即不无，但百不得一二而已。”以为具有汉魏情怀的古诗在唐代已渐渐消解。在船山诗论中，一直被人们推为开唐诗新风的陈子昂，其诗歌与汉魏古诗也并非一途：“正字《感遇》诗……似诵，似说，似狱词，似讲义，乃不复似诗。何有于古？故曰五言古自是而亡。”陈子昂与韩愈是一路，复古在复古“道”，宋诗好为议论，陈子昂诗中之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开了先例，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③从贞刚之气看，陈子昂的确给唐代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被人们视为颓靡的初唐诗歌中并不乏至情，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论宫体诗时已经提及这一点④，因此陈子昂的诗歌并不为船山所激赏。王船山以为诗歌之妙在于“达情”，反对空泛的议论。正因为如此，对于唐诗并未全盘否定，可以说对唐诗的批评是对唐诗中“宋诗”——议论之诗——的批评。张健所谓“反对以意为主：从音乐性的角度对唐宋诗的批评”⑤，将唐诗歌相提并论，此论尚可商榷。
　　另外，从对《诗经》的微妙态度可以看到船山论诗的倾向性。《姜斋诗话》曾提到“《三百篇》之律度”，并肯定了它意义，但是船山对于《诗经》中的诗歌也有批评： 　
　“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似塾师、游客者，《卫风·北门》实为作俑。……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余波。”（《北门》出自《邶风》，《姜斋诗话》误作《卫风》。）文中称《北门》为恶诗之作俑者，以为对后来诗歌造成了恶劣影响，陶潜、杜甫的“恶诗”都受到了它的影响。船山对至高无上的经典——《诗经》——提出了批评，可见，作为经典的《诗经》，从诗歌艺术上讲并没有被看作最高的典范。虽然朱熹早就对《诗经》中的郑卫之声提出过异议，但对于处于明清之际“尊经复古”思潮中推崇经典的王船山来说，这一点很能体现他对《诗经》的态度与论诗的祈向：《诗经》及其所代表的时代并不是船山诗论的祈向所在。 　
  　船山诗论尚情，崇尚汉魏六朝诗歌并以此为归，合乎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反对宋诗的议论之风是船山诗学尚情祈向的另一面。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主要是推崇尚汉魏的倾向。但是从总体上说来，六朝、隋代甚至唐诗也是船山诗论所肯定的。船山以鲍照为七言歌行之祖⑥，《古诗评选》中兼及隋炀帝、江总、卢思道及薛道衡，多褒扬之辞。至于唐诗，虽不以之为宗，但唐诗上承汉魏六朝，并未全失汉魏六朝诗歌的自然与情韵，《姜斋诗话》批评唐代诗歌，主要是针对好为议论、缺乏性情的唐诗。陈子昂、白居易、元稹、贾岛与孟郊诸人都在诗歌中引入议论，贾岛与盂郊等人更在字句上大做文章，都受到了船山的指责，船山对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也颇有微辞。不过总的说来，船山以为律诗是歌行的变体，对于六朝歌行的认同决定了船山对唐诗在总体上予以肯定的态度⑦。从船山对历代诗歌的评价看来，其诗学的汉魏祈向并非出于偶然。 　　
　　二、崇尚悲美与自然的情致 　　
　 船山诗学崇尚汉魏六朝的思想基础是什么？船山所好尚的审美精神又是什么？从船山诗话与诗选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情”的重视。可以说，尚“情”是船山诗学思想的基础。
　　船山崇尚真情，将它视为诗歌的根本，并形成了以“四情”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在船山诗论中，“情”与“伪”相对而言。甚至将《论语》论《诗经》之“兴、观、群、怨”称之为“四情”。“兴”、“观”、“群”、“怨”本是孔子评说《诗经》的感染力，属于诗歌对读者心理的影响，但并不是诗歌本身所表现的情感。但船山将其定为对诗歌的基本要求：“俾人随所触皆可”，则诗歌须有强烈的感染力，这就要求诗中有“情”。船山认为诗歌中的情感最为重要，《诗广传》云：“情为至，文次之，法为下”。文从情生，情发为文，特定的情景产生特定的诗文，因此船山论诗称：“景以情合，情以景生”，诗歌中的景象也是情感观照中的景象。诗歌中的“情”从哪里来？船山以为，诗与乐相通：“乐与诗歌相为体用者也。”⑧至于乐音的生成，当与声音的生成相一致。《庄子解·齐物论》论声音的生成时说：“凡声皆籁也。籁本无声，气激之而有声。声本无异，心使气者纵之、敛之、抗之、坠之，而十二宫七调之别，相陵相夺，所谓化声也。”⑨气激而有声，心气激荡则为心声，心气化声而后有乐音，诗是乐音的表现，当然也是自然之情的流露。这样一来，诗中之“情”当出于自然，与自然精神相连。同时，船山所崇尚的“情”为“真情”，而不是“伪情”。《诗广传》称：“立诚以修辞，修辞而后情可立也。”在标举汉魏诗歌之情时，对唐宋诗歌之伪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韩愈、李翱、元稹、白居易、苏洵、曾巩之辞兴，而天下蔑不伪，知言者可弗拒哉!”以为韩之标新立异、元白之议论、苏之骋词、曾之开合都为伪辞。诸家之失，在于不真。唯有回到汉魏、尚自然而崇真情才会有真诗产生。 　
  　船山诗学尚“情”是对汉魏六朝诗歌中质朴自然之情的推崇。考察《古诗评选》，其首篇为《大风歌》，船山称之云：“一比一赋，自然有致，绝不入文士映带。”其实，这里的“自然有致”，是有情致；而其卷末之评孔绍德《赋得涉江采芙蓉》：“全说情事，亦不入艳，于近体中为有则矣。”中间评《古诗歌十九首》或曰“《十九首》该情一切”，或称其“惊心动魄”，或谓“正尔情深”，皆以“情”来衡量诗之高下。综观汉魏六朝之诗，其情感的倾向性非常明显：汉乐府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悲情的体现⑩；文人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钟嵘《诗品》)；至于建安诗歌之慷慨悲凉、正始文人“厥旨渊放”(钟嵘《诗品》)、太康诗人“缘情绮靡”(《文赋》)、郭璞之“坎壤咏怀”、刘越石之孤愤(钟嵘《诗品》)、萧绎“情灵摇荡”之作，也时见悲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船山论诗的汉魏六朝祈向体现了对悲情的推崇。这在船山诗歌创作中体现了这种情感，咏梅诗歌就是悲情的集中体现。 　
  　船山诗学论“情”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即与当时尊经复古思潮的关系。船山论诗思想与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想一脉相承，又受到了云间派的影响，复古倾向很明显。但复古并不等于保守，廖可斌认为：“复古运动打破了明前期文坛以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开启了明后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进步思想潮流的先河”(11)，对复古思想在明代的影响进行了重新评价；近来李圣华论及“后七子”时也强调了其冲破科举束缚及厌弃程朱理学的特点(12)。明代中后期士人复古中的“反叛意识”无疑推动了尚“情”思想的发展。明末陈子龙即称：“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13)船山与云间派有交往，《姜斋诗话·南窗漫记》中就记载了云间章旷的诗歌。因此，复古思想尽管难以摆脱其正统的立场，其中仍有尚“情”的一面。
　　同时，作为理学思想的继承者，船山论述问题往往囿于经典，并未完全突破正统的范畴。《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之一说：“程子与学者说《诗经》，止添数字，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义自见。作经义能尔，洵为最上一乘文字。”将程颢解经之语误作“最上一乘文字”，以为其吟咏讽诵近于《风》、《雅》；船山又究心于八股文，《船山全书》中所存之《船山经义序》中说“近唯陈大行际泰略能脱去蹊径，而多原本苏氏父子纵横之习以害道，其于圣人之言侮之也多矣!”(14)而《船山经义》中所收之八股文，均为论道之作，殊少生气，可见船山在论及八股文时持正统立场。对小品的批判也可见船山持论的保守一面：“万历后作小题文字，有谐谑失度、浮艳不雅者，然未至如延儒以一代典制文字引伸圣言者，而作‘岂不尔思’、‘逾东家墙’等淫秽之词，其无所忌惮如此。”把小品看作不雅文字，思想上有一定保守性。而批判曹植“铺排整饰”，流露出节制情感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慷慨任气之风，王闿运《湘绮楼说诗》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15)，在日记中又称船山“为宋后义理所锢”(16)，颇能切中其弊端。 　
  　可见王船山诗论中崇尚自然与性情的一面与其坚守正统思想的祈向同时存在。对汉魏六朝的推崇表现了对个性与“情”的张扬。其正统思想限制了对文学特征的进一步认识，但论诗主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当时也不无合理性。比较而言，其进步性较为明显，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诗论的批判可以看出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诗经稗疏附录》说：“惟赘以《诗译》数条，近体诗话，殆犹竟陵钟惺批评《国风》之余习，未免自秽其书，今特删不录，以正其失焉。”(17)《提要》说《诗译》近钟惺批评《国风》之习，显然是说船山诗论张扬了诗人的个性，“自秽其书”则是对旧思想的挑战，正是其思想的精华所在，也表明了船山诗学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性。

[ 本帖最后由 文潮 于 2009-1-12 11: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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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船山诗论与楚文化精神 　　
　　船山诗论崇尚悲美与自然的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与楚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船山诗论所体现的精神、论及的诗歌甚至论诗语言中都体现出了楚文化的影响。
　　船山诗论崇尚悲美的祈向是尚情之风的体现，船山所推崇的汉魏六朝诗歌中的悲情较为突出。然而推究其根源，当以汉魏为骨，汉魏之悲情源于先秦时期的民风与士风，而楚风中个性最为突出，楚歌中充满着悲调，楚人精神在汉代仍有所表现，故有“楚汉浪漫精神”之说”(18)。汉代辞赋直接受到《楚辞》的影响，许多为拟楚辞之作自不待言，汉魏诗歌中一些语句甚至精神也直接导源于《楚辞》。《楚辞》不可学，学汉魏则得其风神。船山评选历代诗歌虽近孔子删诗之旨，但仍然在评述中论及了楚风的影响：如《古诗评选》论《十九首》中之“凛凛岁云暮”一首：“《国风》不淫、怨诽不伤，犹于此见之。深练华赡，自班、张诸人本色。‘既来’二语故动人，《国风》无此，当由《楚辞》。”肯定了此诗效法《楚辞》所取得的成就，昭示了《楚辞》动人心魄的魅力。又如论谢灵运诗歌《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亦兴亦赋亦比，因仍变化莫测；檠括得之《小雅》，寄托得之《离骚》，此康乐集中第一篇大文字。”诗中运用了《离骚》的比兴寄托之法，因而被船山称为“第一篇大文字”，可见船山对楚风的偏好。由于船山选诗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诗教”传统，故阐述楚风影响的评述并不多。而《楚辞通释序例》则从正面论述了楚文化的影响：“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釜嵌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序中阐述了楚风对楚人性格的影响，“江山光怪之气”造就了楚人多悲思与坚贞不屈的性格。除了悲情，王船山论诗好尚自然的特点也可以从南方文化崇尚自然质朴的精神中找到依据。船山在评述《庄子·齐物论》时吸取了其中“万籁之声”一说就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延续。 　　
　　当然，船山诗论中尚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如何看待《诗经》与儒家文化。作为《六经》之一，《诗经》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有崇高的地位，“乐语孤传为诗”，《诗经》在船山诗学中仍然是道德的准则。诗歌中须有情，汉魏之诗善发悲情；至于规范诗歌的情感，则以《诗经》为典范：“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律度”是说其音乐性，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性情，此论是针对王通删定《六经》而发，因此已经超越了艺术批评的范畴。对诗歌情感加以规范是儒家诗教的传统，《诗广传》专论《诗经》，但对《诗经》的评述多属道德评判。在湖湘间，南宋胡安国曾著《春秋传》，旨在以《春秋》之法拨乱反正；刘人熙《船山古诗评选序》谓：“于孔子删诗之旨，往往有冥契也。”(19)可见船山选诗并不都是根据个人情趣，其中贯彻着儒家诗教精神。正如湖湘学派以《春秋传》来体现“善善恶恶”的思想一样，船山选诗也体现自己的道德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湖湘学派之精神对王船山不无影响。不过这与楚文化崇尚个性与情感的传统并不一样。
　　从文化精神上看，尽管船山诗论建立在儒家思想体系之上，但是楚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正因为船山继承了楚文化的精髓，因此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都别具匠心。船山诗学中的楚文化精神导致了尚“情”的祈向，使其诗论与诗歌都呈现出浓郁的楚文化气息。《湘绮楼说诗》云：“江、谢遗音久未闻，王、何、二李枉纷纷。船山一卷存高韵，长伴沅湘兰芷芬。”(20)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对清代湖湘文学特别是道咸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虽属宋派，但上溯八代，对“情灵摇荡、流连哀思”的《文选》特别重视，并告诫子弟：“《文选》纵不能全读，其中诗数本则须全卷熟读，不可删减一字”(21)；谭嗣同也曾“上溯秦汉，下循六朝”(22)；近代湖湘诗派溯源汉魏、推宗《楚辞》之风则是对船山诗学尚“情”祈向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在近代诗坛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感伤诗派。 　　
　

（作者系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 　

　 　　
注释: 　　①⑤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306页｡ 　　②萧度:《古近体诗评选序》称:“惜乎《宋诗评选》兵燹之余悬金购求,卒无应者｡”见《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79页｡ 　　③韩愈:《荐士》,《全唐诗》,卷337,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参见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全集·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1页｡ 　　⑥船山评鲍照《代白紵舞歌词》云:“七言之制,断以明远为祖何?”将鲍照定为七言歌行之祖｡参见《古诗评选》卷一,《船山全书》第14册,第533页｡ 　　⑦《唐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第885页评王绩《北山》:“六代人作七言,于末二句,辄以五言足之,实唐律诗之祖,盖歌行之变体也｡”船山的看法是从乐府中的五言,发展为七言歌行,而后有七言律诗｡ 　　⑧《张子正蒙注·乐器篇》,《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15页｡ 　　⑨《庄子解·齐物论》,《船山全书》第13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94页｡ 　　⑩参见拙作《汉乐府民歌:生命的悲歌》,《唐都学刊》2000年第3期｡ 　　(11)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2)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3)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五,清嘉庆八年簳山草堂本｡ 　　(14)船山经义序》,《船山全书》第13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31页｡ 　　(15)(20)王闿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全集》,宣统庚戌上海国学扶轮社刊本｡ 　　(16)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穴同治九年十月十三日?雪,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36页｡ 　　(1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经稗疏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8)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19)《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80页｡ 　　(21)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2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22)谭嗣同:《三十自纪》,《谭浏阳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467页｡ 　　 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及其文化渊源       萧晓阳

[ 本帖最后由 文潮 于 2009-1-12 11:3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