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与词学之“寄托”理论（余意）

天籁

《花间集》与词学之“寄托”理论
作者：余 意


　　摘要:通过对宋､清两代词学之“寄托”形 成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清代的“寄托”理论建立在以《花间集》为经典词学范本的以词为本 位的立场,而宋代则是以诗为本位的;《花间集》参与寄托理论建构发生于明代;以这些意 识建构“寄托”理论,其一回应了词向诗歌发展的趋势,其二则树立了词体文学意识,指导 创作实践｡
　　关键词:《花间集》;词学;寄托
　　
　　词学中“寄托”理论在 什 么时代真正形成,学界存在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成熟于“清代”,以朱自清为代表,其《诗 言 志辨》云:“宋人已有‘比兴’论词的｡到了张(惠言)氏,才更发扬光大,词体于是乎‘尊 ’起来了｡”??①(P82)?因清代出现的常州词派直接以 “寄托”言词,但将清人的观点遥接宋人,宋､清之间这么长的历史时段,词学观念难道真 的 静如止水?恐怕难以认可｡其二认为成熟于宋代,以张惠民为代表,其《宋代词学审美理想 》中说:“宋代词学自北宋起即有寄托观念产生,而至南宋,自觉的寄托说已基本成型,虽 尚欠周全,但规模已具,且已经相当深刻｡”②(P234)?这种观点的说服力也不是很大,詹安泰先生说:“《词源》不著寄托之条,殆亦讳莫如深 者”③(P234)?,张炎不著寄托之条,恐非讳莫如深, 倒可能是理论意识未达之故,因此南宋有自觉的寄托说实属可疑｡对宋代比兴寄托有过全面 考察的段学俭,在其文《比兴寄托说在宋代词论中的生成与演化》中认为:“在绝大多数词 人和相当多的词评家的头脑里,比兴寄托的观念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自发的而非自觉的｡ ”④?其评价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其略于考察元明二 代,将问题遥接清代,其思维模式和结论仍旧逃不出朱自清的宿命｡
　　上述代表性的词学“寄托”理论,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如下问题:其一,忽视对成熟形态特 别是常州词派“寄托”理论具体而辩证地分析,从而认为宋代所产生的“寄托”意识与后来 的“寄托”理论具有相同的生成机制;其二,专以前人论述为是,疏于考察明代词学的发展 ;其三,专从诗学背景下的寄托观念审视词学的“寄托”理论,忽视对词学中“寄托”理论 独特构型的关注,因而造成对词学中特别是张惠言“寄托”理论的重大误解｡本文从历史角 度具体考察宋､清二代“寄托”产生机制的不同,认为宋是“以诗为词”的诗位观念的产物 ,而清则是建立在以《花间集》为经典词学范本基础上的诗词文体互融的结果,正是后者建 立了完美的理论形式｡因此本文以《花间集》何时参与建构“寄托”理念为标本,认为词学 的“寄托”理论建构开始于明代中后期,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清人完整的“寄托”理论｡
　　
　　宋､清“寄托”形成机制比较
　　
　　宋､清两代“寄托”理论的形成机制具有显著不同,前者直接将词与 诗骚相连,是宋代“以诗为词”思维的产物;后者则是通过建立《花间集》与《诗经》特别 是屈骚的关系,以词学经典的确立来建构理论｡从产生的效果看,前者鉴赏性多于理论的体 系性,呈散漫无依状态;后者则企望建立一套严密理论,有创作导向之用｡
　　宋代的“寄托”意识与《花间集》无涉｡《花间集》在宋代是人们学习模仿的对象,但未用 以参与“寄托”理论建构｡宋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三:“唐末诗 格 卑鄙,而小词最为奇绝｡今世人尽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尝以唐《花间集》当为长短句 之宗｡”⑤?《花间集》实为奇绝,可堪学习｡但参与 “寄托”理论建构是需要合法性的,宋人眼里的《花间集》是“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 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也?”?⑥?,而“寄托”理论作为中国风骚以来一以贯之的诗学传统,“无聊”之作的《花间 集》当然不具备“寄托”的神圣资格｡宋代确有以“比兴”言词,也有以“寄托”赏词,但 此时的“寄托”意识与《花间集》无涉,只与苏轼诗化的词学理念相关｡苏轼提出:“微词 宛转,盖诗之裔”⑦?,倡导诗词同源的观念｡其后出 现的以诗解词的趋向,无不与苏轼有牵连｡“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为晏几道词作序说 :“乃独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 桃 叶､团扇哉!”⑧?,认为晏几道词中寓有诗人的句法 ,为此高者可入“高唐､洛神之流”｡南宋的“寄托”意识仍旧沿着苏轼的道路发展,代表 者如鎢阳居士将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进行了类《诗经》的解释,并得出结论:“ 此词与考?诗极相似”｡⑨? 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由此观之,二公(指王安石､苏轼)乐府,根性情而作者, 初不异诗也｡……观其乐府,诗之法度在焉｡……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出于诗人礼 义之正｡然则先王遗泽,其独寄于变风者,独诗也哉!” [10]? 曾丰《知稼翁词集序》云:“文忠苏公,文章妙天下,长短句特绪余耳,犹有与道德合 者｡‘缺月’‘疏桐’一章,触兴于惊鸿,发乎情也;收思于冷洲,归乎礼义也｡” [11]?他们解词的方式以及“寄托”意识的形成 ,无非是以诗位解读词,把词当作诗,词于是具备了诗所具备的寄托功能｡
　　言比兴､言寄托是诗学传统,以诗为词无疑改变了词学发展路径｡从大的历史视域看,词最 终走向诗,言比兴､寄托是必然趋势｡但中国词学发展的实际时时提醒人们,词要如诗,但 词终究不是诗,因此直接运用诗学理论建构词学注定是有问题的｡对此,宋人已有警觉,如 李清照就直接批评为“句读不葺之计｡” [12]?虽然刘克庄提出“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 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 [13]?之特别符合“寄托”的言论,仔细考察其 里仍然是诗学语言的套话,没有专属词学理论建构的独特性｡
　　表面上,清代的词学理论建构似乎继承宋人,其实不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人敏锐地预 期到词最终会被诗化,其由此产生的一些意识与清代以来的词学发展要求相一致,清人面对 词学发展实际不得不将宋人提出的一些话题重新提起｡如果仅仅从话题入手,不考究其中的 实质,就很容易掩盖二者之间的理论鸿沟｡清人在建构其词学“寄托”理论的时候,有两条 线索交织,其一是中国古老的诗学理论,其二则贯穿着对《花间集》的观照,正是第二点形 成了宋､清“寄托”理论的差别｡“强调词的比兴寄托,这可以说是清初词论家一种普遍认 识”[14]?,不仅清初甚至可以说是有清一代多 数词论家的普遍认识｡清代的主要词派如浙西､阳羡､常州,不仅浙西､阳羡也讲“寄托” ,常州更是“寄托”理论的集大成者｡清初朱彝尊认为:“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 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15]? “必崇尔雅”“斥淫哇”,态度如此分明的朱彝尊似乎对宋人斥为“无聊”之《花间集 》却青眼有加,对造成明代香弱词风的《花间集》､《草堂诗余》,只反《草堂》､不反《 花间》｡他称赞陈纬云的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且其词“假闺房儿女 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16]?无疑在朱彝尊看来,《花间集》是“宣昭 六义,鼓吹元音”､“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的经典作品｡ 同 时代的阳羡词派代表陈维崧也不例外,认为《乐府补题》:“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 之闲谈;至于崇祚新编,大都才老梦华之轶事也｡”[17]?《乐府补题》是宋末遗民的咏物词集,历 来认为其中寄托了宋末沉重的遗民心理;而《花间集》多写“艳情”,将以咏物来寄托的《 乐府补题》与写“艳情”的《花间集》相比附,无非是说明《花间集》在“寄托”中的显要 地 位｡其后常州词派建构“寄托”理论沿袭同样思路,张惠言《词选序》开头提出了一大套词 近“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的理论,如果仅就此而言,张惠言与宋人相比没 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其突出点在于从诗歌理论回归到词学传统,提出唐宋词的源流正变,其 中“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18](P1617)?,特别具有意味地是,张惠言在词 史上第一次明确地用温庭筠词建构词学的“寄托”理论,其解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 金明灭”:“‘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19](P1609)?,即以骚体精神释“花间”词｡张 惠言《词选》非常苛严,选词116首,范围从晚唐五代到南宋末期,“具体地说,是多采唐 五代词,而南宋词少｡……从作家上看,唐温庭筠的作品是十八首(全体的15%),最多｡”[20](P388)?从选录范围以及选录数量来看,不 难推断出张惠言认为以温庭筠为首的《花间集》与其所持“意内而言外,变风骚人之遗”[21](P1637)? 的主旨相契｡其后的常州词家如“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周济虽然在学词途径上 没有给“花间词人”一席,但在具体的评述中仍可以看出“花间”词体现其“浑化无迹”“ 寄 托”理论的极致,如:“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 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 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 [22](P1631)?发展到陈廷焯,将“寄托”说演化 为“沉郁顿挫”,他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 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 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 ｡”[23](P3777)?又说:“飞卿短古,深得屈子 之妙;词亦从《楚辞》中来,所以独绝千古,难乎为继｡”[24](P3903)?历史线索考察证明,清代在构 建词学“寄托”理论的进程中,《花间集》始终是一条不能被忽视的红线｡

天籁

本文原文
　　明代中后期的“花间”词统与词学之“寄托”然而,以《花间集》构建词学“寄托”理论是清人的首创吗?考察词 学发展史,结论是创自于明代中后期｡之所以如此,当得益于其时词坛形成的“花间”词统 ｡明代词坛上劲吹《花》､《草》香风,明末词人徐士俊曾非常形象地说:“《草堂》之草 ,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25]? 这句形象的描述如果理解为明代词学资源的大较,非常准确｡但明代中后期由于受到当时盛 行六朝文风的影响,类如六朝文风的《花间集》进入了词人以及词学家的视野,一方面虽则 《草堂诗余》依旧于世流传,但一方面反思《草堂诗余》的声音已经出现,如吴承恩《花草 新编序》:“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惑而含思难谐乎?”[26]?还有如顾梧芳《尊前集引》:“余素爱《花 间集》胜《草堂诗余》”[27]?等等｡同时在创作 领域也出现仿《花间集》现象,如《古今词话•词品上卷》:“沈际飞曰:‘张杞和《花间 集》,凡四百八十篇,篇篇押韵……字字求新……’”[28]?;《词苑丛谈•品藻三》:“范文光《续花 间集》皆画船歌席题赠之作｡” [29]?无论从理论意识还是创作实践,明代中后期 俨然已经形成“花间”词统,正如清人谢章铤所谓:“升庵､? 州 力挽之,于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诸作者｡其后耳食之徒,又专奉《花间》为准的｡”[30](P3433)? 即使是影响清代词学甚巨的云间词派,无一不是宗“花间”的,如郑方坤《论词绝句》 曰:“云间设色学花间,汴宋余波着意删｡和者国中二三子,笙趝未 觉寂尘寰｡”绝句下有 小注:“明季陈大樽偕同里李舍人､宋征士唱倚声之学于江左,一以 《花间》为宗,不涉宋人一笔｡”[31]?正因为宗“花间”,词学“寄托”理论借机 发展｡
　　现代词学家詹安泰有文《论寄托》,说到寄托必须问途于比兴,“比兴途径,亦各不同:或 取资闺帏之内,羁旅之中,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如韦端己《菩萨蛮》之类)｡或取资于自然风景,无知物类,听睹所及,曲写毫芥,而身世 家国之怀亦寓焉(如姜尧章《暗香》《疏影》之类)｡寓诸闺帏羁旅之中者,欲人即小以见大 也;寓诸风景物类中者,欲人触类以引伸也｡……北宋有寄托之词,多属抒写私情,南宋有 寄托之词,多属描摹物类,非无故也｡”[32](P226)?詹氏通过寄托象体的不同,将寄托分为两类,甚符合词学发展的实际｡明代中后期以“ 花间”为词统,在词学“寄托”建构过程中偏取第一种途径:“取资闺帏之内,羁旅之中, 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在效果上趋向“ 多抒写私情”的寄托之词｡宋代是传统雅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时代,私情在社会中是得不到正 面承认的,而《花间集》多写艳情､闺情,因而《花间集》不可能进入到雅文化的大殿｡明 代中后期重“情”的社会思潮选择了“花间”词统,为《花间集》建构词学“寄托”理论扫 清障碍｡在词学理论表述中,明人公然兜售着“情”字,论证着词中写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明周永年《艳雪集原序》:“盖举乐府方俗之词､玉壶(按: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词学 论著选》页261以为:“玉壶”,疑为“玉台”之误｡指《玉台新咏》｡今从之｡)工艳之语 ,香蔹纤媚之调,一一寄之于词｡”[33]? 难能可贵的是,周永年紧接着提出:“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 ,以命之曰词,徒见其不知变耳”[34]?,将私情 与比兴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词的寄托功能｡如果说以艳词寄托情怀诗歌中古已有之,那么周 永 年的序中加入词特别是以温词为代表的考量要素,如“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词传于 诗者也”[35]?,将李白的《清平乐》与飞卿的《金荃》, 视为以词的体裁传诗歌精神的典范｡为了明晰明代中后期“花间”词统与词学“寄托”理论 的关系,再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证明之:
　　予初读诗至小词,尝废卷叹曰:嗟哉,靡靡乎,岂风会之使然耶?即师涓所弗道者｡已而, 睹范希文《苏幕遮》､司马君实《西江月》､朱晦翁《水调歌头》等篇,始知大儒故所不废 ｡何者?众女蛾眉､芳兰杜若,骚人之意,各有所托也｡[36]?
　　王介人曰:吾老于诗,思索情竭,多作艳情绮思以发之｡闻此十五年久矣｡因思屈子江潭幽 放,托词于香草美人｡ [37]?
　　每当春日骀宕,秋气明瑟,则寄情于思士怨女,以陶咏物色,祛遣伊郁｡示予 词一编,婉弱倩艳,俊辞络绎,缠绵氵奇娜,逸态横生,真宋人之流亚也｡或曰:“是无伤大 雅乎?”予曰:“不然,夫并刀吴盐,美成所以被贬;琼楼玉宇,子瞻遂称爱君,端人丽而 不淫,荒才刺而实谀,其旨殊也｡三子者,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则元亮闲情不能 与总持赓和于岭春结绮之间矣｡[38]?
　　所举范仲淹的《苏幕遮》词“前段多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清彭孙?《金粟词话》),司 马光､朱熹的词作同样是柔情丽语｡温博认为:“众女蛾眉､芳兰杜若,骚人之意,各有所 托也”,虽然所引用的词来自非“花间”,其实是以端正大儒为类如“花间”之词张本｡温 博的感慨系由编辑《花间集补》而发,不难推测,温博一方面为类如“花间”的词找到大儒 的例子,另一方面将其并入骚人寄托之列,同时引用茅贞叔氏告诉他的一段话:“昔人称长 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者,莫过《花间》”,认为《花间集》最具寄托之意,因此《 花间集》成为构筑词之寄托理论的经典范本｡陈子龙是受到《花间集》影响的典型词人,而 王介人是陈子龙好友,可算作云间词派中人,因此他们的观点无一例外地受到“花间”词统 的影响｡他们认为“艳情绮思”等同于屈原的“香草美人”,将“真心”“挚念”隐托于“ 妍貌”“佻言”,从此类如“花间”的词获得了“寄托”情怀｡以《花间集》的主要艺术特 征为本,进而阐述词的寄托精神,并将其与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的意趣相连是明人的创见｡ 它是明代的产物,相比较宋代,其更具有理论自觉性｡正是在此影响之下,清代人继续以《 花间集》构建寄托理论｡于此王国维有一段话:“虽止庵(周济)词颇浅薄,潘(潘德舆)､刘 (刘熙载)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也｡”[39]? 如果认为他们仅仅“推尊北宋”则值得商榷,但王氏实道出了常州词派词学理论与明代 中后期词学之间的精神意脉｡
　　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论与词体文学清谢章铤对张惠言词的“意内言外”说提出了异议:“夫‘意内言外 ’,何文不然,不能专属之长短句｡”[40](P3569)?的确,“意内言外”是一非常大而 化之的概念形式,可用之语言､诗歌､文章等等,因此将此概念形式用于词这种文学文体的 解释,恐怕是小头顶大帽子,宽绰过余｡谢章铤的质疑值得深思:“意内言外”不专属长短 句,属于传统诗学的理念难道可以专属于长短句吗?这里必须面对词学“寄托”理论的独特 性问题｡
　　其实,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寄托”理论已经对专属于词的“寄托”理论作出了回答｡明代周 永年《艳雪集原序》:
　　文赋有之曰:诗缘情而绮靡｡夫情则上溯风雅,下沿词曲｡莫 不缘以为准｡若绮 靡两字,用以为诗法,则其病必至巧累于理,僭以为诗余法,则其妙更在情生于文,故诗余 之为物,本缘情之旨而极绮靡之变者也｡从来诗与诗余,亦时离时合,供奉之清平､助教之 金荃,皆词传于诗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胜,屯田之以柔婉取妍,皆词夺其诗者也｡大都唐 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唐诗主情兴,故词与诗合;宋诗主事理,故词与诗离｡ 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以命之曰词,徒见其不知变耳｡[41]

天籁

这段话提出“唐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承认唐词继承了诗的精神,宋词则排 出在外,所以说“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词传于诗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胜,屯田之 以柔婉取妍,皆词夺其诗者也”,李白的《清平乐》与温庭筠的《金荃》既得词之绮靡,又 传诗歌的比兴之义;而苏轼､柳永的词则淹没了诗｡其在序言中提出了词的源流正变,将唐 词作为正,宋词视为变,只有唐词才是诗之苗裔,这是中国词学史中较早地以词作为本位探 讨词学寄托理论的文字,姑且称之为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论｡云间词派的蒋平阶也持相 同观念:“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 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42]?认为词如诗,五代时词才保持着诗的风采｡ 张惠言同样继承了这种思维,其《词选序》 :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 谣里巷男 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 ,骚人之歌,则近之矣｡[43]?
　　这段常见的诗学语言,若果单单就此而言词之“寄托”,的确显得理由不 充足｡一 般只是注意张惠言关于“意内言外谓之词”,而不注意该序开头的一句话:“词者,盖出于 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词出于唐之诗人,唐之诗人写词, 将诗的精神入词中,所以他在该序中也梳理了词发展的源流正变,说: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 罖､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 ､司空图､韩翭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 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 ,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王言,依托魏晋,近古 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 沂孙､张炎 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 ,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 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 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 ｡[44]?
　　认为温庭筠词是最上品:既有词之韵味,又有诗之精神,在张惠言看来,五代之后的词学发 展渐渐进入迷途:要么失去词的文体特征,要么忘却词应具有诗的旨意,正所谓“安蔽乖方 ,迷不知门户｡”透过上面分析:明清人关于词之“寄托”理论的建构均是以源流正变为基 础树立唐词特别是温庭筠词的地位,将词之“寄托”理论从先前的以诗建构的外在模式回到 以词为本位的建构模式｡
　　词之“寄托”理论相当重要,决定着什么是词体文学的重大问题｡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 论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词从抒情的本质讲,词是诗;如果从文体美学风格看,词不是诗 ｡明代中后期,关于词应具备什么样的美学风格带来诗词曲体式之辨,因此回归到以词为本 位的“寄托”理论当是必然结果｡早在宋代已经存在着李清照“词别是一家”和苏轼“词自 是一家”的言说,前者以词为本位,后者以诗为本位,虽然在创作中存在越位的情况,但在 理论意识上,两派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元明以来的词学实践,无疑强化了词如诗的理念,互 相分离的理论意识开始互融,如明朱承爵所言:“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向与诗略有不 同｡”[45]?但词从此成为诗,会不会从此取消词 的独立性呢?明人在此问题上论述颇多且几乎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即“大约词体以婉约 为正”[46]?､“词须宛转帛系丽,浅至儇俏,挟春 月烟花于闺辤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 乃为贵耳｡”[47](P385)?在此种词体风格指导之下展开了和诗之间的辨 析,如“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48](P385)?,到清代李东琪仍总结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49 ](P606)?如此执著地辨析,无非是说明诗词有相通之地,且应有相别之 处,相通在于词应有诗的寄托精神,相别在于词具有不同于诗的美学风格,所以李冬琪认为 写词“不得因媚写入淫亵一路｡媚中仍存庄意,风雅庶几不坠｡”[50 ](P606)?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集》,在反复的诗词之辨中得到张扬 成为了词学正典,成为诗词二者中途的理想地带:既得诗之菁华,又存词之美媚｡
　　以寄托言词本非首开于清代常州词派,但由此引发的得失无不集矢于此｡宋代已有用诗学观 念言词的先例,但其言说方式无不是就事论事,自发的诗词比附并未引起后人多大争议｡清 代常州词派引发后人争议的无非是其将温庭筠的词解释为“离骚初服”,而史书记载温庭筠 “士行尘杂”“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辞”[51]? ,如此人品怎可产生如此词品?后人的争议其实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以词学为本位的“ 寄托”何以可能｡其实张惠言的词论可以从两方面看,其一是言词,其二是作词,二者实为 二而一的关系,言词是为了指导作词,而这正是今文经学典型的做法｡张惠言说:“以其文 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难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 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52](P1617)? 提醒作词者:词虽文小却有至者存焉,不可因其小而“苟为雕琢曼辞｡” 此点常州后学周济领会最深,张惠言编辑《茗柯词选》,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 周､ 秦之面目｡”[53]?一“铸”字大可考究｡道光时 潘曾玮也说张惠言《词选》:“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风雅之归”,周济《词 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无不是在说明他们的词学理 论以说词来指导作词,那就是所作之词“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其中当有至大至刚的诗魂 存焉,言下之意则是词既有词本有的雕琢曼辞,又存诗的寄托理想｡
　　总之,明代中后期开始的以温庭筠词为代表的《花间集》介入词之“寄托”理论建构,改变 了先前诗词比附方式,回归到词的本位,理论效果是建立了词体文学的认识,并由此指导新 一轮的创作实践,正如周济所言:“诗有史,词亦有史”,影响之下,清代后期词创作回应 了明代中后期以来的理论呼声,自觉地创作了既有诗魂､又有词心的词学作品｡
　　

天籁

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张惠民《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③[32]詹安泰《论寄托》,《詹安泰词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段学俭《比兴寄托说在宋代词论中的生成与演化》,《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
　　⑤[宋]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陆游《花间集跋》,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苏轼《祭张子野文》,苏轼《苏轼文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⑧黄庭坚《小山词序》,转引自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页194,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⑨[宋]鎢阳居士《复雅歌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页60, 中华书局1986年
　　[10][宋]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见其撰《霁山文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宋]曾丰《知稼翁词序》,见其撰《缘督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李清照《词论》,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页19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版
　　
　　[13][宋]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后村题跋》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14]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页691,上海古籍出版社1 996年
　　[15][清]朱彝尊《静惕堂词序》,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543,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6][清]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17]陈维崧《乐府补题序》,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689,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4年
　　[18][19][43][44][52]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二],中华书局1986年
　　[20]伊藤虎丸《张惠言的以“雅俗”观念为中心的词论》,王水照&#65380;保?佳昭编选《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1年版
　　[21][2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二),中华书局19 86年版
　　[23][24]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四),中华书局1986 年版
　　[25]引自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卷八,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26]吴承恩《花草新编序》,转引自蔡景康编《明代文论选》,录自刘修业辑校本《 吴承恩诗文集》卷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7]顾梧芳《尊前集引》,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643,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4年
　　[28]沈雄《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
　　[29]《词苑丛谈&#8226;品藻三》,[清]徐?编著,王百里校笺《 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30][40]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四),中华书局1986 年版
　　[31]《蔗尾诗集》卷五,转引自孙克强《清代词学》页1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3][34][35][41]周永年《艳雪集原序》,赵尊岳《明词汇刊》,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6]明温博《花间集补序》,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634,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4年
　　[37][明]朱一是《梅里词自序》,朱一是撰《梅里词》,清远堂刻本,《续修四 库全书》1734册
　　[38][明]陈子龙《三子诗余序》,陈子龙撰《安雅堂稿》卷三,明末刻本
　　[39]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42]蒋平阶《支机集&#8226;凡例》,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5]朱承爵《存余堂诗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7册
　　[46][明]张謌《诗余图谱&#8226;凡例》,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 》1735册
　　[47][48][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 86版
　　[49][50][清]王又华辑《古今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 1986版
　　[51][后晋]刘籧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65380;中华书局1974 年版
　　[53][清]周济《存审斋词自序》,清光绪十八年周恭寿刻求志堂存稿汇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