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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与魏晋南北朝山水诗之关系(王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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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4 11:03: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容提要】


文章指出,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兴起与日渐成熟有密切关系。出于养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药之举与采药之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人追奉的风尚,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为满足服药之需,人们“不远千里”,“穷诸名山,泛沧海”以采药石,山水在满足时人药石之需的同时亦培养和提高了他们的山水之趣,药因此与山水及山水诗有了直接的联系。东晋,尤其是在晋宋之交,服药与采药的活动极为频繁且更加地普遍化,中国士人山水审美情趣亦于此时得以确立,而山水审美情趣的形成,是山水诗发展的基础。 药在六朝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及王瑶《文人与药》中均有论述。鲁迅论药及服药对魏晋文士及文学的影响;王瑶承袭鲁迅的观点,在材料和观点上进行更为详尽的补充说明。至于文人服药如何具体影响到文学及何种类型的文学,两位先生均没有涉及,更没有认为药和山水诗之间会有什么关系。而中国山水诗的发生、发展及成熟的原因,前人论述洋洋大观,但与药及采药似乎都没有联系。该文的看点在于:作者从历史文献出发,兼之以文本论证,发现六朝的药与山水诗之间的特殊关系:其一,魏晋南北朝服药的文人,如王羲之、谢安、鲍照、谢灵运等,他们多入名山涉大泽泛沧海亲自采药;其二,文士采药活动不为采药而采药,而伴之以山水之游,即所谓“采三芝之秀”兼从“千仞之游”。采药活动不仅直接培养和提高了时人的山水审美情趣,而且还带来了山水诗的早期形态作品——采药诗,正是两者的共同推动,山水诗才发生并最终走向成熟。提出并证明药为中国山水诗的催生剂,文章很有创见。

【关键词】 服药/采药/山水审美情趣/山水诗

    关于山水诗产生的原因,前人论述已颇详备,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社会政治、经济及地理环境的影响;2. 朝隐之风的影响;3. 论道谈玄学讲佛风气的影响①。但在林林总总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众多研究者忽视了,即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兴起与日渐成熟有密切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于养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药之举与采药之行成为时人追奉的风尚,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为满足服药之需,人们“不远千里”,“穷诸名山,泛沧海”[1] 以采药石,山水在满足时人药石之需的同时亦培养和提高了他们的山水之趣,因此,采药与服药就与山水及山水诗有了直接的联系。

    一

    晋末宋初是中国山水诗发展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2] (P208)晋末宋初,玄言诗从诗坛告退,山水之作声势大兴,成为人所竞作的新诗体。在当时众多竞作新体的诗人之中,殷仲文、谢混为关键性人物。殷诗《南州桓公九井作》,诗中多有山水景句,曹旭注《诗品下》“晋东阳太守殷仲文”条说此诗“见由玄言向山水诗过渡的倾向”,又阐释了包括山水诗在内的诗歌发生的原因[3]。我们看谢混的《游西池诗》,山水景句几占全诗一半。如果说殷诗对于山水之景的描写还嫌粗略的话,那么,此诗山水景物的描写则具体细腻多了,读起来清新朗丽。殷、谢的创作给玄风弥漫的东晋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山水之风,沈约于《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论》中以“始革”和“大变”来评价两人在改变当时诗风时起的作用:“(晋)(殷)仲文始革孙(绰)、许(询)之风;叔源(谢混)大变太元之气。”
    那么,山水诗大兴的晋末宋初是怎样一个时代呢?钩史索籍,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士人服药之风大盛的时期,当时人好服一种叫五石散也称寒食散的药。据余嘉锡《论学杂著·寒食散考·魏晋南北朝人服散故事》所考及本文撰者补考,魏晋南北朝服药有事迹可寻考者,两晋约31例,相当于魏及南北朝所有人数的总和,其中魏约7例,宋约9例,齐约3例,梁约4例,陈1例,后魏、北周约4例、隋约2例,晋宋之交为服药高峰期。魏晋南北朝人何以服药成风?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一章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1)当时文人对生死问题的忧虑及其消解;(2)从时人重视仪容的现象加以说明;(3)从五石散具有刺激作用,有助于房中术的角度进行解释。其实,这三个方面说的是一个原因即养生。但魏晋南北朝人服药非惟养生,亦为消疾。张仲景寒食散方本为治五劳七伤等杂症而制,在时人的服药故事中,服食以治杂症、顽疾者不乏其人,如王羲之患“癫病”②,王徽之有“背疾”[1],王献之常年病痛缠身③,王氏父子服药,除了好养生之外,主要还是为了治病;谢灵运患肺结核④,疗疾消病为其服药之主因,养生倒在其次;鲍照患脚上气[4] (P1264-1265),服食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外,服药之风的盛行,与当时的一种婚制——身份内婚制不无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极盛,大族间为保障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而彼此联姻,即大族联姻的对象基本上属于门第相等的几家士族或皇室,身份内婚制使得婚姻圈极端狭窄,重亲婚、血缘婚、异辈婚现象十分突出:如袁耽大妹适殷浩,小妹适谢尚,尚女又适浩从弟歆;谢安(尚从弟)女适耽子质,质子湛娶谢玄(安兄奕子)女,质女适玄从子子重。又如,晋明帝娶庾冰之妹,明帝之孙废帝(海西公奕)娶庾冰之女;晋哀帝为孝武帝之侄,哀帝王皇后为孝武帝王皇后之姑;简文帝王皇后为王述之从妹,其子会稽王司马道子妃为王述之孙王国宝之从妹;刘宋之时,徐湛之为宋文帝姊会稽公主之子,宋文帝之女南阳公主嫁徐湛之之子,徐湛之之女又嫁宋文帝子随王刘诞,等等。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制造成了血缘关系的混乱,对后代的繁衍极为不利,世胄贵胜弟子体弱多疾,须以药物调理。如陈郡阳夏谢氏、琅琊王氏等家族长期受病患困扰,其家族弟子多好服药,当与他们体羸气弱多病,体质严重衰败有关。
    养生的要吃,养病的也要吃;贵胜之家服药为风雅,贫寒之家服药为附庸;仙家道隐服药,凡夫俗民服药,桑门僧侣亦服药;男子服药,女子也服药;名士药动行散为风流,常人吃饭米中遇石亦称石发,于是服药成风。时人在这种追求感官的刺激中得到一种暂时的满足,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药的人很多,有的人服药也就是服药而已,并未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正如晚清,吃鸦片并未给当时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文学样式,表明服药与文学并无直接关系。而晚清之药与魏晋之药的不同在于:晚清之人服药多钱买,魏晋之人服药多亲采。晋宋齐梁约47例服药者当中,有采药事迹可考者约为24人,故采药在当时已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重要内容。采药者可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仙道之人。他们既是服药风口上的标向者,亦是采药领头人。因为仙药不是现成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配方,要服药先得“登危涉险”,“劬劳山泽中”,“掘采草木之药”,然后根据仙书或《本草》进行配方,“煎饵治作”。[5] 也非每一药必亲采,亦可以钱制办,但要服用大药,就不是钱可以办到的事情了,非得走山问水,访于耕牧贩夫,累年积月,等待时机亲采不可了。于是,崇山峻岭、深沟野壑到处留下仙家道隐寻药采药的身影和足迹:孙登于苏门山采药服食;许迈采药于桐庐桓山、临安西山;刘驎之、刘凝之均曾往衡山采药;陶弘景遍历名山,寻访仙药。
    其二,贵胄名流。这些人要服食,花一笔钱,吃现成的也不是没有,但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愿意亲采的。因为当时的旺族世家、清流子弟,仅凭其门荫,便可平途进取,坐致公卿,所以他们往往摒绝庶务,退隐山林,交游道隐仙家,逍遥采药去,言“卒当以(此)乐死”[1]。且东晋南朝的士族多精擅医学,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自序》中就提到当时的门阀医学事迹:“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谟、殷渊源诸名人等,亦并研精药术;宋有羊欣、王微、胡洽、秦承祖;齐有尚书褚澄、徐文伯、嗣伯群从兄弟,治病亦十愈其九。凡此诸人,各有所撰用方。”精晓医术,这就为采药之举提供了一定的医学常识及作为必要的前提而存在了。这部分世家弟子、名士要服食自然是“欲其必行,是以躬亲,意在取精”[6] 了。有些名士虽不谙医学,但他们的交游不是精晓医术的世家子就是道士,而道士也是通医术的,如王、谢圈子中就集结了殷浩、殷仲堪叔侄、裴逸民、蔡谟、羊欣、许迈、支遁诸人;谢灵运隐居会稽,“艺菜当肴,采药救颓”的时候,与他从游的就有王弘之、孔淳之等人。
    其三,贫寒弟子。五石散药物很贵,服者多为皇室贵宦世家子,贫寒弟子中服食者史籍见载不多,但也有服食的,有些人是追尚世风,有些人确实是身罹重患,不得已而为之,而贫家服食者非要亲采不可了。如鲍照,常年受脚上气困扰,亦是贫家子患富贵病,火药间阙,故成为采药队伍中一员;江淹,少孤贫,且本素宦之人,不求富贵,又要服食,常往越地稽山一带采药。
    但魏晋南北朝人士的采药活动非为采药而采药,他们的采药活动往往伴随着游山玩水,即隋僧释慧净《英才言聚赋得升天行诗》中所云“欲采三芝秀,先从千仞游。”

    二

    采药活动不仅直接培养和提高了时人的山水审美情趣,而且还带来了山水诗发展的早期形态之作——采药诗,两者共同推动山水诗走向成熟,这样看来,山水诗并非仅是文人纯粹游山玩水的结果了。
    1. 采药活动直接培养和提高了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山水审美情趣
    药多生山泽,名山大泽多出好药、上药,且山泽“清寂”、“高洁”,是养性之佳所,便于行炁、合药,所以修道之人必入山泽。蝮蛇聚居、虎狼出没,瘴气环绕的山泽在他们的改造下日渐成为一可居住、可养性、避乱世、远腥膻的乐地,为后来士人进入山泽开辟了道路。而将“登山采药”与“集严水之欢”(支遁《八关斋诗序》)进行有机结合的是晋宋以降的道士:
    许迈,好山水,与王羲之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1]
    刘驎之,好游山泽,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1]
    刘凝之,性好山水,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6]
    陶弘景,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7]
    且晋宋以降的很多道士非仅以游山泽掘药石为怀而已,他们多博学能文,对于世外的风云际会亦了然胸中,故吸引了山外大批的名流文士向山泽聚集,或一起登山涉水以采药石,或诗文往来,谈玄论道、切磋艺文,许迈、支遁与王羲之、谢安等人寓居会稽,“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1];陶弘景交好谢朓,以丘迟、江淹、任昉、沈约等为徒。在凡道交往之中,道士们的山情水趣往往会通过这些名流文士往山外传播,吸引更多向往山林的目光,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山水趣味的引领者
 楼主| 发表于 2009-1-14 11:04:05 | 显示全部楼层
相较道隐服药、采药多属个人性行为而言,士人的服药和采药都是集体进行的,他们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交游圈子,成员来自社会中上层的各色主流人物,如以王羲之与谢安为中心,聚集了谢尚、谢奕、谢万、谢玄、殷浩、殷仲堪叔侄、郗愔、王修之、王胡之、桓伊等世家名流,李充、孙统、孙绰父子等著名文人,许迈、杜呙、许询、支遁等知名道隐桑门。他们多聚居在会稽、永嘉一带,常常相携,逡游东浙诸郡经年累月,以采药养疾之名兼行赏山水清晖之实,澹而忘归。时人在与山水肌肤相摩、相亲,神情相媚、相悦的过程中,山水之情油然而生:王子敬行走在会稽山阴采药途中,沿路“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澈,清流泻注”,不禁脱口而道:“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8] (P145)在他们眼中,山水不再是作为消极避世的借口,而是作为赏心乐事的审美对象,正如戴逵《闲游赞序》所云:“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争斗。谅所以翼顺资和,涤除机心,容养淳淑而自适尔……故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澹泊之愿,于是毕矣。”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能够积极地欣赏山水之美,从中体悟山水的真趣,才有了王右军“我卒当以乐死”的感叹。且时人对山水的喜爱似乎具家族遗传性。如琅琊王氏、陈郡阳夏谢氏、丹阳句容许氏、太原孙氏、谯郡戴氏、南阳宗氏等家族,山水之好有如一种“病菌”,渗透在他们的血液、气息当中,通过祖孙、父子、兄弟、叔侄世代传承互染。而这些集名士、文人、朝廷命官、佛道信徒、掘药人于一身的世家之子又作为山水之好的“带菌者”,通过他们的交游,将这种家族性的遗传“病菌”传染给更多的人进而遍及整个社会。至晋宋之交,不管在朝与在野、世族与素族,对山水之美的欣赏与爱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山水之美不再为世族、士人所独专,此以永和九年王羲之主持的兰亭之游为代表,这一次山水盛宴聚集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凡41人,预者或为父子、或为兄弟、或为姻亲、或为僚属,或为朝官贵胜名流,或为道隐桑门凡夫。
    如果说,道士因入山采药而成为一个时代山水趣味引领者的话,那么,文士则因入山采药而成为一个时代山水趣味的传播者,并将之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山水无处不在,时人的血液之中流淌着山水,神情之中关乎山水,《世说新语》赏誉篇、容止篇中常以山水喻人,以定人品高下、容止风度;言谈之中依托山水,有《世说新语》言语、栖逸诸篇载时人言谈为证;书信之中尽道山水,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等;作文更离不了山水,《世说新语》赏誉篇一○七条载孙绰批评卫永的文章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而孙绰本人是神情和作文都关山水的。山水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及审美的基本格调,而山水作为审美基本格调的确立,为山水诗发展奠定了基础。
    2. 采药诗中的山水描写
    那些采药诗人在寻采药草途中所记的名山胜景川泽风光的诗歌,我们暂且把这些诗歌称为采药诗,一些既是服药者也是掘药人的著名山水诗人如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江淹都有撰作,这些采药诗的价值往往被论者所忽视,但它们作为中国山水诗早期的发展形态,却是山水诗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些采药诗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采药活动与山水描写同时入诗,以下各选每一朝代采药诗人代表诗作以明之:
    嵇康《游仙诗》(遥望山上松)首二句写采药途中所见之景:“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中间十句抒发对仙人的悬想之后言及采药:“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
    桑门支遁《八关斋诗三首》之三记与“同意者”的一次采药活动,其中“广漠排林筱,流飙洒隙牖”,“望山乐荣松,瞻泽哀素柳。解带长陵岥,婆娑清川右。泠风解烦怀,寒泉濯温手”为写景;“从容遐想逸,采药登祟阜。崎岖升千寻,萧条临万亩”写采药。
    宋鲍照《过铜山掘黄精诗》写自己一次铜山采药经历:
    土昉中经,水芝鞱内策。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历。矧蓄终古情,重拾烟雾迹。羊角栖断云,榼口流隘石。铜溪昼森沉,乳窦夜涓滴。既类风门磴,复像天井壁。蹀蹀寒叶离,秋水积。松色随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岂愧梁郑客。得仁古无怨,顺道今何惜。一至八句为掘药之记述,九至十六句为掘药途中景色之描写。
    又梁江淹《采石上菖蒲诗》:
    瑶琴久芜没,金镜废不看。不见空闺里,纵横愁思端。缓步遵汀渚,扬枻泛春澜。电至烟流绮,水绿桂涵丹。凭酒竟未悦,半景方自叹。每为忧见及,杜若讵能宽。冀采石上草,得以驻余颜。赤鲤傥可乘,云雾不复还。一至四句写年岁渐老,九至十四句为采药之缘起,五至八句为沿途所见之景。
    仅揆数例,余不一一。
    其次,采药诗中的山水描写有一个由虚到实、由作言仙谈玄背景到作抒情主体的转变过程。
    早期的一些采药诗中亦有山水及采药活动的描写,但多为虚幻之景,是想像中的山水,且往往作为言仙谈玄的背景出现。如,郭璞《游仙诗十九首》之九: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奔雷;鲜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踏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诗中之景句“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是诗人想象采药服食之后得道飞仙,遨游天际,俯视人间所看到的景致:偌大的东海不过路上蹄迹中的积水、巍峨的昆仑就像蝼蚁之堆。最后两句是由前两句生发出的玄理。
    又,庾阐《采药诗》:
    采药灵山票,结驾登九嶷。悬严溜石髓,芳谷挺丹芝。冷冷云珠落,漼漼石蜜滋。鲜景染冰颜,妙气翼冥期。霞光焕藿靡,虹景照参差。椿寿自有极,槿花何用疑。
    藿靡的霞光,参差的虹景,还有葱茏的椿树,鲜艳的槿花,都是幻想中的仙山景致,非人间所有,仅作为游仙背景出现。
    晋宋以后采药诗中的山水描写则多为实景,对山水的描写成分较前大大增加,并在对山水的描绘中注入诗人的情感。试看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间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帛道猷为晋宋之交的桑门,爱山水,曾在会稽若耶山、沃洲山等地优游。《高僧传》卷五《义解二》载其《与竺道壹书》:“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疴,乐有余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因有诗曰”云云。全诗以景色描写为主体:连绵的山峰、直竦云天的林木、远山笼罩在云雾之中,缥缈朦胧,一阵山风吹来,草木摇曳,一切显得安详而宁静。这时候一声鸡鸣打破了山间的静寂,原来这山间深处也是有人家的,于是沿着小径继续往更深处走。诗人的感情融会在景色描写之中,药及采药者作为背景已被隐去。全诗十句,六句写景,两句纪行踪,两句发慨,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大大增强,与后世真正意义的山水诗别无二致。帛道猷于晋咸安二年(372)前后创作这首诗,13年之后的太元十年(385),谢灵运才出生,后人把改变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创作真正意义山水诗的第一人归于谢灵运,其实这个第一人当属帛道猷。
    此时采药所登之山不再是虚幻的仙山,所涉之水不再是神话传说中的瑶池之水,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可以肌肤相亲、可以为知己的山和水。这些诗作虽然零散且数量有限,没有形成规模,但为当时诗坛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歌创作形式。谢灵运,这个既是服药者也是采药人,集众家之大成,最终完成了山水在诗歌创作当中由附庸身份向主体地位的转变,在他笔下,对于自然山水,“寓目辄书”,“外无遗物”,其写山水之作“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会。”[9] (P161)到了南北朝末期,人和自然山水之间则不仅完完全全地确定了审美关系,并且已经是“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10] 那样地亲密无间了,山水诗的创作经鲍照、江淹、谢朓等人的努力也日见丰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萧统编《文选》,即将此类诗编为山水游览一类,并在主题和文化意义上确定下来。萧统《文选》所选诗人,大写山水诗的谢灵运,是入选诗歌最多的人之一。[11]
    关于药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及文学的关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二文均作了充分论述,但两位先生仅论药及服药对魏晋文学的影响,至于药及士人、文人们的服药行为如何具体影响到文学及何种类型文学,没有涉及。本文以为魏晋文人因服药而采药,在采药的过程中,山水审美趣味得以培养和提高,而山水趣味的确立是山水诗发展的基础。是采药这一行为,使药与魏晋文学发生了关系,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催生剂之一种。
    注释:
    ①此以陶文朋、韦凤娟《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为代表,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版。
    ②《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裴启《语林》说:“王右军少尝患癫,一二年辄发动。”余嘉锡说:“右军病癫,它书未闻。裴启与右军同时,言或不妄。”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28页。
    ③《全晋文》卷二七载王献之与亲友之间往来的书信,其中除了谈及服食、药效之外,更多内容为自身疾患之况。
    ④《宋书》卷六七录《山居赋》云:“苦以术成,甘以熟。”自注曰:“术,术酒,味苦。,酒,味甘,并至美,兼以疗病。治痈核,术治痰冷。”自道其病状为“痈核”、“痰冷”,即肺结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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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葛洪. 地真[A]. 王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十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沈约. 王微传、隐逸传[A]. 宋书(卷六二、九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竖排标点本.
    [7]姚思廉. 处士传[A]. 梁书(卷五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竖排标点本.
    [8]刘孝标. 会稽郡记[A].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9]钟嵘.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A]. 曹旭. 诗品集注:诗品上[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0]郦道元. 江水[A]. 水经注(卷三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曹旭. 论萧统[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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