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赋》、《上林赋》:艺术转型与新范式的确立(许志刚)

墨海

【内容提要】


《子虚赋》、《上林赋》在写作时间上跨越十年。十年间，汉代中央王朝与诸侯关系巨变，司马相如本人的经历与认识都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作品中所表现的使臣意识、汉家意识和审美取向有明显的转换。《子虚赋》、《上林赋》为汉代文坛确立了新的艺术范式。

【关键词】 《子虚赋》 《上林赋》 使臣意识 汉家气象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成名作，也是汉代文学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作品 ① 。在这两篇作品中充分表现出相如的艺术独创和艺术贡献。正是这两篇作品开启一代文学新的风貌，并垂宪未来。它们标志着梁园文学即西汉前期文学向汉家文学的转型，诸侯王文学向汉代盛世文学的转型。对于汉代文坛来说，梁园文学代表旧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范式，而汉代盛世文学是汉家文学的历史存在，是一种新的文学范式的确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就是具有这样转型意义的作品。

《子虚赋》、《上林赋》是构思完整、血脉连贯的上下篇。然而，两赋创作时间相去十年，社会现实的变化和作者处境的变化，时代观念的升华，作者艺术境界的不同，导致作品中文学精神的升华。

一 使臣意识的交锋与幻化

《子虚赋》作于相如游梁之时。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② 。对于梁园来说，或者对于西汉前期文坛来说，相如仅只是“与诸生同舍”，“得与诸生游士居”，尚未有所建树。当时文坛成就斐然的作家是枚乘。

梁王武为文帝次子，于文帝前元十二年自淮阳王徙梁 ③ 。十年后，梁贵盛。邹阳、庄忌、枚乘从吴入梁，为梁王上宾。梁王筑忘忧之馆，以待天下贤士。一时俊逸之士齐聚梁园，从梁王游于忘忧之馆 ④ 。梁王命众人作赋，枚乘献《柳赋》，路侨如为《鹤赋》，公孙诡、邹阳等也各有所赋 ⑤ 。这里记载了梁园作家文学活动胜事。此时，司马相如尚未参预到梁园作家的活动中。在梁园文学群体中最受梁王重视，并且在社会上知名度最高的是枚乘。他早在客游吴王濞时已名扬诸侯，居梁园，更受到梁王的特殊重视。刘武为梁王凡二十五年，相如是在最后几年才到这个群体中来的。他游梁数岁后创作了《子虚赋》。可是，他的文学成就没能引起梁园君臣的特别关注，这篇作品的光辉也被老一辈作家枚乘的成就所掩盖。然而，这篇作品却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它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艺术地表现出梁园时代向着后梁园时代过渡的精神，其艺术匠心也足令相如的前辈相形见绌。

首先，在作品中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子虚赋》同前此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不无为齐一辩之处。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其次，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 ⑥ 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 ⑦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子虚向乌有先生解释畋猎中捕获很少，自己却很高兴的原因说:“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他高兴的是自己看破齐王的用意，而自己又有办法予以应对。他认为，齐王与使臣猎，并不仅仅出于热情好客，而是想借此炫耀国力，以压倒楚。他对齐王“矜而自功”的态度十分敏感，而齐王的发问:“楚亦有平原、广泽游乐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更使他感到盛气凌人的挑战性的口吻。

在回答中，子虚极言己之卑微，自称“楚之鄙人”，极言己见闻之贫乏，对楚的苑囿“未能遍睹”，“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 ⑧ 。然而，就是这仅见其一又特小小的云梦，便足可胜过齐。

他对齐王的回答中处处显示楚之强盛，同齐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作为大国使臣对自己君主、邦国的荣誉极力维护，对涉及这方面的言论、行为极其敏感。这里贯穿着他对使命意识的理解与坚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的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⑨ 。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晏子春秋·杂下》载，晏子使楚，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邪?”王笑曰:“圣人非所与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⑩ 楚王预先导演了齐人因盗窃被捉的闹剧，欲取笑晏子。而晏子却给以有力的反驳。楚王的导演和自我解嘲中潜伏着齐、楚两大诸侯争胜的阴影。在《子虚赋》中，仍然是齐、楚两大诸侯间的事，只是宾主关系发生了变化。齐成了主人，而楚则为使臣派出的客方。主动权操在齐王手中。在子虚眼中，齐王成了彬彬有礼的挑衅者。子虚则成为维护君国利益、尊严的使臣。

更有甚者则是诸侯国间的无礼之行。《榖梁传·成公元年》云:“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父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悦而去。” 11 这是对使臣及其诸侯国恶意的戏耍。四国使臣对这侮辱极为愤慨，终于导致翌年晋与鲁、卫、曹败齐，齐顷公也险些被俘 12 。如此严重的问题并不曾发生在子虚身上。但是，诸侯间争斗的必然性却在左右着齐王，也成为子虚使臣意识中的重要因子。

这些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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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这些解说实在勉强。他用近乎轻描淡写的语调对齐、楚进行比较，也掩饰不住大国的自豪。至于说到:“然位在诸侯，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则表明他比子虚、比齐王有所收敛而已。但他谈话的要点尚不在于为齐王辩护，而在于对子虚的批评。他从一个更高的思想层面谈问题，指出子虚所言，“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这里指出，诸侯国的君主，应重视自己的道德品质和国策，这才是他所认为的诸侯国之美。作为一个使臣，就应张显自己君主在这方面的美。而那种对国家幅员与实力的依仗与张扬，都表明其精神之美的缺乏。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乌有先生的谈话中注入更高的人文精神，即不是徒争物质之强弱，不以强盛的国力构建诸侯关系中的强势话语，而是要在新的强国之美的基础上进行诸侯间的对话。这是对诸侯国交往中重德尚义精神的承袭。《国语·楚语下》载楚使王孙圉聘晋，赵简子问楚宝白珩。王孙圉曰:“未尝为宝。”“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他列举两个贤人和富饶的薮泽，强调说，这些都大有利于国家，这才是“楚之所宝者” 13 。

战国之世，侵伐攻略不断，各诸侯国势力盛衰消长往往系于人才之得失。于是，以人为宝，已成为一些有作为君主决策的核心问题。如燕昭王礼遇郭隗、乐毅，已成为千古美谈14 。而在诸侯交际间，也往往表现出彼此在如何认识“国之宝”方面的差距。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与魏惠王畋猎，魏王问齐“亦有宝乎”，并自炫其车前后的宝珠。齐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然后举出几位贤臣，说明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15

上述诸侯或使臣的言论中都关系到如何认识自己君主或诸侯国之美，如何张显自己君主或君国优势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子虚的认识过多地着眼于物质条件，而乌有先生则在兼顾幅员物产的同时，突出了人文精神，批评子虚所夸耀的并不是楚之美，是与上述较具人文精神的言论相背离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若楚王之猎确如子虚所言，则是贪淫乐而显侈靡，并非楚之美事，子虚作为使臣，应知如何维护国之尊严，不能将楚王之恶显示于天下。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16 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

二 审美取向的转换与汉家意识 《上林赋》紧承《子虚赋》二人的谈话展开。

无是公评价子虚、乌有先生的谈话，认为:“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这无异于对二人的当头棒喝。楚与子虚之失已经乌有先生指斥，无可逃遁。齐的行动及乌有先生的谈话，似乎都很堂皇。“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故未可也。”齐的这些行为都是错误的，已超越了诸侯的本分。这就是说，楚、齐二国在臣节和行为方面都有失于检点之处。

随即，无是公锋芒一转，直刺二子，对他们的言论进行批评。“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他们所热中的争辩，“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仅就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辩来说，虽有高下之别，但却都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都没能在君臣之义的前提下，严明诸侯之礼。无是公的言论显然是对子虚、乌有先生的超越。他把诸侯存在的前提突显出来，他提醒人们，应明确地认识到诸侯是怎么来的，应对中央王朝承担何种义务，彼此间应如何交往等。而这些，正是子虚和乌有先生所不曾虑及的。

作者通过无是公之口更要子虚、乌有先生清楚:诸侯是天子封邦建国而产生的，他们仅仅是一方一域之主，而天子是天下共主，是那些一方之主所不可比拟的。因此，他们津津乐道的齐、楚的饶富，是“未睹夫巨丽”时的自夸，无异于井底之蛙的浅见。汉王朝无论在幅员方面，还是在国力方面，都远远超过此前的各朝各代。这是第一次以大一统的强盛国家出现于历史上的王朝。

作者在对天子上林品物繁庶的多方描述与赞美中，更将汉家气象充分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是以往的历史记载都无可比拟的盛世王朝和盛世气象。作品描绘了上林苑规模之宏大:八条河水川流，崇山深谷蔓延，宫阙构建雄伟;更有水中的蛟龙鱼鳖，水鸟珍禽;山中的蕙草奇葩，群牲异兽;宫中的鲜果秀木，玄猿素雌。通过多方的描绘，将一个空前辽阔、富庶的天子园林生动地展现出来。进而描写天子率众臣在上林狩猎。在对上林景象和狩猎状况的渲染中，作者倾注了昂扬的气势，构造了具有恢宏巨丽之美的文学意象。从这方面来说，《上林赋》是表现盛世王朝气象的第一篇鸿文。

然而，这恢宏的气象和巨丽之美，还只是作品宗旨之一部分。无是公陈述天子狩猎丰厚，纵情宴饮，将汉家的物质之美推向极致，进而又转入一个新的境界:天子于“酒中乐酣”之际，“芒然而思”，深感当前的游猎行乐“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

无是公虽然讥笑子虚、乌有先生“未睹夫巨丽”，他的陈述却不停止于“巨丽”。他在充分渲染汉家气象之后，又转而谈到汉天子在更高层次上所进行的汉家文化建设。作品以天子发出“此太奢侈”的感慨为转折，将上林的土地、山泽变为人民得以谋生之所;改革刑法、制度;特别重视思想、学术、文化艺术建设，阐扬六艺，振兴礼乐，兴道迁义，造就一代文物之美。在作家看来，这文物之美又超越了品物繁庶的巨丽之美。这是完整的全新的汉家气象，这是任何诸侯都无可比拟的盛世气象。这里所追求的已不再是任何一种使臣意识，或是使臣意识的高下之别，而是贯注了大一统意识的新的审美理念的艺术创新。

《上林赋》所创造的艺术境界是作者经历了十年的沉寂、思考之后的新的艺术结晶，也是对十年前艺术境界的升华。司马相如在武帝面前说，《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其意正在于此。从这段陈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足观”、“未足观”是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的。在他创作《子虚赋》的时候，自然不会想到梁园文学的解体，更不会预见到会有十年后天子的征召。从审美取向来说，他当时所欣赏的是通过乌有先生之口传达出的诸侯间的交往和使臣意识。发现这一切都“未足观”，正是十年间社会变迁和这变迁引起的他的思想认识升华的结果。

无是公对子虚、乌有先生提出的“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的批评，和“未睹夫巨丽”的比较，都植根于社会变迁中，并与西汉前期士林精英的思想启迪有着直接关联。

汉初的诸侯与武帝朝的诸侯已有很大的不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谓:汉兴，诸侯王“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王朝直接管辖之地“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 17 。从地域的广狭，到官吏的设置，宫廷的建设，大的诸侯王已经直逼中央王朝。这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贾谊形象生动地指出:“天下之势，方病大瘇 :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 18 到景帝时，虽灭吴楚七国之乱，仍有一些大国诸侯存在，淮南王、河间献王都是较为突出的。梁孝王在当时更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与景帝同母所生，又在平定吴楚之乱中立下大功，窦太后和景帝宠爱过隆，“为大国，居膏腴之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得赐天子旌旗”。他大治苑囿宫室，“筑东苑方三百余里”19。

到武帝时，上述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诸侯“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陨身亡国”。另一方面，朝廷又采取分恩以削弱诸侯的策略，“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通过广建诸侯以削弱其势力，特别是大国的势力。此时诸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20。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高祖即皇帝位，论功而定封，“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耗矣” 21 。中央王朝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天下大势，即使是大国诸侯也无力与天子分庭抗礼。景帝初年，宠爱梁孝王，宴饮之际甚至说:“千秋万岁后传位于王。” 22 后经袁盎等谏说，其事乃罢23 。这件事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明君主统绪之不可动摇。由此，天子愈尊，诸侯愈卑。

相如为梁王宾客，对梁的情况更有直接的、深刻的了解与体验，又亲见梁孝王的去世和梁的衰落，对“诸侯之事”与“天子之事”的感受已不同于他人。因此，经过十年的沉寂，召于武帝面前时，他的认识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他首先肯定了《子虚赋》是自己所作，然后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这就鲜明地表现出他此时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如果他也认为诸侯之事“未足观”的话，便不会有《子虚赋》之作。而这其中的转变，我们正应从社会的变动中，从才智之士的认识中去寻求答案。

时代观念的转变，也导致审美取向的更新。《上林赋》中谈到的“未睹夫巨丽”，是要将中央王朝恢宏巨丽的汉家气象之美充分展示在人们面前。同时，还要将中央王朝的文物制度建设所标志的新的精神，作为对品物繁富之美的超越。这样的审美取向是十年前相如的作品中不曾涉及的，更不是枚乘等作家可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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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的艺术范式的确立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赢得了汉武帝的激赏，并发出了“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叹 24 。《上林赋》进呈后，天子以为郎。相如作品的艺术效果远不止此。作品在文学气象、规模、艺术结构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创新，为汉代文学树立了典范。

作品所表现的汉家气象是前所未有的。屈原、宋玉、贾谊的作品在所表现的感情和艺术构思方面各具特点，却不以气势取胜。较早注重气势充溢的作品当属《七发》。在《七发》中，吴客为楚太子讲述驰逐争胜和曲江观涛的场面，都很有气势。但它却无法窥及《子虚赋》中齐、楚的苑囿，更不要说《上林赋》中地域之辽阔，品物之繁盛，气势之充溢。《上林赋》所表现出的审美意识的种种变化，远非《七发》所能想象得出。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虚拟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三个人物，夸齐、夸楚，盛赞上林，篇幅宏大，气势逐层推进，一波胜过一波，充分展现汉家气象之巨丽。在这一点上它为汉代作家确立了一个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典范。此后的杰出作家如扬雄、班固、张衡无不从选题、气势方面继踪、效仿，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相如赋在表现汉家气象方面的开创意义。

《子虚赋》、《上林赋》在艺术构思、艺术表现方面也颇多创新。

它以上下篇连体的结构形式，构建宏大的体制规模。上下篇既相衔接，又多方对比，充分展示作品内容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在司马相如之前，惟有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在形式上较为相近。但宋赋是题材上相关联的作品，并非真正的上下篇结构。《子虚赋》、《上林赋》则不然。这两篇赋的题材密切关联，作品血脉贯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子虚赋》中，子虚与乌有先生的对话已将齐王陪同楚使畋猎这一中心事件及引申出的思想交锋，充分表现出来。应该说这一事件与当事人的行为、态度，得到完整表现后，作品也该结束了。唯“无是公在焉”一句在《子虚赋》中似为疣赘，实则有为作品留下进一步铺展的余地，也构成上下篇的衔接点。于是，下篇即《上林赋》成为“无是公”所见所想的艺术显现。

作品在上、下篇内部与上下篇之间的艺术构思都通过精心设计，表现出不同意识间的交锋、起伏，使人们看到在艺术旨趣实现过程中的波澜。

在《子虚赋》中，子虚的陈述表现出同一种使命意识内的明争暗斗。齐王在子虚面前炫耀实力，成为全篇铺叙的基础。随后，子虚对齐王的回答，表现为全篇的第一次使命意识间的冲突。这是诸侯及其使臣建立在国力崇拜基点上的对话，也是全文中的浅层次的对话。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将对话提升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其间固然有对齐王的回护，更多的则是对子虚的使命意识给予否定。他是旧的使命意识支配下的使臣，而不能胜任新的使命意识的要求。

在上、下篇之间，《上林赋》是对《子虚赋》的全面否定。无是公尖锐地指出:齐、楚均有所失。其所失的关键在于“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他们在争强斗胜之时，只知道自己与对方的比较，竟忘却了他们作为诸侯的由来，忘却了还有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天子的存在。于是，他要以汉家在物质方面对诸侯的超越，表明诸侯间的比权量力，都是目光短浅的。

在充分展示了汉家品物繁盛之美后，作者笔锋陡转，引出天子的“芒然而思”，否定了此前对物质佚乐的追求，转而诉诸对文化制度的追寻。作品中的文气振荡反复，波峰起落，跌宕有致，逐渐由诸侯间浅层次的比权量力，进入到对道义的崇尚，再进而呈现天子的品物之盛，更升华到汉家的文物声明之美。文章一波三折的振荡，直指作品的最高艺术旨趣的实现。

这样的艺术构思在相如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是不曾出现过的。这是司马相如的艺术创新，也是他历经时代巨变和精思巧构而后的结晶。

作品后部写天子“芒然而思”，本出于虚拟，其作用在于对社会乃至君主的诱导。《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 25 正道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即他较为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对所谓“风雅美刺”的传统有所继承。而在赋的创作中，这也是相如与前人、与同时代的枚皋、东方朔等大异其趣之处。

行文至此，笔者产生一个推想:在《子虚赋》中，无是公仅仅是一个旁听者。而在《上林赋》中，则以无是公对二子的批评构成了上下篇之间的过渡，并在《上林赋》中充分表现这位来自天朝人物对中央王朝从品物之盛到文物声明之美的全方位称赞。由这个人物在上篇中无所作为的地位，与下篇唱独角戏的作用，似乎可以看出，这个人物连同他对二子的批评一段文字应是十年后作者完成下篇，即《上林赋》时精心构造的神来之笔。它使得前后两个部分成为有机的整体。而当作者创作《子虚赋》之时，可能仅有两个虚拟的人物，即子虚、乌有先生。十年后，当相如创作《上林赋》时，才构想出无是公其人，并让这个来自中央王朝的人物承载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审美意识的重担。

《子虚赋》、《上林赋》创作之后，即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典范。《汉书·扬雄传》云:“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26 而班固《两都赋》在规模、体制乃至假设问对之人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子虚赋》、《上林赋》的影响。  

注 释

①以下引《史记》版本同。我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编第二章已略及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99页。

③见《史记·梁孝王世家》，第2081页。又见《汉书·诸侯王表》，王先谦补注本。

④见《史记·梁孝王世家》，第2083页。

⑤见《西京杂记》卷四，《四库全书》本。

⑥引文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02页，与《汉书·司马相如传》、《昭明文选》小异。

下同。

⑦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⑧引自《子虚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⑨见《左传·昭公元年》，十三经注疏本。

⑩《晏子春秋》卷六，《四库全书》本。

11钟文蒸《春秋?梁传补注》卷一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70页。

12《左传·成公二年》，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本。

13《国语·楚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79—581页。

14见《史记》之《燕召公世家》，第1558页;《乐毅列传》，第2427页。参见《战国策》之《燕策》、《齐策》。

15见《史记》卷四六，第1891页。

16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17《史记》卷一七，第802页。

18贾谊《陈政事疏》，引自《汉书补注》卷四八《贾谊传》。

19《汉书补注》卷四七《文三王传》。

20《史记》卷一七，第802、803页。

21《汉书补注》卷一六。

22《汉书补注》卷四七《文三王传》。

23《汉书补注》卷四九《袁盎传》。

24见《汉书补注》卷四八《贾谊传》。

25见《史记》卷一一七，第3002页。

26见《汉书补注》卷八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