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西汉梁国其地域就是春秋时期的宋国,这里是孔子的祖籍[2],庄子的故里[3]。孔子的儒家文化,庄子的美学思想和散文风格,势必会对梁国辞赋的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枚乘《七发》说:“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枚乘将庄周和孔子等人的学说视为“要言妙道”,正可以看出这种影响。
儒家文化对梁国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诗教的影响。《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就诗歌讽谏的特点来说的。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都明显具有讽谏的意义,但其讽谏都是非常委婉的,正符合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要求。二是儒家的礼法思想对梁国辞赋的影响,这在《七发》和《子虚赋》里面都有表现。《子虚赋》写乌有先生批评子虚说:“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他批评楚国的“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不合诸侯之制,正是体现了儒家的礼法思想。另外,孔子“事君达政”、“文质彬彬”的思想,对梁国辞赋“讽谕”和“侈丽”特点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4]
庄子对梁国散体大赋的形成影响更大。庄子主张大美,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5]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在梁国所创制的散体大赋体制,正体现出一种包举宇宙、气势磅礴的“大美”。散体大赋的这种美学追求正发端于庄子。《庄子》散文多虚构人物,设为问答,想象丰富,语言铺排夸饰,行文变化多端,汪洋恣肆,这些都对梁国散体大赋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庄子》中对客观事物的细致描绘,对梁国散体大赋的形成影响更大。例如《庄子?齐物论》对“地籁”的描绘:“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这种对众窍和风声的千差万别的描绘,精细传神,对梁国散体大赋作品在体物精微方面是很有借鉴作用的。
第三,梁国文士多有古代纵横家之风,其雄辩气质和铺张扬厉的文风给散体大赋那种铺张华丽的修辞性语言诞生提供了足够的养料,从而促进了散体大赋体制在梁国的形成。
《汉书?邹阳传》说:“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藩国之文术》云:“(吴王濞)所用多纵横游说之士,亦有并擅文词者,如严忌、邹阳、枚乘等。吴既败,皆游梁。……文辩之士,亦常有纵横家遗风,词令文章,并长辟阖,犹战国游士之口说也。”的确,邹阳、严忌、枚乘等人是景帝年间“皆以文辩著名”的“游士”,他们作为藩国门客,其身份也与战国纵横家、策士谋臣颇为相似,在他们身上都不乏纵横家所必备的才质。故《汉书?艺文志》载有邹阳文7篇,将其列入纵横家。纵横家多为策辩之士,其特点是长谋略,通辩辞,往往雄辩滔滔,语言酣畅淋漓,纵横驰骋。枚乘和邹阳不仅是辞赋家,也是散文家。枚乘的《谏吴王书》,虽然写得含蓄委婉,但辞意恳切,态度鲜明,长譬远引,曲尽利害。他把吴王的行为比作“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告戒吴王“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所以为大王惑也。”文章不仅比喻繁复贴切,而且句式骈散相间,灵活多变,还有不少地方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百态横生。邹阳的《狱中上梁孝王书》,陈诉冤屈,文中大量列举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劝谏梁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抒发了正直之士无辜受谤的悲愤。同时又用了很多排比、对偶句式,再三致意,反复申说,读起来更是激情滚滚,悲慨淋漓。枚乘和邹阳的这类文章,明显带有战国纵横家散文的特点。这种文风为散体大赋那种铺张华丽的修辞性语言诞生提供了足够的养料。另外,枚乘、邹阳的文章还具有现实理性精神和逻辑严密的特点,这也正是纵横家文章的特质。而这些特点都对散体大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路成文先生在《论〈七发〉结构模式之渊源及其演变》一文中指出:
先秦诸子及纵横家之言对枚乘影响颇大。这主要体现在《七发》的语体特征和较强的现实理性精神与严密的逻辑理路上。《七发》属典型的散体大赋,全篇着力铺陈音乐、饮食、车马、宫馆宴游、校猎、观涛、要言妙道等七方面内容,表面上是要替楚太子除疾,实际上却是要向‘楚太子’灌输一套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论说文的性质;在具体铺陈中,吴客针对楚太子‘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的病理特征,采用循序渐进的策略,从音乐、饮食等琐事叙起,由小到大,由内而外,将楚太子的视野由温柔乡一步步引向广阔的大自然,引向激动人心的现实生活,最后才端出‘要言妙道’,使楚太子‘?然汗出,霍然病已’,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这表明《七发》确实受到了先秦诸子纵横家之言的影响。[6]
路成文先生的分析正说明纵横家文风对《七发》这种散体大赋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清)陈元龙.历代赋汇?卷八四?室宇类[M].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
[2]王增文.孔子祖籍在商丘[N].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1-2(8).
[3]王增文.关于庄周故里的争论述评[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6).
[4]简宗梧.汉代赋家与儒家之渊源[A].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C].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5](先秦)庄周.庄子?外篇?知北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路成文.论《七发》结构模式之源源及其演变[J].文史知识,2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