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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诗论》“大敛材”与孔子的荐贤思想(曹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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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9 10:05: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容摘要:

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论《邦风》中的“大敛材”,诸家解释各异。其实,“敛材”就是选举贤才,是孔子“任贤举能”思想在《诗》论中的体现。
关键词:孔子诗论    敛材    解诂
  
上博简《孔子诗论》论《邦风》,说《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欲焉,大敛材”。其中的“大敛材”,诸家解释各异。马承源先生说:
  
“敛材”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八曰敛材……”此“敛材”为收集物质,简文“敛材”指邦风佳作,实为采诗。[①]
  
庞朴先生说:
  
“观人俗焉”与“大敛材焉”为排比句,“大”用作动词。“人俗”即民俗,“敛材”似指“敛材者”。盖“敛材”乃一种职事,《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八曰臣妾,聚敛疏材。”又《大司徒》:“颁职事十有二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八曰敛材。”可见,敛材是由臣妾来承担的职事,其具体的内容,据经师们说,是收集百草根实可食者。至于臣妾,则是贫贱的男女百姓们,所以“大敛材焉”,是说看重这些从事敛材的男女百姓们,而这是《邦风》“纳物也専”的表现,也是它“观人俗焉”的渠道。我们只要默诵《国风》的诗篇,便能相信这个评价是不差的。[②]
  
王志平先生说:
  
“敛材”疑读为“敛采”。“材”为从母之部字,“采”为清母之部字,音近可通。《礼记·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史记·乐书》:“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③]
  
董莲池先生说:
  
大敛材焉:敛,即佥字。《尚书·尧典》:“佥曰……”,孔《传》:“佥,皆也。”《楚辞·天问》:“佥曰何忧?”王逸《章句》:“佥,众也。”材,当读如哉。安,用作焉。“材安”即“哉焉”,为两个语末语气词连用。句当是言邦风“群”的教化作用,“大敛材焉”谓能和大众。[④]
  
程二行先生认为所谓的“材”就是“物”,内容包罗万象,举凡自然界的动植物、矿物、人工产品、半成品皆可谓“材”。“大敛材”也就是说可以从《邦风》中积累有关“物材”的丰富知识,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⑤]
刘信芳先生则认为“材”兼指物材与人才,“敛”是一种选取性聚集,诗人将实际生活之材写进诗中,此所谓“敛材”,而“大”可以理解为哲学之“提升”,文学之“提炼”,所以他认为《诗论》评《邦风》为“大敛材”,极为准确地概括了《邦风》的文学特征。[⑥]
诚可谓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但我认为,这些理解都未能切中要害,有的理解虽有些道理,但惜乎又未能深入。要准确的理解“大敛材”的内涵及其与《邦风》的关系,一是要联系周代的举荐制度,二要结合孔子的“任贤举能”思想来理解。
诸家大都注意到了《周礼·天官·太宰》与《地官·大司徒》,以为《诗论》“敛材”一词源于此,实则大错。在我看来,“敛材”一词应该与《礼记·文王世子》“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中的“敛才”同。孙希旦《集解》云:“郊,谓六乡之学在四郊者,《王制》所谓‘虞庠’是也。语,考论也。语于郊,谓乡大夫询众庶,宾贤能也。人材各有所长,随其所能而用之。”材“材”与“才”通,如《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材”,《论衡·自纪》:“好杰友雅徒,不泛结俗材”。简帛一般都借“才”为“在”,而“才能”之“才”写作“材”,比如郭店简《六德》第13、14简“大材艺者大官,小材艺者小官”,《语丛四》第24简“虽以勇力闻于邦,不如材”等皆是。可见,所谓的“敛材”即“敛才”,也就是选举贤才,这与西周的地方教育行政特点有关。西周的地方行政教育是政教合一的,地方行政长官——大司徒、乡大夫——肩负着教化职责。据《周礼》,知地官司徒属教官,大司徒总其事,职责是“掌邦教”:
  
施十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正岁令于教官曰:“各共尔职,修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正,则国有常刑。”
  
又,《礼记·王制》记司徒职掌亦云:
  
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独孤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这里言及“大司徒”职责时,都提到举贤任能之事。何以举贤?《王制》云: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尔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郑玄注:“升于司徒,移名于司徒也。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学,大学。”乡大夫如何考论秀士?《周礼·乡大夫》记乡大夫职掌云:
  
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佚籍六十,野中自六尺佚籍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据此以论,周代的选官制度大致程序是,由乡大夫及其乡吏征于众庶之贤者,登记造册,此即“舍者”之贤者、能者。贤者主于德行,能者主于道艺。升于乡学,曰秀士;三年大比,优秀者升于司徒,曰选士;司徒经考校,有优秀者升于大学,曰俊士。大学之中,“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经过一段时间,将出学,对于那些敖很不孝弟(“不帅教”)而又屡教不改者则屏之远方,“终身不齿”,而贤能者经司马“辨论官材”,选官授爵。(《礼记·王制》)
这其中,乡大夫的选拔是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其与《邦风》之关系也正在于此。乡大夫的考校有三项内容: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在孔子看来,这三者皆与《风》诗关系密切。
首先看《风》诗与德行的关系。孔子十分重视《诗》与德行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风》诗。在《论语》中,孔子对诸如仁、礼、孝等道德伦理内涵的揭发与体认,不是以抽象的逻辑事理的方式,而是借助现实的中的实践行为来说项。以《论语》中孔子说仁为例。何谓“仁”?孔子说于己能“克己复礼”,于人能“爱人”,就是仁。而诸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不忧”、“仁者,其言也讱”等等,无不借现实中仁者之行为来取譬“仁”的诸种内涵及其实践“仁德”的种种方式。孔子把这种实践仁德德方式称之为“取譬”,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亦即《礼记·乐记》云:“君子反情以合其志,比类以成其行”。《诗》是一种重要的取譬资源,《礼记·学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孔子在论学《诗》时,反复强调《诗》与兴之间的关系,《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阳货》曰:“《诗》可以兴”,所谓的“兴”即是取譬。所以当子贡由《卫风·淇澳》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明白“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的进德方法后,孔对之子大加称赞,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徃而知来者也。”(《论语·学而》)子夏也因同样的原因,博得了孔子的称赞。(《论语·八佾》)需要强调的是,孔子的取譬于《诗》主要是针对《风》诗而言的。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其目的就是为了取譬,而《诗》中的鸟兽草木多见于《风》诗。所以毛《传》解诗,标注“兴”体计有115次,而《风》诗有72次,占63%。
 楼主| 发表于 2009-1-19 10:05:48 | 显示全部楼层
其次再看《风》诗与政事的关系。《礼记·文王世子》中的“事举”,孔颖达《正义》曰:“或以事举者,事次德者,虽无德而解世事或吏治之属,亦举而用之也。”孔以“事举者”无德,或有不妥,故孙希旦曰:“事举者非必无德,而事为优”。总之所谓“事举者”,即通乎政事者也。《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于此,孔子谈到“诵诗”与“授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诗》与政事之间的关系。因为《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之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故古有采风之制。而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据《诗》察政,知盛衰得失,就是通乎政事者。而这里的《诗》应该主要指《风》诗,据此可见《风》诗与政事的关系,以及孔子对《风》诗与达政关系的重视。
最后我们再来看《风》诗与言扬的关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士大夫交接邻国时《诗》的重要性,所谓“以微言相感”。在《论语》等典籍中,孔子数次言及言语与《诗》的关系,例如《子路》篇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强调“专对”;《季氏》篇的“不学《诗》,无以言”等等。这里的《诗》固然含括《雅》、《颂》,但《风》诗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孔子在告诫其子鲤“不学《诗》,无以言”的同时,又告诫鲤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显然主要指《风》诗。而且孔子还曾告诫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都可以看出孔子对《风》诗的重视,以及《风》诗与言语的关系。
由此可见,孔子认为,无论是德行、政事还是言语,都与《诗》,尤其是《风》诗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风》诗直接关系到贤能的选拔和培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在论《风》诗之用时,将“纳物”、“观俗”、“敛才”三者并列,应该说是十分周延的论述。其中“观俗”是属于春官宗伯的职掌,“敛才”是属于地官司徒的职掌范围,二者并行不悖。上述各家所以不能正确理解“敛才”所指,原因是没有将“观俗”与“敛才”分开,而认为都是“大师”之事。
而且就《诗论》其它简文看,这三者中孔子尤其强调《风》诗的“敛才”之功。第4简:“曰:《诗》其犹旁门。与戋民而豫之,其用心将何如?曰:《邦风》是也。”第一个“曰”前的缺文,当是××人,据文意应该是“孔子”,也就是说,下面的这些论《风》、《雅》、《颂》有何用的话,是孔子说的。“《诗》其犹旁门”后有一墨柱,则该句当为对《诗》用的总论。“旁门”即《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郑玄注云:“天子十二门,通十二子。”贾公彦疏:“旁谓四方”,是以“旁门”即四方之门,对应十二子,以察时变。则《诗》犹旁门,是说《诗》与天地同节,借《诗》可以周知四方之事,总揽天地人情。察见人情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荐贤,亦即《诗论》所谓“与戋民”。
“与戋民而豫之,其用心将何如?曰:《邦风》是也”,论的是《邦风》。“戋”诸家或释作“贱”,或释作“残”。而我认为不必改字,径释作“戋”可也。“戋”有少、小等义,《集韵·犭玺韵》:“戋,少意”,《字汇·戈部》:“戋,浅小之意”,《周易·贲》:“束帛戋戋”,朱熹注:“戋戋,浅小之意”。是以“戋民”即“小民”,指下层低级贵族或庶民,这里应该是指“戋民”中的有才德者。“豫”,于简文从“谷”、从“兔”,释“豫”无误。“豫”有欢娱、逸豫义。但何谓“与戋民而豫之”?关键就在于“与”的释定。诸家都将“与”释作连词“和”,不妥。“与(与)”当释作“举(举)”,举荐,选拔之义,《礼记·礼运》:“选贤与(与)能,讲信修睦”,与(与)者,举(举)也。简帛也有相同辞例,郭店简《唐虞之道》第22简:“古者尧之与(与)舜也:闻其孝,知能养天下之老也”,此“与(与)”即“举(举)”也,说尧因何而举荐舜。释“与(与)”为“举(举)”,则“与戋民”便很好理解。揣摩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当权者能遍察民情,举荐贤人,让百姓欢娱,则民心就将归于顺。《周易》有《豫》卦,《彖》辞:“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顺以动”即顺乎民心而动也,其《象》辞:“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施政者倘能行乎此,则民心归顺,故《豫》卦过后是《随》卦。孔子深于《易》,其一字“豫”可谓言简义赅。要察民情、荐贤能,于《诗》惟有《邦风》,故曰:“《邦风》是也”。
孔子之所以如此重视《邦风》举荐贤能之功,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与孔子本人重贤才的思想有关。据《周礼·天官》记载,周代的选官原则上有八项:亲亲、敬故、进贤、使能、保庸、尊贵、达吏、礼宾。但在宗法一统的西周时代,“亲亲”、“尊贵”一直是进官授爵的主导形式,选贤任能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模式。春秋以降,随着群雄竞逐的社会格局的形成,人们渐渐看到人才的重要,齐桓因管仲而霸,晋文藉五贤而兴,楚庄王之用孙叔敖,秦穆公之擢百里奚,都为人们树立了任用人才的典范。所以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各派对“选”与“举”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尽管意见有不同,但基本倾向都主张要变革旧有的世袭制,主张选贤任能。墨子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又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天与古之圣王都不计贵贱贫富,惟贤是举,故疾呼:“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孟子说:“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孟子·公孙丑上》)稍后的荀子态度更加坚决,其曰:“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政》)孔子是春秋战国之际重要的思想启蒙者,其对包括墨家及道家后学在内的各家各派都有影响,所以后世的“尚贤”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中有明确的表述。《论语》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述,《子路》篇,仲弓问政,孔子就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雍也》篇,子游为武城宰,孔子去探望他,上来就问:“女得人焉尔乎?”而且孔子就有举“戋民”的思想,“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办学思想,“三年学,不至于谷,不可得也”(《论语·泰伯》),谷,俸禄也。故弟子问干禄、问政,孔子都细心予以解答;而樊迟问稼,孔子斥之为“小人”。但孔子又主张“有教无类”,束修以上未尝不教,这就反映了孔子举“戋民”的思想。“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说明在孔子看来,才能比出身更重要,这就是为什幺他称赞仲弓“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的原因,尽管仲弓之父贱且恶,却不能掩仲弓之善。更何况孔子本人还有贤而不得用的亲身经历呢?孔子强调《邦风》举荐贤能之功,不亦宜乎?
孔子这种重视《邦风》“敛才”之用的思想,在《诗论》中有明确的体现。关于《风》诗与德。孔子赞成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处世态度,若邦无道,则应遁世,且遁世无闷,如此则可谓君子。《诗论》评《柏舟》曰“闷”,显然对《柏舟》一诗的主人公暗含批评,认为他德行修养还没有达到君子的境界。《诗论》论《关雎》,强调其“以色喻于礼”;论《燕燕》,则着眼于“慎独”。又以“君子”、“小人”评《肠肠》、《仲氏》等诗,显然都是着眼于德行。
《诗论》论《风》诗与政事之间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首诗德评价中。《诗论》评《甘棠》曰:“《甘棠》之报”,又曰:“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亦然。”《甘棠》之诗,歌颂召公能勤政爱民且不扰民,故世受民众爱戴。故而,诵《甘棠》之诗,则应知如何施政,否则就是孔子所谓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而《东方未明》“有利词”,也是对施政者的告诫,要求其观风察政,体恤民情。
《诗论》论《墙有茨》,说其“慎密而不知言”。《墙有茨》见于今本《诗·鄘风》,“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其下二章内容大体同,不赘录。诗中反复强调“不可道也” ,“不可详也”,“不可读也”,似“慎密”。但与此同时,诗还是揭露了这种“言之丑”,“言之长”,“言之辱”,孔子说这是“不知言”的表现。好比《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伯有之赋《鹑之奔奔》,而终致杀身之祸。这可以看作是《诗论》关于《风》诗与“言”关系的论述。
尤其重要的是,《诗论》还在《风》诗的评价中直接表达了举才荐贤的思想。如评《兔罝》“其用人,则我取……”,评《有兔》曰“不逢时”,评《卷耳》曰“不知人”等等。以《卷耳》为例。《卷耳》见于今本《诗·周南》。孔子的“不知人”即谓不能官人,也即不能举贤任能,大抵就诗的后三章而言,以为是贤者失其官守之叹。应当指出,孔子以“不知人”评《卷耳》,当源自《卷耳》的先秦古义,《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楚能官人,其评曰:“君子谓楚于是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官人则民无覦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且直到汉代,《卷耳》古义犹存。《淮南子·淑真训》论君子处时得位则有为,反之则否,其引诗以证,“‘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以言慕远世也。”高诱注曰:“‘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 。诚古之贤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远也”。即便《毛序》也知其古义,“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所谓的“求贤审官”,与先秦古义正合。《论语·卫灵公》,孔子称赞蘧伯玉“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认为其中“卷而”即《卷耳》,“卷而怀之”也是从“贤者宜官位”的思想引申来的,称赞蘧伯玉是失位的贤者。
总之,在孔子看来,《邦风》关乎举荐贤才,其所谓“大敛材”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明乎此,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
 楼主| 发表于 2009-1-19 10:06:10 | 显示全部楼层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②]庞朴:《上博藏简零释》,见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6-237页。

[③]王志平:《〈诗论〉笺疏》,见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211页。

[④]董莲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解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

[⑤]程二行:《楚竹书〈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二条释文》,《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⑥]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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