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际银)
摘 要: 唐诗与唐人小说的发展并不同步,但唐人小说中拥有大量的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进入小说的机率越来越高,小说中诗歌与唐诗发展的风貌愈益相合。唐代诗歌与小说用诗的流程嬗变有着明显的可比性。从“四期说”的角度比对唐诗与小说的用诗,初唐诗坛因中有革,小说用诗低迷。盛唐诗坛呈现鼎盛之态,小说用诗出现俗诗短章。中唐诗人探索求新,小说用诗与唐诗和谐融通;晚唐诗坛出现衰退之象,小说用诗逐渐繁富。
关键词: 唐诗; 唐人小说; 文学体式
Abstract: Tang poetry didn't grow synchronically with Tang novels but the latter contained large quantities of Tang poems. As time went by, more and more poems occurred in novels, which tended to coincide daily with the status quo of development of Tang poetry. As a result, Tang poems were well comparable with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of novel poems in the da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taking shape, so few poems occurred in novels;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flourishing in full wing, so varied forms of poetry occurred in novel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s were seeking innovative forms of poetry, so poems in novels were in harmony with the Tang poetry; an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declining, but poems occurred affluently in novels.
Key Words: the Tang poetry; the Tang novels; form of literature
文学的发展,包括某种文学体式,不是一个孤立自足的现象,而是与外界时常发生关系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文学本体历时性的丰富充实,也体现在共时性的异体借鉴与吸收在。唐代文学的标志是诗歌,研究唐人小说发展不能不参照唐诗,研究唐人小说之用诗现象,就更是如此。唐诗发展的运行轨迹、阶段划分问题,历来为治唐诗者所关注,其中影响最大、迄今仍为多数学人认同的是明代高?木秉所倡之初、盛、中、晚唐“四期说”。与自宋以降众人注目的唐诗分期大不相同,学界对唐代小说分期的关注,则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主要有“三期”、“四期”、“五期”等说法。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参照了唐诗的分期,特别是“四唐说”而成的。
唐人小说的分期,受到了唐诗分期的影响。唐人小说中的诗歌,是否受到唐诗创作大气候的影响?不同时期小说中的诗歌,与同期唐诗的总体风貌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探讨索解之必要。尽管有人将唐人小说中的诗歌与一般意义上的唐诗同视,如《全唐诗》卷862、卷867所录神仙鬼怪之诗,但唐代诗人之诗与小说之诗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诗人之诗是独立自足的文学体式,小说之诗则属于小说文本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文本组构的作用(虽然也可单独成立)。诗人之诗的作者当是于史有征的诗人,如李白、杜甫,而小说之诗从根本上讲,虽出自小说作者之手,但名篇的作者,其身份多非诗人。因此,我们拟以唐诗发展线索为基本参照、以高?木秉“四期说”的分期为坐标,分析唐诗与唐人小说之诗的相互关系。
一、 初唐:诗坛的因中有革与
低迷状态的小说用诗
初唐诗歌大致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由十八学士、上官仪——文章四友——沈、宋这一占据文坛盟主地位的诗人连接而成。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对南朝多所承继,于声律、辞章等艺术形式有所突破。另一条线索由王绩——四杰——陈子昂构成。他们虽然未能居于文坛首领地位,但却能够以创作的别开生面或理论的别具一格,成为当时文风改革的生力军。??[1]如以诗歌创作特征而论,上官仪与沈、宋注重外在形式的华美合度,题材内容较狭窄贫弱;四杰与陈子昂将诗歌由宫廷引到了边塞、山川、社会生活,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追求刚健有力的诗风。此外还有王绩、王梵志等人,则是以质朴之语抒情表意,以大量的通俗诗在初唐独树一帜。
初唐大体属于唐人小说发展初期(618-779)前段。这一阶段现存小说很少,只有王度《古镜记》、佚名《补江总白猿传》、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胡慧超《十二真君传》等作。在这些作品中,用诗者仅有二则。一为王度《古镜记》中被宝镜照出真形为老狸的婢女鹦鹉临死前醉舞所歌:“宝镜宝镜,哀哉吾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2]卷230一为释道宣《唐京师普光寺释明解传》中明解和尚所作二首诗。第一首是明解由僧还俗应制科得第后所作的述志诗,抒发“幸得金门诏,行背玉毫晖”的喜悦之情。第二首是明解因背弃佛法,“不遵内教”而被拘阴府受苦,托梦生前相知表达的悔过、劝人、言别之辞:“握手不能别,抚膺还自伤。痛矣时阴短,悲哉泉路长。松林惊野吹,荒隧落寒霜。离言何以赠,留心内典章。”[3]
本期是传奇小说形成的时期,上述存诗的两篇小说属于传奇体小说。篇中诗歌所发挥的作用均为抒情表意,诗与篇内相关内容的联结自然和谐,十分贴切。如果将其作为独立的诗作考察,《古镜记》中诗歌具有多种价值:一则可见《诗经》基本体式(四言)之遗型,可知唐世四言诗之状况。二则可见唐初对韵律的重视。诗的前四句,一、三、四句押韵;后四句中二、四句押韵。虽非通押,亦可感到作者对韵脚的关注。三则可见通俗诗风的影响。一般四言诗,用语多古奥,再加上音节方面的限制,易造成理解与诵读的困难。此诗用语浅白,流利上口,与唐初通俗诗的风行是有关系的。至于《明解传》中的两首诗,属于合乎规范的律体诗(尤其是上引第二首)。律诗的定型通常认为是在沈、宋之时,但五言律诗的定型早于七言律诗。这两首诗也可以作为律诗成于初唐的例证。此外,上引3首诗所表达的都是作者(老狸、明解)自己的真情实感,可视为对当时流行的辞华情少的宫廷御用应制唱和之作的突破。这与“四杰”所倡导的扩大诗歌题材内容的指向也是吻合的。
二、 盛唐:诗歌的黄金时代与
俗诗短章进入小说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黄金时代,诗人们“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4]。所作诗歌“无美不臻”——“雄浑沉郁,诗之力也;清新娟秀,诗之趣也;飞腾摇曳,诗之态也。上可以狎括曩贤,下可以仪型百代”[5]《唐诗援》序。盛唐诗歌的基本特征是:热烈执著地追求个性解放,大胆深刻地批判现实,积极昂扬地开拓进取。诗歌中充满着健康、乐观、奋进的情调。盛唐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精神。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所体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特征,与李白的精神最为接近,他们共同代表了“盛唐气象”、“盛唐精神”的主导方面。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生活舒适丰足的产物,他们的诗歌从侧面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杜甫是社会责任感最强的诗人,他对“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现实的深刻体会,是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他以盛唐人特有的眼光去观察和反映战乱前夕及以后的现实,既对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又对人民的痛苦作了真实的描述,还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其诗与李白等人形成同质互补,全方位展示了盛唐诗歌之风采。就诗歌体式而言,在盛唐诗坛发挥主导作用的应当是古体乐府。有的人甚至认为,此期的近体诗也带有古诗的风味:“诗在初盛,不独古风为古,其近体浑灏流转,较之中晚皆可谓之古诗。何也?其风格古,其气息古。”[6]卷8《闻鹤轩唐诗选序》古体诗包括古风、乐府、歌行等在句型、篇章、格律、押韵、题材内容、情感抒发、声调节奏、表现手法等等方面,都相对宽松或是开放的,与格律诗相比,可视之为“自由体”诗。这种束缚少、表现力极强的诗歌体式,与盛唐的时代精神、与盛唐诗人的人生指向与追求是十分吻合的。李白诗绝少律体,高适、岑参多以古诗知名,杜甫多以乐府反映现实,其因皆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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