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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怀沙序跋集》选
一 《屈原<九章>今绎》自序
王逸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王逸这短短的叙述,主要揭明下列三点:
一、肯定《九章》全部的著作权,归屈原所有。
二、《九章》写作的背景及时间,是在被放于江南之野以后;心境极痛苦距自沉不久的时候。
三、“章”字是彰明的意思。屈原所以命题写《九章》,乃是说明自己在这些篇什中所陈述的忠信之道甚明确易晓。
关于第一点问题较少,虽也曾有好事的人疑东疑西,认为某一句或某二句不似屈原之辞,因而断某篇或是后人的伪托。其气势虽汹汹,论据却飘飘然落空,这类人所依恃的只是“想当然”的“或者”、“大概”;上焉者,也只是沾沾于自以为是的孤证。故《九章》著作权所属的问题,截至今日为止,是没有必要再事饶舌的。这并不是讳言像这样流传了历二千年之久的诗篇中并无讹字窜简,关于这一层历来便有许多辛勤的学者们在继承着前人的研究工作,细心地反覆爬剔和校勘,并且有一定的成绩。
第二点说到《九章》的写作背景是在被放于江南之野等等,从《九章》诸篇什所共同表达的内容看——《橘颂》可能是个例外,因为它的调子平和,与其他的八篇风格迥异,大体也可置信。据洪兴祖的补注说:“《史记》云,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乃作怀沙之赋,则《九章》之作,在顷襄时也。”明说《九章》作于顷襄王时,即屈原的晚年;亦即在屈原二次放逐时。我认为“时”应该是指那个时期,包括屈原第二次放逐的前后十来年,不一定是指一个短时间,故不能把《九章》看成是一个短时间写成的有首有尾的整体。但,洪兴祖的话还是有语病的。他举《怀沙》一篇为证,便概其余,这是不妥当的,问题是“九章”二字是否屈原为写自己九篇作品所设立的母题?朱熹说: “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这见解相当正确。是故纵或决定了《怀沙》篇的写作时期,也不能同时决定《九章》其他篇什的写作时期。
至于第三点,王逸解释《九章》的“章”字,不免有些汉儒的迂气。《九章》在屈原的作品中诚然是比较明确易晓的,朱熹说: “大抵多直致,无润色。”朱熹说的只是大抵直致,并不是全部,其间隐敛迂回处也有的是。我们既认定《九章》是后人题名,那末章字就是篇章的章,毫无为之曲解的必要。
说到有关《九章》篇次的问题,乃是为自来治《楚辞》的人所聚讼的。王逸章句的次序是:一、惜诵,二、涉江,三、哀郢,四、抽思,五、怀沙,六、思美人,七、惜往日,八、橘颂,九、悲回风。这次序自然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于是后来的人,如林西仲、蒋骥等各有各的看法,这里不打算详加胪引或评述。迄近人游国恩认为它的次序是,一、惜诵,二、抽思,三、悲回风,四、思美人,五、哀郢,六、涉江,七、橘颂,八、怀沙,九、惜往日。他又认定前三篇是作于怀王时代;《惜诵》是在怀王十六年,谏绝齐不听,被谗去职时所作,《抽思》与《悲回风》则作于怀王二十四年第一次被放时。《思美人》以次则作于顷襄王朝。我认为游氏的看法,自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解,但欲就此“坐实”,却难令人无条件的心服首
肯。例如他指《惜诵》篇不是放逐时所作,所引用的是该篇的文句作为有力的内证,他认定:“欲值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女何之?”以及“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的句子便是屈原“此时正是进退两难的情形,他想迟疑不去,又怕为小人所害,想高飞远举,又怕君责他恝然寡情,但最后还是想远身避害。这便是《惜诵》非放逐时作的铁证”。游氏又说:“‘忠何辜以遇罚兮,亦非余之所志也!’从此两句看来,可知他这次是因谏诤而‘致愍’的,‘致愍’便是‘遇罚’,单说‘遇罚’,便知此时没有放逐了。”(可参阅游国恩:《楚辞概论》)我想这种论据还是不足以当铁证的。所谓“欲值佃以干傺兮”,未尝不是在放逐途中的一种想法,“恐重患而离尤”,很明显的是说他担心有更大的灾难要来临——在放逐中的人也很可能被人暗害。更何况屈原政治上纵使失意,但仍有其作用。而所谓“患”很可能是指放逐之苦,“重患”当胜于一般人的放逐之苦;这是一时想到的,非必如是索解。“欲高飞而远集兮”,如果将这句理解为离开郢都的想法,不如解作屈原有打算离开祖国的想法。要知“道不行去国”的事在当时毫不稀奇,甚至蔚成风气。被屈原在诗篇中用相当
同情与悼惜的口吻提到的伍子胥便是就中一人。(《涉江》篇:“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但是作为热爱祖国的诗人,他竟抛不开他那股缱绻的情怀,于是乃有“君罔谓女何之?”一往情深的揣测和顾虑。而“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也并不能证明不是屈原在放逐途中的设想。至于“单说‘遇罚’,便知此时没有放逐”,云云,我觉得更难成立。
我的印象是自来考订《九章》次第的,都是主要的根据每篇本身的文句。按说这应该是比较最为妥切的办法。可惜,每篇的文句中大多数不能找到某篇是作于某一年的确切不移的铁证。而从风格上看,除去《橘颂》篇以外,气息都很近似。说到《橘颂》篇,有人认为是屈原早年未成熟的作品,所以“诗思窘狭,抽象话太多”。(参看陆侃如:《屈原》)但我们未始不
可以另一端的理解为屈原的晚年作品,所谓归绚烂于平淡是也。我认为将《橘颂》认作早年作品,未尝不可,但如据陆侃如氏的理由,所谓“诗思窘狭”则不为允当。假使承认《橘颂》是咏物诗,则自有其一定范围,无所谓“狭”,风格那样雍容而朴实,更无所谓“窘”。总之,我认为勉强替《九章》排定次序,很容易造成“我们大家都错,·只是错法不同而已”的结果。
我个人对《九章》的看法是,《橘颂》不会是居间的作品,非在极早,(早在怀王时第一次被放时,甚或在这以前),即在极后,后于其他任何作品,至少在《哀郢》以后。《橘颂》的存在,更足证《九章》必后人所辑。除《橘颂》以外,关于其他八篇作品的写作期,我不完全相同却近似王逸和洪兴祖的理解。我认为虽不会是屈原在一个短期内意识地有计划地为同一母题所写下的东西,但风格——主要是每篇所流露的感情是非常接近的,内容都是抒写在二次放逐后的痛苦和愤懑。就中《哀郢》的写作时间,无容置疑是在秦国白起陷郢都以后,亦即顷襄窜陈以后所作。而《涉江》,《怀沙》,《悲回风》,《惜往日》,细绎文义,写作时间可能与《哀郢》最为贴近,如置之于《哀郢》之后,或无不宜。《惜诵》,《抽思》,《思美人》,则比较可能在郢都沦陷以前,即在二次被放的那一段期间,亦即《哀郢》篇所谓:“至今九年而不复”的那个“九年”之中。以上的说法,只能说是个人对《九章》篇次概念性的理解,姑且写出来聊备一格,作为读者们的参考。自然非常可能也是“错法”中的一种。个人既无意亦无力替《九章》的篇次,根据不易的论据,重加排定。因而在整理《九章》时,其次第也只好仍王逸之旧了。
又本书绎文谬误之处必多,希望得到读者朋友和专家们的指教。
1952年4月5日,于上海行次。
二 《屈原<九章>今绎》后记
《屈原九歌今绎》从在杂志上发表到印成单行本,我前后收到有关批评的文章和信件(有长达万言的信)约四十多篇。集中起来,总不下十万言吧。其中有许多宝贵的意见。这至少证明迻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工作是非常迫切需要的。为了答谢读者朋友们的鼓励,我只有坚持这项力不从心的工作。这里我再将《屈原九章今绎》呈献给读者朋友们。
《九章今绎》的体例,一仍《九歌今绎》之旧。柳亚老的题辞,是他以前送给我的诗句,放在《九章》之前是相当合适的。我曾找亚老另写,但他病血压过高,挥毫绝不可能,后虽勉力用铅笔写,但如制版是不很理想的,故仍采旧题。但对亚老的热爱,我还是非常感谢的。插图九幅,则采用涉园依文津阁本重印的萧云从《楚辞图绘》制版。原书承王汝弼先生见贻,并谢。
感谢郭沫若师替本书若干篇什的校阅和修正,又书名题签也出郭师手笔。友人王汝弼和林庚两先生都是当代有数的《楚辞》专家,感谢他们在百忙中替本书写跋文,只是,若干过当的谬许,不仅使我汗颜,抑且使我惶恐。尤其是从来持重的汝弼先生由于爱护我,更是由于爱护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好些字眼都下得过火了。从客观上看,他恍惚是在向未来的从事适绎中国古典文学的朋友们,提出完美的希望和要求。纵使我个人“受之有愧”,但我深信即将有人会“却之不恭”的。因此,我愿意以最诚挚的心怀将汝弼先生的宏文保留下转赠给即将以严肃的态度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朋友们,以谢我今日亵渎屈原的罪过。虽然,我也曾竭尽过我所有的努力。
1952年8月 北京
三 祖国的诗人之父—屈原
屈原是出现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博得中国人民爱戴的诗人。今年农历端午节恰好是他的二二三O年忌。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天才的爱国诗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定于今年9月间为他举行隆重的纪念。
自纪元前376年,位于黄河流域的晋国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国家,历史上即进入了所谓战国时代。这时,在北方除雄峙关西的秦国以外,还有燕、齐两国,在南方的便只有幅员最大的楚国。这七个国家连年征战,彼此攻伐,前后竟绵亘了150多年,人民的苦难,是不可言喻的。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生于纪元前340年,死于纪元前278年。他所生活的62年,离开上述的战国时代的开始仅34年,下距秦帝国的统一中国亦不过 57年。他出身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楚怀王在位时,曾任职左徒(相当重要的官职,大概相当于副宰相的位置),,他不仅有渊博的学识,而月-关心政治,热爱祖国。起初很得怀王的信任,无论是办理国家重要的内政和外交工作,都请他参加。他的同僚上官大夫很嫉妒他。
有一次,怀王命屈原拟草法令,这篇文稿还没有完成,—亡官大夫恬不知耻地打算冒名顶替,据为已有,正直的屈原自然不能同意。上官大夫为此事,心怀不满,便到怀王面前去说屈原的小话,怀王听信上官的话,开始对屈原疏远。后来秦国想进攻齐国,但齐、楚两国既结为同盟,又有亲戚关系。事实上秦国如要想并吞六国,非先要把六国中较为强大的齐、楚之间的亲密关系打破不可。于是,秦国派遣谋士张仪到楚国去,游说怀王和齐绝交,并且声称愿意把商於那块六百里大小的地方送给怀王,作为附带条件。怀王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远见的人,被张仪的游说所动,立刻宣布和齐国绝交。事后派使者向秦索地,张仪故意托病不出。怀王以为他的做法还不能使张仪满意,又特地派人去辱骂齐王,以表示他态度的决绝。这时,张仪所预设的政治阴谋完全达到了,他的假病也没有再装下去的必要了。他摆出—一副撒赖的面孔说:我当时只说送给你们六里地,并没有说过送给你们六百里地的话。怀王心知受骗,痛恨张仪,乃出兵击秦,连打了好几次大败仗;丧师失地,狼狈不堪。
从此楚国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忽而联齐,忽1而联秦。秦昭王初立,愿意和楚国恢复邦交,送给怀1王许多礼物,并约为婚姻,怀王接受了,还特地派人1去迎接新妇。这时,在政治上比较失意的屈原,不能再缄默下去了,他极力地表示反对。刚愎自用的怀王不仅不接受屈原的忠告,反而制止了屈原在政治上发言的权利。
三四年后,秦又兴兵攻打楚国,楚国在军事上连遭失败。怀王又起用屈原,派他到齐国去重结友好。不久,秦昭王邀请怀王到秦国去会淡。秦国当时对楚国的吞并意图是再也清楚不过的。忠贞的屈原非常明确地劝阻怀王,他说:秦国像虎狼一样狠毒奸诈,千万不可信任。更不能去赴会。怀王的幼子子菌是一个毫无骨气的人,他却劝他的父亲不可放弃这个谄媚秦王的机会。当怀王进入了武关,秦国事先早就埋伏了军队,竟把怀王扣留住,要求割地。失去自由的怀工,这时多少有些觉悟,他拒绝对方的要挟,由于种种刺激,被逼病死在秦国,这是公元前296年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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