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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乐正“诗三百”的经化效应(张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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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0 17:04: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张永刚


  摘要: 《诗经》作为经典,已经流传了二千多年,最初称为《诗三百》,至于称为《诗经》,则要归功于孔子。孔子乐正《诗三百》,并以礼来阐释其中的爱情诗,为其经化确立了规范,成为先秦典籍经化的范本。

  关键词: 孔子;诗三百;乐正;经化;国风;爱情诗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先师,一生致力于礼乐文化的传播事业,无论是兴办私学,广收门徒,还是周游列国,传经布道,都体现了其兼济天下的宏愿。但在当时大变革的时代,没有人能够采纳孔子的主张。孔子一生很不得志,晚年归于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倾力整理六经,是在宏愿未就的情况下的重要举措,而这一行为既规范了儒家经典,也规范了中华文化。
  六经中的《诗经》在春秋时期称为《诗三百》,亦称为《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一、上古传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二、三百零五篇,孔子皆乐正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于前者,后人颇为质疑。归纳起来,理由如下:
  其一、《诗三百》的定数问题。《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可见,孔子之前三百篇已为定数。
  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的问题。鲁国乐师为其演奏十五国风及雅、颂。其顺序依次为:《周南》、《召南》、《邶》、《癟》、《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小雅》、《大雅》、《颂》, 与今本《诗经》的顺序大体相同。时孔子年仅八岁,绝无可能对《诗经》进行删削。
  其三、孔子整理文献的原则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将诗三千余篇十删其九,不合乎孔子的著述态度。
  其四、关于“郑卫淫声”。如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取其可施于礼义”者。孔子多次表达对郑卫之音的厌恶。《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假定孔子删诗,理应删掉“郑声”,但十五《国风》中,“郑风”存留颇多。
  其五、《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与孔子同代的墨子也有‘诗三百’的称呼,可见“诗三百”是一个固定的篇目。
  其六、先秦逸诗问题。若孔子删诗,先秦典籍必定存留逸诗,但今天尚不多见。
  因此,在孔子删诗问题上,我们倾向否定前者,而去肯定后者,即孔子为《诗三百》进行了正乐的工作。《论语·子罕》:“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的这句自述,我们可以理解为,孔子对《诗三百》中的雅和颂进行了乐正的工作,相比之风,孔子当然更愿意关注雅和颂,但对于国风,孔子并非视而不见,即使是涉及男女恋情的爱情诗。这类诗在国风中占有很大比重,也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根据其内容,主要应概括为以下三类:一、男女相恋的情诗;二、家庭和美诗;三、弃妇诗。
  1、男女相恋的情诗——《周南·关雎》
  《关雎》是国风的第一篇,也是《诗经》的首篇。《毛诗序》以为此诗是吟咏“后妃之德”,“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显然这是《诗三百》经化的结果。今天看来,这首诗更象是一首表达男女相恋的很唯美的情诗。即从诗中起兴的“雎鸠”而言,更是表达了一种忠于爱情的观念。《毛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笺》云:“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朱熹《诗集传》云:“雎鸠,水鸟也。状类凫鹥,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2]这些注解都指出了雎鸠是一种生有定偶而不相乱的鸟,可引申为男女对爱情的专一。尤其是诗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更是成为后世才子佳人的代名词,可见,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孔子在《论语》中两处提到《关雎》。“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关雎》符合礼仪教化的一面。孔子讲求以外在的礼来规范内在的情感。他希望在情感和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使情感合度、理性适中,进而社会有序。他相信唯有先王的礼乐堪此重任。也就是以礼乐来驯服心中的猛兽,从而达到“治心”的目的。《关雎》正合孔子心意,既抒发了人心的哀乐情感,又把握了“度”,不流于淫、伤。也正是由于其符合礼的规范,所以孔子听《关雎》“洋洋乎盈耳哉”。接下来,孔子对《关雎》的发挥可谓达到了极致。孔子以《关雎》为风始。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 孔子曰:“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翔翔,由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从孔子的回答可以看出,在孔子眼里,《关雎》是天道,王道,凡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雎》里都有了。其所蕴藏的含义已经不是仅仅一首爱情诗所能容纳的。这是对《关雎》的至高无上的推崇,也可以见出孔子对王道的尊奉。孔子而后的解诗和阐诗者都因循了这种观念:“《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之毛序)“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关雎》之郑笺)就连史书也持这种观念:“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汉书·匡衡传》)[3]
  孔子把诗纳入道德教化的轨道,所以他很自然地说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无以立”这样的话来。孔子对诗的阐释,促进了诗的经典化。诗本是言志的产物,是文学的诗,而在道德教化面前,文学欣赏和审美便不得不居于次要地位了。   
 楼主| 发表于 2009-3-10 17:04:49 | 显示全部楼层
2、家庭和美诗——《郑风·女曰鸡鸣》
  《郑风·女曰鸡鸣》通过夫妻间的对话,展示了三个情意融融的特写镜头,即鸡鸣晨催、男子祈愿、女子赠佩。闻一多先生《风诗类钞》曰:“《女曰鸡鸣》,乐新婚也。”[4]统观全篇,实是赞美青年夫妇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感情和美好的人生心愿的诗作。诗中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句,后世演化为“琴瑟之好”,千百年来一直用以形容夫妻恩爱、情感和谐。琴和瑟都是古代的弦乐器,古人常将琴和瑟一起演奏,互相唱和,总是能弹奏出令人心醉的美妙音响。所以,就把琴瑟与夫妻相类比,比喻夫妻和谐,生活幸福恬美。《诗经》中以琴瑟写男女之情的诗还有很多,如《关雎》中的 “琴瑟友之”;《棠棣》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鄘风·定之方中》的“爰伐琴瑟”。此篇的诗旨,至此也可以不辨自明了。然而,其亦被披上了礼仪教化的外衣。《毛诗序》谓:“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朱熹《诗集传》曰:“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这同样要归功于孔子所开之风气。孔子评价郑风为“郑声淫”,并在《论语》中诅咒其为亡国之音。“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
   当颜渊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乘机将其引入了以诗论政的窠臼,并作了极大的发挥。其逻辑的起点,就是一再强调政治、伦理对音乐的制约,强调音乐对国家兴亡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这里,孔子再一次把诗政治化了,把一首表现夫妻合美的诗,变成了政治教化诗。孔子在这里的评价,包含了极强的政治偏见,以诗喻兴废的观念遂成为后世的渊薮。《诗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当然这里面除了政治偏见之外,还有在审美层面上“度”的问题。章太炎先生《经学略说》说:“若郑风而为淫人自道之词,显背无邪之旨,孔子何以取之?”[5]因此,所谓“郑声淫”,并非贪色之淫,而是“乐而不淫”之“淫”,就是过分的意思。朱熹解释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这里的“过”,指郑声不符合儒家中和的审美理想。《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安国注《诗经》曰:“乐而不至淫,哀而不至伤,言其和也。”这些都说明了孔子恶“郑声淫”,是因为其不符合儒家的审美观念。
   3、弃妇诗——《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好的一首弃妇诗。它可能是春秋初期卫国的一首民歌。诗歌通过一个妇女的哭诉,生动地叙述了这个妇女从恋爱、结婚直到被遗弃的完整过程,抒发了她的悲愤与怨恨。诗人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由单纯热情的少女,到忍辱负重的妻子,再到坚决决绝的弃妇的艺术典型。《诗序》说:“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仪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背弃。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叙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朱熹在《诗集传》中也讲:“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秉承孔子“郑声淫”的观念,《礼记·乐记》亦作了政教性的发挥:“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并且《史记·乐书》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据说,春秋之际,卫灵公到晋国去,路宿濮水,夜间听到有人演奏一种优美动听的新乐,很喜欢,问左右,却都说没听过,于是召乐师涓来,希望他能记下这支乐曲。后来到了晋国,晋平公请卫灵公一行在施惠台上饮酒。席间,卫灵公要显示一下他的新乐,便叫师涓演奏给晋平公听。这时,平公的乐师旷出来制止,他说:“这支曲子是当年乐师延为殷纣王作的靡靡之乐。武王伐纣时,师延逃到东方,在濮水之滨一个叫桑间的地方投水自杀了。你们的这支曲子一定是从濮水上得到的吧?沉迷于这样的乐曲,恐怕就离亡国不远了。”可见,在当时郑卫之音为亡国之音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可。
  综上所述,孔子的理想是恢复西周乃至三代的政治制度,因此对于音乐,他推崇古代的所谓雅乐,而反对民间的、世俗的新声。以郑、卫之音不符合儒家中和的审美理想,故以之为乱世之音。孔子以乐正诗的思想符合当时人们的意识,其后的解诗者也进一步做了发挥,由《诗三百》到《诗经》是不断经化的过程,成为先秦典籍经化的范本。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4] 闻一多:《风诗类钞》,三联书店1982年版。
  [5] 章太炎:《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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