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09-3-11 10:47: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长安城的建筑美学与
唐诗胜景的形成
宫城、皇城是唐长安城的核心,外郭城则是长安城的主体,是百姓的生活区域。它的建筑布局有两个特点:(一)由于处在开阔舒缓的小平原,因而得以建成宽敞整齐对称的街衢里坊,展现出宽阔和谐的审美景观;(二)由于坡地起伏造成局部地理环境不和谐,需要修整改造部分洼地、高坡,使长安外郭城的整体布局趋于和谐完善。
宋人吕大防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亦一代精制也。”长安外郭城共有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它们笔直宽敞,彼此平行又相互交错,将外郭城划分为一百余坊,呈现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全唐诗》卷四四八)的网状建筑布局。坊里则是封闭式方形布局,四周环筑坊墙,这固然有“逋亡奸伪,无所容足”的安全实用功能;同时,环环套筑、往复相连的坊墙与平直如弦的宫墙、街衢,也营造出稳固简约、单纯明快的美感氛围。人们在方正如一的宫墙、城墙、坊墙、街衢中行走,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传递着强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大唐长安的审美理想,都在外郭城这平整、开阔、简明的布局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南陌北堂连百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
除了坊里街衢,名胜景区也是外郭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的设计更见出宇文恺的独运匠心,也更能体会长安外郭城地理风貌与唐诗审美意境的微妙关系。曲江池是唐长安城的风景名胜,造就了不少的名篇佳句。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杜甫《曲江对酒》,《全唐诗》卷二二五)“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卢纶《曲江春望》,《全唐诗》卷二七九)等等。其实,曲江最初并非名胜,只是经由宇文恺的精心设计,始得大放异彩。前文曾述,宇文恺巧妙利用高坡地形,突出宫城、皇城位置,并使局部建筑之间和谐统一。高坡的设计如是,坡间洼地也需精心规划方能化丑为美。曲江本是少陵原上的洼地,好似高坡上的疤痕。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因地制宜开凿成人工湖供百姓游览。从玄宗开元年起,朝廷不断扩建曲江池,以致“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进士关宴,常寄其间”。
在洼地修筑楼阁固然有助于宴游观赏,同时对凹陷地区也是一种地理补偿,并借此达到长安城整体和谐的美学效果——这正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的一个重要建筑美学原则:“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屹立在长安西南低洼处的木塔,与周边的高大建筑竞丽争辉,弥补了地形上的缺陷,也给诗人俯瞰渭川南山提供了崭新的审美视角:“半空跻宝塔,晴望尽京华。竹绕渭川遍,山连上苑斜。”(孟浩然《登总持寺浮图》,《全唐诗》卷一六〇)“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岑参《登总持阁》,《全唐诗》卷二〇〇)
其实,即便同样是高坡,设计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九五”高坡乐游原虽然高于“九二”高坡龙首原,却无缘成为宫城、皇城基址,只能化为长安城的一道风景。因为按照宇文恺的设计理论,乐游原这条高坡对应《周易》乾卦中“九五:飞龙在天”的卦辞:“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于是,宇文恺索性因势利导,将其供给京城士女游乐之用:“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赏祓禊。”
登上乐游原,诗人的目光驰骋开去,思接千载,神游万境,将繁华的长安生活,庄严的皇城宫掖同悠远深沉的秦汉故事融通一气,使本来就浑厚爽豁的乐游原更加雄伟、壮阔:“高原出东城,郁郁见咸阳。上有千载事,乃自汉宣皇……歌吹喧万井,车马塞康庄。”(韦应物《登乐游庙作》,《全唐诗》卷一九二)这雄浑健举的诗风,固然得益于健朗的时代风会,而乐游原高屋建瓴的地理形胜也是催化诗心、诗风生成的重要因素。
乐游原还有另一番卓荦不群的气象。在《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中,王维写道:“眇眇孤烟起,芊芊远树齐……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全唐诗》卷一二七)与宏阔的《登乐游庙作》相比,这里弥漫着超然达观的散淡清妙。也许由于乐游原偏处东南一隅,远离宫苑且多有寺观,此地的坊里宅院也便拥有了超逸清远的气质:“不觅他人爱,惟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迹慕青门隐,名惭紫禁仙。”(白居易《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全唐诗》卷四四二)这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典型表白,其中不免有“省史嫌坊远”、“鬓发各苍然”的落寞无奈,但在远离宫苑、百司的新昌坊,这样的表白似乎更凸显了中唐士人行藏出处的两难境遇。沉默的新昌新居不仅因此浸染了浓厚的人文情怀,也成为诗人表达思绪最适宜的地理语境,并进而促使这表达更具有思想的深度与审美的感染力。曲江池与乐游原,由长安城的地理缺陷而成为长安城与唐诗中的胜景,进而成为长安城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与诗美境界和谐交融的代表。在这一转化的历程中,曲江池与乐游原不断走向人文意义的纵深,唐诗清新健朗的美学风神便借由江山之助力逐渐得以形成。
四、唐诗的都城意象与长安城文化内涵的拓展
诗歌艺术与表现对象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地理形胜与建筑格局影响着诗美境界的生成,而诗歌创作一经完成,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唐诗也必将影响到长安城审美、文化内涵的拓展与深化。比如,唐诗对长安城历史文化的多元表现,就形成了多层次的诗歌美学风貌——这里有天人相应的宇宙境界:“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李白《君子有所思行》,《全唐诗》卷一六四)有万方乐奏的神圣朝歌:“酆镐谁将敌,横汾未可方。”(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全唐诗》卷七)有天子蒙恩的傲然荣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李白《东武吟》,《全唐诗》卷一六四)有旌旆逶迤的浩荡军威:“陇路起丰镐,关云随旆旌。”(储光羲《哥舒大夫颂德》,《全唐诗》卷一三七)也有潇洒健朗的游侠气质:“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王维《少年行》其一,《全唐诗》卷一二八)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交叉、并列甚至替代使用丰镐、咸阳、长安等都城意象。这些意象有时代表唐都长安,有时并不确指某一座具体的都城,而是借用这些历史跨度很大的都城意象表达一种帝都与帝王的气象。事实上,周之丰镐、秦之咸阳,汉唐长安四座都城及其周边区域,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关中地域文化为基础,以都城文化为核心的传统内涵深厚的古都文化圈。帝都与帝王气象其实就是这个文化圈所特有的文化个性。
但我们发现,精确的史学、地理学概念有时很难表达人们对帝都、帝王气象的细微体验,更难以替代诗歌艺术在情感深处引发的历史共鸣。这种共鸣也许很难再现历史的细节,却足以激发人们对帝都与帝王气象的历史情怀。的确,在唐诗的召唤下,人们更容易将关中长安雄浑的地貌、雄伟的建筑、深邃的历史与自己的人生、情感、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并不强调人地关系的科学性,而更关注人与自然、建筑的思想共鸣与情感交流,它所点燃的恰恰是冷静的史学、地理学难以触及的审美空间,这也正是唐诗扮演的角色。在诗人的抒情歌咏中,长安城的历史传统被赋予浓厚的审美意味,宏伟坚实的建筑在诗美的创造中展现丰厚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唐诗吟咏长安城的美学意义。
事实上,唐代诗人正是借助“北阙”、“南山”等诗歌意象,在长安城与终南山之间构筑起一座更辽阔的“长安城”,并在这个更丰富的审美空间中完成对长安城的美学阐释。唐诗中的“北阙”、“南山”意象有多种内涵。在“北阙千门外,南山午谷西”(杜牧《朱坡》,《全唐诗》卷五二一)中,“北阙”指拱卫大明宫含元殿的翔鸾、栖凤二阙,南山指终南山脉。“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杜牧《赠终南兰若僧》,《全唐诗》卷五二四)则将这对意象组合成一个词组,作为长安乃至唐王朝的代名词。在多数诗中,“北阙”、“南山”用不同的意象形式象征君臣之间的复杂关系:“北阙临仙槛,南山送寿杯。”(赵彦昭《安乐公主移入新宅侍宴应制同用开字》,《全唐诗》卷一〇三)“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孟浩然《岁暮归南山》,《全唐诗》卷一六〇)“丹殿据龙首,崔嵬对南山。寒生千门里,日照双阙间。”(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一九二)在这里,翔鸾、栖凤双阙不再是拱卫含元殿的臣属建筑,而成为长安城的象征;终南山也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化作拱卫长安城的“双阙”:“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沈佺期《从幸香山寺应制》,《全唐诗》卷九六)“飞阁极层台,终南此路回。山形朝阙去,河势抱关来。”(许浑《行次潼关题驿后轩》,《全唐诗》卷五二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