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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魏晋南北朝致友人之书信的抒怀写志和友情(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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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1 11:21: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柳春


 在通讯手段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书信是人们互相传递消息、交流思想感情最重要的实用工具。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书信是《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书信,如郑子家与赵宣子书,郑子产给晋范宣子书,乐毅报燕惠王书,鲁仲连遗燕将书……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然而,春秋时期,由于列国纷争、王纲解纽、政在诸侯,所以,书信往来多用于贵族士大夫之间谈论军国大事,主要是进行论证辩论。表达个人情感、叙事抒情的信几乎没有。汉以后随着纸的发明使用,人们写信的条件改善了,写信的人也多了,公私书信便与日俱增。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的应用范围更加广大,而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抒情性大大加强、突出。尤其是写给朋友的书信,作者更能袒开襟怀、吐露真情、抒展抱负。当然,这种自由抒写、推心置腹体现着时人对朋友的信任与需要。笔者在分析了魏晋南北朝致友人之书信后,发现其抒情写志中流淌着一股深厚真挚的友情。这种友情完全是本着秉意相投、志趣相合的原则,完全是出自人的一种本真心性,绝无丝毫杂质与污秽,那种以利相交、以贵相交、以权相交的现象已经荡然无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的觉醒,人的个体意识的唤醒,个性自由意识的焕发,人作为人的全部情感需要一种真正秉意相投的知己朋友,来进行内心深处的情感交流。这种交流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发自心底的真情流动,甚至是无遮无拦的任意宣泄,担心忧虑、想念伤悼、瞬间感悟、豪情壮志、无可奈何等等,即使在父母与子女之间都难以或不愿启齿的,都可在友人面前畅所欲言、一吐为快,并从朋友那里获得真正心意相通的理解与慰藉。

  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就以深厚的感情回忆了昔日与吴质的交往,并在今昔对比中,抒发了对朋友的无限想念之情。“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奕,高谈娱心,哀筝顺耳。弛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对昔日之游作了深深的再度体验:在风景秀丽的南皮,几个知己朋友同乘并载,驰骛南北,既切磋学问,又弹棋嬉乐,但是在极其欢乐之时,却“怆然伤怀”,感到“斯乐难常”。接着抒写了今日分别的想念之苦:“今果分别,各在一方”,现在正值仲夏之时,天气和暖,然而“节同时异,物是人非”,当年的知己朋友,有的化为异物,有的两地分散,今昔相比,更增添了曹丕对吴质的想念。信中洋溢的浓郁的相思之意尤显出他们友情的真诚与深挚。

  曹植的《与吴季重书》是一封与友人追叙友情、畅谈理想的信。“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当斯之时,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追叙了双方久别相逢、饮酒高会的欢乐。接着抒豪情,写壮志,表现了对远大理想的热烈追求。他推崇吴季重“鹰扬其体,凤叹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实际上正坦露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洋溢着一股豪壮的乐观精神。“然日不我与 ,曜灵急节,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感慨人生离别容易相会难,就像天上此升彼落的参、商二星。从这种别后对朋友的深深怀恋可见曹植对友情是u多么珍视。

  刘琨的《答卢谌书》是刘琨写给好友卢谌的一封书信。刘琨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深重的时代,当时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为异族统治,他却奋起战斗,一生忠心耿耿为晋室效命。“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面对国破家亡、亲朋死伤,他有无尽的忧愁哀愤,渴望与好友能有哪怕是短时间的欢娱。在这封信中,刘琨还提出了人才在世贵在知遇的用人观点。“今君遇之矣,勖之而已”,认为好友卢谌如今已找到了知遇之人,应该努力去为国家效力,其间洋溢的爱国感情表现出刘琨对好友的希冀及其由衷的信任。
 楼主| 发表于 2009-3-11 11:22:25 | 显示全部楼层
再如习凿齿的《与桓秘书》。习凿齿在当时因事迁怒桓温,被出为荥阳太守,后又罢归乡里。在襄阳故里,他触景生情,感慨万端,遂写信给朋友桓秘,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蹰,慨尔而泣”,历数了三国时期襄阳前贤的英名与风范,缅怀先人,不由地发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的感叹,将自己的感触伤怀倾泻给可与之心相交会的知己好友。

  真挚的友情不但终生不渝,而且会超越生死的界限,这正是友情的力量。任昉是一位笃于友情的人,他的《与沈约书》就向沈约倾吐了对亡友范云的深深追思(任昉和沈约皆为范云故友)。“范仆射遂不救疾”,友人已去,不忍明说“死”,而说“不救”,这正吐露了许多难以言传的生死永隔之悲,似隐隐挟带咽泣之声。接下向沈约诉说亡友的平生事迹,实际上是沉入对亡友的深深缅之中。想起范云弥留之际的景象,便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恸,几乎是呜咽啜泣地哭了:“解驾流连,再贻款顾;将乘之际,不忍告别。无益离悲,只增今怅。永念平生,忽焉畴曩。追寻笑绪,皆成悲端”,友人去了,平生的音容和笑影,刹那间全化为梦幻般的过去,生离已使人暗然销魂,死别更令人悲痛难抑。这绵绵无尽的哀思中正沉蕴着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与一往情深。

  而刘峻的《追答刘秣陵沼书》更是一封生人直接追答死友的信,其中所抒发的痛哭流涕的感伤之情绝不亚于对活者的深情。刘峻与刘沼两人生前观点不同,论辩激烈,但这并未影响彼此的友谊;刘沼死后,刘沼写此信追答,对友人的逝世表示万分悲痛,甚至希望真有鬼魂存在,以便继续交谈辩论:“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垅,有恨如何”,实在是难以抑制对好友的怀念之情。正因为这种友谊的内蕴是基于对真理的信念,所以能够超越死生而忠贞不渝。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友情的重视,对意气相投的朋友的珍视,便使这一时期出现了写给朋友的绝交信。绝交信的出现正从反面表现出人们对真正友情的需要。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是个人之觉醒的时代,人的个性意识、自由意识已相当地唤醒。当双方感到意气相投时,便可结交为友,推心置腹;当感到志趣相异时,便可奋笔疾书,以告绝交。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嵇康写给好友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山涛,原本是嵇康的好友,两人曾在一起打铁,后来山涛投靠了司马氏,被任命为吏部郎,想举荐嵇康以自代,嵇康因不愿与当时残暴的统治者同流合污,便写了这封公开绝交信,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不以利益、不以权贵,而完全以志向情操为原则的交友,正体现了时人对秉性相投的友谊的渴望、珍重。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自觉意识的形成下,在人的觉醒下,在人的个体自由意识的焕发下,出现了人们对秉意相投、心性相知的友情的格外珍视。人们向友人抒发情感、倾吐怀抱、表露志向,这其中渗透着对友人的深深情感,对友人的无比信任,对友人的相知相契以及对友人的心向相通。这种本自秉性、纯洁高尚、契若金兰的友情正是魏晋南北朝时人的友情观,对中国古代的交友观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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