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国学界对性别诗学的反应态度是“暧昧”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另一方面,面对文学中大量存在的性别事实,特别是女性文学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界其实又并未沉默,一开始起点便较高,有着十分本土化的性别反应形态:
其一,重视以自然性别为标记的女性文学研究,体现中国女性主义的中和之美。
其二,20世纪末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集束亮相,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较女性文学批评相对发达。这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授—受”文化关系发生后的互动反应。
其三,在中国学者眼里,女性主义诗学也就是性别诗学(数量相等),原因是中国并没出现声嘶力竭的大规模女权主义运动,有的只是在审美意识形态中,隐藏在宏大制度结构后面看似“微不足道”却意义深邃的性别反应,所以“女性意识”是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尤其偏爱归档的审美形态。
其四,从无名到女性文学,到女性主义文学,到性别文学,再到三者各自命名,直至参与文学这一共名,性别将作为一个重要维度顺理成章地去考量一切文学形态,以致“性别诗学”得以构形,并网罗学界现有的歧义丛生的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的命名,这将是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的一种可能的多元样式,是独特的学术景象,不必拘泥于“像”与“不像”这类以西方性别诗学为中心的学术价值标准。
其五,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批评、女性文学理论、女性文学研究这组术语是以纯粹自然性别为出发点的,在“性别诗学”中将随着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深入人心,而作为“性别诗学”的子系统概念存在;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思潮、女性主义研究等术语,则由于其本身属于非文学的范畴,而不成为性别诗学系统中的主导概念,将只是作为其学理背景的相关术语而存在。如此一来,“性别诗学”大系统中真正核心的术语应该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至于“性别文学”一词,虽然目前来看似乎有些来历不明,在现阶段使用它也未免有些画蛇添足,但从其界定来说,它完全可与“女性主义文学”通用,是以自然、社会、文化等多维性别因素作为基点来进行文学理论归类,并且终有一天随“女性主义文学”一词的消亡而消亡,仅以“文学”之名而存在,就如同性别诗学取代“女性主义诗学”的情形一样,但是这还只是漫长的乌托邦设想,事实上,在现阶段,女性主义诗学、性别诗学有时间上的先与后之分,情感上的认同与排斥之异,具体研究中的女性侧重之特点。
其次,从比较诗学理论源头来看,“中国性别诗学”自然而然地生成于人类多样化的文学实践活动。厄尔·迈纳早就告诫后来者,通往比较诗学的路径多种多样,他说:“文类当然不是比较诗学的唯一基石。一种单一的阐释是错误的。我相信,文类的阐释是很有用的,但如果把它视为唯一的阐释就未免失之偏颇,甚至大错特错。”[3](P11)那么,也就是说,从一种基于性别的文学研究入手更全面地理解文学的属性,也理所当然是比较诗学的题中之义。
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中,文学的性质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思想?或者换言之,那些主要的文学文化群落究竟如何构建其成体系的文学观?通常的回答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响应其社会的、哲学的和观念的语境中存在的文学实践。本书的第一章便试图给出明确的解释。它认证当文学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学‘种类’或‘类型’的实践的基础上加以界定时,一种独特的诗学便可以出现。 [3](中文版前言)
比较诗学的种种独立含义确实更多地来源于对用比较学者以及文论家们的实践活动,而非来源于对用比较方法建构的文学观念本质所进行的理论探讨。[3](P1)
恰当而严格的定义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行的。[3](P2)
——那么,着重从1985年至今的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研究情形入手,探讨其如何响应“社会的、哲学的和观念的语境”,构建了一种以性别为视角生发的文学观,认证文学也是可以在“性别”的基础上加以界定,这将是十分别开生面的。纠缠于本质主义的所谓性别诗学独立而确切的含义,也许并无必要。而关注女性主义文学实践,试图对这一文学文化群落“如何构建其成体系的文学观”,即在女性主义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种类”或“类型”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性别诗学”归纳,对中国性别诗学略微描图,这才是最根本的。而描绘中国性别诗学的地图,无疑离不开中国文学中的性别现象研究实践活动,近二十年的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显然是其最真切的来源。
对于这些问题的任何令人满意的论述都必定是跨文化的,比较式的。[3](中文版前言)
我们已经看到了观念上的进步,否则,我的这项研究无法实现。我们的各种专业研究机构越来越注重我们大多数人还不太熟悉的那些文学(包括我们自身文化中潜藏着的文学),真正把它们纳入到了研究计划之中,不再只是把它们视为无足轻重的杂耍了。[3](P12)
——受《比较诗学》一书的启发,可以肯定地说,性别诗学作为一种生成能力极强的诗学,已是一种风行学界的文化研究事实。性别问题在全球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历史、教育等诸多领域内有所映照,性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应堆的存在,已然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性别诗学更是一种“通过响应其社会的、哲学的和观念的语境中存在的文学实践”,是文学在文化社会性别审美实践的基础上加以界说。文学研究观念上的进步,可促使各种专业研究机构越来越注重我们大多数人还不太熟悉的那些文学①,真正把它们纳入到了研究计划之中,“不再只是把它们视为无足轻重的杂耍了”。
任何原创性都在于界定混乱棘手的问题并揭示出已知的例证的新颖之处。[3](中文版前言)
——研究者必得有独特的例证,自己偏爱的构想,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爆发巨大的研究激情。这些是原创得以出现的动力。性别诗学面对的文学现象极为复杂,往往掺和在阶级、政治等领域内,隐晦而难辨。因此,关于“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的探讨,会是本论题的一个创新所在。
拒绝相信在不考虑特定时代或文化的条件下,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一样好。拒绝相信任何观念都同别的观念一样好,无论什么历史文化条件都可阐明。[3](中文版前言)
——文化相对主义中的价值倾向性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何以对中国性别诗学的文化建设意义格外珍视,正是这种文化相对主义伦理偏好。因为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汇通中,性别诗学已是一种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理论或实践。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会颁给知名度并不高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是否就有世界性的共识?不仅是女性,由双性构成的世界在恐怖主义阴云密布的今天,尤其需要人道主义共识。性别诗学的现实针对性也许更集中表现于此。中国尤其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条件和鲜明的国情语境。
一种诗学的产生有赖于其他不同但独立的知识类型的存在。[3](P19) …… 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还必须考虑到生产方式。[3](P24)
——中西性别诗学的各自辩证运动也是如此?中西性别诗学的产生均有赖于它们寄生的不同知识类型和文化语境。事实上,“这里存在一种奇特的不平衡现象。 ……(西方中心之外另有一种现象), 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系科的研究者们却被迫一直与西方文学研究现状看齐。结果是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很显然,我们中没有谁能够全部了解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学和诗学。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和诗学研究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宽想像力,因为过去习惯了的想像力远远不够。”[3](P12)在中国,性别诗学的发生背景,不但有自己深厚的儒释道文化传统理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德者成和之修也。(《德充符》)“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在宥》)“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道不远人”“道在迩而求诸远”……,也有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后的涵融万有、海纳百川、立足于古今中外“睁了眼看世界”的博大胸襟。在西方,则一方面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作底版,另一方面,到20世纪中后期,又有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独立王国的看东方之举。这样,中西性别诗学便有着各自有趣的风味,如克里斯多娃走马观花地见识的“中国妇女”,中国女性面对女权主义“狼来了”的小心翼翼。因此,相应地中西性别诗学的生产方式也各有自己的个性。对一些边缘文本的考查不难发现,中国性别诗学中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的独特品质,显现了异于西方的中国式的“脚踏实地”——从刘思谦、盛英、乔以钢的女性文学研究不难证之,惯于“文革”运动方式的中国人这次反倒摒弃了激进的文化革命方式,即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女权主义反抗运动形式,在思想领域,一些先觉者一开始就保持着兼收并蓄之心,从一些术语的陆续出台可知,如“女性意识”“双性和谐”“换装”“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研究”“社会性别”等。
对某一单个文类的重视可以说明别的文学何以会被忽略或者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人类以往的文化历史,中西方都对女性主义文学有所忽略,对性别诗学的建构不予重视,这种情形其实隐含了深沉的男权专制文化策略和隐蔽机制。
集体的意志以一些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限制了研究的取材范围…… [3](P1)一种生成性诗学在历史上是相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的。[3](P313)一个具有生成能力的诗学并不必然是明确的……每种诗学体系不可避免地都只是局部的、不完整的,因为可供利用的材料受到了限制。[3](P25)
当我们竭力使一大堆混乱不堪不断变化的思想凝固,或仅仅视之为一些被删去的注脚时,我们便踏进了文学观念转变的历史洪流。当我们倾注一腔的热情,不无魅力地发明我们那转瞬即逝的理论时,时钟的秒摆已敲响新的一刻,日历已翻开新的一页。[3](P3)
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文学传统,无论其多复杂,微妙和丰富都只是对单一的某一概念世界的考察。[3](P7)
——对中国性别诗学的生成能力,如何发掘?它如何由不明晰到明晰?这或许正是我们研究中国性别诗学的出发点?是文学观念转变的第一信号,而在具体阐发时又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宜拘泥于中国一脉,毕竟性别诗学已是全球化视域中的有一定普适性的文化现象。虽然性别诗学显然不是基础诗学或原创诗学,但肯定也是有其原创质素的,是一种“在实践上是隐含不露的,……属于所有视文学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一种独特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文化”[3](P7)的“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3](P3)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首先是在文学叙事中亮相的,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中国性别诗学研究侧重: 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 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这就要求该论题既要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