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初期,竹木简和帛是主要的记事材料,但由于帛成本较高,制作工序复杂,价格昂贵,一般平民百姓难以消受,因此,竹木简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从历年出土的竹木简内容及风格分析,竹木简的书写者多为以下三个社会阶层:
一是贵族阶层。主要书写具有规范意义的严谨一路的帛书和简牍,主要内容是诏书、国家政令、大事记和一些经典书籍等,书写材料以帛书为主,简牍只占少数。
二是平民阶层。他们的身份主要是受雇于贵族家庭或官僚机构的"写手",抄写的内容大都是经文、典籍、记帐、簿册之类,他们的书写风格要比贵族自由、洒脱,线条较为流畅自然,常见有行书笔意。
三是徒隶阶层。主要是一些还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囚徒以及戍边士卒,他们抄写的多是一些普及性的、比较琐碎的或翻版需要的典籍、史料,特别是囚徒和士卒,人员集中,可用来完成一些工程量比较大的抄写活动。由于他们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在文字识读和书写技巧上都较差,风格上体现为草率、粗俗,当然其中许多简牍也不乏天趣之美,但这阶层所抄写的竹木简,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从这三个阶层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汉代书法的全民参与性即群众性这一显著特点,第一阶层贵族是汉隶的规范者,是"正"的范畴;第二和第三阶层由于所处的地位和书写心态不同,他们的书写活动则呈现了与"汉隶"相逆的发展态势,即线条简化、流动化,是属于"逆"的范畴。这种民众的"逆"体现为对汉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叛,这为汉隶由单一书体朝多种书体发展提供了可能,官方--隶书,民间--隶楷行草书以一种"复线形态"延伸,到东汉末年,简牍碑刻已诸体皆备,基本奠定书法体例的格局。在这“复线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出,发生书法创新的基因却在第二、三阶层,艺术创新的源泉在于人民大众。
这种书写的全民参与是中国封建史上一次也是唯一的"全民习字运动",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文字的识读和使用,而且他们"厚死重葬",把简牍作为随葬品,这也是汉代文化现象的独特之处,这一风俗在西汉犹盛。据资料统计,现在出土的竹木简70%以上是西汉时期的随葬品,时间跨度从西汉初年到新葬时期,出土地点遍及河北、山西、山东、湖北、湖南、甘肃、青海等10余省,这一民俗的生成从更深一层看,反映了西汉普遍的民族心理及其时代精神。西汉时期"黄老思想"和新儒家学说是统治阶级统治各阶层的思想工具,而"黄老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字。他认为宇宙的生长变化过程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他这种发展变化的循环观点要求人们在自然万物面前要"无为"。"无为"即无欲、无智。有了"无为"便可达到"无不为"的理想境界。它的这种哲学思想反映到政治主张便是保守的、退缩小国寡民"的治国策略,甚至主张恢复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的原始社会。在人的立场上,他认为贵贱祸福"、"生死"是相生相成的,是循环的。到西汉中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大兴谶纬之学,谶纬大兴。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生命理念支配下,西汉无论贵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都认为生死是可以轮回的。因此生前既有的财富都要拿一些作为陪葬品,以期来世过上好日子,而在"以书取士"时代产生的对文字的崇拜,更使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和通向仕途的"金腰带"。可以想象,西汉的贵族和平民将竹木简作为随葬品,必“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的政治潮流在支配着他们的思想,特别是一些只有竹木简而无其他贵重物品的平民墓,尤其反映出他们对"来世"、"入吏"的理想追求。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国力昌盛,民殷国富,帝王将相、皇室官宦学书之风兴盛起来,尤以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为最。但那时所兴的不是竹木简,而是丰碑大碣。"东汉时,刻石风气高涨,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者,遍于郡邑;勋臣贵胄,勒石纪功,布之海内;降而至于平民,亦群起立碑以彰门庭。"(13)四川《夏承碑》、(14)云南昭通县的《汉孟孝琚碑》的出土,更说明这种风俗“流染远疆”。
这种浸染着浓厚功利色彩的习俗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首先,经过王莽改制后,刘秀重振汉朝雄风,为东汉酿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公元一世纪窦固、窦宪对匃奴之战,重树国威;班超出西域,更显示了东汉王朝的洋洋大国风范。此时,在新儒家学说薰染下的建功立业思想占主导地位。东汉皇帝对有功之臣也常赐"立碑述功"之嘉奖。甚至每打一场胜仗,也要"刻石勒功而还"。(15)其次是"写字热"的风行。东汉时,身处庙堂的帝王及后妃、王室大都喜爱书法。前面所提汉灵帝刘宏就是这样一位痴迷者,他还经常性开展各种书写擂台赛、大赛结果,师宜官以八分为最,获得金牌。"(16)他还令蔡邕书写《熹平石经》立于太学内外,以至观摹者云集。帝王的嗜好也使天下百姓群起而效之,"于是节日庆祭,无不立石雕版书幅以示庆忌"。(17)贵族平民书丹凿刻成了他们展示书写技能、表现自我的一个最好机会,这是碑碣之风兴盛的主要因素。最后,新儒家学说特别是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在东汉末年流传。儒家思想的渗透,使东汉贵族平民彻底地从"无为"、"退让"那种压抑自我欲望的黄老思想中摆脱出来,进取心、功利意识逐渐占据人们的头脑,这是从"无我"到"自我"的转变。自我意识的增强使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于是喜好树碑立传以“留芳千古”之意愿。这是碑碣风盛的思想基础。
树碑立碣的风俗就书法史而言,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极大地舒展了书写者的书写空间和表现手法,为书法理论的产生和书法意识走向自觉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碑碣的流行,包括纸的发明和使用,改变了竹木简施展空间狭窄、线条表现力差的局限,丰富了笔法的横向和纵向拓展,从而使人们对字的布白、贯气等艺术表现有了认识上质的飞跃,对"势"的追求成为时人共识。"任何民族的文艺,都是该民族审美经验、审美判断、审美理想等精神形态的具体体现。"(18)《石门颂》、《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充分表现汉代雄浑威仪的时代精神和阔大敦厚的盛世气象的碑碣书风成为中华文化艺术史上的一曲千古绝唱。时至今日,仍为吾辈叹服不已。
汉代书法走向自觉是以文字的广泛应用和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为基础的,而中华民族的"文字情结"和"以书取士"体制是民俗传统对书法艺术的一种内在驱动力。这种民俗传统保证了汉文字经过历代王朝沧桑变幻得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并得到不断的发扬光大,也使中国书法艺术成为世界文化艺术一门绝无仅有的艺术奇葩。书法艺术以它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独树一帜,我们有理由相信,进入二十一世纪,书法艺术将以她蓬勃的生命力朝理性王国迈进,也必将在这个世纪走向世界,走向辉煌。
注释:
(1)陆贾《新语·无为》。
(2)、(3)《汉书·循史传·序》。
(4)陈振濂《书法史学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P28。
(5)、(16)汤大民《中国书法简史》,江苏古籍出版社,P74、P93。
(6)《后汉书·蔡邕传》。
(7)卫恒《四体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8)蔡邕《笔论》,同上。
(9)蔡邕《九势》,同上。
(10)、(11)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著,安徽文艺出版社,P80、P70。
(12)洪亮《瓦当铭文》,《书法报》1999年第34期。
(13)、(17)姜澄清《中国书法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P75。
(14)《夏承碑》,立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宋元礻右 时(1086-1094)在资州(今四川资中县)出土,当时一字不缺。明代遭地震裂毁,知府唐耀重刻并定此为蔡邕书,明朝以后,此碑名气很大。无代王恽评曰:"如夏金铸鼎,形模怪谲,虽蛇神牛鬼,庞杂百出,而衣冠礼乐已胚胎乎其中。"此碑因刻于巴蜀,与中原、齐鲁书风大异其趣,宋拓本现存上海博物馆,明刻石在河北永年县。
(15)《中国古代史》(上),詹子庆、田泽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P250。
(18)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P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