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价值的认同与边界的扩大(佚名)

花雨

——从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与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两文谈起
作者：佚名


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是对国学价值的认同，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则将“国学”边界的扩大，混淆了国学与广义文化的界限。
　　本人以为，“国学”是中华民族心理和性格形成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根本。纪文“为人大国学院的成立鼓与呼”，指出长时期对“国学”的忽略或偏激的态度已导致“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的恶果，现在已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纪文还提出“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的具体主张。是文对“国学”价值的认同，言辞痛切，读之若警种长鸣，发人深醒。
　　纪文对近百年来社会上激烈批孔，从而否定传统文化，造成“国学的失落”的历史场景作了精到的回顾与分析。是文的不足在于，仅看到激烈否定的表面现象，对于其中的真实内容分析不够。如早期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是建立在对“国学”精神的深度解构基础上的。陈独秀所否定的是当时提倡的“孔教”；鲁迅所进行的批判工作的目的在于解剖“中国的灵魂”，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是因为粉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他还说，历代的尊孔都是把孔子当“敲门砖”使用的。“孔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若没有坚实的“国学”功底，难以有此明晰的洞察。鲁迅还说过：“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能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可见，鲁迅先生所着力的工作任务是割除“肿瘤”和“烂疮”，即剔除封建文化的糟粕，是要抛弃“古训”，“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华盖集·忽然想到·六》）等散发腐朽灵魂的东西，反对心理阴暗，用中国文化的“软刀子”，使人“割头不觉死”的阴谋家、野心家；反对满脑子的旧思想却要附庸风雅，“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的旧人物（《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反对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要沽名钓誉之徒；反对“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的提倡者。（《小品文的危机》）他指出，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迷恋“闲适”的小品文一途，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问，根底浅薄，而且“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鲁迅书信集· 致杨霁云》1934.5.6）
　　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当年所指出的问题，在当今学术界依旧重演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在惊叹于先生对“国人灵魂”深刻认识的同时，也真心地希望致力于“振兴国学”的有识之士，在努力的同时，仍然牢记前辈学人的警告，掂量自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度，切莫以浅薄的学识，率性而为！所以，认识到鲁迅、胡适、郭沫若诸学人在批判国学时的学术背景，对于我们当今的批判和反思，是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相比而论，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以为纪文是“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都可以排斥在外”而且也把西方文化排斥在外。本人以为，这种论调，实将“国学”的边界作了无限地扩大，很容易造成对“国学”内涵的误读。原因是，形成中华民族魂魄的载体的“国学”，其基本内涵仅涵盖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元典，而蒙学、藏学、满学等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一直处于支流的地位，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可与“国学”等同。这一点，纪文说的相对明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像流水一样，滋润着中华民族的茁壮成长；像土壤一样，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中华民族以特有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它民族的文化均从“国学”汲取营养。薛文说到历代各民族文化交汇特别是北京的文化交汇的情况，说到能够“超越汉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种族与制度之优的”蒙古统治的情况，似乎是“蒙学”比“国学”高明，特别是需要学学它的“兵学”。此种观点实在是本末倒置。其实，辽、金、元的统治思想，均依赖儒学而行之。
　　元代自成吉思汗始，即重视儒学。成吉思汗在东征西伐过程中重用辽、金旧臣，征集汉人工匠，就已感受到汉文化的优越性。公元1215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年），蒙古军攻破金中都。成吉思汗访辽旧部，得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是辽契丹王突微八世孙，金世宗时任尚书右丞。他“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之说”（《元史》列传三十三《耶律楚材传》），受到过儒学深刻的影响。他在辅佐辽金统治的过程中，积累了用汉文化实行统治的丰富的经验。他对成吉思汗等服膺汉文化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时有西夏人常八斤者，以善于造弓箭的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欣赏和器重。成吉思汗因此而每自矜夸：“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对曰“治弓尚需弓匠，为天下岂可不用天下匠耶？”成吉思汗听了很受启发，对他“日见亲用”（见同上）。
　　后耶律楚材辅佐窝阔台。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窝阔台汗五年），窝阔台采用耶律楚材建议，在攻打宋汴京时，废除“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之制。时避兵在汴的难民有一百四十万户，因此而皆得保全。在元兵攻占蔡州以后，耶律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袭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置经籍所于平阳（见同上）。”
　　同时，元代统治者又广泛搜集儒学典籍，招致汉人儒生。公元1236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皇子阔出率兵伐宋，窝阔台命杨维中、姚枢随军南下，招致儒、道、医、卜等人才。姚枢受诏：“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即凡是穿儒服又载入名册的都释放。结果姚枢“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京。” （《元史》列传三十三《杨维中传》）在德安（今属湖北省随州市），姚枢从逃亡的人群中得赵复。赵复是江汉间名儒，精通程朱理学。时隐居，以“江汉先生”自命。赵复在姚枢的劝说下来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对他说：“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回答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极为赞赏他的气节，没有强迫他做官。（《元史·儒学一·赵复传》）忽必烈允许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让赵复讲学其中。“学子从者百余人。” 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学。” （《元史·世祖纪一》）
　　忽必烈因长期受命治漠南汉地，深知儒学对巩固统治的重要。即位之前，他便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着重搜罗和优礼儒生，在忽必烈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汉人儒生集团，其中最著名的如许衡、姚枢、章文谦、张启元、廉希宪、郝经、刘因、窦默、王鹗、姚燧等。忽必烈不仅从他们学习儒家学说，而且任用他们担任行政、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要职。公元1260年（蒙古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于开平，开始实行“祖述变通”、“效行汉法”的治国方略。次年，下诏令：“军中儒士，听赎为民。”从中“举文学才识之士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其职。” （《元史·列传五十九·程矩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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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264年（至元二年），即忽必烈称帝的第四年，许衡上书，从历史经验说明实行汉法的重要。他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原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则乱亡相继，史册俱在，昭然可考……以是论之，当行汉法无疑也”。（《元史·列传四十五·许衡传》），忽必烈接受了许衡的建议。对于“南士”，忽必烈也采用积极搜罗任用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擢用“南士”程矩夫为翰林修撰，后擢升至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程矩夫以徽州人、宋降官为忽必烈所任用，时有台臣谏言，程矩夫为“南人”，且年少，不可重用。忽必烈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随拜程矩夫为侍御史，让程矩夫随侍在自己左右，并且特别以汉字下诏书，命程矩夫到江南去搜访遗逸。程矩夫到江南，将赵孟藡、叶李二人连同赵孟頫、余悠、万一鹗、胡梦魁、曾希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带往京都。忽必烈一一接见，将他们全部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元史·列传五十九·程矩夫传》）
直至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3－1321在位），程朱理学继续得到大力扶持。仁宗为太子时，便“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时有进《大学衍义》者，仁宗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元史·仁宗纪一》）公元1313年（仁宗皇庆二年），仁宗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及已故中书左臣许衡从祀孔子庙庭。同年，下诏恢复科举考试，以“四书”及朱子章句集注为考试内容。（见同上）从此，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终元之世，没有多少改变。儒、道、释并举，深刻地影响着元代的意识形态。“国学”仍然是辽、宋、金、元统治思想的根本，这并非“文化中心主义”之论，而是不可辩解的历史事实。
　　倡导“国学”“其结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陈列”的论调，实乃危言耸听。试问，一个对于本国传统学术毫无所知，只知“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民族，岂非数典忘祖？世界的文明的大一统，或许仅是海市蜃楼，忘却了民族精神的民族，不可能达到与其他文明的“兼容并包”。反而是将自身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抛至九霄，成为任人宰割的“精神矮人”！“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基石在自我认识，“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时代需要“振兴国学”，时代需要“数典记祖”。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谈论“国学”；恰在其时，重建“国学”，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