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哲学：回到中国本身（王洪岳）

天籁

作者：王洪岳


     最近，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张光芒先生出版了两部关于“启蒙”问题的论著《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和《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版)。
    围绕众多近年一直“高烧不退”的启蒙话题，作者详尽考察和深刻思考了中国的近现代启蒙运动。在阅读中，笔者不由萌生了“中国应不应该有自己的启蒙哲学”和“中国到底有没有原创的启蒙哲学”问题的深思。  

    在百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话语理论基础基本上一直追随西方，这给学界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就是认为中国近现代没有自己原创的文史哲理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启蒙哲学，无论是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还是属于现代的陈独秀、鲁迅抑或胡适的思想，都是在西方“强势”话语霸权下的话语表达，没有中国人自己成系统的启蒙哲学理论。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学术思维定势。从某种角度或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因为中国百年来的启蒙思潮或运动基本上是一批受到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他们只是对中国人生存状态进行揭示和指示性的描述。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囿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经验描述而轻逻辑思辨，导致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表述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与上述思维和表达模式一脉相承，当代学人同样缺乏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启蒙哲学的自觉意识，而且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和所运用的启蒙话语都是“舶来品”。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有关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学术著作，也的确存在这样的弊端。比如阐释文学思潮，基本上就是在西学影响下的中国式的“回应”，大多数是“某某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诸如此类的学术著作充斥于书肆坊间，中国百年来学术思想的根本性的质地到底提高了多少，却很少有人问津。  

    张光芒博士的两本启蒙著作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在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即有较深的渊源，中国启蒙运动的理论来源不应厚此薄彼。从研究的具体对象即研究客体来看，面对与西方启蒙背景迥然有别的丰富而复杂的历史资料，著者挖掘了中国启蒙思潮和启蒙运动中的原创性的思想资源。在《启蒙论》中，作者追溯到晚明时代的学术思想，认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另外，中国古已有之的“非儒学派”和民间文学也应该是近现代启蒙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即使近代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作品，也是中国近现代启蒙的不可或缺的资源，因为中国的启蒙主义同样需要在“感性解放”的层面上取得突破。这种立论显然在学术界是前所未有的。  

    在《启蒙论》中，作者提出了“中国启蒙主义形而上建构图式”：立人→自律的创造的生命自我→自由意志→理性与情感的激荡→本能欲望；“中国启蒙主义形而下运作图式”：本能欲望→理性与情感的激荡→自由意志→自律的创造的生命自我→立人。
    “这个形而下的实践过程与形而上的逻辑建构以双向互动的运行机制，共同形成了中国启蒙主义的系统结构”。如此，著者透过纷繁复杂甚至杂乱无章的近现代思想，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史的一个系统理论体系。  

    90年代以来，在学界表面上热闹喧嚣的中国“后现代”，经过十来年的大浪淘沙，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这只不过是所谓“全球化”学人找寻某种寄托或充当学术权威的产物。80年代就有人指出中国的现代派是“伪现代派”，曾经引发激烈的争论；如果我们说近十年来中国的后现代思潮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后现代”，可能还会引起后学家们的反感甚至愤愤不平。从后现代在学界表演式的出场，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缺乏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理论。没有哲学理论引导的民族的生活和生存就像是乌合之众。其实，作为一个中国本土的学人，立足于本土的现实和历史资源，以此为自身学术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充分借鉴西学还有很大的学术生态和民族改造的重任在其中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当下，中国的学人再跟在西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真的是现代中国学人和学术乃至中国人思维(思想)方式的悲哀。中国学术的前行和质的提升，还是要靠学人回到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原点，即如胡塞尔所言，“回到问题本身”。只有“面对”自身生存和存在“问题本身”，我们才能有一种学术的勇气和学术良知的发扬。

天籁

上个世纪90年代，学界和思想文化界一片解构，平面化、痞子化的操作热潮滚滚而来，直到世纪之交，我们才看到了一些新进展。无论是文学理论界，还是美学界，也无论哲学界，还是政治学界抑或历史学界等等，不同学科不同观点的学人，都开始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最为根本的而且亟待实践的问题——现代性或启蒙问题，依然是个值得人们认真思索与研究的重大问题。1997年以来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就是这种思索的结果，至此，人文学术的研究可以说走出了新时期中期的低谷。但是综观整个学界，面对“启蒙”这一最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鲜见在哲学观和方法论上出类拔萃、惊世骇俗的创新之作。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文学术界犬儒主义传统惰性力量之强大，也可见出中国启蒙本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张光芒的“启蒙两论”还只是在启蒙哲学上的初创之举，但他的学术致思方式和方向已经证明他未来的研究会有更深邃、更广阔的前景，这也是中国启蒙哲学大厦进一步建构的坚实基石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