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诗歌论(钱仲联 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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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诗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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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仲联 严明



沈曾植(1850-1922)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同时，他在清光绪六年中进士后，由刑部主事历官至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护理巡抚，直至宣统二年辞官归，清亡后以遗老居上海，是一位与近代政坛颇有关联的人物。还有，沈曾植与陈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谈诗论艺，交往密切，被同光体诗人奉为魁杰。因此，沈曾植的诗论主张和诗歌创作很值得重视，因为其充分表现出诗人与学者一身兼任的特点，这也影响到了其诗歌创作的特点。   

沈曾植论诗，先是与陈衍、郑孝胥在武昌创“三元”之说，即认为唐玄宗的开元年间、唐宪宗的元和年间以及宋哲宗的元祐年间，这三个时期的诗作成就最高，最值得学习模仿，特别是对初学者，是掌握作诗技巧的必由之路。后来，沈氏又把开元换成元嘉，即南朝宋文帝时期的诗作堪为模学榜样，这样就把“三元”说改成了“三关”说，意即谓学诗者须通过这三个关口的训练，才算真正入门。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说:“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公于前二关均已通过，但着意通过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元嘉关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刘彦和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轩轾。此二语，便堕齐、梁词人身。须知以来书意、笔、色三语判之，山水即是色，庄、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笔则空、假、中三谛之中，亦即遍计、依他、圆成三性之圆成实也。”沈曾植的论诗主旨在上述这段话中已略见大概，他精通佛学，常以佛语来喻诗谈艺的特点也可略见一斑。曾植论写诗，强调要用自己的性情语言，并且要发明哲理，对古人众多传统都要学，不可拘束于某朝某家，“其实两晋玄言、两宋理学，看得牛皮穿时，亦只是时节因缘之异，名文句身之异，世间法异，以出世法观之，良无一无异也。”这样看诗学，自然较为豁达，全无朝代之忌与门户之见，当是通达之论。然而，沈曾植诗论的可贵处又在于通达而不玄渺，如他对明七子的批评可谓公允而深刻，一针见血，“李何不用唐以后书，何尝非一法门，无如目前境事，无唐以前人智理名句运用之，打发不开。真与俗不融，理与事相隔，遂被人呼伪体。其实非伪，只是呆六朝，非活六朝耳。凡诸学古不成者，诸病皆可以呆字统之。在今日学人当寻杜、韩，树骨之本;当尽心于康乐、光禄二家。康乐善用《易》，光禄长于《书》，经训菑畬，才大者尽容褥获。韩子因文见道，诗独不可为见道因乎?”(出处同上)从批评七子的学古之呆，到评价六朝诗中谢灵运、颜延之两家运用经训入诗的特点，再到点穿韩愈谈见道限于文，拘于一隅，沈曾植诗文批评的眼界极为开阔，对丰富的传统既不迷信拘泥，也不轻下断语，而是在博览贯通的基础上，融汇经史佛道，以求诗文变迁的规律，其示人以“三关”说的要旨即在于此。王蘧常先生《沈寐叟年谱》中有按语曰:“三关之说始见《瀛奎律髓》，其说未鬯。至师确指元嘉、元和、元祐，皆据变以复正。”可知沈曾植心目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诗歌传统之正，他固然深明诗无时不变、无变即无正的道理，但在变幻无穷的诗歌传统中，通变以求其正确实是诗歌创作继往开来的关键所在。因此，沈曾植提出“三关”说的意义，不仅是把初学者的眼界从北宋、中唐、盛唐延伸至六朝，而且还在于让人们明白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种“据变以复正”的规律，还启示初学者诗歌创作虽然离不开探索语言艺术门径，但同样离不开钻研儒学、佛学等思想精华，只有融汇思想精华入诗，才能保持诗作有较高的品位，不堕入小道。   

  沈曾植论诗的眼界甚高，其诗歌创作的格调也是高古奇奥，继续发展了清诗中“生涩奥衍”的一派。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中把清末诗歌概括成两大流派:“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悷。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其一派生涩奥衍，自急就章、鼓吹词、饶歌十八曲以下逮韩愈、孟郊、樊宗师、卢仝、李贺、黄庭坚、薛季宣、谢翱、杨维祯、倪元璐、黄道周之伦，皆所取法，语必惊人，字忌习见。郑子尹珍之《巢经巢诗钞》，为其弁冕，莫子偲足羽翼之。近日沈乙庵、陈散原，实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异焉，其余诗亦不尽然也。”把沈曾植和陈三立列入一大流派主要是着眼于他们的诗作都着力于刻意雕镂，力求奇奥，多奇语奇想，意象光怪陆离，寓意深沉隐晦。在化用古人精妙之语，又独创诗歌新境界方面，沈曾植确实显示出极高的造诣，较之同属同光体中江西诗派的陈三立、闽派的郑孝胥、陈衍，大异其趣，更有独特之处。他学习谢灵运、韩愈、孟郊、李商隐、黄庭坚诸家，继承其乡朱彝尊、钱载的“秀水派”的诗歌传统，其独创之处，则表现在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内容以入诗，表现在腹笥便便、取材于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医药金石篆刻的奥语奇词以入诗，从而形成了自己奥僻奇伟、沉郁盘硬的风格。如《月夕寄五弟》云:“清风北陆来，吹我梧上月。石台倚倒影，零露在衣发。万里羁旅游，三秋（氵穴）寥节。黄华屈宋艳，伴我张寒色。流光若逝水，刹刹不容揭。娱玩此须臾，行人想天来。”矜炼高古，风格近韩愈、孟郊，更有楚骚悲吟之遗韵。又如七绝《杂题》云:“榆叶干青柳叶黄，淡云斜日蜀东冈。秋心总在无人处，坐看凫翁没野塘。”“江湖只是爱平流，帆自从容橹自柔。至竟海门原咫尺，浪花何事白人头?’’高古锤炼，却又化得毫无痕迹，有融古趣入今景、炼至坚为绕指柔之妙。再如《病僧行》云:“病僧病腊不记年，臆对或自风坛前。蒙戎败叶拥床敷，支离廆木撑风烟。六师派别谬占度，休粮恐是金头仙。……” 《小孤山》起句云:“浔阳九派沦无迹，介石犹然立江碛。峨峨高髻古严妆，俗眼还疑肖形拙。”绘景绘人，不啻自绘其诗人之心，辞语奇谲，想像奇特，然清劲之气，充沛于诗句之间，堪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二为一的典范之作。   

  从沈曾植的诗论和诗作中可以看出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思想对诗歌艺术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诗歌到了晚清时期，已经发展到了融文史哲为一体、撷历代精华为一体，又能独辟蹊径、表现真性情的成熟烂漫的阶段，这显然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又一巅峰之作的标志。生活在离乱之世与动荡岁月的沈曾植，如何得以攀上古体诗作创作的高峰，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为显著也能给后人以最深刻启示的原因主要有两条，那就是真才学、真性情与诗歌创作的和谐。   

  所谓真才学是指知识的广博，而且真有研究，真有心得，沈曾植钻研学识的精深非一般学者所能企及。陈三立在《海日楼诗集跋》中说:“寐叟于学无所不窥，道箓梵笈，并皆究习。故其诗沈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学问广博深厚是沈曾植写诗的基础，基础土壤厚实了，扎根于其中的诗歌之花就会长得茂盛，开得鲜艳，独显丰姿。比如沈曾植就曾借用佛家天台宗经典《中论》中的“空、假、中”三谛和慈恩宗经典《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成唯识论》中的“遍计、依地、圆成实”三性之说，来论说诗歌的写景、写意和造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强调客观现实、主观情思和艺术技巧应该在诗中得到和谐统一，这样的论述，显然是深刻的。在诗歌创作中，沈曾植也处处显露出厚实的才学，像《寒雨积闷杂书遣怀》、《病僧行》、《病山示我鬻医篇喜其怪伟属和一章》、《题郭起亭素庵》之类的长篇古体，固然深古排奡，涵揉九流，雕凿万态，确足震聋骇俗，人能好之却难以学之。即使是短篇诗作，到了沈曾植的笔下也往往显出深沉厚实的特点，如其《题赵吴兴瓯波亭图》诗云:“鸥波亭上佳公子，绝代丹青写清思。渊源不到宋遗民，大雅能窥唐画史。茗诸蘋洲满意春，管公楼对比肩人。还将平远溪山意，消取沧桑异代身。”这首题画诗作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为其赠友人丁叔衡之作，诗中咏叹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身世遭际，并赞赏画卷意境的清雅优美。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用了赵孟頫诗中的用语、唐代罗隐《送灵川郑员外》诗中的意境、以及笔记小说中的典故，揭示出在赵孟頫“平远溪山”的画意中，寄托着“沧桑异代”的身世之慨，而这种在世代变迁过程中出于种种无奈而身仕两朝并因此而产生沉重的负疚感和忏悔心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沈曾植这篇题画诗把史料与史识融为一体，写出了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历史现象，也表达出了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历史感慨，达到了咏物咏史诗中很高的艺术境界。当然，仅有广博的知识还不等同于具有高超的诗才，学问深厚为作诗提供了丰富的诗料，运用得当，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但如果运用不当，则容易产生堆积典故、了无生气的呆板之作，所谓学人之诗，就颇多掉书袋的癖好。沈曾植诗学功夫很深，他阅诗多，诗料多，学问积累深厚之后，又能融汇贯通，见识往往不同凡响，发之于诗，遂产生深古奥衍之作，独创一派诗风。   

  所谓真性情，是指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其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在诗作中，沈曾植一直强调诗歌应该成为能够正人心、担道义的“大道”，这样的性情，才真正称得上是诗家的第一要义。其在《止庵诗集叙》中说:“昔日曾植与涛园论诗于公，植标举谢文靖之‘訏漠定命，远犹辰告’，所谓雅人深致者，为诗家第一义谛;而车骑所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者为胜义谛，匪独以是正宋、明论诗者之祖师禅而已，有圣证焉。夫所谓雅人者，非即班孟坚鲁诗义《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乎?夫其所谓雅材者，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闻强识而讓，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夫其所谓深致者，非夫函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迹、达人伦政刑之事、变文道管而光一是者乎?五至之道，《诗》与《礼》、《乐》但准迹熄。王降之义，《雅》体尊，《风》体卑，正乐《雅》、《颂》得所，不立《风》。有较四国之徽言，固未可与《槃磵》、《寤歌》等类观之而次列之，自四家师说略同。诗教衰而五言作，才性于汉、魏之交，清言于晋，新变于梁、陈，《风》降歌谣，镂画者殆不识《雅》为何字。至于唐之行卷、宋之《江湖》，声义胥湮，而陋者复淆以宗门幻语，诗终为小道也已。”这段论述反映出沈曾植诗学观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即认为从周代到清代，诗歌经历了一个由体尊义深到幻语小道的性质变化过程。沈曾植不满于诗歌性质的这一变化，为此发出了悲叹，这固然是较为保守的诗歌史观，其根本原因便是混淆了历史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本质性的区别。正因如此，他并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写诗论诗上面，而是放在能够济世致用的历史、地理研究之中，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在武昌遇到陈衍之后，因受到陈衍的鼓动，才专心于作诗。陈衍《沈乙盦诗叙》中说:“乙盦博极群书，熟辽、金、元史学舆地，与顺德李侍郎文田、桐庐袁兵备昶论学相契。词章若不屑措意者。余语乙盦:吾亦耽考据，实皆无与己事，作诗却是自己性情语言，且时时发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事此，他学问皆诗料也。君意不能无动，因言:吾诗学深，诗功浅，夙喜张文昌、玉谿生、《山谷内外集》，而不轻诋七子。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作诗少也。”陈衍提出可以作诗的两条理由，一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显露自己的真性情，另一是在诗中发明哲理、探索道义，这就打动了沈曾植，使他改变了以往不常作诗的态度，诗歌创作的激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沈曾植的个性中有一令人尊敬之处，那就是求真与求正的强烈意识。诗歌在其心目中是抒发真性情的方式，也是探索人生哲理、表现其对朝廷政治及社会责任心的一种方式。诗歌不是仅供诗人自娱自乐的绮情小道，而是用以通古今得失之辨、达人伦政刑之事的大器，正如魏文帝曹丕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沈曾植论诗力争“三关”之说，其要义就是并括了汉魏六朝的诗歌传统，他在《八月廿八日渔洋生日子修招同人集于樊园分韵得斗字》诗中说:“建安能者王安立，潘陆谢颜庄严首。李杜韩为诸法海，宝印义山昌谷守。三十二相八十好，一一流从正定受”，用佛语为譬，论说建安及六朝诗歌的重要。因为建安及六朝时代的诗歌与当时哲学思想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诗歌是诗人性情的载体、哲学思想的载体和朝廷政治的载体，属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沈曾植推重六朝诗的最根本的原因，六朝诗风的丰富以及流派的开创倒是其次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诗学观念，沈曾植在自己的诗作中畅开胸怀，“聱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泣精灵，’(陈衍《沈乙盦诗序》)，反映时代风云变幻，表现自己的火热情怀。其诗歌内容中，有的是悼念戊戌变法的牺牲者和同情维新派中的受迫害者，如《野哭》五首、《怀道希》、《病中柬张季直》、《寄上虞山相国师》、《长素海外寄诗次韵答之》等;有的是反映诗人富国强兵的主张和愿望的，如《送伯愚赴热河》、《简黄公度》、《入城》、《南皮公青山大阅偕节庵往观》、《南皮公霜郊校射即席赋呈》、《寄陈伯严》等;还有更多的是流露出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如《新月》、《石遗书来却寄》、《冒巢民先生菊饮诗卷鹤亭孝廉嘱题》、《晓禽》、《练魄》、《客久》、《晚望》、《阁夜示证刚》、《到家作》、《东轩远望》、《潘若海水部挽诗》、《夜坐》等。总之，沈曾植既以经世致用的态度治学，也以雅人深致的姿态写诗，其诗不惟在写法上刻意雕镂，力求奇奥，别辟蹊径，在内容上也是关注时局，表达匡扶朝政的拳拳之心与探求富国强兵之途的热切愿望。清亡以后，沈曾植身为遗老，写了一些怀旧感伤的诗作，这些固然是不足之处。但同时他又有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大力倡导儒家思想保存中国文化的行动，这在其诗作中也有所表现，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震荡与变迁之后，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沈曾植诗作中的这部分内容体现了传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从这一角度，也可以看出沈曾植诗作较为高雅的文化品位。   

  从清代诗歌史乃至中国诗歌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沈曾植的诗歌创作也自有其独特价值，其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屡屡提及的“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清初自钱谦益、顾炎武、朱彝尊起，到乾嘉时期的洪亮吉、姚鼎、翁方纲等著名诗人都重视学问。乾隆初年的方世泰在《缀锻录》中更有“诗人之诗”、“学人之诗”与“才子之诗”的区分，但有意识地以学人之诗来充实诗人之诗、解救才子之诗，是到了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那里才明确提出的。同、光年间，诗歌创作出现高涨，其中把厚实的学识与写景言情相融通的写法尤为兴盛，真正体现出诗中“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八)，而沈曾植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沈曾植在肆力为诗之前，已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其诗作时或沈博奥邃，时或俊爽清新，五彩缤纷，包罗万象，然只是其学间与性情的部分坦露。王国维曾多次求教于沈曾植，他这样评价沈曾植:“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九)虽说学识并不等同于诗才，著名学者也并不都能成为优秀诗人，但中国诗歌发展到清代，前面已有从《诗经》到汉魏六朝唐宋这样悠久丰富的传统，欲想另辟蹊径、再造天地，就非要具备厚实的学识与广博的艺术修养不可，这是古典诗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清诗发展的必由之路。沈曾植身处晚清的时代与学术氛围中，正是以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使其诗歌创作别具手眼，达到了古典诗歌中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近代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典型。这样，在评价近代诗歌史、清代诗歌史乃至中国诗歌史的时候，都不能不提到沈曾植诗歌创作的杰出贡献。

【原载】 《文学遗产》 19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