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于右任诗的创新精神(唐音阁主人 )

花雨

作者：佚名　
                 

    于右任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清末创办《神州报》、《民呼报》和《民立报》，宣传革命思想，反对清朝专制，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又主持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在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贡献。他是长期享有世界声誉的书法家，中年以后，书名日高，几乎掩盖了他的诗名。其实，他的诗歌和他的书法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在书法史和诗歌史上，他都奠定了牢固的地位。
    下面就于先生的诗谈一点感想。1930年春，《右任诗存》刊行的时候，柳亚子题了八首七绝，对这六卷诗及其作者作了充满热情的赞扬。诗如下：

    落落乾坤大布衣，伤感叹凤欲安归？
    卅年家国兴亡恨，付与先生一卷诗。

    茅店霜鸡会J影寒，几回亡命度函关！
    书生已办忧天下，莫作山东剧孟看。

    义师惜未下咸阳，百战无功吊国殇。
    寒角悲茄穷塞主，可怜我马已玄黄。

    贝加湖水碧清溪，去国申骨往复还。
    已换赤明龙汉劫，那堪回首列宁山。

    虎踞龙幡旧石城，当年失计误过京。
    不须更怨表公路，南朔而今有战争。

    苍黄阳夏筹兵日，辛苦钟山仰望时。
    终遣拂衣归海上，高风峻节耐人思。

    泰玄墓畔桂千丛，尚父湖边夕照红。
    稍惜江南哀怨地，小戎驷铁换秦风。

    甘载盟。C结客场，使君风谊镇难忘。
    怜余亦有穷途感，才尽江淹鬓未霜。

    这本《右任诗存》，收1930年以前约30年的作品，由王陆一笺注。柳亚子以“卅年家国兴亡恨，付与先生一卷诗”两句论定了它的时代内容和“诗史”价值。1930年至1964年的作品，由刘延涛笺注，台湾出版，大陆尚少流传。我个人认为，于先生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四个时期。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十来年为第一期；辛亥革命以后至1927年为第二期；1927年至抗日战争胜利为第三期；抗战胜利至他1964年逝世为第四期。而最有价值、最能体现于先生的创新精神的诗，则主要在第一、二期。于先生中年以后，诗名逐渐被书名所掩，也不是偶然的。
    辛亥革命以前十来年，戊戌变法失败（1898年），八国联军侵人北京（1900年）。一系列历史事变证明了清王朝的腐朽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因而在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不断高涨的基础上，形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其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于先生乃是这一革命运动的先行者、倡导者之一。而他的诗歌创作，正是从这一革命运动中吸取力量、又反转来为它服务的。且看《杂感》的第一首和第三首：

    柳下爱祖国，作连耻帝秦。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襄宇独立交，读之泪盈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

    伟域汤至武，革命协天人。夷齐两俄鬼，名理认不真。只怨干戈起，不思涂炭臻。心中有商纣，目中无商民。叩马复絮絮，非孝亦难仁。纵云暴易暴，厥暴实不伦。仗义讨民贼，何愤尔为伸！吁嗟莽男子，命尽歌免因。耗矣首阳草，顽山惨不春。

    第一首抒发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独立的豪情壮志，把“耻帝秦”、“抱国难”、换救危亡、争取独立作为“爱祖国”的主要内容，给传统的爱国思想带来了新的特点。而洋溢着具有新的特点的爱国主义激情，是于先生的诗歌，特别是第一、第二两期诗歌的鲜明特色。
    第一首反帝，第三首反封建。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历来受到称赞，韩愈就写过《伯夷颂》。于先生对伯夷、叔齐却不但没有颂，而且指斥他们“心中有商纣，目中无商民”。把清朝统治者斥为商纣，大声疾呼，要求伐纣救民，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此后的诗作中，还不时出现“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出关》），“乘时我欲为汤武，一扫千年霸者风”之类的句子，表现了献身革命、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
    新的内容突破了旧的形式。于先生第一期的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富于创新精神。请看《从军乐》：

    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意至此！同胞同胞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斓斑照青史。从军乐兮从军乐，生不当兵非男子。男子堕地志四方，破坏何妨再整理。君不见白人经营中国策愈奇，前畏黄人为祸今俯视。侮国实系侮我民，如如规规胡为尔？吾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时难俟，何况列强帝国主义相逼来，风潮汹恶甘世纪。大呼四亿六千万同胞伐鼓从金齐奋起！

    篇无定句，句无定字，形式比较自由。全篇多用七字以上的长句，大气盘旋，热情喷涌，而以“大呼”结尾，尤足以发聋振惯。这些诗，原收人《半哭半笑楼诗集》中，是“民国纪元十年前”即1902年以前的作品。这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熔铸新理想以人旧风格”的“诗界革命”（实际是诗歌改良）已成过去；形式拟古、内容空虚的“同光派”诗，泛滥诗坛。于先生这些诗篇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半哭半笑楼诗集》刚在三原刊印，就不腔而走，到处传诵，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恐惧。1903年，于先生正在开封应试，却遭到堤绔缉捕，变姓名逃脱，始免于难。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于先生第一期的爱国诗章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威力。
    有些同志说于先生是“南社”诗人。这当然不算错。因为于先生与柳亚子等南社诗人交好，参加过南社的创作活动。但应该弄清，“南社”成立于1909年，而于先生第一期的诗，却创作于1902年以前。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诗社，对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朝专制统治，起过积极作用。而于先生第一期的诗歌创作，实开“南社’之先河。于先生第二期的诗歌数量较多，内容、风格都具有多样性。最富创新精神的，则是1926年往返苏联时期的作品。于先生把这些诗编在一起，题为《变风集》，其意正在于突出其创新精神。且看《舟人黄海作歌》：

    黄流打扰终日吼，起向相楼看星斗。一发中原乱如何；再造可能得八九？神京陷后余亦迁，奔驰不用卖文钱。革命军中一战士，苍髯如我似少年。呜呼！苍髯如我一战士，何日完成革命史！大呼万岁定中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同日起！

    再看《东朝鲜湾歌》：

    晨兴久读《资本论》，掩卷心神俱委顿。忽报舟入朝鲜湾，太白压海如衔恨。山难移兮海难填，行人过此哀朝鲜。遗民莫话安重根，伊藤铜像更巍然。吾闻今岁前皇死，人民野哭数十里。又闻往岁独立军，徒手奋斗存血史。世界劳民十万万，阶级相联参义战。何日推翻金纺锤，一时俱脱铁锁链？喀吁嘻！太白之上云飞扬，太白之下人凄伦，太白以北弱小民族矜解放，太白以南以东以西被压迫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复如狂。山苍苍兮海茫茫，盟山誓海兮强复强。歌声海浪相酬答，天地为之久低昂。舟人惊怪胡为此，此髯歌声犹不止。万里转折赴疆场，我本国民革命军中一战士。

    “诗言志，歌咏言。”从这两首七言古风所表现的“志”看，于先生的社会理想这时候出现了新的飞跃。作为“战士”，他因急于实现这种理想而热血沸腾，不能自已。溢而为诗，就像大江的暴涨，一往无前，浑源流转，气象万千。真有“大声吹地转，高浪减天浮”的气概。
    传统诗歌中的“歌行”这种体裁，本来比较自由，适于表现奔放的情感和复杂的事态，于先生这时期的诗歌创作，最善于发挥歌行的特长，并在此基础上创新。让我们来读《克里木宫歌》：

    君何事来翻吊古，克里木宫矜一睹。置身赤色莫斯科，结习不忘真腐腐。世人莫误悲铜驼，请述怪异作哀歌。宫内教堂即坟墓，历代皇室铜棺多。沙皇铸钟巨无仿，更制区炮长盈丈。炮无人放钟不鸣，两都红旗已飘荡。故宅既作苏维埃，遗民复袒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竟成功，新旧世界由此划为两。吾闻革命之时经剧战，宫内宫外两阵线。列宁下令用炮轰，门内白军方自变。又闻宫门旧有断头台，台前血渗野花开。台上杀人城上笑，百年骄我真堪哀。自今门外号红场，功成之后葬国殇。列宁以下殉义者，—一分痊傍宫墙。宫墙兮墓道，墓道兮多少！上悬革命之红旗，下种伤心之碧草。悠悠苍天我何人，万里西征头白了！

    再读《红场歌》：

    中山已逝列宁死，莫斯科城我来矣！遗骸东西并保存，紫禁红场更相似。每日排队朝复暮，争看列宁人无数。我亦蹩文诣红场，为全人类有所诉。一片红场红复红，照耀世界日方中；列宁诸烈何曾死，犹呼口号促进攻。喀吁嘻！东方羁来难自解，吾党改组君优待。君之主张东方之民久已闻，君之策略东方之事莫能改。何况共同奋斗救中国，中山遗命赫然在。转悔当年起义早，方法不完得不保。如今愁苦呼声遍亚东，大乱方生人将老。头白伶计莫斯科，惭感交并责未了。未了之责谁余助？至此翻思进一步。为全人类自由而进征兮，解放东方之大任先无误。吊中山之良友兮，知取则之不远。信吾党之必兴兮，夫孰荷此而无黍？惆怅兮将别，歌声兮吹咽。酬君兮全世界奴隶之泪，奠君兮全世界豪强之血。献君兮全世界劳民之铁链，奠君兮全世界历史之灰屑。君之灵兮绕世界而一视，时不久兮全设。红场歌兮声悲切！

    与此同时，还作有《布利亚特共和国立国五年纪念歌》，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此乃马克思以及列宁革命之口号”开头，历叙布利亚特人民受压迫的历史及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的幸福生活。然后描写了他所参加的各种盛大的庆祝场面和“露天大宴”。结尾由“响彻云衡国际歌，天将明矣唱未央”转向主观抒情：

    嗟余转折二万里，七日乌城发白美！苍隼护巢局不归，神龙失水犹思起。乌城西安一直线，昨梦入关督义战。尽烹走狗定中华，一行解放四万万。碧云寺上告成功，山海关前开祝宴。老来有志死疆场，竞把他乡当故乡。夜半梦回忽下泪，马角乌头困大荒。天怜辛苦天应晓，促我整顿乾坤了。赐我市蒙国内小山庄，万松深处容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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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雨

这些诗的创新精神首先表现在思想新、感情新。忧心四亿劳民的苦难，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追求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歌颂十月革命成功所开辟的新世界。如此光辉的新思想，如此炽烈的新感情，充溢于字里行间，怎能不令人耳目一新！其次是选材新、取境新。异域之山J！I云海、外国之历史风俗，红场上瞻仰列宁遗容的人流，克里木林宫的巨钟巨炮和迎风飘荡的红旗，这一切与前述的新思想、新感情融铸而成瑰奇宏丽的新意境，令人目眩神摇，精神振奋。第三是语言新。形式新。许多新名词、新术语、新口号络绎笔端，五彩缤纷。而多音节的名词、术语和口号的大量运用，冲破了五、七言句的老框框。例如《布利亚特共和国立国五年纪念歌》的中间数句：“忽然天开地辟日月光，十月革命成功兮，实现苏维埃社会主义之联邦。民无异国兮地无四方，布蒙民族从此得解放。”作者把‘十月革命”、“苏维埃社会主义”等多音节的词汇都驱遣于笔下，自然就出现了许多长句。有些长句，又吸收了散文的造句方法，使诗句更有弹性，更富表现力。“太白以北弱小民族矜解放，太白以南以东以西被压迫者如怒如慕如泣如诉复如狂”两句，就是一个例子。当然，诗毕竟是诗，足以提高艺术表现力的散文化是需要的；有损于诗的意境美、音韵美的散文化则应该避免。比较而言，《布利亚特共和国立国五年纪念歌》的前半篇，是有过分散文化的缺点的。
    我们说于先生的歌行富于创新精神，并不意味着他的近体诗毫无突破。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早在盛唐时代就已经定型。格律极严，必须，洛守；不合格律，就不能算近体诗。因此，写近体诗而要体现创新精神，就十分困难。标榜“诗界革命”的维新派诗人是“得扯新名词”以显示诗作之新的。但如果只着眼于语言新，那还不足以体现创新精神。创新，既要语言新，更要题材新、思想感情新。结合起来，要意境新，要唱出时代的新声。于先生的不少近体诗，特别是第一、第二时期的近体诗，是有新的意境的，是唱出了时代的新声的。1903年，于先生被清廷追捕，奔赴上海。经南京时作《孝陵》七绝云：

    虎口众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
    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其意境之阔大，风格之豪迈，都跨越前人。而最重要的，还在于有新意，有为振兴中华而献身革命的新思想、新感情。赴苏联途中作《舟人大彼得湾》七绝云：

    二百余年霸业零，天风吹尽浪花腥。
    掬来十亿劳民泪，彼得湾中吊列宁。

    第一句，用一个“零”字，将彼得大帝建立的“二百余年霸业”一扫而空。第二句以“浪花”紧扣“大彼得湾”，而以“腥”字概括“二百余年霸业”，深刻、新警，令人叹服。当然，“天风”和“腥”，都是诗的语言。不是大彼得湾的浪花真的飘满血腥，也不是真的有什么“天风”把那“浪花腥”吹尽；而是说月p“二百余年霸业”被十月革命推翻，血腥的统治已一去不返。这层意思，不是我们猜出来的，而是作者从三、四两句中表现出来的。“彼得湾”以彼得大帝得名。彼得大帝与列宁，各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制度和历史时代。作者构思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把极端相反的两个人物摆在一起，创造了“彼得湾中吊列宁”的警句，于强烈对比中引导读者回顾霸权统治的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而以“零”字“腥”字，表现对前者的态度，以劳民之泪“吊列宁”表现对后者的感情，内涵深广，耐人寻味；爱憎分明，发人深省。
    于先生擅长七律。仅就靖国军时期的作品看，沉雄悲壮，感慨苍凉，反映了时局的危殆、人民的苦难和作者的忧愤，具有“诗史”价值。而技巧之精湛，风格之老健，炼字、锤句、谋篇之完美，也令人倾倒。总的说来，这些七律的新，表现在作者以目击者、参与者和领导者的深切感受和炽烈情感，艺术地表现了那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军事斗争、人民命运、国家前途。分别而言，又各有新颖之处。例如《民治学校园纪事诗》叨首，用植物名60余，以植物学之论据，写校园中景物，而以景寓情，因物托事，靖国军之艰难处境和作者力挽危局的苦衷，历历如见。香草美人，托物寄兴，这是《离骚》以来常用的手法；于先生的这20首七律，则为传统的比兴手法的运用打开了新的天地。
    “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有很大成绩，但还有民族化、群众化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我国被誉为诗的国度，传统诗歌的民族形式，既不应该一下子全盘抛弃而代之以外来形式，也不应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写那种与古人的作品没有两样的“旧体诗”。要繁荣社会主义诗歌，“新诗”作者应学习传统，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不应割断传统，强调从外国移植。除此之外，也还可以运用传统诗歌的各种形式来反映两个文明建设，反映新的时代、新的人物，不断推陈出新。近几年，作“旧体诗”的人多了，诗社、诗刊也不断出现，“新诗”人颇以“旧体诗泛滥”为忧。有些人压根儿不懂近体诗的格律，却把自己的作品叫“律诗”；另一些人勉强讲平民和对仗，但为格律所束缚，写出的东西毫无诗意。这样的东西泛滥，的确不大好。但是第一，凡事总有个学习过程；第二，从晚清以迄现在，能驾驭传统诗歌的各种形式，写出优美诗篇的人，始终是有的，不应忽视这支力量，更不应歧视。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修养很深的老诗人，写起“旧体诗”来，力求典雅、古奥，不敢创新，连新词汇都不用，也不同意别人用。针对这种现状来读于先生的诗，注意一下他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精神，是很有意义的。
    于先生作诗力求创新，是自觉的，有理论的，早在1902年前所作的《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韵》一诗里说：“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国。”一个发愿以革命手段推开“老亚洲”而迎接“新亚洲”的人，作诗也自然主张创新。他称赞杜甫，则着眼于“大哉诗圣，为时代开生命”（《双调殿前欢》曲）评价李白，则突出其‘’三杯拔剑舞龙泉，诗家血色开生面”（《双调殿前欢》曲）。关于陈子昂在初唐诗歌发展中的历史功绩，他更讲得中肯、透辟：

    徐反而还至射洪，划开时代变诗风。
    不为四杰承余绝，自是初唐一大宗。……   ——《陈含光先生七九大庆》

    这是说，陈子昂（射洪）改变了徐陵、度信以来繁褥靡丽的诗风，具有划时代意义，因而超越四杰（王、杨、卢、骆）而成初唐诗坛的大宗。《诗变》一篇，更通篇论诗，强调“变：

    诗体岂有常？诗变数无方。何以明其然，时代自堂堂。……

    这是说，诗体没有永远不变的框框。时代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诗，也自然跟着发展变化。不变，就脱离了时代，落后于时代。1959年诗人节，他在台南诗人的集会上说：……        执新诗以批评旧诗，或执旧诗以批评新诗，此皆不知诗者也。旧诗体格之博大，在世界诗中，实无逊色。但今日诗人之责任，则与时代而俱大。谨以拍见分陈如下：一、发扬时代的精神，二、便利大众的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摒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再进一步言之，此时代应为创造之时代。伟大的创造，必在伟大的时代产生；而伟大的时代，亦需要大多的作家以支配之，救济之、并宣扬之，所谓江山需要伟人扶也。此时之诗，非少数者悠闲之文艺，而应为大众立。C立命之文艺。不管大众之需要而闭门为之，此诗便无真生命，便成废话，其结果便与大众脱离。此乃旧诗之真正厄运。……一方面，诗人的喉舌，是时代的呼声；一方面，诗人的思想，是时代的前驱。以呼声来反映时代的要求，以思想来促进时代的前进。而诗人自己，更应当是实现此一呼声与思想的斗士。
    “旧体制”要“发扬时代精神”，“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摒弃”；“旧体诗”要“便利大众的欣赏”，“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这些话，应该说是讲得相当精辟的。而“旧体诗”要“发扬时代精神”，就有创新的问题；“旧体诗”要“便利大众的欣赏”，也有创新问题。歌行之类的古风，形式比较自由，创新较易着手，而已经定型了十几个世纪的近体诗，究意该怎么办？我去年参加过岳麓诗社和南岳诗社的讨论，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放办法，不妨让我们看看于先生的意见：

    我的意思……诗应化难为易，接近大众。这个意见，朋友中间赞成的固然很多，但是持疑难态度的亦复不少。这个原因，一是结习的积重难返，一是没有具体办法。习惯是慢慢积成的，也只有慢慢的改变。我今天特向大会提出两点意见……
    一、平民——近体诗的平民格律，完全是为了声调美。但是，现在平民变了，如入声字，国语完全读平声了，我们还把它当众声用。这样，我们的诗，便成目诵的声调，而不是口诵的声调了！所谓声调美，也只成为目诵的美，而不是口诵的美了。
    二、韵——诗有韵，为的是读起来谐口。但是后来韵变了，古时在同韵的，读起来反而不谐；异韵的，反而相谐。如同韵的“元”＼“［1”，异韵的“东”、“冬”。而我们今日作诗，还要强不谐以为谐，强同以为异，这样合理吗？但是这样改变，并不自今日始。词的兴起，是一种革命，它把诗韵分的分，合的合，来了一次大的调整。元曲又是一种革命，那些作者认为词韵的调整还不够，所以忡原音韵》，连入声都没有了。……    古人用自己的口语来作诗，我们用古人的口语来作诗，其难易自见。我们想要把诗化难为易和接近大众，第一先要改用国语的平民与韵，这是我蓄之于心的多年愿望。我过去，话实在说得太多了。但是，我总觉是国家今日固然不可无瑰丽的宾馆，但更需要多兴平民的住宅！国如斯，诗亦如斯！

    于先生是一位博览群书，拥有60多年诗歌创作经验的老诗人，他探求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从诗歌与时代、诗歌与大众的血肉联系中，阐述了诗歌必须创新的理论，并为旧体诗形式方面的革新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很值得我们参考。
    在台湾，于先生是经常思念大陆、思念故乡的。1957年《题林家绰写牧羊儿自述》云：

    夜深重读《牧儿记》，梦绕神州泪两行。

   《四十七年重九北投侨园》云；

    海上无风又无雨，高吟容易见神州。

    1958年《书钟槐村先生酬恩诗后》云：

    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

    1961年《有梦》云：

    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

    最值得玩味的是1962年所作《梦中有作起而记之》七绝：

    剪断云霞天欲晓，划开时代气方新。
    昨宵梦入中原路，马首祥云照庶民。

    于先生未能活到现在，回到大陆，目睹“划开时代气方新”、“马首祥云照庶民”的美好现实，他自己是十分遗憾的，我们也深感遗憾。今天，于先生的诗集和墨迹，又在大陆出版，广泛流传，于先生家乡的诗人。学者们，在这里集会，研究于先生的诗歌。于先生在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

    附记：

    1984年春，西安举行于右任书法、诗歌研讨会，我写了这篇论文。发表这篇论文的《人文杂志》是学术刊物，发行量大，诗词界很少有人看，所以又提交给这次诗词研讨会，供诗友们参考。当时我还做了一首诗：

    推翻专制破群蒙，除事犹参造化功。
    豪迈情思惊虎豹，神奇符号走蛇龙。
    千秋书史开新派，一代骚坛唱大风。
    春满乡邦桃李艳，争挥健笔颂髯翁。

  “千秋”一联，从创新角度对于先生的书法、诗歌作了评价。

          2001年1月28日写于唐音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