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多少愁人意(佚名)

花雨

作者：佚名 　


    落花飞絮茫茫，古来多少愁人意。游丝窗隙，惊飙树底，暗移人世。一梦醒来，起看明镜，二毛生矣。有葡萄美酒，芙蓉宝剑，都未称，平生意。
　　我是长安倦客，二十年、软红尘里。无言独对，青灯一点，神游天际。海水浮空，空中楼阁，万重苍翠。待骖鸾归去，层霄回首，又西风起。 　　　　　——《水龙吟》
　　这是清末大词人文廷式的名作。廷式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支持康、梁变法，赞助光绪帝亲政，被慈禧太后革职，抑郁以终。词之上阕以“落花飞絮”象喻清王朝衰落颓败的时世，抒发英雄志士年华垂暮、报国无门的悲慨；下阕写倦对孤灯，神游八极，幻化出瑰丽神奇的理想境界，与苏轼《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异曲同工。但苏词的基调是旷达，文词则是在徬徨苦闷中寻求解脱。结尾三句言乘鸾飞上层霄，又惓惓回顾西风萧瑟的人世，表达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正是屈原《离骚》“陟陛皇之赫戏兮，忽睨夫旧乡”心情的再现。王瀣手批《云起轩词钞》评云：“思涩笔超，后片字字奇幻，使人神寒”；叶恭绰《广箧中词》评为“胸襟兴象，超越凡庸”，均抉出此词之高妙。

　　甲午（1894）中日战争前夕及庚子之变（1900）前后期间，是满清王朝政治上最黑暗、国家局势最危殆的时期。对日战争惨败，割地赔款；戊戌变法失败，维新志士牺牲；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义和团运动遭受镇压，一连串重大事件，交织成一幅幅血淋淋的历史画卷。在民族灾难空前深重、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年代，传统诗词是反映社会现实、折射作家心灵的一面镜子。清末词坛，是以朝野清流的士大夫群体为主导的，词人意气相投，虽然词作的艺术风格各自不同，但词中的思想情感却往往显示出相同的特征。
　　前引文廷式词中所写“落花飞絮茫茫”、“惊飙树底，暗移人世”的景象，正是与文氏同辈的词人笔下共有的感触。诸如“鹃啼正苦，奈雨暝烟昏，梦归无据”（冯煦《齐天乐》）、“危楼倚遍，看到云昏花暝。回首海波如镜，忽露出、飞来旧影。又愁风雨合离，化作他人仙境”（黄遵宪《双双燕》）、“十分春已去，孤花隐叶，怊怅倚栏心”（沈曾植《渡江云》）、“望中春草草，残红卷尽，旧愁难扫”（王鹏运《玉漏迟》）、“梅花过了仍风雨，著意伤春天不许。……断红还逐晚潮回，相映枝头红更苦”（郑文焯《玉楼春》）、“傍楼阴，东风又起。千红沉损，鹎（左夹右鸟）声中，残阳谁系”（朱祖谋《烛影摇红》）、“东风里，残花藉草，何处更飘茵？……念飘零投老，惆怅逢春”（况周颐《满庭芳》）、“半镜流红涴遍，荡愁心，伤春倦眼”（张尔田《烛影摇红》）……词中意象或相同或相近，无不寄托着词人对国运衰微的沉痛、对繁华之世行将消逝的留恋，而又挽救不得、无可奈何的悲哀。在表现手法方面，即是常州词派倡言的“比兴寄托”，往往形成如陈廷焯所言“沉郁温厚”的意境，词情含蓄而凄沁心脾。当八国联军入侵期间，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被困京城，相约填词，成《庚子秋词》两卷，“留得悲秋残影在，分付旗亭”（王鹏运《浪淘沙·自题〈庚子秋词〉后》），春色凋残后的秋寒彻骨，更是国破家亡时心境的真切写照。这与唐五代、北宋期间词人单纯地伤春悲秋相较，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与辛弃疾“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以及宋末张炎、王沂孙等人的悲凉情调一脉相承。而文廷式词中“海水浮空，空中楼阁，万重苍翠”，艺术形象清晰而又朦胧，美妙却成虚幻，也正是士大夫自陶渊明以来对世外桃源式社会的共同憧憬，但现实的冷酷无情，使梦想终归于破灭。“海燕移家，仙云换影，赢得孀娥清泪”（王鹏运《齐天乐》）、“还见山河残影，恁磨成桂斧，补恨无天”（郑文焯《汉宫春》）、“东风旋起。悄不似仙源，将家小住，便作避秦计”（朱祖谋《摸鱼子》）、“便有桃源思问，不知汉，毕竟知秦。天涯路，关河寸寸，一寸一伤神”（况周颐《满庭芳》），抒情方式或婉曲或直达，无不是封建末世词人绝望的哀叹。概而言之，清季词家在作品中融入家国之悲，沧桑之感，或慷慨激昂，或缠绵悱恻，枨触无端，皆有为而发，境界较唐宋词远为深广，兼以艺术上博采前贤之长，精益求精，取得卓越的成就。至于士大夫词人群普遍存在忠君思想，与爱国之情纠结不分，辛亥革命后尚有眷念王朝，希图复辟者，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扬弃其糟粕即可，全盘否定是明显不合理的。
　　王国维曾指出，词至后主境界乃大，乃是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以王、朱、郑、况为代表的老一辈词人，用饱含血泪的词笔写沧海桑田之变，发黍离麦秀之哀，正是把士大夫词境界发挥到了极处。我们的文学史往往不谈近代文学，就算谈到也是寥寥数笔，却不知道惟有近代文学才最为集中地担荷了士大夫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