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和章门弟子的“国学”(干春松)

观云

干春松



     章太炎与晚清国粹派之间的关系，有不尽一致的认识，但是，章太炎的许多观点与黄节、邓实这些国粹派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非常接近。章太炎也坚信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而且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在他撰写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讲习国学的重要功能是建立民族的自信，对于西学的过分崇敬已经对爱国爱种的精神产生了严重的损害。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说：“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1]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文化承担感，“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2]

   在近代的政治背景下，章太炎所要处理的问题有两个要点，首先，他要以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激发当时以“反满”为号召的革命激情，这样他要以汉族的历史来确定中国的特征；其次，他要通过民族的历史叙述来确定中国人的民族认同。这两个工作在章太炎的教学和学术工作中，有时是混合的。比如，他的古文经学的立场，自然将他的努力导向对于“历史”的重视。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章太炎认为其他的知识形态都是可以通约的，但是唯有历史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历史”才是确立国家的独特性的文化标准。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3]

     由于章太炎对于政治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于学术的兴趣，因此，他对“历史”的独特叙述更多地运用于他的革命理论的阐释。但是，就开创性而言，章太炎对于学术文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他所钟情的政治领域。特别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所起的开创之功，确乎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典范。当他的事业重心不得已从革命转向学术之后，他将基于民族主义的对于“国性”的强调转移到以现代学术的方式对“国学”进行整理，尽管这样的转移是很不彻底的。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报上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许多在我们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处于大变局过程中的近代中国均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这个对于“国学”内容的设置，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有根本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没有了传统知识的价值基础“经学”。据此，陈平原等人将章太炎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创立者。[4]

    后来，章太炎将他自己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定名为《国故论衡》。该书分为三卷，上卷论“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即哲学思想。

    以“国学”之名作为招牌的课程的内容却以“国故”作为书名，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换句话说，章太炎为什么要采用“国故”的概念来取代“国粹”和“国学” 呢？确切的原因可能见仁见智。一个稍有根据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是“国粹”这个词比较具有争议性，“国粹”这个词，由日本传入，但是既然提出国“粹”，必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内容称得上是“粹”。有国粹，意味着基于价值观基础上的辨析和清理。这似乎是非学术的。以纯粹的学术的立场来看，学术研究应保持客观和公正，因此，“国故”便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词汇。

    但我们相信，无论是“国故”还是“国粹”，都醒目地存在着“国”这个“价值性”的前缀，因此，名称的变化并没有放弃“国”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础的重要功能，“国粹既是一个in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一个  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是一历史记忆复返，也是选择性遗忘的过程。”[5]

    在失去《民报》主编的工作之后，章太炎在日本主要靠授课维持生计，但由于章声名远播，所以前来受业的弟子众多，比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等，几乎是20世纪初中国人文学的顶尖人物。这些人学术倾向多样，比如周氏兄弟并没有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下功夫，而是转向写作和翻译。但以黄侃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弟子，基本上接受了章太炎通过历史和学术的途径来确立“国性”的理路。

     1912年2月，章门弟子马裕藻、钱玄同、朱宗莱、沈兼士、龚宝铨、朱希祖、范古农、许寿裳等发起“国学会”，请章太炎担任会长，在《民立报》发表的《国学会缘起》中说：“先民不作，国学日微，诸言治兴学，以逮艺术之微音，罔不圭臬异国，引为上第。古制沦于草莽，故籍鬻为败纸，十数稔于兹矣。……语曰：‘ 国将亡，本必先颠。’典章制度名物训诂，玄理道德之源，粲然莫备于经子，国本在是矣。今言者他不悉知，唯欲废绝经籍，自诩上制，何其乐率中国而化附于人也。方当匡复区夏，谓宜兴废继绝，昭明固有，安所得此亡国之言，以为不祥之征耶？……学术之败，于今为烈，补偏救弊，化民成俗，非先知先觉莫能为，为亦不能举其效。”[6]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章太炎或者国粹派“学术亡而国亡”的理路。

     章门师徒决定成立“国学会”，并提出教授的科目为：甲，文，小学（音韵训诂，字原属焉）；乙，文章（文章流别，文学史属焉）；丙，子（诸子异义）；丁，史（典章制度、史评）；戊，学术流别；己，释典。”这与东京国学讲习会略有不同，所共同的是，均没有“经学”的条目。这也体现了“国学”有意与经学保持距离的设想。

    1913年之后，大量的章门弟子进入北京大学，甚至成为北京大学文学和历史以及后来成立的国学研究所的主导人物，比如历史的朱希祖，文学的黄侃、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和周氏兄弟等，他们通过北大的教授评议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控制北京大学的教授评聘和学科内容的安排。由此，章太炎的观念开始更为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的学术形态。

    但是，随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者不断进入北京大学，特别是胡适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随后，胡适又执掌文学院，章门弟子则日益失去了对北京大学学术氛围的影响，国学研究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面上看似乎是英美系和日本系的权势转移，但实质上，也是关于何种学术内容更能确立“国”的特性的问题争议。

[1]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6页。中华书局，1977年。

[2] 《国粹学报》，第一年第8期

[3]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 》，《国风月刊 》，卷八，五期（1935／12）

[4] 本文的一些观点受到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二书的启示，唯陈平原先生注重章胡之间的共同之点，我则以章太炎、胡适和傅斯年为不同代际的标志人物。

[5] 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8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6] 引自姚奠中等：《章太炎学术年谱》，196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