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皮锡瑞）

墨海

　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两汉今文家说亡于魏、晋；古文家，郑之易，马、郑之《书》，贾、服之《春秋》，亡于唐、宋以后。宋王应麟辑《三家诗》、郑氏《易注》，虽蓃采未备，古书之亡而复存者实为首庸。至国朝而此学极盛。惠栋教弟子，亲授体例，分辑古书。余萧客《古经解钩沈》，采唐以前遗说略备。王谟《汉魏遗书钞》，章宗源《玉函山房丛书》，辑汉、魏、六朝经说尤多。孙星衍辑马、郑《尚书注》，李贻德述《左传贾》、《服注》，陈寿祺、乔枞父子考《今文尚书》、《三家诗》。其余间见诸家丛书，抱阙守残，得窥崖略，有功后学者，此其一。一曰精校勘。校勘之学，始于《颜氏家训》、《匡谬正俗》等书。至宋，有三刘、宋祁之校史。宋、元说部，间存校订，然未极精审，说经亦非颛门。国朝多以此名家，戴震、卢文?召、丁杰、顾广圻尤精此学。阮元《十三经校勘记》，为经学之渊海。余亦间见诸家丛书，刊误订讹，具析疑滞，有功后学者，又其一。一曰通小学。古人之语言文字与今之语言文字异；汉儒去古未远，且多齐、鲁间人，其说经有长言、短言之分，读为、读若之例。唐人已不甚讲，宋以后更不辨。故其解经，如冥行擿埴，又如郢书燕说，虽可治国，而郢人之意不如是也。小学兼声音故训。宋吴棫、明陈第讲求古音，犹多疏失。顾炎武《音学五书》，始返于古。江、戴、段、孔，益加阐明。是为音韵之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昌明许慎之书。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后有王筠、苗夔诸人，益加阐明。是为音韵兼文字之学。经师多通训诂假借，亦即在音韵文字之中；而经学训诂以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为最精，郝懿行次之。是为训诂之学。有功于后学者，又其一。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榖》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论经学于今日，当觉其易，而不患其难矣。乃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圣人作经，以教万世，固无可烧之理；而学之简明者有用，繁杂者无用，则不可以不辨。《汉书艺文志》曰： “古者，三年通一艺，用日少而畜德多。”此简明有用之学也。又曰：“后世便辞巧说，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繁杂无用之学也。今欲简明有用，当如《汉志》所云“存大体，玩经文”而已。如《易》主张惠言《虞氏义》，参以焦循《易章句》、《通释》诸书；《书》主伏《传》、《史记》，辅以两汉今文家说；《诗》主鲁、齐、韩三家遗说，参以毛《传》、郑《笺》；《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陈立之书；治《左氏》者，主贾、服遗说，参以杜《解》；《三礼》主郑《注》，孔、贾《疏》，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于今者，细碎者姑置之。后儒臆说，极屏勿观。则专治一经，固属易事；兼通各经，亦非甚难。能考其源流而不迷于涂径，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以孔教为可废哉！
　　《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二书，于国朝诸家，蓃辑大备；惟卷帙繁富，几有累世莫殚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实亦无几；一知半解，可置不阅。今之治经者，欲求简易，惟有人治一经，经主一家；其余各家，皆可姑置；其他各经，更可从缓。汉注古奥，唐疏繁复，初学先看注疏，人必畏难，当以近人经说先之。如前所列诸书。急宜研究。或犹以为陈义太高，无从入手，则《书》先看孙星衍《今古文注疏》，《诗》先看陈奂《毛氏传疏》亦可。但能略通大义，确守古说，即已不愧颛门之学。此古之治经者所以重家法而贵颛门也。国朝诸儒有承家法而守颛门者，亦有无家法而非颛门者；今主一家，当取其有家法与颛门者主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具列家法颛门甚详，其成书在乾、嘉之间，故后出者未著于录。嘉、道后，治今文说者，《师承记》皆不载，《皇清经解》亦未收其书，书具见于《续经解》中，故《续经解》更切要于前《经解》也。学者诚能于经学源流正变研究一过，即知今之经学，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国朝经师莫不著有成说，津逮后人。以视前人之茫无途径者，实为事半功倍。盖以了然于心目，则择从甚易，不至费日力而增葛藤。惟西汉今文近始发明，犹有待于后人之推阐者，有志之士，其更加之意乎！
　　《四库提要》经部总叙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共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原注：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原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原注：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案二千年经学升降得失，《提要》以数十言包括无遗，又各以一字断之。所谓拘者，两汉之学也；杂者，魏、晋至唐及宋初之学也；悍者，宋庆历后至南宋之学也；党者，宋末至元之学也；肆者，明末王学也；琐者，国朝汉学也。《提要》之作，当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之时，其繁称博引，间有如汉人三万言说“若稽古”者。若嘉、道以后，讲求今文大义微言，并不失之于琐，学者可以择所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