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年文学之会(李国涛)

妙音

作者：李国涛 　



    明亡前后顾炎武的变化。



    康熙五年在清代文化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

    我在几年前写过一文，题为《康熙五年的代州之会》。此文是说，在康熙五年，山西曾有一次盛大的文化聚会，是极难一遇的。那一次聚会，现在看来也是偶然相会。但是太巧，太幸运，竟然有那么多的顶尖人物光临。

    为首的是顾炎武。他先到太原，当然晤傅山。更巧的事情是，这时候浙江嘉兴的朱彝尊也在太原布政司里。朱彝尊是大诗人，大词人。他的诗与当时王渔洋(山东人)有“南朱北王”之称，是浙派诗的开山祖师。而他的词与陈维崧齐名。这就是说，诗词成就都极高。广东番禺的大诗人屈大均，此时由广东到陕西，见到陕西富平县的诗人李因笃。李因笃与顾炎武交情深，就偕同屈大均前来拜会顾、傅，直接到了代州。有了顾、傅，再加上李、屈、朱，这就是南北俱齐的“文化峰会”了。而更巧的是，这时代州府的地方首脑兼军事长官(雁平兵备道)是河北人陈上年。陈上年是一位有文化的官员，而且是一位尊重文化的官员。顾炎武在《钞书自序》里说过，他曾借到三部书。那时候，许多好书是要自己抄下来用的。“清苑陈祺公(即陈上年)资以薪米纸笔，写之以归。”后来研究者有的说，这群人是为了反清复明作准备，也有的(如章太炎)说是为了发展票号。我们现代的研究者说，这些事情都无法证实，只是推想，也许是一个永恒的谜。

    于是我就记住了“康熙五年”这个时间。

    近来翻读李丹着《顺康之际广陵词坛研究》(上海古籍版，2009)，我又见到“康熙五年”屡屡出现。这也是巧合。那一年，可以说就是广陵词派形成的一年。不过这一次不是一团谜，当时留下大量词集、文集，资料极多，而且生动。

    广陵就是扬州。顺治十五年，才华盖世、年轻而礼贤下士的大诗人王渔洋，到扬州任推官，也就是管刑名法规的地方官。扬州文风本盛，他以自己的文名，交接扬州以及来往的诗人墨客，举行多次诗酒之会，出版个人的和集体的作品集。那时诗人们讲究“唱和”，也就是王渔洋(或别人)用某题、某韵，写一首诗或词，其他人跟着这题，这韵，再写，以作酬答。一时此地文风更盛，是他打下了基础。而他在康熙四年调离扬州。难得的是，王渔洋走了，后继者不衰，广陵的一个很大的诗人团体仍在。还有人组织活动，还有人唱和诗词。

    有一个极有趣的现象就是，王渔洋是大家，是清代诗歌“神韵派”的开创者。他的词也写得好，词风也相近他的诗风，讲神韵，轻灵淡雅。他到扬州几年，词兴大发，组织文士学作词之法。整个清词是从他开始昌盛的。他倡导，但是他的词风并没有成为主导。也许与个人的遭际有关吧，他年轻，是成长于清朝的一代人，二十岁出头就成进士，成名，当官，受宠。而他在扬州保护、招揽的一批文士，则多是带着明代遗老的气息，或者是明遗老的后代，或者遭遇种种祸事，都是在政治危难中偷活下来的倒霉蛋。所以这些人不大会“神韵”，而是一肚皮痛苦和牢骚。王渔洋在广陵的时候，大家跟着王渔洋唱和，风格不免相近。或有不同，也不那么显著。王渔洋一走，后来者不同了。

    在康熙五年秋季，原来的那班词界唱和人员，又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唱和集会。这时当年的骨干曹尔堪、王士禄(王渔洋的弟弟)、陈维崧等人，就作为领导者了。更有趣的是，他们以激越的长调《念奴娇》为词牌，相唱和，各自抒发胸中的不平之气和悲慨之情。参与唱和的有几十人，词作现在多已不存。不过存世的也还有不少，收入《广陵唱和集》。应当说，这次是以词人曹尔堪为首的，因为现存的词里，有十五首是步他的韵和成的。据李丹书里介绍，《念奴娇》，又用“屋”字韵，更成为慷慨悲歌。这成了一次集体抒情，同时也就形成了一种风格，即“稼轩风”，就是辛弃疾的豪放风格。这进而形成了一个流派，即广陵派。

    曹尔堪《念奴娇.柬冒辟疆、陈散木》有句：“二十六年缘底事？偏记西湖僧屋。杨柳堤长，芙蓉溪冷，且饱芜菁粥。红桥(扬州桥名──本文作者注)客散，日斜同倚修竹。”曹、冒二人相别二十六年，其实也就是明亡后的这些年，世事大变，只能过着喝粥的日子了。尤其是他们中最大的一家，即陈维崧，风格也形成于这一年。且看他写道：“我意亦思归去尔，聊葺溪干破屋。行乞歌场，为佣屠市，也觅三餐粥。”为什么都说喝粥？穷得不好过吧。陈维崧之父陈贞慧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同为明末四公子。陈家先破败，陈维崧依食如皋县的冒襄家十几年，他弟弟也到侯方域家生活。日子是不好过的。他在当时唱和的《念奴娇》里还有句云：“天若有情，地如埋恨，此会何难续”。他“神韵”不起来。在康熙五年这一次，几十人各写《念奴娇》约几百首，都变了词风，而且都向一处变。这也算是文学史上趣事。

    一南一北两次文化大聚会，怎么都赶上康熙五年？我可说不出什么道理。